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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会于徐州，并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肉，承认越是华夏诸侯的“伯”（霸主）。越这时的领土已过淮水以北，与鲁国接壤，东面由今宁波出海，南自今绍兴诸暨以至温州，西面则达今江西鄱阳湖。从太湖到宁绍平原，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是说，江淮以南包括太湖宁绍一带，依靠自然地理特别优厚的条件，人民生活是比较容易的。但“火耕而水耨”，生产力还是低下的。
由吴、越的社会历史看来，他们的发展相当迅速。但是基础不巩固。伍子胥、伯噽在吴，范蠡、文种在越，都是楚国人。还有孙武，是齐国人。他们各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尤其是范蠡其人，他不但是政治家，而且是商业家。据说平吴之后，他预见到句践是个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安乐”的人，所以功成身退，而隐居于五湖之间，但是他善于做生意，“三致千金”，成了百万富翁。伍子胥、范蠡、孙武，本编下，第二章别有传。
越灭吴后，因与鲁接壤，鲁国君很希望越的帮助，使他能够消灭三桓的势力。公元前474 年，鲁叔青出使越国。次年，越执邾子以归，鲁哀公要到越国去。季孙氏害怕哀公将对他不利，从中阻挠而止。宋、卫等国也把越作为霸主。但是，吴越争霸实际上已是霸业的回光还照了。
越在战国初年以后，江淮以北的土地被楚国所占领。因此越就衰弱了。
公元前30 年，楚国乘越内乱，在江东设郡②，越亡。
《左传》，哀公二十三年。
② 据杨宽说。见其《战国史》页330 及注。
第八章巴蜀、西南夷巴蜀和西南夷是古代散布于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古老氏族部落。根据考古发掘和神话传说，它们的起源和文化不一定比华夏诸族要晚或落后，它们也并不与华夏诸族完全隔绝，毫无来往。不过先秦文献里确是较晚才提到它们。可以肯定地说，巴蜀在商周之际已经与商周发生关系，而在春秋战国以后，与楚秦等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后，《华阳国志》、《蜀王本纪》以及《山海经》等著作里对它们的起源和历史有专门的记载，但仍有史料不足或模糊不清的感觉。今且从《牧誓》的八族谈起，然后分别论述楚、秦对巴蜀的经营开发。
第一节巴蜀《牧誓》的八族《牧誓》是周武王伐纣前会师于孟津的誓师辞。当时，西南诸族多拥护周，而反对殷商。在《牧誓》中提到的诸族有庸、蜀、羌、髳、微、庐、彭、濮八族，或称为八国。其实它们只是氏族部落而已，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国家。它们也并不一定恰好只有八国。当时会于孟津的诸族，一说有八百之多。这也说不上有多大可信的程度，但可见当时来会的诸侯之多。
关于《牧誓》八族，前代学者从孔安国、郑玄到孙星衍以及近人徐中舒，顾颉刚等都有考证。他们认为，大体上这些国家都是在周的西南，包括今陕西、四川、湖北等省交界的区域。商周之际，殷纣王对其四周小国都很暴虐，因此它们拥护周文王、武王。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是说殷商末年，不但殷丧失了对东夷的控制，而且西南诸族也大都依附于周。但周文王、武王还是小心翼翼地服事殷商，非到时机成熟，是不采取非常行动的。
《牧誓》八族有蜀而无巴。彭，可能就是巴。前辈学者认为彭在四川彭县。彭、巴双声，自可通用。《左传》襄公九年“巴濮、楚、邓、吾南土也。”春秋以后，不见彭而只见巴，而且巴、濮往往并言。
《牧誓》中的髳，前辈学者考释，都以春秋时的茅戎当之，固指定其地在今河南三门峡附近。我们认为，茅戎也就是苗蛮的支族。《后汉书·西羌传》透露了这一消息，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
西羌自出三苗，学者颇为置疑。但是苗羌必定地域邻近，而且迁徙活动也常相因，是可信的。析支即西南夷中的■或臾，所以说“南接蜀、汉徼外蛮夷。”羌人向西南迁徙过程中，有苗蛮人参加，他们住在蜀的徼外。
古代各族人民的迁徙是十分频繁的，从而发生经济文化的接触，以及血缘关系的融合。研究巴蜀和西南夷的族源，易有分歧，其原因即在于此。巴濮的迁徙与楚的经营春秋以后，楚国由丹水以北向江汉流域发展。巴大概也在这时向东发展，都于江州（今四川重庆），并且沿着长江向下发展，直到巫峡、宜昌，沿江都有巴人的踪迹。
《左传》桓公九年（公元前703 年），始见巴人的记载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让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鄾。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
邓师大败。鄾人宵溃。
据此记载，巴当在楚国之西北，与邓（今河南邓县）相近。巴要与邓友好，而须先告楚国，则巴为服属于楚之附庸。
《左传》，庄公十八年（公元前7 年），楚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又进而攻楚之城门。冬，巴人又因楚阎敖“其族为乱”而伐楚。由此可见巴人的顽强。这时楚国的都城为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那处即在其北，巴国当在襄阳附近。
《左传》，文公十六年（公元前 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今湖北房县南），师于林（当在今湖北荆门），又伐其东南。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帅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可注意的是庸人、麇人为首，联合群蛮、百濮共同反叛楚国。庸见于《牧誓》，在今湖北竹山县。楚师东来而百濮避锋先走。百濮在竹山之南。百濮包括许多属于濮的部落，正象群蛮一样，不易固定于一个地点。这时，从湖北北部山区到江汉流域，都有濮人的活动。平定这次动乱时，秦与巴都帮助楚国。《左传》这样说“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石溪和仞皆在今湖北均县，为八庸之道）。秦人、巴人从楚师。”战争结果是楚灭了庸，百濮罢归。自此之后，巴更进一步服于楚了。
但是百濮与群蛮，氏族林立，没有统一。楚自若敖、蚡冒“毕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发蛮濮以来，直至战国，始终没有能够征服了他们。因为他们处在湖山荆山、武当和桐柏大洪山的山区之中，时叛时服，非楚之兵力所及。吴、濮是楚国春秋晚期两大外患。这时也有一部分濮人顺着犍为、宜宾所谓“僰道”而举族向南迁徙，到了云南、贵州境内的。
蜀蜀作为族名，已见于甲骨文，如“蜀射三百”，“丁卯卜，共贞，至蜀，我有事。”“王登人正（征）蜀”等等。就内容看来，殷王有权征调蜀之射人；殷王有事，蜀有所谓“■王事”之义务。但是蜀并不老老实实地服从于殷，故殷王屡有征蜀之役。
唐宋时，成都附近曾经发现很多人工堆积而成的巨石和石棺，当时人们都不解其故。其实，这是东夷人（包括殷商）的风俗习惯。今在辽东、辽西以及苏北铜山丘湾，都有发现。有人称之为“巨石文化”。蜀地有“巨石”的发现，也许是蜀人从沿海或中原迁徙到西南之诬。
《华阳国志·蜀志》说蜀有王曰杜宇，一名杜主。“杜主”，古即“社主”。又说“七国称王，杜宇称帝”，“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这个传说的年代，并不很古，大约是春秋战国时的情况。大体说来，蜀这时的领域北抵汉中，西达氐羌，南到峨眉、乐山、宜宾，东与巴接壤。这一区域正是所谓川西平原，土地肥沃，因此春秋战国时蜀成了楚秦移民的目标。
春秋中期，楚庄王时发生贵族若敖氏的叛乱。平定以后，若敖氏的子孙遭到灭亡，斗氏、斑氏属于若敖氏的分族，也被迫迁徙“实边”。岷山庄王大概就是这时到了蜀的西南，与氐羌杂处，成了大族，被称为“豪”。豪就是敖，犹酋长的意思。另外，还有爨氏和一个被称为“盗”实即农民起义领袖的庄0 ，在战国时由楚都迁到滇黔。这情形，正象商周之际殷商的宗支向四处迁徙一样。不管它们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民族的迁徙也就是文化传播，起着重要的文化交流作用。
春秋时期，楚国的金币（锾和金版）已流行于长江流域。近半个多世纪来，在今湖南、河南、江西、浙江都有发现。当时的金矿地点究竟在何处，徐中舒《论岷》山庄王与滇王、庄0 的关系》一文，首先揭开丁这一秘密。汉代的严道（原是庄道，因避汉文帝讳改为严道）所在的岷山脚下，有一条犁牛河。犁、丽，同音，故亦名丽水，盛产黄金。同时云南腾冲北面的金宝山长傍川之间，也盛产黄金，也名丽水。楚国为了在两地开采金矿并运输到楚国，先后在云南楚雄和四川荥经置官设吏，即由岷山庄王经营其事。因荥经距楚雄较近，交通方便，所以较楚雄尤为重要。战国以后，秦国日益强大，自它占领了汉中之后，秦代替了楚在巴蜀的统治，于是，金矿的事业便停顿下来。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开始向东发展。秦惠文王听从司马错的建议，不忙攻伐三晋，而向巴蜀发展。司马错说“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产足以富氏缮兵”。秦于是向蜀扩展。
公元前3 年，蜀和道、巴发生战争。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人从剑阁伐蜀。蜀王亲自到葭萌（剑阁东北）迎战。结果败退，被秦兵追及杀死。就这样，蜀国就亡了。接着，秦又乘势灭了苴、巴。
蜀的灭亡是很迅速的。但是，秦统治蜀却化费了很大的气力。当时，蜀及其他西南少数民族，尚未形成国家，时叛时服。秦不能不对他们采取羁縻政策，如封蜀王的子弟为侯，又使陈庄相蜀，张若为守。秦在巴设置巴郡同时，仍然保留了蛮夷君长，又使他们“世尚秦女”。
公元前34 年，秦惠文王封公子通为蜀侯。尽管秦派蜀相蜀守以监视蜀侯，但是蜀仍不断发生内乱。实际上，秦对蜀的统治是不稳固的。公元前3年，西南夷中的丹犁降蜀，而蜀相陈庄杀死丹犁，这就是怕蜀侯和西南夷勾结，以抗秦国。次年，秦武王派甘茂等人伐蜀，杀死陈庄。公元前308 年，秦武王又封蜀侯子辉为侯，仍是使用以蜀治蜀的政策。公元前30 年，秦昭王又派司马错入蜀，辉自杀，继立辉子绾为侯。公元前285 年，秦怀疑绾反叛，把他杀死。从此只派张若为蜀守，设置蜀郡。
秦灭蜀后，连封三侯而又连杀三侯，然后才改蜀为郡，使蜀成为地方行政组织，加强了对蜀的统治。
云南《思想战线》，977 年第4 期。
第二节西南夷古代巴蜀西南，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的地区，散布着许多氏族、部落，如夜郎、滇、邛、■、昆明、冉、駹等，总称为西南夷。他们的族源非常复杂。有的来自黄河流域，有的来自西北，由新疆通过青海甘肃来到这个地方。现在这一地区还杂居着彝、羌、苗、傜等不同的少数民族。《史记·西南夷传》根据秦汉时期的材料记载其分布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
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无常处，无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大体说来，这些部落都还没有形成国家，所谓“君长”也只是头人而已。秦汉至今，这一地区除了大部分彝族以外，还有氐羌、苗、徭、侗、僮等等。关于他们的族源和迁徙，是如今中外学者所关心和研究的问题，但是还仍然存在着许多“缺环”，不能解决。解放以后，在七十年代，考古学者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发现了滇王的坟墓和出土铜器。其中有一个铜鼓上有许多人物，有的是编发，有的是椎髻，正与《史记·西南夷传》所述相合。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小件的铜釦或兵器的装饰物上铸有许多野兽（如虎、豹、狼和鹿）互相搏斗和噬咬的情状。这显而易见，是西北或北方游牧部落所常见的图象。苏联学者把它们和中亚的游牧部落斯基泰文化相比较，提出晋宁石塞山文化中有斯基泰文化影响。日本学者白岛芳郎也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来证明这一假设。他认为昆明就是《汉书》、《后汉书·西域传》里所说的昆弥。他们自战国以后，通过羌人或随着羌人一起来到云南洱海和昆明湖一带。因此，晋宁石塞山有西北游牧部落文化，甚至中亚斯基泰文化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的历史材料辗转曲折，其根据是脆弱的。
春秋时期，楚国的贵族庄王就是若敖氏的后裔。他在四川荥经和云南楚雄经营开采金矿的事业。战国时期，庄0 率领农民进入贵州南中（夜郎、牂牁）等地，他们与楚（濮）人一起结成部落。魏晋时的爨氏，即楚国斗氏（班氏）。其后他们子孙繁衍，成为大族。晋代的“五荼夷”，唐代的“勿邓”、“多岗”，宋代的“五斗夷”，其实都是斗氏的不同音译。勿、五，是少数民族在名字前加的“阿”字。勿、五，就是“阿”的不同写法。果如徐先生所说，云贵境内的西南夷人中确有楚国贵族的后裔，他们与当地的居民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总之，古代西南夷是一个不同的氏族部落的通称。由于长期的杂居和迁徙，促使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而形成比较固定的共同体。
徐中舒《宋代斗夷源于楚国令尹子文》说，刊于《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第九章秦第一节秦的早期历史秦的迁徙和建国秦，嬴姓，是西周东迁时才被周平王承认其为诸侯国的。对于它的起源，很早就有不同的传说。《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要完全理出这一传说的头绪来，还有很多困难，但嬴秦与赵，原来都崇拜玄鸟图腾，这却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怀疑秦，赵原来都是殷商玄鸟图腾的支族，大约是在商周兴亡之际，他们乃由东方沿海迁徙到了西北黄土高原，因而与当地的戎羌等族杂居混合一起。因此蒙文通认为秦是戎族，近人则认为秦是殷商之后或东夷部落。二说可能是各说对了一半。
甲骨卜辞有■、■二字，象捕鸟兽的工具，后来分化为二字，即禽和毕之本字。丁山在《殷商氏族方国志》中有关于此二字形义的详细考证，认为其地即今山东之鱼台，即春秋时的费，亦即周公伯禽作《费誓》所在。费，古文作粊。但是丁氏没有指出汧水陇山之秦亦即由山东迁徙而来的。我们认为嬴秦即甲骨卜辞所见之■，费即“女华生大费”之费。古代族名人名不分，其例甚多。
《秦本纪》接着说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
这段记载保存着秦的玄鸟图腾的传说。同时秦迁于汧陇之间，正是在蜚廉之时。《孟子·滕文公》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这里的蜚廉，就是飞廉。显而易见，不待考证。但是他没有被戮，而是跋涉数千里，迁到了西北黄土高原。他是与赵同时迁徙的。因为蜚廉生恶来，恶来就是以后赵的祖先。依蒙文通所考，秦、赵原来都在汧山洋水一带，后来赵迁徙于今山西的西南，而秦仍在原地游牧。秦的周围都是羌戎部落。当然，他也就与戎同化，甚至成为戎族的一个部份。这样情形在古代是并不奇怪的。《秦本纪》引申侯的话说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
申侯称“我先郦山之女”，则申侯应与郦山之女同是戎族。戎胥轩，据《史记·正义》说是秦的祖先中衍的曾孙，而生中潏。他们与姬周有婚姻关系，所以保卫周的西垂。
周孝王时，秦的祖先非子居于犬丘。犬丘之名，无疑是因犬戎所居而得名，当在今甘肃东南与陕西西南的交界之处。周孝王要非子在那里养马，“马大蕃息”。孝王因此让秦为附庸。这可见他的力量还是很微小的。
周厉王时，西戎叛乱，秦仲灭大骆之族。这就是说它已兼并了大骆之地而强大起来。至宣王时，周已命秦仲为大夫，诛西戎，为西戎所杀。秦仲有五个儿子，其长者曰庄公。宣王召集庄公兄弟五人，让他们带兵七千去伐西戎，占领了西戎大片的土地。庄公又生三个儿子，其长子曰世父。世父说“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于是世父又伐戎，戎也包围犬丘，世父被戎所俘虏，后来又得释放。这时，秦一方面与戎战争，一方面又与戎有通婚关系。
周幽王时，关中已多戎人。幽王宠爱褒姒，要废除申后（申侯之女）和太子宜臼，引起申侯的反抗。西戎，骊山之戎同时叛乱。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诸侯都不来救，独有秦襄公以兵保卫周室。周避犬戎之难，东迁洛邑。太子宜臼逃到申国。褒姒子伯服即位。于是二王并立。后来宜臼胜利，是为平王。周平王赐襄公以岐以西之地，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因此秦被封为诸侯，始建国，而与诸侯有通使聘享之礼。
秦霸西戎秦是在戎狄的包围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文公期间（公元前75—前7年）秦的势力大概才完全占领了岐西的地方，于“汧渭之会”（今陕西眉县）营建城邑，并且“初有史以纪事”，同时，开始筑畤。畤，就是殷商人所谓“社”。畤从田、止从寸，这可能与姜嫄“履大人跡”的故事有关。田就是田野，止就是“大人跡”。从寸，与封、邦等字相同，是象社树的种植。这就是说秦已自承他是周的继承者了。周室虽然东迁洛邑，但是当地还有许多周的“余民”居住着。史称“文公收周余民而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这可见文公的势力还仍只到达岐西，岐东“献之周”，实际上还在戎人手里。在宪公时（公元前75—前704 年），秦又进一步向东发展，已渐渐到了岐东。前70 年，秦已徙居平阳（即今陕西眉县），并派兵伐荡社，与毫王战，毫王奔戎。前98 年，又伐荡社，取之。荡社和毫王也是和嬴秦一样，从东方迁徙过来。荡社就是汤社。毫即薄姑，商亦称为毫。但是它们也与戎同化了，所以被称戎王。
公元前97 年，武公立，伐彭戏氏，至于华山。前88 年，又伐邽冀戎，约在今甘肃天水附近，这样向东发展的同时，又向西北发展。可注意的是，秦这时在占领区不实行分封，而直接实行县制。它灭了今长安县东南的郑、杜时，就建立了县。春秋时期，诸侯国内实行郡县的，以秦、晋和楚为最早，这些国家恰好是宗法封建关系比较薄弱。
秦一步一步向东发展，岐东的戎被迫，也向东奔窜，沿着黄河，散布于河西河东之间。后来晋西、晋东以及周的洛水、伊水一带都有戎人的踪迹。当时北方的狄人也很盛，戎狄也就混合起来。
秦穆公时期（公元前59—前2 年），秦国已有很大的发展，开始参加华夏诸侯的争霸战争与会盟。这时，华夏诸侯还仍把他看做“戎狄”，但穆公已尽量模仿华夏的礼乐文化了。有一次，戎王使由余于秦。秦穆公使他参观宫殿、陵寝、仓库，以夸耀他在经济文化上之发达。但是由余看了，毫无兴趣，反而冷笑地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穆公感到奇怪，问道“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说“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这一故事反映秦已由戎化而华化了。
秦穆公初年，晋献公灭虞虢，这固然是为了抵抗狄人，也是为了防御秦人。《左传》襄公十四年。晋执戎子驹支，晋范宣子与戎子驹支的一段对话，是很有历史价值的，《左传》记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追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今敦煌），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汝剖分而食之。”..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堵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翦除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
姜戎氏即姜氏之戎，他们原来在今甘肃敦煌河西走廊。秦占领关中之后，他们被迫东窜。幸而晋惠公给他们土地，才在河东、晋西定居下来。这些戎人也不是不劳而获的，他们披苫盖，蒙荆棘，驱走了狐狸豺狼，才开辟出土地，得以耕种，并且还帮助晋与秦作战。姜戎与其他迁居于伊洛的戎人都是一样，其中有些人在东周初年与周、晋杂居，虽然也有时叛乱，但已经是华化了的戎人。
秦穆公在灭虞后，得虞国贤臣百里奚。穆公很尊重他，要他和他的儿子孟明视出谋献策，准备伐晋。后未成功。晋献公死后，晋惠公由梁入晋，就是由秦穆公出兵护送至晋的。惠公入国以后，他把亲口许纳送给秦的河西土地都赖掉了。晋旱，求济于秦。秦穆公慷慨地送去粮食。过了几年，秦闹饥荒，秦请求晋国援助，晋惠公不但不答应，反而乘机去攻伐秦国。于是发生韩之战（公元前45 年），晋惠公被俘虏，后又释放回国。前4 年，秦灭秦的同姓附庸小国梁（今陕西韩城）。前35 年，晋公子重耳由秦回国即位，也是秦穆公以兵护送的。如此等等，无不可见秦穆公的雄心，而晋丝毫不肯让步。
公元前35 年，周襄王弟带以狄伐王，王出居郑。王使人告难于晋、秦，晋文公刚即位，就带兵去伐王子带，助襄王入国。秦穆公也同时派兵到了河上。公元前30 年，穆公助晋文公围郑。郑使人对穆公说“亡郑厚晋，于晋而得矣，于秦未有利。晋之强，秦之忧也。”这话说中了秦的竞争对手在晋而不在郑。前28 年，晋文公刚死，秦又袭郑，晋败之于殽。蹇叔和百里奚事先都曾极力劝谏，穆公不听，故有此败。秦穆公并不懊悔，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被晋俘虏，放归后，也依然重用。公元前25 年，秦伐晋，以报殽役之仇。大败晋人，取王宫及鄙。次年又代晋，晋不敢出。公元前23年，晋伐秦。公元前2 年秦穆公死。他的一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积极东侵，但是没有成功。秦自文公以后，虽然收复了周在关中的失地，巩固了秦的基础，但是散布在今甘肃、青海的羌戎人数是很多的，部落也不统一，陇西陇东一带还有绵诸、义渠之戎等。秦穆公由于不能实现东进的计划，于是向西去征伐这些落后的部落。史称其“益国十二，辟地千里，遂霸西戎。”游牧部落或叛或从，来去无踪，尽管这样，秦穆公最后还是成了西戎的霸主。后来秦晋之间还有许多小规模的接触和战争。如公元前7 年晋伐秦，取秦少梁。前5 年晋伐秦，取秦羁马。秦还击，与晋大战于河曲。这时，晋楚之间战争频繁。秦既不助晋，也不助楚，似平保持中立的政策。公元前50 年，吴伐楚，攻入郢。楚王逃亡到随。楚申包胥告急于秦，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感动了秦哀公，于是以五百乘兵车救楚，吴师退出郢。总的来说，春秋时期秦楚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和好的。
第二节秦在变法以后商鞅变法秦是在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其建国以前，还是在羌戎的包围中过着游牧的生活。周室东迁，羌戎的一部分虽然被秦的军事力量所驱逐向东南迁徙，但是关中之地依然是羌戎，后来还有从北方来的狄人杂居，时叛时服。大概在秦穆公以后，秦才扩大和巩固了国家的基础。春秋时期，尽管穆公称霸西戎，但是与晋、楚相比，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要落后得多。秦的宗族之间还常常发生械斗，似尚无大宗、小宗的区别。男女婚娶，还没有一定的制度和礼教。这一些，大概跟他与羌戎长期杂处是有关系的。但是不可否认，他另一方面已日益接受了华夏的礼乐文化，如前引由余对穆公所说的话，就可证明。
战国之初，三晋最早进行变法。商鞅由魏入秦，他在秦的变法与三晋的变法在内容上更为丰富。
秦孝公即位（公元前3 年）时的形势是，黄河以东有强国六，与齐、楚、魏、燕、韩、赵并立，而淮泗之间有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秦僻在雍州，华夏诸侯以夷狄看待他。孝公下令国中说“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脩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这说明孝公对于促使秦国强盛，有迫切的愿望。
公元前35 年，孝公以商鞅为左庶长，实行第一次变法（）颁布法律，制连坐法；（2）重农抑商，奖励农业和开荒；（3）奖励耕战，禁止私斗，颁布依军功行赏的二十等爵制。前350 年，商鞅又实行第二次变法，（）废井田，开阡陌；（2）推行县制；（3）统一度量衡；（4）按户口征收赋税。从第一次变法到第二次变法，可以看出商鞅变法已由军事的政治改革向经济的改革上步步深入。关于商鞅变法，本编下，第四章，商鞅另有传。现仅就下列问题，加以论述。
（）提拔有军功的人，裁抑宗室旧贵族。颁布二十等爵制，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提出来的。春秋以来，华夏诸国贵族专政，君权旁落。如想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提拔有军功的人，抑制宗室旧贵。《史记·商君列传》说“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宗室贵族，是凭借血缘关系而取得世卿世禄的特权的。而今要凭借军功授官授爵及土地、奴隶和财产。这一政策的目的和作用，显而易见。但是商鞅变法并没有废止贵族等级爵制，也是显而易见的。
（2）“废井田，开阡陌”以后的田制，究竟是什么田制呢？《秦本纪》和《商鞅列传》里对此都未明确交待。商鞅废井田，在《汉书·食货志》里作“商鞅作辕田”，而《史记·商君列传》说“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 参见杨宽著《战国史》，第84—93 页。
平”，都并没有说农民可以私有土地。据新出土的云梦秦简的发现，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以后，却实行授田制。如秦简《田律》云入顷刍、槀，以其受（授）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槀二石，刍自黄■及■束以上皆受之。入刍、槀，相输度可也。
秦简的时间虽然是秦末的事，但是它继承了商鞅变法之制，却是无可怀疑的。就《田律》看来，授田者为国家，受田者为农民。这里的农民原来就是井田制下的农民。春秋以后，无论秦晋，或鲁卫等国，由于“暴君污吏慢其经界”，结果井田制破坏了，农民失掉了土地，“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因此，新兴国家为了挽救这一社会危机，由国家按户口授予农民土地，而仍旧按照井田制的方式，即所谓“什伍”编制起来。这既是行政组织，也是军事组织。蒙文通引《春秋繁露》云“梁内役民无已，使民比地为伍，一家亡，五家杀。”按梁在今陕西韩城，本来就是秦的同姓国。因此可知，秦的什伍编制是沿袭梁的旧制。连坐法也是这样。
井田制本是公社所有制。春秋以后公社土地被贵族所掠夺，因此他们“助耕公田”，实际已成为宗室贵族的农奴。秦变法后，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因而农民成为国家所有的“编户齐民”。按照户口授田多少，向国家缴纳租赋。在商鞅变法之初，这种田制改革对宗室贵族是不利的。对于刚刚受田的农民，由于“赋税平”，其生产积极性却有所提高，如果立了战功，还可获得最低级别的爵位，甚至获得奴隶或者“庶子”为他服役。
（3）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其目的是在于使农民固著于土地，不致流入城市，保证**国家的粮源和兵源。商鞅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孥。”这可见商鞅对于商业活动限制的严厉。但也为奴隶制留下了一条尾巴。
商鞅变法，总的精神是奖励耕战。孝公死后，商鞅被迫至死，但其法未改。这对于促进秦的富强以及后来秦之统一六国，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统一六国的战争秦自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后，国力渐强。他要向东发展，首当其冲的就是三晋。秦与三晋的战争最为频繁，也最剧烈。
公元前325 年，秦惠文君继魏，齐之后也称王了。由于魏、齐战争中魏失败了，秦国乘机攻占了魏国河西河东的一些城邑。公元前38 年，魏以公孙衍为相，发起了三晋、燕、楚“五国伐秦”。这是第一次“合纵”策略的实现。但是这次伐秦战争，是以楚为纵长，而并未真正参加。当时，楚、齐和亲。张仪在秦惠文君前尽力主张“连横”，想从而破坏六国的合纵，尤其是齐、楚的联合。张仪曾经两次使楚。楚怀王是昏庸之君，受张仪甘言密语的诱骗，断绝了对齐的关系。这是张仪连横策略的胜利。
对于西部的开发，秦惠文王听从司马错的意见，认为，灭亡巴蜀对秦更为有利。公元前3 年，秦趁苴、巴两国冲突之际，大举攻蜀，蜀王失败逃走，后被杀死。蜀国就这样灭亡了。随着秦军又攻灭苴和巴国。
秦对巴蜀的征服，使他获得了丰富的经济资源。此后，秦积极开发巴蜀，巴蜀的水利和农工商业都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接着，公元前34 年，秦又兼并了今陕西大荔、庆阳一带的义渠。这义渠就是北狄败退后留下来的余部。公元前32 年，秦联络韩、魏对楚、齐发动战争。秦攻占了楚的汉中（今河南西峡县丹水以北地区）。接着，又向齐进攻，直到濮水之上。秦楚在蓝田（今湖北钟祥县西北）展开大战，楚大败。在这次战争中，秦取得汉中，使关中和巴蜀连成一片，解除了楚对秦西南方面的威胁。
公元前308 年，秦武王攻占韩的宜阳。从此，秦的势力进一步伸入中原。公元前298 年，齐、韩、魏三国联合攻秦，攻入函谷关，迫使秦讲和。秦昭王即位，穰侯魏冉专权，增加了一些封君。昭王的同母弟公子市既封为泾阳君，后又改封于宛。公子悝先封高陵君，后又改封于邓。宣太后的同母弟芈戎先封为华阳君，后又改封为新城君。正如《史记·穰侯列传》所说“宣太后**，穰侯擅权，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侈，富于王室。”但是秦的力量并未因此而削弱。公元前294 年，秦又攻伐韩与魏。次年韩、魏反攻。在伊阙一战，秦将白起杀死韩、魏联军二十四万多人。
为了争夺宋国的定陶，秦、齐都展开了外交活动，拉拢关系。公元前288年，秦昭王在宜阳自称西帝，并派人尊齐闵王为东帝，以便联合攻赵。但是燕国的说士苏秦为燕活动，向齐劝说“伐赵不如伐宋之利”，要使“天下爱齐而憎秦”。齐闵王听从了他的意见，只有三个月便自动取消了帝号。秦昭王不得不也取消了西帝称号。赵国李兑也积极支持苏秦。于是形成了合纵的局面。公元前287 年，赵、魏、韩、燕、齐，共同攻秦。这是公孙衍以后的再次大合纵。
公元前28 年，齐闵王代宋。在此以前，齐已数次伐宋，但都未灭宋。
这次，齐终于把宋灭了。公元前284 年，三晋、燕、秦五国，联合伐齐。燕将乐毅乘机进攻齐国，齐望风披靡，几乎亡国。
公元前279 年，齐田单反攻，终于复国。秦将白起这时攻下楚都鄢郢，攻到竞陵、安陵，向南又攻取洞庭五渚。从此，齐楚都削弱了。
公元前272 年秦灭义渠。这时，秦昭王任用范雎为相。他是魏国人，主张论功行赏，因能授官。因为昭王即位后，宣太后、魏冉专权，虽然没有削弱对外的战斗力，但是君权不免旁落，所以范雎提出这样的主张，他获得了昭王的信任，被任为相。公元前2 年，昭王夺去太后和穰侯等人的权力。在战略方面，范雎提出“远交近攻”的方针。这样，对土地的占领“得寸则王之寸，得尺则王之尺”。他又提出“毋独改其地，而攻其人。”这就是不但攻占其地，而且杀戮敌人，以消灭其战斗力。以前，白起在魏伊阙之役时，已施行了这一策略，杀死敌人至二十余万。攻郢之役，他竟灌水入城，死伤兵民不计其数。从此秦便以三晋为直接进攻的目标。
公元前25 年，秦大举攻韩，占领了韩的少曲（今河南济源县东北）、高平（即向，今河南孟县西）。次年，白起攻取了太行山南的南阳地，以断绝韩本土和上党郡之间的孔道。公元前22 年，秦又攻取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西），把韩国上党郡和韩本土完全隔绝起来。韩国感到害怕，想献出上党郡以与秦和。而上党郡守不从。韩惠王派冯亭去代替，那知冯亭去了之后也不肯降秦，而把韩的上党郡十七县献给赵国，以求赵的帮助。赵派廉颇率领大军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秦也立即派白起、王龁进攻。由此引起战国最大的一次战争，亦即长平之战。
公元前259 年，秦派大将王陵乘胜进攻赵都邯郸。白起与范雎有隙，托病不肯出战。赵这时正值长平战大败之后，“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英勇抵抗，秦军死伤也不少，而仍攻邯郸不下。范雎以王龁代替王陵，又派郑安平为将军。公元前257 年，魏楚图谋救赵。合力作战，秦军大败。这是秦继长平之战以后攻赵的第二次大战。
公元前25 年，秦继续进攻韩赵，取得赵韩的一些城邑，斩首十余万。
这时，东方各国又发动了一次合纵，连西周君也参加了，在伊阙共击秦军。秦进攻西周。西周君被迫投降，人口三万，邑共三十六个。公元前249 年，秦又灭东周。前244 年，秦攻取魏地，建置东郡，包括原来卫亡后的一部分土地在内。
公元前250 年，秦孝文王死，庄襄王即位，吕不韦做相国。公元前247年，庄襄王死，儿子政即位。公元前238 年，政受冠礼，亲自专政。他平定嫪毐之乱，接着又削除了吕不韦的势力。
自长平之战和邯郸之围以后，秦继续向三晋不断进攻。他的势力实际深入于黄河中原腹心地带。公元前24 年，三晋等五国举行了最后一次合纵战争。但三晋大部分土地已被秦夺取并建立了郡，最后的灭亡时间已不远了。公元前23 年，秦灭韩。公元前228 年，秦将王贲大破赵军，建立邯郸郡。同年，秦又破燕。公元前227 年，在易水大破燕，攻下燕都蓟城，燕王喜迁都到了辽东。燕王喜听从代王嘉的意见，杀了太子丹。公元前225 年，秦攻魏，以黄河水灌大梁。三个月，城坏魏亡。公元前225 年，秦派李信攻楚，李信军失利。秦王又派王翦进攻，进入楚都寿春。公元前222 年，楚亡。同年又灭燕赵（代王嘉）。公元前22 年，齐最后灭了，齐晋六国统一于秦。此后，秦的历史就进入封建皇朝的历史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