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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秦代崇尚法治,所以廷尉在诸卿中享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秦始皇的重臣李斯曾担任这一职务,经常参与朝政,并由此而擢为丞相。

    典客掌礼宾,有丞。主要负责各国君长、使臣及少数民族首领来朝时的迎、送、接待,“典其礼仪”。故《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其属官有行人、译官等。

    典属国掌归义臣服的少数民族。《汉书·百官公卿表》称“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其属官有九译令等。

    宗正掌亲属,有丞。主要负责皇族宗室和皇室外戚事务。

    治粟内史“掌谷货,有两丞。”②其属官有太仓、平准、五令丞等。主要管理国家钱谷、租税等财政的收入和支出,“领天下钱谷,以供国之常用。”④ 《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注。

    《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② 《汉书·百官公卿表》。

    ③ 《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④ 《汉书·百官公卿表》。

    ⑤ 《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汉书·百官公卿表》。

    《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② 《汉书·百官公卿表》。

    同时,由于农业经济和财政的关系极为密切,因而,全国的农田、水利、农业行政、粟帛貯运等,也都由其兼管。本来,早在周朝就有管理财政的太府,但它只是地位较低的五大夫。秦朝的治粟内史,位在诸卿之列,较之周的太府,不仅地位提高,职掌范围也明显扩大了。所以,国家对财政的充分重视,实由秦朝开其端。

    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供皇帝和皇室之用。《汉官仪》说“少府掌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以给私养,自别为藏。”少府之设,亦始于秦。它和治粟内史的区别,在于前者专管皇室财务,后者职掌国家财政。故颜师古曰“大司农(汉对治粟内史的改称——引者)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由于少府专供皇室私养“小用”,故以“少”名之。“少者,小也,故称少府。”②其实,少府并不小。它府藏充实,收支浩繁,机构庞大。其他诸卿一般只有一丞或二丞,而少府则设六丞,置有尚书、符玺、太医、乐府、导官、中书、谒者、令丞等大批属官,而且直接役使着为皇室或官府制作器物服等的大量刑徒和奴隶。庞大的少府机构的设置及其财务活动的繁多,正是秦朝强化皇权,帝室与国家合一的重要表现。

    中尉“掌徼循京师,有两丞”③,即主要负责卫戍京师,禁备和搜捕“盗贼”。中尉与卫尉的职掌各有侧重。卫尉巡行宫中中尉游徼于宫殿之外和京师之内。二者互为表里,共同组成以皇宫为中心的整个京师咸阳的卫戌系统。将作少府“掌治宫室”④,包括营建宫室、宗庙、陵园诸工程,连同这些工程周围和道旁的绿化,亦在其职掌范围之内。有两丞、左右中侯。由于秦朝一开始就大兴土木,大规模地营建宫室,修阿房宫,筑骊山墓,到处建造高宫别馆,因而将作少府的秩第虽稍低于奉常、中尉等官职,但在诸卿中却仍居于相当重要的位置。

    主爵中尉“掌列侯。”⑤本来,秦在商鞅变法时,就已制订了相当完整的赐爵制度,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封建皇朝时,出于加强**主义集权政治的需要,曾继续推行这一制度。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一再提到“爵”和“军爵”。在通行全国的秦律里有《军爵律》。律文明确规定“从军当以劳论及赐。”又规定,已拜爵之后,如果“赐未受而死”,或因犯罪应“耐覂(迁)者”,也要“鼠(许)赐其后人”。公元前29 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时,同行的有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以及五大夫赵婴、杨樛等。列侯是二十等爵中最高的一级。伦侯,仅次于列侯。唐司马贞《史记索隐》称“伦侯,爵卑于列侯,无封邑者。伦,类也,亦列侯之类。”五大夫即大夫,属五级爵。李斯曾说秦始皇“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②。主爵中尉就是为具体实施秦传统的赐爵制度,职掌其有关事务而设置的。 《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② 《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③ 《汉书·百官公卿表》。

    ④ 《汉书·百官公卿表》。

    ⑤ 《汉书·百官公卿表》。

    《史记·商君传》。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97 页,文物出版社978 年版。

    ② 《史记·李斯列传》。

    此外,还有侍中、给事中、中常侍等一些内朝官,有掌皇后、太子家的詹事和作为“皇后卿”的将行的宫官,等等。

    由上述以三公诸卿为主而组成的封建朝廷,是秦代**主义政治体制的核心,是封建国家的集中体现,是绝对受制于皇帝并代行皇帝政务的最高权力机关。围绕着这个政权核心,秦皇朝组成了遍布全国各地的统治网络。废分封,置郡县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 年)议定皇帝尊号,初建封建朝廷之后不久,秦始皇和公卿大臣们便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地方行政机构的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地方统治形式呢?在秦朝君臣中曾发生过著名的分封与郡县之争。

    当时,丞相王绾等认为“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镇)之。”为此,他建议承袭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度,“请立诸子”,以建封国。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们以为秦始皇有二十余子,理应效法周制,封邦建国,以藩皇室,故大都赞同王绾的建议,“皆称其便”②。唯独廷尉李斯不以为然。他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③李斯的主张,既有对历史的回顾,又有对现实的思虑,还有安置“诸子功臣”,协调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筹谋与措施,而且自郡县制在春秋战国之际产生以来,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过。特别是秦国,早在商鞅变法时,就曾普遍推行县制。以后,陆续增置郡县。如惠文君十年,魏纳上郡十五县。惠文君二十七年,遣张仪、司马错等灭蜀,遂置蜀郡。昭王三十年,秦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至秦始皇十三岁继位时,已是每新占领一地区,几乎都要随之设郡。《史记·秦始皇本纪》写道政“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事实上,秦当时已累计置郡十多个。因此,对于李斯的建议,秦始皇当即予以肯定。他指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于是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关于秦郡的设置过程、数目和诸郡名称,长期以来,史学界存在着歧议。有的认为这三十六郡乃秦一代之郡数,有的则认为此系秦皇朝建立之初的郡数,而以后增置的并不在其中。前说始于班固《汉书·地理志》,后说始于裴骃《史记集解》,而成于《晋书》。《晋书·地理志》称“始皇初并天下,惩# 战国,削罢列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史实表明,这一说法是有根据的。据近人谭其骧考订,秦朝初年,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秦始皇本纪》。

    即始皇二十六年所置三十六郡为上郡巴郡汉中蜀郡河东陇西北地南郡南阳上党三川太原东郡云中雁门颍川邯郸巨鹿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砀郡泗水薛郡九江辽东代郡会稽长沙齐郡琅玡黔中广阳陈郡闽中以后,随着边远地区的开拓和郡辖范围的调整,秦又陆续增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九原、东海、常山、济北、胶东、河内、衡山、鄣、庐江等郡。终秦一代,前后可能置过四十八郡②。

    郡是秦代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建制,其行政长官为郡守。《汉书·百官公卿表》称“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关于秦代郡守治郡的情况,尽管可供研究的历史文献资料不多,但从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语书》却能有所了解。《语书》是南郡守腾给本郡各县、道发布的一篇文告。文告强调“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还提到故腾为是而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智(知)之,毋巨(歫)于罪。

    今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有(又)且课县官,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这篇文告虽发布于秦皇朝建立前的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 年),但对皇朝建立之初的南郡无疑也是适用的。它表明,举凡郡内的民政、司法、监察以至财政、武事等,均在其职掌范围之内,特别是治民除邪,维护地方统治秩序,更是其基本政务。郡守之下,有郡丞、佐守以治民。《通典》卷三十三说“郡丞,秦置之以佐守”,秩六百石。在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亦六百石。还有郡尉,掌佐守职武职。《汉官仪》云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职”。又云“秦郡有尉一人,典兵禁备盗贼。”由于秦重军事,故郡尉秩比二千石,仅次于郡守,而高于郡丞。这里还应提到,秦尚有郡监,即监御史、监察御史,或省称监。《汉书·百官公卿表》“监御史,秦官,掌监郡。”《史记·高祖本纪》有“秦泗平监平”的记载。宋裴骃引文颖云“秦时御史监郡,若今刺史。平,名也。”②唐司马贞亦引如淳云“秦并天下为三十六郡,置守、尉、监,故此有监平。”③监御史的地位不高,排在守、尉之后,但其隶属御史大夫,代表朝廷监察地方官吏,限制守、尉的活动,具有相当大的权力。监御史的设置,是秦代加强中央集权,实行郡县制的重要措施。

    郡之下设县。县万户以上置县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不满万户的置县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令、长掌治其县,主要是征发赋役,“理讼平贼”。县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又有令史等属吏。

    县下设乡,乡有啬夫、三老和游徼。其中,啬夫“职听讼,收赋税”,② 参阅《秦郡新考》,载《浙江学报》第二卷二期。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5— 页,文物出版社978 年版。

    ② 《史记·高祖本纪·集解》。

    ③ 《史记·高祖本纪·索隐》。

    主管乡内主要行政事务;三老掌教化,游徼“徼循禁贼盗”。乡又由里组成,里有里正。里之下还有以十户编成的什和以五户编成的伍。户是男耕女织的个体家庭,而什伍则是秦皇朝进行统治和剥削的最基层的社会组织。

    由郡、县、乡、里组成的郡县制,是春秋战国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政治体制。它和西周分封制的区别,主要是一、封国的君位和贵族职位都是世袭的,而郡守、县令则可以随时由朝廷任免;二、郡县必须直接接受朝廷的命令和监督,而封国对王朝则不一定。秦代郡县制的推行,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是适应封建**政体的要求而出现的②。它对于结束长期形成的诸侯割据局面,维护国家统一,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秦始皇首建封建朝廷,实行郡县制,这就建构了从朝廷到地方,从三公诸卿到乡里什伍的一套庞大的、多梯级的统治机构。它恰似一座金字塔,高踞塔尖的是封建皇帝,而压在塔底的则是劳动群众,这座封建政治金字塔的修建,标志着秦皇朝的建立。

    《汉书·百官公卿表》。

    ② 参阅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第4—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980 年版。第二节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存在着众多的民族。各民族本身的发展和其相互间联系的日益加强,是秦兼并六国,实现统一的重要条件。而统一局面的出现和秦皇朝的建立,又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促使我国开始成为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

    统一东南和南方的越族地区在我国今天的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很早就生息着一个人数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这就是史籍上所说的越族。越族由于族属众多,种姓互异,各部族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故又称之为“百越”。百越一名,首见于《吕氏春秋·恃君篇》。其文云“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粤”即“越”。越而称百,可见其聚处之广,种姓之多。其中大的部族,依其分布地区的不同,主要有于越、闽越、瓯越、南越、西瓯等几部分。

    于越一作於越。以先秦时的会稽(今浙江绍兴)为中心,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一带。其民“剪发文身,无皮弁搢笏之服”。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就是于越建立的。越王无强时,楚威王兴兵伐越,大破之,杀无强,尽取其地。从此,于越便逐渐分离,“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 年),秦将王翦、蒙武率兵灭楚。次年,王翦又进一步平定楚国广大的江南地区,并进攻臣服于楚的于越,“降越君,置会稽郡”②,郡治吴(今江苏苏州)。郡下分设吴、丹徒、钱塘、余杭、乌程、山阴等县。以后,秦始皇巡游会稽,曾亲临于越,“留舍都亭”取钱塘、浙江岑石,“刻文六,〔立〕于越东山上”③。又曾徙越民于乌程、余杭等地。《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云“乌程、余杭、黟、歙、无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刻石徙之。”从此,于越便和正在形成中的汉族逐渐融合,于越文化也和中原文化趋于同一了。

    东瓯和闽越东瓯亦名瓯越或东越,以今温州一带为中心,主要分布在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闽越以今福州一带为中心,主要分布在福建闽江流域及其沿海岛屿上。《山海经·海内南经》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其民“处豁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④东瓯和闽越,均为于越之分支,也都有“剪发文身”的习俗。但其各自分立,互不相属。战国末年,首领为越东海王摇和闽越王无诸,“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⑤。秦并六国、降于越之后,继续进攻闽、瓯地区,遭到东瓯、闽越人的反抗,经过激烈的争战,秦除其王,“皆废为君长,以其 《淮南子·齐俗训》。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

    ④ 《汉书·严助传》。

    ⑤ 《史记·东越列传》。

    地为闽中郡”,郡治东冶(今福建福州)。

    南越和西瓯主要分布在岭南的广东、广西一带。亦泛称扬越、外越,又曰陆梁。唐司马贞《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云“渭南方之人,其性陆梁,故曰陆梁。”张守节亦云“岭外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②岭南越人与中原地区很早就有交往。相传尧曾“申命羲叔,宅南交”③,舜曾“南抚交趾”④。这里所说的“南交”、“交趾”,就是指的岭南一带。商周以后,中原华夏文化逐渐传入岭南,岭南之特产奇珍,如珠玑、玳瑁、象齿、翠羽,以至“越骆之菌”、“南海之秬”,也先后传入中原地区。在这长期民族交往的基础上,至有秦一代,岭南终于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秦始皇在兼并六国,建立封建皇朝之后,紧接着就开始了开拓岭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当时,始皇使尉屠睢发兵卒五十万,分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今湖南靖县境)之岭,一军守九嶷(今湖南宁远南)之塞,一军处番禺(今广东广州)之都,一军守南野(今江西南康境),一军结余干(今江西余干境)之水。”⑤秦军兵分五路,水陆并进,但抵达南岭后,却遭到了南越和西瓯人的顽强抵抗。史称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

    越出击之,秦兵大破。

    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秦军经过残酷而持久的激战,“三年不解甲弛弩”②,才打败南越,攻占了番禺。但西线的军队仍继续受到西瓯人的阻击。特别是军粮的转运受阻,致使秦军粮食匮乏,无力作战。为了解决这一严重问题,秦始皇乃命监御史禄(史称监禄或史禄)凿渠通道,修成了灵渠。

    灵渠,又名零渠。以其曾部分利用灵(零)河水系的原有河道,故名。

    因开凿于秦,一名秦凿渠。又因位于今广西兴安县城附近,故近代或称之为兴安运河。灵渠是一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人工渠道,主要由铧嘴、大小天平石堤、南渠和北渠等工程构成。铧嘴是修建在湘江中的分水坝,用巨石叠砌而成,前锐后钝,形似犁铧。这是引湘入漓的关键工程,它有效地使湘江一分为二,一支顺南渠入漓江,一支沿北渠回流入湘江。南、北渠总长三十四公里,是灵渠的主体结构,是贯穿湘、漓二水的通道。在铧嘴尾端还筑有“∧”字的大小天平石堤,起着蓄水、溢洪,调剂水量的作用,能保证整个工程发挥正常的效益。

    灵渠的兴修,是秦代南北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国古代水利史上的创举。历代以来,这项工作虽屡有修治,但“皆循其故道,因时而损益之, 《史记·东越列传》。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

    ③ 《尚书·尧典》。

    ④ 《大戴礼记·少间篇》。

    ⑤ 《淮南子·人间训》。

    《汉书·严助传》。

    《淮南子·人间训》。

    ② 《淮南子·人间训》。

    终不能独出新意,易其开辟之成规”③。灵渠分湘入漓,北水南调,不仅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形成了更为合理的生态环境,而且开拓了南北水运通道,扩大了我国内河航行范围,并为中原地区与岭南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提供了有利条件。

    灵渠大约修成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9 年)。这一工程的兴建,直接解决了军粮转输的困难。秦军得到沿湘江、经灵渠运抵岭南的大批粮饷与物资的接济,才得以深入西瓯,继续作战,杀其君译吁宋,基本控制这一地区。在此基础上,秦始皇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4 年)征发尝逋亡人、赘婿及贾人继续“略取陆梁地”,即攻占岭南,并分置桂林(治今广西桂平附近)、象(治临尘,今广东崇左境)和南海(治番禺,今广东广州)三郡,基本上统一了岭南。次年,始皇又谪遣“治狱吏不直者”至“南越地”②。与此同时,又曾征集一万五千名未婚妇女至岭南,“以为士卒衣补”③;还一再大批地迁徙刑徒和内地民众到这里屯戍垦殖。据《汉书·晁错传》载当时是“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大批内迁民众南迁之后,与南越、西瓯人杂居共处,对于开发岭南,促进民族间的交往无疑是有积极的意义。

    北击匈奴、修筑长城匈奴,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④,主要活动于蒙古高原和南至阴山、北抵贝加尔湖的广袤地区。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铁工具的使用,匈奴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产生了私有,出现了奴隶制,建立了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权。其最高首领为单于。单于总揽军政及对外一切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单于之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等。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加之中原地区正处于战乱割据状态之中,因而匈奴奴隶主贵族时而侵扰赵、燕的边境,抢劫财物,掳掠人口作为奴隶。战国末年,赵名将李牧曾选练战骑武卒,“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迫使它一度“不敢近赵边城”。但以后由于内地兼并战争日趋激烈,赵、燕北边的防御力量削弱,以头曼单于为代表的匈奴贵族统治者,便乘机占据了赵自阴山至“河南地”(今内蒙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的大片区域,并继续南下侵拢。这是对刚刚建立的秦皇朝北边的严重的威胁。

    为了解除侵扰,安定北边,维护国家的统一,秦始皇本想在兼并六国之后,立即出师北伐。但李斯却不以为然。他进谏道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③ 乾隆《兴安县志》。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④ 《史记·匈奴列传》。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②。

    李斯的谏议,显然是不恰当的。诚然,北击匈奴遭到秦始皇的拒绝,但由于当时兼并六国的战争刚刚结束,秦皇朝草创伊始,大规模的对匈战争的条件还不具备。因此,秦始皇除委任蒙恬、王离、杨翁子加强对北边的屯戍外,在整个对匈奴的军事部署上,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还是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真正的反击战是在秦皇朝建立五、六年之后才开始的。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5 年),他巡视北边,亲临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南)。这时,一方面,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日益加剧,另一方面,秦的反击时机已经成熟。适逢燕人卢生使入海求仙后还咸阳,以鬼神事,曾奏录图书,云“亡秦者胡也。”始皇以为“胡”人即匈奴,于是乃命蒙恬发兵三十万,大举出击。在反击战中,蒙恬的第一个目标是收复河南地。他采用集中兵力,穷追猛打,速战速决的作战原则,“若鸷鸟之追群雀”②,很快就收复了河南地以及榆中(今年蒙伊金霍洛旗以北)一带的广大地区。接着,他率军渡过黄河,乘胜追击,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4 年),进抵高阙。高阙即今内蒙临河县北的狼山口。这里山脉中断,“两岸双阙”,地势险峻,原是赵的军事要地。秦军夺回高阙后,又收复了阳山和北假(均在今内蒙乌加河以北和乌梁素海一带),直抵阴山一带的广大地区,并在这里分设三十四(一作四十四)县,重新建立九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北),使其统辖北抵阴山,南至“河南地”北(今河套北部)西过大河,东邻云中(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西南)的大片边地。同时,朝廷又徙去大批刑徒,“实之初县”。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2 年),进一步增加了徙边的人数。除谪徙刑徒外,还鼓励一般民众移居边地。如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 年),一次就从内地徙民三万家至北河、榆中定居,凡是去了的,均“拜爵一级”。这些迁去的民众与刑徒,一面屯垦,一面戍边,对于开发北方边地,充实武备,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皇朝反击匈奴的胜利,是对匈奴贵族侵扰势力第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匈奴单于“头曼不胜秦”,被迫“北徙”②十余年。

    故汉初著名政论家贾谊称其“郤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③。桑弘羊也说经蒙恬反击之后,“匈奴势慴,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④。这场反击战,解除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与破坏,“悉收河南地”⑤,使今河套内外,大河南北的广大地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摆脱了兵祸的灾难。

    这对于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促进这些边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保护包括匈奴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有积极意义的。秦在胜利击败匈奴贵族的侵扰之后,为了巩固在战场上取得的成果,始②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盐铁论·伐攻》。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匈奴列传》。

    ③ 贾谊《新书·过秦》。

    ④ 《盐铁论·伐攻》。

    ⑤ 《史记·匈奴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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