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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四年九月，唐高祖命河间王李孝恭等人率唐军自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沿江东下，进攻割据于江陵（今湖北荆沙）的萧铣。萧铣是后梁宣帝的曾孙，隋炀帝时为罗县（今湖南湘阴东北）令。大业十三年，他乘农民起义之机，割据一方，自称梁王，次年，又称皇帝，以江陵为中心，逐步发展力量，以至“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川，铣皆有之，胜兵四十余万”。

    萧铣听到唐兵压境的消息，大为恐慌，仓猝迎战。唐将李靖把所得舰只弃而不用、尽散江中，顺水而下，萧铣所调援军见了散之江中的舟楫，以为江陵已破，不敢前进。于是，唐军集中力量围攻江陵。萧铣看到大势已去，遂下令开门出降。至此，长江中游与岭南一带也全为唐所统一了。

    武德七年（24），唐军镇压了辅公祏起义，统一了长江下游。这时，除了仍然割据于朔方（郡治在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的梁师都（贞观二年被统一）以外，全国又复统一起来了。

    附表隋世系表（一）文帝杨坚——（二）炀帝杨广（58—04）（04—8）

    《资治通鉴》卷一**，高祖武德四年。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高祖武德元年。

    第七章强大的封建**国家（武德、贞观到开元）

    唐朝建立后，自武德元年（8）到开元二十九年（74）的一百二十三年期间，是封建**国家的巩固、发展、富强阶段。这时的唐朝，政治上强大，经济上繁荣，文化也有很大发展，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着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史上也有很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节武德贞观年间的稳定发展唐高祖拨乱反正武德年间（8—2），当隋末战乱之后，一方面需要统一全国，一方面又需要恢复稳定封建秩序，发展生产，以利于新建政权的巩固。唐高祖正是这样顺应客观形势的要求，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又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恢复或新建各种制度，巩固唐朝政权的。武德年间的各种措施，为后来“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倒行逆施，中断了正在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

    沉重的徭役负担，迫使广大农民离开土地，生产无法继续下去，正在走向富强繁荣的形势急转直下。唐高祖在这种情况下走上历史舞台，建立唐朝，必然面临拨乱反正的使命。

    唐高祖认为，汉高祖“拨乱反正”，纠正了秦的错误，从而出现了汉初的繁荣景象；他要“拨乱反正”，纠正隋的错误，使唐朝富强。姜谟说“唐公有霸王之才，必为拨乱之主。”②可见，唐高祖发挥“拨乱反正”的作用，既是历史前进的要求，他本人也具备了条件。

    当时的“拨乱反正”，只能是把打乱了的封建秩序再恢复起来，使其遵循固有的规律继续前进。尽管封建制度是束缚劳动人民手足的枷锁，但由于人们不能超越历史所允许的范围进行活动，所以，唐高祖恢复发展封建制度实际上就是为历史的继续前进创造条件。

    武德二年（9），唐高祖初定租、庸、调法，规定在限额之外，“不得横有调敛”③。显然，这有限制统治集团不得为所欲为的意思。把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奴役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是有利于历史前进的。

    土地制度是赋役制度的基础。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对恢复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唐高祖为了使隋末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以利于政权的巩固，遂于武德七年（24），实行均田制。所实行的均田制与租庸调法，是隋朝均田制与租调力役制的继续和发展。所谓“发展”，就是因历史的前进出现了新的内容。

    新的内容很多，例如，隋遵北齐之制，一个丁男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另外，每丁又受永业田二十亩，夫妇共受田一百四十亩。但是，一对夫妇所纳之赋税却倍于单丁。由于单丁受田一百亩，仅纳一对夫妻受田一百四十亩的一半赋税，从而就出现了许多人不愿结婚或隐瞒妻子的现象。唐初的均田令中，规定妇女不受田，不纳税，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制度较合理些，无疑会促使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另如，北魏、北齐时，官僚地主可以通过奴婢与牛领受大量土地，唐朝取消了奴婢与牛的受田。这主要是各级官吏可以通过另一途径得到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不必要再通过奴婢与牛受田。再者，唐初又规定僧、尼、道士、女冠也可以受田。这主要是因为隋朝以后，佛教、道教在统治者的倡导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寺院、道观都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因而，法令中不得不承认这些既成事实。由此 《旧唐书》卷七五《孙伏伽传》。

    ② 《册府元龟》卷三四五《将帅部·佐命六》。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高祖武德二年。

    可见，土地制度的发展，正反映了历史前进的内容。其他，像土地买卖范围的扩大，以庸代役制的普遍推行等，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均田制与租庸调法在唐朝实行了一百多年，说明它在唐初还是很有生命力的制度。唐朝前期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富强，与此制度密切相关。

    古代货币的发展，到武德年间也起了很大变化。从西汉到隋朝，五铢钱一直在货币流通领域占主要地位。隋末，私铸钱大量出现，劣币盛行，“千钱初重二斤，其后愈轻，不及一斤，铁叶、皮纸皆以为钱。高祖入长安，民间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万才满半斛”。针对这种情况，武德四年（2）下诏铸“开元通宝”钱。

    “开元通宝”钱的流行，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元”，即开国的意思，“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其中不包含货币的重量，与秦半两钱、汉五铢钱（二十四铢为一两）比较，显然是改变了以重量为币名的传统。同时，以钱为宝，也反映了人们对货币的作用有进一步的认识，还说明把货币视为财富的观念大大增强了。从此以后，历代的铜钱都不再以重量为名，都称为“通宝”、“元宝”。这说明货币的发展已到了更高级的阶段。《唐律》在古代法制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对亚洲各国古代法典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唐律》是在武德、贞观年间逐步形成的。《通典》卷一七○《刑八》“高祖初至京师，革隋峻法，约为十二条，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诏宰相刘文静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删大业苛惨之法，制五十三条，务存宽简，以便于时。”可见《唐律》是根据《开皇律》而来的。贞观年间，唐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进一步修定为五百零二条2 卷的《唐律》。长孙无忌等人又对《唐律》逐条逐句进行诠解和疏释，成为《唐律疏议》。这种国家法典，有唐一代，没有大的变化。

    唐代的官制也在武德年间确定下来。《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寺；次将作监；..。”三公地位高，无实权，实际上是荣誉职务。六省中的尚书、门下、中书是朝廷机关，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中尚书省系执行机关，政务繁多，故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管理有关事务。由于这些部门在政权机构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所以，后来往往把唐朝廷的官制概括为三省六部制度。其他三省与政权机关无大关系，不甚重要。御史台是监察机关。寺、监是分别管理朝廷兵、刑、钱谷事务的机构。这些都是“京职事官”，另外，还有“州县、镇戍、岳渎、关津为外职事官”。这种官制，后来虽然也有过变动，但朝廷的三省六部制，地方的州县两级制，基本上是沿袭武德年间的。

    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开创于隋，唐代逐步完善起来。《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其后又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州、县、乡皆置学焉。”从京师到州、县、乡皆置学，使宗室子孙、功臣子弟、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吏民子弟都有就学机会。州、县通过考试入选，“随物入贡”，实际上就是“乡贡”。这种通过考试在政治上进行竞争的办法，正是科举制度的基本内容。《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也有大体类同的记载，并且认为“斯我唐贡士之始也”。由此可见，隋末中断了的科举制度到唐初又恢复起来了。科举制度对封建的等级制度、门阀制度，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含有一定的平等竞争意义，在当时是进步的制度。

    府兵制度，从西魏开始到隋末中断，唐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资武力，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在武德初年又将其恢复起来。贞观十年（3），唐太宗又在全国设置六百三十四个军府，仅关内就有二百六十一府。不难看出，唐初设置军府，是以关中为重点的。关中是京师所在之地，这说明唐朝廷掌握着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

    以上各种制度，在武德贞观年间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为唐政权的巩固与国家的富强发挥了积极作用。

    恢复发展各种制度，实际上就是恢复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作用，就是使统治者能够继续统治下去，被统治者能够在可以忍受的剥削奴役下继续生活下去。唐太宗利用这种社会秩序巩固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并使国家富强繁荣起来。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唐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常从历代皇朝的治乱兴衰中寻找借鉴。唐高祖就十分重视秦、隋很快灭亡，汉、唐乘机兴盛的历史变化。同时，为了“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还下诏修撰魏、周、隋、梁、齐、陈等六史。在这方面，唐太宗更为突出，他明确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②贞观六年（32），他还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既然从历史上认识到周、秦统治时间的长短在于统治者本身，周因“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持久，秦因“恣其奢淫，好行刑罚”，故而短暂。于是，他就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措施，促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

    唐太宗认为，解决民的问题最重要。他说“夫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②“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③解决民的问题，主要是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他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 《通典》卷二八《职官十·武官上·将军总叙》。

    《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②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

    ② 《帝范·君体篇》。

    ③ 《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曾下诏停修劳民伤财的洛阳乾元殿，并且表示“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⑤为了不误农时，还把太子举行冠礼的日子由二月改到十月。当有人提出“用二月为胜”的时候，他又明确表示“农时甚要，不可暂失”。这充分说明唐太宗重视农业生产，接受了隋炀帝大量征发徭役，迫使农民走投无路，从而暴动的教训。另外，他还尽量减轻农民负担，反对竭泽而渔。他说“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⑦有鉴于此，他多次下诏减免赋税。贞观元年（27），山东大旱，免当年租赋。贞观二年（28），关中旱灾，有卖子为生者，他命出御府金帛代为赎回。贞观三年，免关中二年租税，关东给复一年。类似此例颇多。此外，他还竭力防止统治集团内部骄奢淫逸。在他看来，“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敝。”也就是说，统治者的奢侈可以激化阶级矛盾。因此，他下诏“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农民发展生产。

    唐太宗是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政权的。唐朝建立后，李建成以李渊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其弟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李元吉被封为齐王。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王战功较多，与其谋臣猛将逐步形成一个秦王集团。秦王集团势力日益强大，李建成感到对自己是严重威胁，遂与李元吉联合，组成一个与之对抗的集团。双方斗争的核心是皇位问题。最初，是双方在政治上互相倾轧，争取李渊的信任与支持，削弱对方，壮大自己；最后，就发展到兵戎相见，水火不容了。武德九年（2）六月四日，秦王有预谋地安排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等人，率精兵在玄武门设下埋伏，待建成、元吉早朝到来时，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建成、元吉被杀，所部冯立、薛万彻等率众与秦王兵激战失败。这就是玄武门之变。不久，秦王被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被迫让位，秦王做了皇帝，他就是唐太宗。

    在唐太宗政权中，存在着各种政治力量。有原来隋朝的官员，有农民起义军的将领，还有统一战争中敌对势力的成员与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重要人物。各种政治力量，都需要以唐太宗为中心进行重新组合。唐太宗顺应了历史前进的要求，竭力促进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

    在用人方面，唐太宗根据自己的选人标准，不管是哪一种政治力量，只要有才行即加以重用。贞观元年（27），唐太宗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就有人要求“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唐太宗说“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他主张“惟贤是与”，反对以新旧为别，正是对各种政治力量一视同仁，广其德于天下。他还明确提出“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玄武门之变以后，尽④ 《贞观政要》卷八《务农》。

    ⑤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⑦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贞观政要》卷六《俭约》。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七年。

    管李建成集团中，“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③。另外，当唐太宗还是秦王的时候，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就设置了文学馆十八学士，作为自己的智囊团。十八学士中的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的骨干力量，可见文学馆学士都是唐太宗的亲信。但是，在他刚登上皇帝的宝座以后，武德九年（2）九月，就另设弘文馆学士代替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不限十八人，增加了原秦王集团以外的成员。胡三省说“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生（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④唐太宗用人，先“西北骁武之士”，后“东南儒生”，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变化的，没有亲疏之别。这种用人之道，无疑可使大量的人才聚集在唐太宗周围。

    再者，他对各种类型的人才还善于因材使用，并不求全责备。他说“明君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他还说“智者取其智，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对人各取其长，当然可使各类人都发挥作用。

    纳谏，是唐太宗从另一方面笼络人才的手段。皇帝纳谏，是对臣下的极大尊重，臣僚必然竭力效忠皇帝。这是儒家思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②的具体表现。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魏徵在隋末参加过瓦岗军，投唐后又为李建成的洗马，本来是唐太宗的敌对力量。但在玄武门之变以后，唐太宗非常重视他的意见，魏徵视唐太宗为“知己之主”，“知无不言”，前后共谏两百余事，使唐太宗非常满意。魏徵死后，唐太宗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③另如，唐太宗与裴矩也是这样。裴矩佐隋炀帝时虽居高位，却“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④。投唐以后，则一反常态，对唐太宗的所作所为，他不同意的，敢于直言不讳的批评，极力劝阻，从而颇受唐太宗的赞赏。这都说明，纳谏是皇帝发挥臣僚作用、巩固自己地位的有效手段。难怪司马光说“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⑤看来，君臣关系的改变关键在于君。唐太宗在这方面是有所认识的。

    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态度，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也就是各少数民族只要不公开与唐对抗，就对其实行羁縻政策，以各部的酋长为都督、刺史，仍按其原来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对本族进行统治。反之，侵扰内地或对唐有严重威胁者，就用武力解决。唐初，突厥经常大兵压境，甚至进兵关中，威胁京师。贞观三年（29），唐太宗派李靖、李勣率军十多万人，分道出击突厥，消灭了东突厥，俘获颉③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注。

    《帝范·审官篇》。

    ② 《论语·八佾》。

    ③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④ 《旧唐书》卷六三《裴矩传》。

    ⑤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年。

    利可汗。贞观八年（34），又遣大军进攻吐谷浑，获取全胜，解除了对河西各州的威胁。另外，还对高丽、薛延陀等也先后有过战争。但总的看来，还是以羁縻为主要策略。各族首领到了长安，都以礼相待。打败突厥后，对隋末没于突厥的内地人，不是迫使突厥送回，而是以金帛赎之，凡得男女八万口。贞观四年（30），“四夷君长诣阙请”唐太宗为“天可汗”②。贞观二十一年（47），诸酋长自称“唐民”，要求“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③。唐太宗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贞观七年（33），唐高祖也曾于故汉未央宫置酒，命颉利可汗起舞，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④这种和谐的气氛，正说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胜利。贞观二十一年（47），唐太宗在总结历史经验后认为“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不能服戎狄。”他之所以超过了古人，关键在于“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正是由于这种良好的民族关系，才出现了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结婚的友好范例，才取得了“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的盛况。唐太宗还举汉武帝的例子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②尽管这是唐太宗的自我欣赏，但所反映的事实大体不错。大概这是唐太宗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

    由于唐太宗从经济、政治、民族关系各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安定，民族关系的改善，使贞观初年的人口稀少，灾情严重，粮价昂贵，百姓东西逐食的情况大大改观。政治上，“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社会秩序方面，“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经济方面，“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这些“古昔未有”③的现象，正是“贞观之治”的具体反映。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七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③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第二节高宗武则天时期的继续发展贞观遗风与改立皇后贞观二十三年（49），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

    李治是太宗第九子。贞观十七年（43），太子李承乾被废，文德皇后之兄长孙无忌竭力称赞晋王李治“仁孝”，太宗遂立其为太子。高宗即位以后，颇有所作为，非常重视解决民的问题。他曾召朝集使道“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从此，还“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由于他勤于政事，故而“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另外，他还注意纳谏，不计较进谏者的言辞是否妥当。永徽五年（54）十月，雇雍州四万多人筑长安外郭城，雍州参军薛景宣进谏道“汉惠帝城长安，寻晏驾；今复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宁认为薛景宣出言不逊，请高宗杀之。高宗则说“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②遂不加追究。这种豁达大度的作风，必然有利于下情上达，便于处理政事。

    唐太宗虽然是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家，但在晚年也像秦始皇等人一样，有面临末日之感，总想求取长生不死药，妄图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贞观二十二年（48），王玄策出使印度回来，带一方士名娑婆寐，娑婆寐自称有长生术，“太宗颇信之，深加礼数，使合长生药”。同时，还派人到处寻求制药的原料。由于药未制成，方士被放还。高宗即位后，娑婆寐又来长安，年轻的李治根本不相信他的奇谈怪论，命他回去。当王玄策又极力推荐的时候，高宗果断地说“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敝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又进一步提供证据道这个方士再来的时候，“容发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长生！”后来，娑婆寐死于长安，证实长生不死是荒唐的梦想。在这个问题上，高宗与太宗截然不同。他没有太宗晚年那种悲观情绪，而是立足现实，积极进取，充分体现了一个年轻皇帝颇有朝气的精神面貌。

    高宗很有作为，还表现在废立皇后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排除了元老派的干扰。本来，废立皇后是皇帝的私事，但皇后的地位不仅与皇后本人直接相关，而且往往涉及复杂的政治背景，从而使废立皇后的问题成为政治斗争。

    废立皇后的问题是因武则天引起的。武则天，名曌，并州文水（今属山西）人。其父武士彟是木材商人，曾帮助李渊从太原起兵，建立唐朝，于是，就从富商走上了政治舞台。他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也是开国功臣。武士彟先后娶过两个妻子，先娶相里氏，生了两个儿子；后娶杨氏，生了三个女儿，武则天就是杨氏所生的第二个女儿。

    贞观十一年（37），当武则天十四岁时，被太宗召入宫中，立为才人。

    太宗去世，她到感业寺削发为尼。李治为太子时，曾和武则天有过接触。李治做了皇帝，王皇后将她接到宫中。

    武则天再次入宫，深知王皇后的心意，遂对王皇后卑躬屈膝，百依百顺。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五年。

    《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二年。

    王皇后不断在高宗面前称赞她，更加深了高宗对她的宠爱。高宗的宠爱为她提供了步步登高的阶梯。

    在武则天得宠的同时，王皇后、萧淑妃都遭冷遇了。最后，高宗决心要废王立武，改换皇后。他也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遂事先征求有关大臣的意见。长孙无忌是开国功臣，又是太宗长孙皇后之兄，高宗的舅父。高宗以太宗第九子的地位被立为太子，长孙无忌起了关键作用。褚遂良参与过太宗很多军政大事的决策，被太宗视为“忠烈”之臣。太宗临终时，特意向他们两人托付后事，并明确表示“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同时又谓高宗道“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②显然，废立皇后是非听取这二位顾命大臣的意见不可的。

    高宗先礼后兵，自己亲自前往长孙无忌住宅表明态度，武则天母亲杨氏、许敬宗等人也曾劝说长孙无忌顺水推舟，都无济于事。接着，高宗又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等人入内殿，征求他们对改立皇后的意见。李勣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借口有病，根本没有入内。于志宁胆小怕事，不明确表态；褚遂良、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勿庸置疑，高宗要改立皇后，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永徽六年（55）十月，高宗不再考虑元老派的反对，下诏废王皇后，十一月立武则天为后，皇后正式易人。不仅如此，长孙无忌、褚遂良又先后被贬官。显庆三年（58），褚遂良死于爱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显庆四年（59）七月，长孙无忌于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被逼自杀。长孙无忌这棵大树一倒，许多元老派人物都受到株连。从此以后，高宗在政治上不再受人制约，一切都自作主张。

    高宗废王立武，改换皇后的问题，已超出了皇帝家务事的范围。褚遂良坚决反对的理由，是“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轻易废后，即是“违先帝之命”，即使“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王皇后出身名门大族，武氏出身低微。这种门第观念，反映着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的矛盾。士族地主势力的没落，庶族地主势力的上升，是南北朝后期以来的历史潮流。高宗敢冒“违先帝之命”的风险，打破士族势力的威胁，直接掌握政权，正是他不愿任人摆布，敢作敢为的具体表现。昏懦的皇帝是不可能有这种胆量和作为的。

    武则天执政显庆五年（0）以后，高宗经常头晕目眩，影响处理政务。武则天乘机插手政治，开始参与国家大事。

    武则天取得皇后的地位并不满足，她还想进一步掌握政权。于是，她一方面排除异己，扫清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一方面又组织力量，培植私人势力，为自己进一步掌权做准备。

    在排除异己方面，除了害死王皇后、萧淑妃以外，还积极支持高宗打击元老派。后来，宰相上官仪认为武则天干预政事，请求高宗废之。当她知道此事后，立即使许敬宗陷害上官仪，致使上官仪死于狱中。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三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与此同时，武则天还抓紧培植私人势力，笼络人才，组织支持自己的力量。她建议高宗设置北门学士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措施。

    北门学士的任务，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与各种表疏。设置北门学士的目的，是削弱宰相的权力。由于北门学士直接参与国家重要政事，武则天掌握他们就更有利于自己参与政事。另外，武则天还根据政治的需要安排北门学士为其编撰必要的书文。元百顷、刘祎之、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等人，都是北门学士的重要成员。他们先后编撰了《列女传》、《臣规》、《百僚新诫》、《乐书》等一千多卷。武则天编撰书文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例如，武则天对太子李贤不满，遂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少阳指太子居住的东宫）及《孝子传》以赐太子。李贤接受这种必读之物，惶恐不安，可见，北门学士所撰的书文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北门学士是武则天的政治助手。

    北门学士名称的由来，是因为他们为了避免与南衙发生冲突，而从北门出入。“南衙”是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所在地，武则天于朝廷之外另立办事中心，当然是与宰相分庭抗礼。

    武则天为了取得政权，还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上元元年（74），她向高宗提出十二条建议（）劝农桑，薄赋徭；（2）给复三辅地；（3）息兵，以道德化天下；（4）南北中尚禁浮巧；（5）省功费力役；（）广言路；（7）杜谗口；（8）王公以降皆习《老子》；（9）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0）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2）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这十二条建议，涉及范围很广，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都有关系。高宗曾下诏实行。至于实行的效果如何，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尚难作出确切的说明。不过，从其建议内容看，武则天确有相当的政治才能是勿庸置疑的。如果实现她的建议，有利于发展经济，争取民心，巩固其统治地位也是肯定的。

    高宗的健康状况不佳，武则天懂得文史，才能出众，政权由高宗向武则天手中转移的趋势逐步形成。

    弘道元年（83）十二月，高宗病死，中宗即位，尊武则天为皇太后，实际上一切政事均由武则天定夺，中宗只不过是个傀儡。这个二十七岁的年轻皇帝，不甘心听其母亲的摆布，自作主张，把皇后的父亲韦玄贞自普州参军提升为豫州刺史，很快又要以其为侍中。此事触怒了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豫王旦为皇帝，是为睿宗。同时，武则天又重用武氏家族，光宅元年（84），命其异母兄之子武承嗣为礼部尚书，很快又为宰相。武承嗣请求立武氏七庙，武则天立即同意。这些事实，说明武则天要进行改朝换代了。

    武则天随意废立皇帝，欲改朝换代，既与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水火不容，又直接威胁李氏家族的地位。这样一来，势必引起一些人公开反对武则天。首先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是李（徐）敬业。李敬业是李（徐）勣孙，眉州（治所在今四川眉山）刺史，后被武则天贬为柳州（治所在今广西柳州）司马。其弟盩厔（今陕西周至）县令李敬猷也被免官。另外，还有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等，也都遭贬官处分。光宅元年（84），这些人会集扬州（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声称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遂取而代之。李敬业自称匡 《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

    复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很快聚集十余万人，发布檄文，公开讨伐武则天。

    骆宾王起草的檄文，脍炙人口，很有文采。该文指责武则天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说“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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