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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他大唱反调，盛称无佛。结果，在齐永明七年（489），以竟陵王萧子良为首的佛门信徒与范缜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一天，萧子良问范缜说“你不信因果报应说，那么为什么会有富贵贫贱？”范缜说“人生如同树上的花同时开放，随风飘落，有的花瓣由于风拂帘帷而飘落在厅屋内，留在茵席上；有的花瓣则因篱笆的遮挡而掉进粪坑中。殿下就犹如留在茵席上的花瓣，下官就是落于粪坑中的花瓣。贵贱虽然不同，但哪有什么因果报应呢？”萧子良不能驳倒范缜这番有理有据的答辩，无言以对，心里却对范缜深为不满。

    经过这一次交锋，范缜觉得有必要将自己无神论的观点加以系统阐述，他遂写出了著名的《神灭论》（今天所见的设宾主形式的《神灭论》并非初稿，是范缜在梁时的修订稿）。他以犀利的笔锋，形象的比喻，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无神论与有神论争论的核心问题，即形与神之间的关系，将有神论批驳得体无完肤。

    范缜在《神灭论》一开始就提出了“形神相即”的观点。他说“形即神也，神即形也。”所谓“形”是形体，“神”是精神，“即”就是密不可分。范缜认为，精神与形体不可分离，形体存在，精神才存在；形体衰亡，精神也就归于消灭。在范缜看来，形体和精神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能分离的统一体，即两者“名殊而体一”，或曰“形神不二”。

    范缜在“形神相即”，“不得相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形质神用”的著名论点。他写道“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即认为形体是精神的质体，精神是形体的作用；两者不能分离。他打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比喻说“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这就是说，精神与**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刀刃与刀刃的锋利之间的关系，锋利指的不是刀刃，刀刃指的也不是锋利。然而，离开刀刃也就无所谓锋利，离开了锋利也就无所谓刀刃。既然从未听说过刀刃没有了而锋利还存在的，怎么能说**死亡后而精神还能存在呢？这就有力地证明了精神对形体的不可分割的依赖关系。

    范缜对“质”和“用”的范畴也给予了深入浅出的论证。他提出，不同的“质”有不同的“用”，而且精神作用只是活人的特有属性，宣扬佛教的人以树木和人为例，说人和树木同是质体，但人有知觉，树木则没有，可见树木只有一种性质，人有两种性质，所以人的精神可以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范缜反驳说“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质也；木之质非人质也。安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所以，质的不同，决定了人的“有知”和木的“无知”，即特定的质体具有其特定的作用，不可混为一谈。同时，范缜还从发展、变化的观点阐述了质与用、形与神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他驳斥了佛教徒对“生形”与“死形”、“荣木”与“枯木”之间区别的故意混淆，说“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人从生到死，木从荣到枯，形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质的作用也随之而变化。所以，随着人的死亡，精神活动也停止消失了。这样，佛教鼓吹的灵魂不死的谬说，即“神不灭论”便不攻自破了。

    范缜不仅指出了“用”随“质”变，而且辩证地认为物体的变化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如人的生死，必是先生后死；木的荣枯，必是先荣后枯，顺序不可颠倒。他还认为，事物的变化有突变和渐变两种形式。突然发生的事物，如暴风骤雨，必然突然消失；逐渐发生的，如动植物，必然逐渐消灭。故他总结说“有欻有渐，物之理也。”认为突变和渐变是客观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

    范缜在对形神关系作深入探讨时，还把人的精神活动分为互相连接的两个阶段，把人的生理器官看作是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所谓精神活动的两个阶段，即一是“痛痒之知”（感觉），二是“是非之知”（思维）；两者的区别是“浅则为知，深则为虑”；两者又是属于一个人的精神活动的整体之中，即“手足虽异，总为一人；是非痛痒，虽变有异，亦总为一神矣。”他认为，口、眼、耳、鼻、手足担负着不同的感知职能；由于科学水平的限制，他还不了解大脑的作用，错误地认为“是非之虑”由“心器所主”。但是尽管如此，他的论述也揭穿了佛教徒的“虑体元本”，即思维活动没有自身的物质基础，精神可以离开人的形体而独立存在的谬论。对轮回说是一个有力的驳斥。

    范缜在神灭论的最后部分，无情地揭露了佛教的欺骗性和对社会的严重危害。他写道“佛教损害了国政，僧尼败坏了民俗。佞佛如同骤起的狂风迷雾，弛荡不休。我有感于这一弊端，渴望拯救沉溺于佛教的人们。为什么人们都要倾家荡产去求僧拜佛而不肯去接济亲友、抚恤贫困呢？这是由于佛教重于利己而轻于济世。所以佞佛之人在穷亲贫友相求时，都不肯解囊相助，而是斤斤计较，吝啬已极，但却将千万资财贡献佛寺，献媚求欢于僧尼。岂不是在于从僧侣那儿可以捞取好处，而在亲友身上却无油水可榨；加上拜佛虽破费钱财，还可以获得周急积善的美名。人们又受到佛教种种虚诞说教的迷惑、引诱、恫吓和欺骗，纷纷摈废礼教而遵从佛法，家家不讲孝悌，人人不行慈爱。致使兵源短缺，官府缺少办事的官吏，土地荒芜，粮食乏匮，而僧寺佛塔却耗费了无数钱财，奸佞不法之徒层出不穷，人们仍粉饰太平。正由于这样，佛教的危害和弊端是无限的。我认为人们应禀承自然天性，行自我修养，于有若无，来者不拒，无亦不求，人人各守其职，各安天命。小人甘愿躬耕于田亩，君子保其恬和朴素的本性。这样，种田打粮，粮食将取之不尽；养蚕织衣，衣服将用之不竭；百姓用衣食之余奉献君主，君主以无为而治天下。欲使人民昌盛，国家强大，君主权重，必须采用此道。”

    范缜的思想受时代以及其所属阶级的局限，是有缺陷的。例如把“圣人”视为生来就具有特殊的体质，因而具有“圣人之神”，而“凡人之形”则决定了“凡人之神”，不免陷入到物质结构的机械论。此外，他又以儒家的宿命论和天性论，以及儒家经典中的神道设教的学说，去反对佛教，即用唯心主义去反对唯心主义，难免在某些问题上缺乏说服力。

    决不卖论取官《神灭论》抓住了时弊，击中了佛教的痛处。它一问世，士林争相传抄，朝野为之喧哗。竟陵王萧子良凭借宰相的权力，慌忙调集众僧名士，软硬兼施，轮番围攻范缜。但由于他们讲不出象样的道理，尽管人多势众，也没有压倒坚持真理的范缜。佛门信徒太原名士王琰，借儒家讲究孝道为武器，撰文立著，企图一下子封住范缜的口，他带着嘲讽的口吻说“呜呼！范子，你怎么竟连自己的祖先在哪里都不知道！”但范缜当即反唇相讥说“呜呼！王子，你既然知道自己的祖先的神灵在哪里，为什么不杀身去追随它们呢？”王琰哑口无言，败下阵来。萧子良又派名士王融到范缜那儿，企图用官位加以利诱，王融对范缜说“神灭之说既然是异端邪说，而你却坚持己见，恐怕会有伤名教。以你出众的才华和美德，何愁官至中书郎。而你为什么要违背众人的信仰，自讨身败名裂呢？”范缜听后哈哈大笑，回答说“倘若我范缜肯于出卖人格，背叛信仰去捞取官位，恐怕早就当上尚书令、尚书仆射一类的高官，你说的中书郎又岂在话下！”

    范缜的刚直不阿的可贵品德，以及决不“卖论取官”的原则立场，在当时只能增加他人生道路上的坎坷。齐明帝建武年间（494—498），他出尚书省，迁领军长史。又被出为宜都太守。他仍坚持神灭论，不信鬼神。当时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有伍相庙、唐汉三神庙、胡里神庙，当地人笃信三庙有神灵，经常祭祀。范缜在任期间，下令严禁祭祀活动。不久后，范缜的母亲去世，他因此辞官守丧，自此至梁初，他一直未出仕任官，居住在南州。坎坷的后半生齐末，梁武帝萧衍起兵。范缜虽在守丧，仍身穿丧服去迎接梁武帝。梁武帝与范缜曾在南齐时共游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关系不错，见了范缜后畅叙友情，非常尽兴。梁武帝平建康，任命范缜为晋安太守。范缜在任四年，清廉节俭，除了俸禄以外一无所取。天监四年（505），朝廷任命范缜为尚书左丞。范缜离任回京前，所有财产未给亲戚，而是都赠与了前尚书令王亮。王亮是王导六世孙，范缜曾与他在南齐时同为尚书殿中郎，结为好友。齐梁之际，王亮拥立萧衍有功，任尚书令，后因在天监二年（503）对梁武帝大不敬，削爵废为庶人。当时范缜念及旧日友情，对王亮十分同情，仍经常去王亮家看望他，两人过往密切。

    范缜刚任尚书左丞，一天，梁武帝设宴招待群臣。梁武帝志得意满，对群臣说“朕终日听政，孜孜不倦，希望能知道自己的得失。你们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望畅所欲言。”范缜为人耿直，站起来说“司徒谢胐徒有虚名，不涉政务，但陛下却如此重用。前尚书令王亮擅长治国，陛下却废为庶人。对此愚臣百思而不得其解。”梁武帝听了这番话，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他厉声说“你还可以更改你所说的话。”范缜固执己见，并无惧色，梁武帝恼羞成怒，宴会不欢而散。

    事后，御史中丞任昉遂上奏弹劾范缜，罗织罪名，说他不遵士操，弄口鸣舌，拨弄是非；指责范缜在居丧时拥立武帝，目的是想要位居台辅，而一旦未得重用，就心怀不满，党附王亮，二人私下议论朝政，诽谤正直。因此，建议免去范缜所居官，收付廷尉治罪，委之狱官，以法制从事。

    梁武帝对任昉奏书表示赞同，并亲自写玺书责诘范缜，列举了王亮的十大罪状后，气急败坏地问范缜“对此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竟敢妄自喊冤鸣不平！你要对我所说的王亮十大罪状做出回答。”在这种情况下，范缜自知有口难辩，对武帝所诘王亮十大罪状，只是支支吾吾，搪塞而已。但仍未能免除惩罚，被流放到广州。

    梁朝时，南朝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梁武帝笃信佛教，他在天监三年（504）下诏说“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内。..其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广弘明集》卷四）这道诏令，无异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一时朝野上下，佞佛成风。但也就在诏令颁发后不久，范缜不顾他被流放的不利处境，将《神灭论》充实完善，修订定稿，并在亲友中传播，再一次向佛教发出了挑战。

    为了不让范缜的《神灭论》在更大的范围流传，当时最高的僧官大僧正法云上书给梁武帝说“范缜所著《神灭论》，群僚尚不知道它的观点，先以奏闻。”提醒梁武帝萧衍用皇帝的威严压服范缜。萧衍欲崇尚佛教，当然也必须搬开《神灭论》这块绊脚石。但为了表示他的宽宏大量，他首先解除了对范缜的流放，将他召回京师建康，并授以中书郎和国子博士的官衔。紧接着，梁武帝又布置了对范缜的围攻。为了确保一举成功，他颁布了《敕答臣下神灭论》的诏书，为这次围攻的总动员令。他在诏书中首先定了神不灭的调子。诏书说“观三圣设教，皆云神不灭。”同时，训斥范缜“不求他意，妄作异端”，“违经背亲，言语可息”。并引经据典，说灵魂不灭在儒家经典里是有记载的。据《礼记·祭义》说，只有孝子才能使死去的亲人享受祭品。《礼记·礼运》说，如果在祭祀前三天进行斋戒沐浴，就能见到所祭祀的鬼神。但是，为了表明自己并非以势压人，梁武帝又虚伪地把这次围攻加上学术讨论的装潢，他说“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辨其长短，来就佛理以屈佛理，则有佛之义既踬，神灭之论自行。”（见《弘明集》卷十）所谓“设宾主”，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问答体论文体；所谓“就佛理以屈佛理”，言外之意是让范缜放弃真理。

    范缜对此毫不示弱，他坚持真理，绝不妥协，勇敢地接受了梁武帝萧衍以及众僧名士的挑战，并将《神灭论》改写成有宾有主、一问一答的文体，共设三十一个问答。萧衍见范缜不肯就范，于是唆使光禄寺大僧正法云写了《与王公朝贵书》，发动朝野僧俗，一齐上阵，轮番向范缜展开进攻。先后参加围攻的有六十四人，共拼凑了七十五篇文章。可是，他们多是无真才实学的御用文人，才华、文笔、思辨能力距范缜相去甚远，只能以谩骂代替争论。他们指责范缜“欺天罔上”、“伤化败俗”，叫嚣取缔“妨政实多”的《神灭论》。范缜从容自若，沉着应战，据理驳斥，史称“辩摧众口，日服千人”（《弘明集》卷九）。当然，围攻者中也不乏辩士。东官舍人曹思文，能言善辩，笔力不凡，接连写了《难神灭论》和《重难神灭论》，但与范缜交锋后，亦一筹莫展，不得不承认自己“情思愚浅，无以折其锋锐”。

    在这场论战中，范缜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并被载入史册。梁武帝对他无可奈何，只好既不贬黜，也不升擢范缜，让他位居国子博士，直至死。《神灭论》也未予以取缔。

    大约天监十四年（55），范缜病逝，终年约六十五岁。他有文集十五卷。范缜有一子，名胥，字长才。他继承父志，传父业，亦有口才。官为国子博士。

    范缜一生坎坷，然而他生性耿直，为人正派，为坚持真理，不怕威胁利诱，不惜放弃高官厚禄，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唯心主义宗教神学展开斗争，写下了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作品——《神灭论》。他在形神关系的论证上，他的思想深度和逻辑的严谨不仅超越了在他之前的所有的唯物主义者，而且在整个中国封建思想家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他那种为坚持和捍卫真理而斗争的勇气，更是难能可贵。李延寿在《南史·范缜传》的论中，曾对此作出了中肯恰当的评价“缜婞直之节，著于始终，其以王亮为尤，亦不足非也。”

    第三节郦道元家世郦道元，字善长，北魏范阳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生年据后人推算，可能在北魏和平六年（4）或延兴二年（472），卒于孝昌三年（527）十月。北魏杰出的地理学家。

    郦道元出生在封建官宦世家。曾祖郦绍，原是后燕慕容宝的濮阳太守。

    祖父郦蒿曾任天水太守。父亲郦范，在拓跋焘时曾“给事东宫”，赐永宁男爵，以后晋为子爵、侯爵，封冠军将军，任青州刺史，尚书右丞等职。郦道元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他父亲任青州刺史期间度过的。郦范死后，道元袭爵永宁侯，按惯例降为伯爵，任尚书主客郎中。太和十八年（494）随孝文帝北巡怀荒（今河北张北县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抚冥（今内蒙古四王子旗东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县）四镇。太和十九年（495）任治书侍御史。景明中（500—503）任冀州东府（治信都，今河北冀县）长史。景明末，任颍川（治长社，今河南许昌市）太守，永平中（508—5）任鲁阳（今河南鲁山县）太守。延昌末，任东荆州（治比阳县，今河南泌阳县）刺史。正光五年（524）任河南（今河南洛阳市）尹。孝昌元年（525）以后，授官安南将军、御史中尉。孝昌三年（527）十月，道元和弟弟道峻以及两个儿子被萧宝夤的部下杀死在阴盘驿亭（今陕西临潼县东）。主要著作有《水经注》40 卷，《本志》3 篇和《七聘》诸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水经注》一种，其余均已失传。

    《水经注》三国魏人写的《水经》，记述河流37 条，郦道元从小就喜爱读它。此外，他还喜欢读《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等。他觉得这些书写的不够周详和完备。他把自己看到的地理现象与古代地理书籍对照，发现地理现象是随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发展的。上古的情况已很渺茫，因为部族的迁徙，城市的衰亡，河道的变迁，名称的更异，都是十分复杂的。如果不把这些变化了的地理现象及时记录下来，后人就无法弄明白。由此他认识到，把经常变化的地理现象尽可能详细地记载下来是非常必要的。于是他决定选取《水经》为蓝本，为之作注。他以水道为纲，将河流流经地区的古今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风俗、古迹等作了尽可能详细的描述，从而达到“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的目的。这样一来，《水经注》在内容和文字上都大大超过《水经》，河流数目由《水经》的37条增加到252 条，而文字则三十倍于《水经》，达到3 万多字，成为当时一部内容空前丰富的地理巨著，是北魏以前中国地理的总结②。它在地理学上 赵贞信《郦道元之生卒年考》，《禹贡》半月刊，7 卷—3期，937 年。王成组在《中国地理学史》中提出生于455 年。

    王先谦《水经注合校》序。

    《唐六典》工部·水部郎中注。

    ② 侯仁之、黄盛璋《<水经注>选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93 年。取得的成就主要有四项，分述如下。

    一、《水经注》在水文地理上的成就《水经注》讲的是陆地上河流、湖泊的水文特征。全书记载大小河流252条，名称有河、江、水、川、溪、渠、渎、沟、涧、伏流、峡、谷、瀑布等，并按次序描述其发源、干流、支流、河谷宽度、河床深度、流程、方向以及水量的季节变化，河水的含沙量，河流的冰期等。在给河流命名时，它有一定的指标，如河流的干支关系，长短大小，独流入海还是汇入大河等。如经水的指标是“水出山而流入海者”；枝水是“引佗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川水是“出于地沟、流于大水及于海者”③。在描述河流的发源时，不是千篇一律，而是紧紧抓住各个河源的自然地理特点作仔细描述。如卷九《清水》、《沁水》和《淇水》三篇中，所记三条河流都发源在太行山东麓或黄土高原，但在郦道元的笔下，这三个河源具有各不相同的河源类型。清水是一条以山麓分布的诸陂散泉为水源的河流，“上承诸陂散泉，积以成川”。沁水是一条以山涧小溪为源流的河流，“三源奇注，迳泻一隍，又南会三水，历落出左右近溪，参差翼注之也”。淇水则是一条以山崖断层瀑布为水源的河流，“水出山侧，颓波崩注，冲击横山，山上合下开，可减六、七十步，巨石磊砢，交积隍涧，倾澜漭荡，势同雷转，激水散氛，暖若雾合”。汝水的发源地，郦道元还对照地图和地方志，亲自进行野外查勘，然后写入注文。

    黄河的流域范围和流经地区的地理情况，郦道元大都引用历史文献予以说明，少数是他亲自调查的结果。如黄河支流白鹿渊水，“南北三百步，东西千余步，深三丈余。其水冬清而夏浊，停而不流。若夏水洪泛，水深五丈，方乃通注”，这是道元调查以后的记录。

    《水经注》中有不少运河和农田水利的记载。把先秦、汉晋以来各地泽渚、陂塘、堤堰的兴废状况作了较详细的陈述。以陂来说，共记载09 个陂，较著名的水利工程有28 项。象都江堰、白渠、龙首渠、成国渠、灵积渠、郑国渠、六门碣等，都是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

    《水经注》不仅记载有水河道，而且还注意记载无水旧河道。所记“今无水”的旧河道约24 条。它可以为今天寻找地下水提供线索。

    《水经注》记载的洪水，不仅有当时的，也有历史上的。这些历史水文资料是道元经过实地考察收集来的，非常宝贵。如穀水在魏太和四年（480）发大水，“暴水流高三丈”。道元进一步考察，发现穀水千金堨的石人记载了“太始七年（3）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迸瀑，出常流上三丈”②。在伊阙左壁上，道元也发现了测水石铭上的记录“黄初四年（223）六月二十四辛巳，大出水，举高四丈五尺，齐比已下”③。

    郦道元非常重视收集历代河水和泉水颜色的资料，水色不同，反映河水的所含物质有差异。黄河水色黄浊，因为水中含黄泥多，达到“一石水六斗泥”的程度。黄河、渭水的水色有时变赤，可能是含有大量氧化铁。有的河水呈黑色，有的呈绿色，而庐陵郡（今江西吉水县）南城中有一口井“其水③ 《水经·河水注》卷一。

    《水经·河水注》卷五。

    ② 《水经·榖水注》。

    ③ 《水经·伊水注》。

    色半青半黄，黄者如灰汁，取作饮粥，悉皆金色，而甚芬香”。

    《水经注》共记伏流30 余处②，其名称有伏流、潜水、重源。但书中对黄河重源说的传播，对济水三伏三见的讹传，则是《水经注》的不足。所记30 余处伏流，大部分是可靠的。道元还把有些伏流周围的岩溶地貌作一番描述。有的伏流，道元还记有长度。

    对我国北方河流的冰期，《水经注》也有记载，如黄河孟津河段的冰层厚度是“寒则冰厚数丈，冰始合，车马不敢过。”③《水经注》记载的湖泊类型名称有4 个，即湖、泽、海、坈、陂、浦、渊、潭、池、薮、渚、塘、淀、沼等。其中有非排水湖，如蒲昌海、卑禾羌海（青海湖）等；有排水湖，如彭蠡泽、洞庭湖、叶榆泽等；有的是人工湖，如芍陂、长湖等。有的湖泊记载了面积大小，大的如洞庭湖，“湖水广圆五百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④，小的如华池“池方三百六十步”⑤。《水经注》记载的湖泊，反映了分布不均的特点。广大朔北地区只有屠申泽；而在河南汝河流域的平舆县，安徽淮河流域的新息县则湖泊分布比较稠密，有湖陂27处。此外还记载了季节湖和沿海泻湖。

    郦道元多次记载排水湖与河流之间的水文关系，表明湖泊可以调节河流水量。洪水期，河流将洪水排入湖泊；旱季，湖泊又把湖水补给河流。

    二、《水经注》在地质、地貌学方面的成就郦道元在《水经注》中阐述的关于流水侵蚀、搬运和沉积作用的见解，在中国古代地质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通过长期观察，确认水的侵蚀力量很强，“水非石凿而能入石”，“触石成井”②。他不仅解开了安喜县（今河北定县东南）城角下面出现成堆积木之谜，而且体现出他具有流水侵蚀、搬运、沉积的思想。书中写道“余考记稽疑，盖城（指安喜县城）地当初，山水漭荡，漂沦巨栰，阜积于斯，沙息壤加，渐以成地。板筑既兴，物固能久耳。”③秦氏建元中（374 年前后）又发大水，冲崩两岸，安喜城也崩了一角，露出了古代沉积下来的积木。这就是积木的来历。郦道元的分析判断很正确，运用流水侵蚀、搬运、沉积的原理，解释了积木的来历，很了不起。这个卓越的思想，为流水地形成因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中国古代地质学理论作出了贡献。

    《水经注》中记载了许多化石，包括古生物残骸化石和遗迹化石。如会稽有古脊椎动物残骸化石，渭水上游成纪县（今甘肃庄浪县）僵人峡有人类化石，湖南湘江流域石燕山有腕足动物壳体化石，湖南湘乡有鱼化石。

    郦道元很注意收集矿物、岩石资料，所记矿物有20 余种，岩石9 种。

    如盐矿，不仅记载种类，池盐、井盐、岩盐、海盐、戎盐，而且所记产地很广，西到天竺，东至海，北到黄河流域，南及长江流域。

    《水经·赣水注》。

    ② 陈桥驿《水经注研究》第43 页。天津古籍出版社985 年。

    ③ 《水经·河水注》卷一。

    ④ 《水经·湘水注》。

    ⑤ 《水经·河水注》卷四。

    《水经·河水注》卷四。

    ② 《水经·滱水注》。

    ③ 《水经·滱水注》。

    《水经注》中记载温泉3 个，其中可供治病的2 个。有的温泉“赴集者常有百数”。各地温泉水温差异很大，有的暖、有的热；有的炎热特甚，可燖鸡豚；有的炎热倍甚，下足便烂；有的炎势奇毒，可以熟米。从低温到高温有五个等级。在当时无温度计的条件下，作者能用不同程度的词汇作出区别，很不容易。它为我国地热变迁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依据。此外，道元还记载了温泉中的矿物质和生物，以及用温泉种稻等。

    《水经注》中有丰富的地貌学内容。就地貌类型说，有3 种，如山、岭、原、丘、坂、阜、洞穴、沙漠等。有的名称一直使用至今。《水经注》记载了岩溶洞穴4 个，按洞穴结构、性状特点取不同名称。描述内容有洞穴大小，洞穴结构，洞穴气候，洞穴水文，洞穴利用，洞穴生物等。

    三、《水经注》在生物地理学方面的成就《水经注》全书所记植物品种大约40 余种②，不算多，但各地的植被状况却有不同程度的描述。如“林木茂密”、“多木无草”、“无木多草”、“少草木”、“无草木”、“无树木”等。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林木茂密”和“无草木”两种。书中记载了植物分布的纬度地带性、经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记载了我国东部湿润地区的沼泽植被和水生植被，也记载了我国西部干燥地区的草原和荒漠植被。对植被垂直分布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是“由地迥多风所致”。书中记载的动物种类大约有00 多种②，很有特点第一，明确记载了动物的分布界线，说“瞿塘峡多猿，猿不生北岸，非惟一处。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闻声，将同貉兽渡汶而不生矣”③。第二，记载了各地的特种动物，如伊水的鲵鱼，若水的象、犀、钩蛇，叶榆河的猩猩、髯蛇，吊鸟山的候鸟，沔水的猴猿、野牛、野羊，长江的鳄鱼，■道县的犹猢，瞿塘峡的猿等。第三，多次记载淡水鱼类洄游的习性，是世界上记载淡水鱼类洄游的最早文献。

    四、《水经注》在人文地理学方面的成就《水经注》中有关农业地理的内容很多，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狩猎业。其中以农田水利为中心的种植业占了很大比重，全国几个有系统灌溉工程的大型农业区均作了重点记述。对边疆地区的农业，如轮台以东广饶水草的绿洲农业，西南地区温水流域的“火耨耕艺”原始农业也有记载。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水经注》的记载也很有特色。如湖泊的开发利用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湖泊的灌溉效益；2.湖泊的资源开发；3.湖泊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工业地理方面，《水经注》记载的门类有采矿、冶金、造纸、食品、纺织等，其中以屈茨的冶铁工业的记载最出色，是一项完整的工业地理文献。在这个冶铁基地上，既有就地开发的原料和燃料，同时也有广阔的产品销售市场，是一个十分理想，具有很高经济效益的冶铁工场。此外还记载了铜、铁、金、银、锡等多处冶炼工场以及冶炼设备，全国各地大小盐场8 处。介绍了池盐、井盐、石油、天然气、金、雄黄等矿物的开采技术和运销范围。 《水经·沔水注》上。

    ② 陈桥驿《郦道元与水经注》第7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987 年版。 《水经·渐江水注》。

    ② 陈桥驿《水经注研究》第24 页。

    ③ 《水经·江水注》一。

    《水经注》中有关运输地理的内容包括水上运输和陆上运输。河道中的滩、堆、峡、濑常被作为航运条件加以评价。水位的季节变化也结合航运问题介绍，如“泗水冬春浅涩，常排沙通道”。陆上运输方面，郦道元广泛搜罗了各地桥梁和津渡的资料。全书提到的各种桥梁超过90 座，津渡有90 余处②。桥的种类按材料性质分有藤桥、木桥、竹篾桥、石桥；按桥的结构形式分有悬索桥、平面桥、浮桥、石拱桥。

    民族地理方面《水经注》提到的民族有3 个以上，分别介绍了他们的不同语言和风俗习惯，指明了某些民族的地理分布，叙述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彼此交流等。

    沿革地理和地名学方面，《水经注》也是一部杰出的著作。全书出现地名约775 个，有全面地名阐释的达234 条③。全书提到的县城、镇、乡、聚、村、戍、坞、墟、堡等居民点数目接近4000 个④。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和居民点，大部分都记载了历史沿革。有的地名，除了叙述沿革外，还常常进行地名学的考证。

    《水经注》是一座异常丰富的文化宝库，除了地理学的成就外，还在文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碑版学、语言学等方面有突出的贡献。

    由于《水经注》的内容十分丰富，所以后世学者纷纷从中吸取营养，进行广泛的研究。经历代学者的深入研究，形成一门学问，叫做“郦学”，其中又形成了学派，如考据派，词章派，地理派。“郦学”不仅在中国发展、壮大，而且在国外有所发展，出现一些著名的“郦学”专家，如伯希和（aulellit）、费琅（G.Ferred）、沙畹（E.havaes）、马伯乐（H·Maspero）、森鹿三等。

    《水经·泗水注》。

    ② 《水经注研究》第7 页。

    ③ 刘盛佳《我国古代地名学的杰作——<水经注>》，《华中师院学报》（自然版）983 年 期。④ 《水经注研究》第7 页。

    陈桥驿《水经注研究二集》第—3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987 年版。第十六章慕容廆、苻坚、王猛、姚兴第一节慕容廆兴起于辽西慕容廆（28—333），昌黎棘城人，鲜卑贵族首领。曾祖莫护跋，魏初率诸部由鲜卑山（年蒙古呼伦贝尔盟）入居辽西地区。景初二年（238）莫护跋助司马懿征讨辽东太守公孙文懿有功，拜率义王，建国于棘城（辽宁义县西）之北。慕容姓氏的由来有二说，一说是莫护跋好戴步摇冠，步摇的音讹为慕容；一说是莫护跋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二说无论孰是，均是鲜卑族趋向汉化的反映。

    慕容廆祖慕容木延是左贤王。父慕容涉归西晋时因保全柳城（今辽宁朝阳地区）之功，被封为鲜卑单于，由棘城迁至汉族聚居的辽东北，于是更加速了其汉化的进程。

    慕容廆年少时就长得仪表堂堂，身高八尺，雄杰而有大度。他曾去拜见安北将军张华。张华素有识人之鉴，看到慕容廆之后赞叹不已，对廆说“你长大后一定会成为一代豪杰，肩负起匡难救时的重任。”因此将自己的帽子送给廆，结为忘年之交。

    慕容涉归死后，他的弟弟慕容耐篡夺了鲜卑单于之位，又企图杀害廆。

    慕容廆被迫出逃以避祸。后来部族内部的人诛杀慕容耐，迎立廆为鲜卑单于。慕容涉归在世时，就因求讨宇文鲜卑未被晋武帝所允许而与西晋产生矛盾，并于太康二年（28）侵掠辽西，但多次都被西晋军队所击败，慕容廆继位后，每年都侵扰辽东或辽西，亦经常受挫。为了掠夺劳动人手和财富，他又于太康六年（285）东伐扶余国。扶余王依虑自杀，其子弟走保它方。慕容廆屠杀扶余国居民，又掠虏万余人而归。扶余后王依罗求援于西晋。太康六年，西晋护东夷校尉何龛遣督邮贾沈率兵护送依罗归国。慕容廆于半路截击，反而被晋军击败。依罗复国后，慕容廆仍不断掠虏扶余人，然后卖往中原地区。晋武帝采取相应对策，一方面以官物赎还扶余奴婢，一方面则下诏司冀二州，禁止买卖扶余生口。

    在与西晋的战争中，慕容廆胜少败多，居于下风。他感到得不偿失，遂与部族人商量说“我们的祖先世代事奉中原王朝，况且华夷风俗章制不同，强弱对比悬殊，我们怎么能够与晋朝长期抗衡呢？为什么一定要因双方不和而使我们的百姓蒙难呢？”众人表示赞同。于是廆遣使西晋求和。晋武帝对此表示赞赏，封廆为鲜卑都督。慕容廆又身穿士人服饰，到东夷府拜访。东夷校尉何龛列兵引见。廆见此状，遂改服戎衣入府。有人问他其中的原因，他说“主人不以士大夫之礼相待，宾客为什么要以礼相见呢？”何龛事后得知此话，惭愧不已，对慕容廆愈加敬重，不敢怠慢。但慕容廆并不恃强凌弱。东胡宇文鲜卑、段部因廆威德越来越大，担心自己被慕容部吞并，因此采取以攻为守的方式，经常侵扰慕容部。慕容廆非但没以牙还牙，兵戎相见，反而卑词厚币对其加以安抚。

    太康十年（289），慕容廆率部由辽东北迁往辽西的青山。元康四年（294）， 本节主要依据《晋书·慕容廆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他又移居至所谓颛项之墟的大棘城。在这里，他对所属诸部劝以农桑，实行与西晋一样的法制，大大推进了慕容鲜卑的封建化。永宁中（30—302），幽州发大水，廆开仓赈给灾民，幽州得以渡过灾年。由此可见慕容部已以农耕为其生产形式。为了嘉奖慕容廆，朝廷特褒赐命服。

    太安初（302—303），慕容部与宇文部又发生摩擦。宇文部首领宇文莫圭遣弟屈云侵扰边城，屈云的副帅素廷攻掠诸郡。慕容廆亲自率军迎战，首战告捷。素廷大怒，纠集十万余众将慕容廆团团围在棘城中。守城将士惊恐万分，兵无斗志。慕容廆勉励众人说“素廷虽人多势众，但军无法制。我已有败敌之计，愿诸君力战杀敌，不必忧虑。”然后廆身着甲胄，跃上战马，率骑兵飞驰出击。素廷大败，溃不成军。廆率军追杀败敌，行程百余里，俘斩万余人。

    乱中偏安幽州八王之乱和刘渊起兵，使得中原鼎沸，海内涂炭。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亦卷入到内战之中。如鲜卑拓跋部、段部、宇文部，都依附于东海王越势力，与成都王颖以及刘渊、石勒为敌。白部鲜卑则依附于刘渊，与西晋王朝相对立。在内乱初期，慕容廆则采取观望中立政策，既未党同某一派系势力，也未独树一帜，趁火打劫。只是在永嘉元年（307），他自称鲜卑大单于，但也未公开与晋朝分庭抗礼。

    这期间，幽州局势亦动荡不安。辽东太守庞本以私仇杀东夷校尉李臻，结果塞外的鲜卑素连、木津二部借口为李臻报仇，连年寇掠，使得辽东百姓流离失所，归附慕容部以求庇护者日月相继。太守袁谦连战失利，东夷校尉封释欲求和于素连等。在这种情况下，廆子翰劝他说“求助于诸侯不如勤王，自古有为之君无不以此成就功业。现在素连、木津跋扈，王师败覆，苍生涂炭，局势的确十分严重。素连等人以诛庞本为名，实则叛乱为寇。封释欲诛庞本请和，其后果不堪设想。辽东倾没，至今已有二年；中原兵乱，王师屡败，故勤王仗义，时在今日。望单于出师救倒悬之命，发义兵以诛素连、木津等叛逆。这样，上可以兴复辽邦，下可以吞并二部；外可得忠义之名，内则尽收私利，同时为我们的部族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最终必将得志于诸侯。”慕容廆接受了这一建议，率骑兵征讨素连、木津，皆斩之。二部降廆，徙居于棘城。廆复立辽东郡，又返回辽西。

    平定辽东后，慕容廆声望大增，成为幽州地区举足轻重的实力人物。他奉行勤王和不受制于他人的政策，积极发展个人势力。洛阳陷落后，冀州刺史王濬承制，任命廆为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企图将廆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廆以非王命所授，拒之”。建兴中，廆接受了晋愍帝的任命，为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国公。愍帝被俘后，晋元帝又遣使拜廆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廆本想拒而不受。征虏将军鲁昌劝说道“今两京陷落，天子蒙尘。琅邪王睿在江东承制，终将继晋朝正统。今明公雄据辽左，跨总一方，而诸部仍聚众称兵，不遵从明公，原因就在于您官非朝廷任命。而今宜通使琅邪王，劝其称帝，然后宣敷帝命，以伐有罪，谁敢不从！”廆认为鲁昌言之有理，遂遣其长史王济从海路到建康，并在建武元年（37）六月，与并州刺史刘琨、幽州刺史段匹 等一百八十人上书司马睿劝进。司马睿称帝后，复遣谒者陶辽到廆处重申前一次任命，廆受之，固辞公封。

    慕容廆受命，并不表明他甘为晋臣，只是因他的势力尚未强大到建国称帝的程度而已。他常说“我积福累仁，子孙当有中原。”建武二年（38），世子皝得子 ，廆见了 后，高兴地说“此儿骨相不凡，必然为我家夺得天下。”为了替子孙奠定得天下的基础，他虚怀引纳，法政修明。他认为“刑狱关系到人命，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是国家的脊梁，不可以不敬。农耕是国家之本，不可以不急。酒色宠佞是乱德之甚，不可以不戒。”又著《家令》数千言以申其旨，训诫子孙。

    慕容廆所实行的清明政治，使他所控制的辽左地区在二京倾覆、幽冀沦陷的情况下，成为中原流亡士庶的归宿之一。慕容廆遂立郡以统流民，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当时流寓士人见廆草创大业，都怀有去就之心。河东闻喜名士裴嶷首先以廆为主，确定双方的名分，为群士作出表率。廆非常高兴，以嶷为长史，委以军国之谋。为稳定人心，招揽人才，廆还在流民中推举贤才，委以政务。他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平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虎、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赞精通儒学，任为东庠祭酒，以教授世子皝和其他鲜卑贵族子弟。慕容廆有余暇时，还常常亲临太学听刘赞授业，以示重视儒学。于是博得汉族士人的赞誉，在辽左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胡汉结合的地方政权。当时晋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自认为出身名门望族，流亡士人必然会投奔他，结果事与愿违。他猜疑是廆拘留了流亡士人，遂暗地里勾结高句丽、鲜卑宇文部及段部，企图借用三者的力量攻灭廆并分割其地。太兴二年（39），三国伐廆。廆轻蔑地说“三国相信了崔毖的谎言，为了一时之利，乌合而来罢了。既无统一指挥，又互不服气，此敌被我所破是必然的。然而敌人刚刚会师，锋芒毕露，希望与我们速战速决。如果迎战，正中其下怀。不如固守待敌，使敌人产生疑惑，互相猜忌防备。一是可能怀疑我们与崔毖私订密约，诱其攻伐而欲削弱三国的实力；二则可能怀疑三国中有与我们相通者。等到敌人人情沮丧，然后进攻，必定会大获全胜。”于是在三国合攻棘城时，廆一方面闭门不战，一方面遣使送牛酒以犒劳宇文部。同时又故意在城墙上大声对将士们说“崔毖昨天遣使至我方。”果然高句丽和段部中计，以为宇文部与慕容廆私下相通，遂撤军归国。

    宇文部首领悉独官仗着人多势众，说“二国虽然撤军，我却可以独自兼并慕容部，何必非要别人助攻！”遂率军围城，连营三十里。守城将士生惧，内外骚动。慕容廆向长史裴嶷征求对策。裴嶷说“悉独官虽然兵多势众，但军无号令，兵无部阵。如果挑选精兵，攻其不备，必将取胜。”廆遂挑选精锐步兵由世子慕容皝率领，为前锋；又让其子慕容翰领精锐骑兵为奇兵，从旁门出，直冲敌营；他亲自率方阵军队为后援。悉独官自恃兵众而未设防，直至廆军出击，才慌忙率军应战。两军刚一交锋，侧翼慕容翰所指挥的骑兵已攻入敌营，四处纵火。宇文部军心顿时大乱，悉独官束手无策。慕容廆乘势猛攻，大获全胜，全歼敌军，悉独官只身逃脱。

    崔毖闻讯，担心慕容廆识破自己在幕后所搞的诡计，派兄子崔焘前往廆处致贺。恰好三国使者也来廆处请和。使者都说“攻伐并非我们的本意，是崔毖挑唆的结果。”慕容廆于是领着崔焘来到大破悉独官的战场，并布置了戒备森严的军队，对崔焘说“你的叔父指使三国攻打我，为什么你还来虚伪相贺！”崔焘十分恐惧，在事实面前狼狈不堪，不得不低头认罪。廆遂放了崔焘，让他捎口信给崔毖说“投降是上策，逃走是下策。”随即发兵伐毖。崔毖无力抵抗，只好丢弃家室，带领数十骑投奔高句丽。慕容廆收降崔毖部众。崔毖的谋主高瞻，英爽而有俊才，慕容廆很敬重他，使他与崔焘一起迁往棘城，待以宾礼。又任命他为将军，瞻称病不起。慕容廆几次去高瞻住处探视，指着高瞻的心意味深长地说“你的病在此而已。现在天下大乱，四海分崩，苍生涂炭，流离失所。我愿与诸位匡复帝室，消灭叛逆于洛阳、长安，迎天子于江南。澄清天下，建立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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