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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攻陈、蔡、宋、郑等国。晋国虽然还维持着霸主的地位，但它对于楚国的扩张毫无办法。这时长江下游，吴越已经兴起，晋乃利用楚国的叛臣申公巫臣等到吴国去，以煽动吴对楚的仇恨和战争，使楚国疲于奔命。
六卿专政和三家分晋自献公驱除群公子和桓庄之族，晋国没有与公室最亲密的公族。《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国晏婴出使晋国，他与晋叔向谈话，在谈到齐国陈氏得势的情形后，叔向谈到晋国的情形是“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栾、郤、胥、原、狐、绩、庆、伯（杜注姓，晋旧臣之族）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这一段话，说明晋公室已日益卑微。晏婴听了以后，问叔向道“子将若何？”叔向回答说“晋之公族尽矣！肸（叔向名）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杞？”这是说，叔向之宗族本来有十一族，而现在已经只剩下一个族，即叔向自己的羊舌氏了。在叔向谈话后，过了二十八年，羊舌氏也因犯罪而牵连，被灭族绝杞。公室与其他同姓宗族的关系，正好象树干与枝叶一样，枝叶脱落了，树干怎能长存下去？
晋公室的衰落，是晋献公驱除群公子和桓、庄之族，因而使晋国的异姓贵族得以发展强大起来。《左传》宣公二年说“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公元前0 年），乃宦卿之适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皆官名）。”
所谓“六卿”就是韩氏、赵氏、魏氏、范氏（即士氏）、中行氏、智氏（从荀氏分出）。他们都是以异姓而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古代军事和政治是不分的，因此出则为将，入则为卿。一般来说，周代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天子六军。公元前77 年，周釐王命曲沃庄伯以一军为侯，这时晋还是小国。晋献公时始作二军，太子申生将下军，献公自己将上军。晋文公搜于被庐（晋地，不详今所在）始作三军。后来晋搜于清原（在今山西省稷山县东南20 余里），在上、中、下三军之外，又增加了新上军和新下军，则为五军。晋襄公搜于夷（不详今所在），“舍二军”，即取消了新上军和新下军，又恢复了三军之制。晋厉公为了赐赏鞍之战中立功的将士，提拔了一批新人，又扩充为六军。晋悼公时搜于绵上（今山西介休县介山下），又复为三军。从此至春秋末，晋国三军之制再也没有改变。
诸侯称公。公族，是诸侯兄弟之族。后来把管理公族事务的职官也称为公族。春秋时期，晋**队的编制变动很大。将帅的任免，法令的公布，都是在举行“大搜礼”时决定的。其中军元帅，等于正卿，掌握了军事和政治的大权，因而它和宋、郑的执政，楚国的令尹相当。在大搜礼中还颁布法令。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搜于被庐”，颁布了“被庐之法”。《左传》文公六年“搜于夷”时颁布“夷之法”。范宣子执政时，他根据“夷之法”而作《刑书》。后来赵鞅、荀寅等把《刑书》铸在鼎上，被称为铸刑鼎，这就是我国成文法公布的开始。古代的刑法，实际就是军事法。后来法家变法，兵农合一，军事法也就引申为民法了。
春秋末年，六卿之间发生剧烈的斗争。结果赵氏、魏氏、韩氏三家打败了范氏、中行氏，后来三家又打败了智氏。从此三家分晋。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赵鞅执政，他命令在邯郸的赵午把卫国进贡的民户五百家迁送于晋阳（今山西太原）。他说“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置）诸晋阳。”晋阳是赵鞅的私邑，赵午是赵鞅的支族，他不得不答应赵鞅的要求。但是赵午族中父兄们都说“不可”。因为邯郸赵午一族靠近卫国，所以卫国愿意以“卫贡”为名迁徙其民户五百家于邯郸。如果把“卫贡”迁往晋阳，距离卫国就很远了，所以父兄们说这是“绝卫之道”，表示反对。赵鞅听了，大为发怒，“召午而囚诸晋阳”，后来还杀掉了赵午。赵午之子赵稷和涉宾（午家臣）于是据邯郸叛乱。荀寅（中行氏）、范吉射与赵午有亲戚关系，因而也参加赵稷的叛乱。赵鞅逃到晋阳。智氏、韩氏，魏氏劫持了晋侯攻伐范氏和中行氏。结果范氏、中行氏失败，他们逃到了朝歌。智、韩、魏三家召回在晋阳的赵鞅，在新绛（今山西侯马）结盟。智氏最为强横，他指名赵鞅的家臣董安于是这次叛乱的罪魁祸首，要赵鞅杀死他。赵鞅不肯。董安于说“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将焉用生？人谁不死，吾死莫（定）矣。”说完以后，便自缢而死。从这次斗争看来，智、韩、魏要强于赵氏，赵氏不得已结了盟。这事发生在公元前497 年。
这次叛乱拉开了六卿之间更激烈的斗争。在四家结盟后第二年，智、赵、魏、韩四家又围范氏，中行氏于卫朝歌。公元前493 年，发生了铁丘之战（铁丘在卫境内）。这时，卫太子蒯聩流亡在晋，他助赵鞅去打范氏、中行氏，而郑助范氏。公元前492 年，赵鞅围朝歌。前49 年，赵鞅围邯郸。前490年，晋围柏。范氏、中行氏最后灭亡。这次斗争已不仅是晋国六卿间的斗争，且成为郑、卫、齐、鲜虞（中山）同晋之间的斗争。
赵鞅，亦称赵简子。他的儿子无恤继承其位，是为赵襄子。他由晋阳向代（今山西大同一带）发展。当时这里是白狄的残余部落的地方。后来赵又灭中山，已基本上奠定了赵在北方的领域。但这时智氏专晋国政，强于三家。前453 年智瑶联合韩、魏与赵作战，包围了晋阳，引水灌城，危在旦夕。赵襄子暗中派人与韩、魏谈判。韩、魏感到赵氏被灭，对他们也不利，于是反戈夹击智氏，智氏大败。韩、魏、赵三家共同瓜分智氏的土地和人民，从此形成三家鼎立的局面。这时晋已名存实亡。公元前475 年三家已各有纪年。前403 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魏斯、韩虔、赵籍为诸侯。晋亡。
《左传》，定公十三年。
第二节郑郑的建国郑桓公友是周厉王的儿子，宣王的弟弟。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 年），始封于郑，号为桓公。
西周宣王号称“中兴”的时期已过去了。当时西北连年发生旱灾、地震。伊水、洛水、渭水的河水都干涸了，草木枯萎。北方的戎狄部落乘机猖撅。桓公友原封于郑（今陕西华县），曾任幽王的司徒。他已经觉察到周王室的危机四伏，便问史伯说“王室多故，余惧及焉。与其何所（处）可以逃死？”史伯说“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他接着仔细分析了当时形势，只有“济、洛、河、颖之间”（济水、洛水、黄河、颖水）比较安全，那里没有大国，虢（东虢，在今河南郑州附近，今河南陕县之虢叫西虢）、郐两个小国国君，“皆有骄侈怠慢之心”，稍加武力或贿赂，就可以对付②。郑桓公听了史伯的话，后来便迁往那里，并且很容易地占领了虢、郐，另建城邑，仍号为“郑”，即今河南新郑。
新郑的地方当黄河下游，溱水、洧水流经那里，地势卑湿，四周丘陵起伏。郑刚迁到那里，曾与商人订立盟约，共同开发。子产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乂）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这“商人”就是降服于周的殷商人，他们经营商业，故称商人，一语双关。春秋时那个弦高就是郑国著名的商人。
郑国的东面就是鲁、宋，西北就是成周、卫、晋，西南就是陈、蔡、许和楚，周围还有许多姬、姜、偃、嬴及其他小国，正如《国语·郑语》所说“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
这一地区巫风很盛，人民好歌跳舞。在《诗》三百篇里，郑、卫、陈、曹等国风都反映着类似的情调。
周室东迁时，郑、晋都尽了保卫的责任。由于晋国不久分裂为翼（晋）
和曲沃两部分，内战频仍，所以王室不得不依靠虢和郑，它们都曾以诸侯而兼王室的卿士。郑武公、郑庄公对周的态度都很骄横无礼，平王很不满意，想把权力分一半给虢。庄公知道后，责问平王，平王竭力否认，以致“周郑交质”（即互相交换人质），并进行战争。周天子的权威已扫地殆尽了。周王室与诸侯以及诸侯与诸侯之间本来是以宗法关系（血缘关系）维系着的。由于宗族的繁殖、分化，以及地方经济的发展，这种宗法关系已愈来愈淡薄了。诸侯国内也常常因此发生君位争夺的内乱。
按照周制，诸侯建国，卿大夫建邑，只有规模大小的不同。如果卿大夫的邑大过于国，那就是所谓“耦国”了。《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郑伯克段于鄢”。讲的就是郑庄公的弟弟公叔段分封于京邑（今河南荥阳东），他把京城大大扩大，并把别人的地方收为己有。大夫祭仲对庄公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庄公心里明白，但是他觉得对付段还不是时候。后来段的野心愈来愈显明，已经有篡夺庄公的位置之意，于是发兵去攻伐段。段逃到 《史记·郑世家》。以下引《郑世家》，不另注。
② 《国语·郑语》。
鄢，继又逃到了共。这一故事说明宗法封建制在诸侯国内开始发生危机。这时宋、卫、鲁等国也发生君位的争夺。郑国扶天子以令诸侯，常常去干涉它们。北戎开始侵齐，郑太子忽也带兵去救。但当时尚无霸主的名称。公元前700 年，庄公卒，太子忽按制即位，是为昭公。庄公原娶宋雍氏女，生儿子突。雍氏是宋国的贵族，甚有势力。宋庄公听说郑立昭公，便设法诱召祭仲来宋，乘机劫持祭仲，迫使他改立突。祭仲回国后，便立突为厉公。忽逃到卫。厉公即位后，祭仲专国政。厉公暗结祭仲的女婿雍纠杀害祭仲。纠妻听说这一阴谋，问她的母亲“父与夫哪个亲？”母亲说“父一而已，人尽夫也”。纠妻于是把雍纠要害死祭仲的事告诉了祭仲。祭仲便把雍纠杀害了，厉公出居于郑的边邑。祭仲于是迎昭公复位。诸侯听说厉公出奔，伐郑，弗克而去。
昭公与卿高渠弥出猎。高渠弥对昭公有私怨，射杀昭公于野。祭仲与渠弥不敢迎立厉公入国，又另立昭公弟子亹为君。这时，齐襄公会诸侯于首止，郑子亹去参加会盟，高渠弥相礼。祭仲假托有病，没有随行。因为他预料到襄公可能对子亹不利。子亹去了，果遭齐襄公杀害，高渠弥逃回国来。祭仲与高渠弥合谋，又召子亹弟公子婴于陈而立之，是为郑子。
按照周制，虽然已经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但实际上东方诸侯并不严格实行。如宋、鲁等国都是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并行，郑国也是这样。
郑的内政外交周室东迁之初，郑国本是诸侯中最强大的国家，但当时尚无霸主。戎狄屡屡侵犯燕齐，王室衰微，诸侯国内不断发生君位的争夺。因此齐桓公称霸，提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其目的就是号召华夏诸侯团结起来，停止内乱，一致对付南夷、北狄。当时“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缕”，形势危殆。这时，秦、楚都已经崛起，但春秋初年的人们还是把它们看作“蛮夷”的。尤其是对楚国，华夏诸侯更加敌视。因此，“攘夷”包括北狄和楚。
郑自庄公以后，由于不断发生君位的争夺而中衰了。郑、宋是华夏诸侯中的次等强国。因此，成为晋、楚、齐、秦争霸中所必须争夺的与国。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郑较亲楚，宋则亲晋。城濮之战就因楚国伐宋而引起的，而当时郑国就是亲楚的。城濮之战以后，公元前3 年，晋文公在温举行会盟，郑国也未前去参加。所以晋文公命狐偃又在翟泉结盟，准备伐郑。次年，晋伐郑，秦联合行动。郑国很是危急。郑文公派老臣烛之武去见秦穆公。烛之武说“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倍邻？邻之厚，君之薄也”。意思是说，秦距郑很远，秦晋共同伐郑，只对晋有益，而于秦没有什么好处。穆公觉得有理，于是退兵罢师，没有与晋共同伐郑。但是秦穆公一心要想东进争霸，晋文公刚死，晋襄公时，他就乘晋丧，偷袭郑国。郑国的商人弦高正赶着牛要到周去，看到秦军浩浩荡荡而来，知其用意不善，便以郑文公的名义把车上的牛皮全部犒赏秦军，同时通知郑国准备。秦军觉得偷袭不成，便自行退师。在秦军到达殽山附近时，晋的伏兵突然四起，秦军死伤不少。这就是秦晋的殽之战。很显然，秦是想以袭郑为袭晋的跳板的。
《左传》，僖公三十年。
早在郑太子忽即位以前，因为北戎侵齐，太子忽带兵救援，有功于齐。
齐国要想与郑结亲，太子忽说“齐大非吾耦也。”当时齐还不是强国，尚未称霸，太子忽的话明明是推却之词。
公元前55 年，齐桓公称霸，举行首止会盟。这年秋天，周惠王使周公召郑文公来，说“我保护你去服从楚国，再叫晋国帮助你，可以不受齐国的气，而得到安宁。”郑文公听了周惠王的话，想不参加首止之盟。但是大夫子孔反对，郑文公才不敢逃盟而归。
郑文公的贱妾叫燕姞，是南燕的姑娘，姞姓。她怀孕前梦见天派人送给她一枝兰花，并且说“我是你祖伯儵，把这枝兰花作为你的儿子。兰有国香，你佩在身上就会使人觉得你的妩媚无比。”②后来她怀了孕，生了个儿子，取名为兰，这就是穆公。当时穆公流亡在晋。文公死后，由晋护送入国即位。晋国想通过穆公而控制郑国。
晋国这时灵公初立，赵盾专权。城濮之战，楚虽败于晋国，但是楚的实力还是很雄厚的。因而宋、郑也是“二亲晋楚”，穆公十六年（公元前2年），郑烛之武陪着太子夷朝晋。同年郑穆公自己又朝晋。次年郑从晋伐宋。晋集合诸侯于扈，晋侯不见郑穆公，据说是郑“贰于楚”。穆公二十年（公元前08 年），晋会诸侯于扈，将为鲁讨齐，因受赂而还。郑穆公说“晋不足与也”，遂盟于楚。穆公二十一年郑子家受命于楚伐宋，获宋华元。次年，晋伐郑，楚人也侵郑。
郑穆公（前27—前02 年）的一生，作为一个小国的君主，就是这样在矛盾中度过的。他死后，郑灵公即位，只一年，就被公子归生（即子家）所弑。襄公立。于是“七穆”开始轮流执政。
所谓“七穆”，是指穆公的子孙，其中包括良氏、游氏、国氏、罕氏、驷氏、印氏、丰氏。灵公死后，贵族本来要立穆公的庶子子良（去疾）。他坚辞说“以贤，则去疾不足。以顺，则公子坚长”。后来大家立公子坚，就是襄公。襄公立后，他将驱除穆氏，而独留子良。子良说“不可。穆氏宜存，则固愿也。若将亡之，则亦皆亡。”襄公不得不使穆氏之族保留下来，这也许是襄公已经预感到穆氏之族的力量足以威胁到他的政权。襄公五年，子良（良氏）开始执政。
宋、郑两国都实行贵族执政制，郑执政之首称为“当国”。犹后世首相一样，权力要高于一般的执政。清顾栋高说“其（郑）执政不依卿之位次，子皮父子世为上卿，位居子产之上。”子产是先以卿为执政，而后才升为当国的。
子良执政，依然是采取“两亲”外交政策。郑襄公五年，郑从晋伐陈。
接着楚来救，伐郑，晋郤缺又救郑。郑襄公败楚师于柳棼，国人都很高兴，子良却担心地说“是国之灾也”②。因为他知道郑偶然战败了楚，楚一定是不会放过它的，所以他说“这是国家的灾难了。”这时楚国正是庄王称霸，东征西伐，不但郑国，宋、陈、蔡等都受到灾难，而且战争连绵不断。公元前598 年，楚国以夏征舒之乱伐陈，陈国几乎灭亡。楚也于同年伐郑。郑国 《左传》，僖公五年。
② 《左传》，宣公三年。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五。
② 《左传》，宣公九年。
子良说“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公元前597 年，楚围郑。郑襄公亲自袒开胸部，牵着羊，到楚军去见楚庄王，表示屈服。郑国几乎也灭亡了。子良以执政的身份出质于楚，楚与郑平。晋国荀林父率师来救郑。晋国将领中有的主张与楚决战，认为不可“失霸”。有的认为郑已降楚，楚郑邻近，晋军一去，郑又照样服楚，不如不战。后来晋军终于渡过黄河，开战于邲。结果晋败。这是晋楚城濮之战后的第二次大战。城濮之战以晋胜楚负结束，而这次结果恰好相反，因此陈、郑等国又顺风倒向于楚国的一边。郑国还多次接受楚国的意旨，去伐宋国和许国。公元前575 年，晋将伐郑。郑成公向楚报告，请求援兵。晋楚两军遇于鄢陵。晋范文子不想开战，晋郤至等坚决主战，战争就这样爆发了。晋军集中兵力于楚中军，晋吕锜射中楚共王的眼睛。这次战争如城濮之战也是楚败于晋，它与邲之战一样，都是因争郑而发生的。由此可见，郑之向背对于晋楚争霸的重要关系。
公元前57 年，郑成公病危。子驷请亲晋背楚。成公不同意。他说“楚君以郑故，亲集矢于其目，非异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与言，其谁■我？”②他临终还不忘记楚共王对郑国的恩德。这时子驷当国。郑于执政之上设置当国，就是从子驷开始的。而且，从此郑国的执政似多倾向亲楚的政策。
郑国贵族内部，也有矛盾，有斗争。
公元前5 年，因为郑僖公多次得罪于子罕、子丰，子丰要向晋国控诉，从而废僖公。后来僖公又得罪子驷，子驷于是使贼夜弑僖公，而拥立僖公之子嘉，是为简公。
公元前53 年，子驷“为田洫”（沟通井田中间的水渠），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都丧失了土地。他们联合了尉氏共五族发动叛乱。这年冬十月戊辰，五族之人攻执政于西宫之门，杀子驷（时为当国）、子国（时为司马）、子耳（时为司空）。子孔（时为司徒）因事先知道消息，所以不及于难。子西为子驷子，他匆匆忙忙地收敛了尸骨，立刻去追捕叛徒。叛徒已进入北宫。他回来准备兵器再去追击，宫里“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国的儿子子产命令防守城门，带领着他的族人出发。子 也带领国人来帮助。叛徒被打败，死了不少人，有些人逃往宋国。
这时，子孔代子驷当国。他重新调整了执政的班子，发表盟书，对参与叛乱有关的大夫、诸司等处死。子产不同意这样做。他建议饶恕叛乱的人，他还要子孔把盟书当众烧毁。子孔说“为书以定国，众怒而焚之，是众为政也，国不亦难乎？”子产却说“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不如焚书以安众。”子孔觉得有理，便当着大众把盟书烧毁了。
公元前555 年，郑从诸侯围齐。子孔企图驱除诸大夫，将叛晋。楚子庚乘机伐郑。子展、子西加固了城堡，坚决抵抗。楚师无功而还。自公元前52年至前555 年，郑楚之间没有发生战争，至此楚又对郑作战。这次作战，子孔是企图利用楚的力量来排斥反对他的诸大夫的。但是子孔为政，过于**，终于引起了国人的不满。前554 年，国人追究公元前53 年西门叛乱事件的 《左传》，宣公十一年。
② 《左传》，襄公二年。
《左传》，襄公十年。
责任，杀死了子孔。子展于是代子孔当国。子产始立为卿。后来，子产又被推荐当国。子产在郑国推行了有利于国计民生、加强国势的改革。其中主要的是改革田制，“作丘赋”，和铸刑书。本编下，第一章第二节别有传。郑灭许及郑的衰亡春秋中期，郑国由于子产执政，外交上比较灵活，国内政治也比较稳定。他死以后，七穆的罕氏、驷氏相继执政，国力趋于衰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已说“郑其先亡乎。”昭公四年又说“郑先卫亡。”这就是说，当时已有人预见它的“亡征”了。
齐、吕、申、许，古史上称为“四岳”，都是姜姓的后裔所建的国。姜姓与姬姓世代通婚且结联盟。周克殷以后，姜姓诸侯与姬姓诸侯受到同样“封土建国”的待遇。姜姓诸侯国虽然不及姬姓之多，但是它的地位还是重要的。周东征胜利以后，姜姓的齐和姬姓的鲁同时分封于今山东境内，是东方诸侯中最重要的国家。
许国在今河南的许昌。春秋时，它恰好在郑、宋、陈、蔡和楚的包围之中。
《左传》隐公八年（公元前75 年）载，郑与鲁互相交换土地。原来郑国在泰山有一块祊田，是为祭祀泰山供给“粢盛”用的。鲁国却有一块靠近许国的许田，是鲁国周公的采邑田。既然叫做许田，也许是许国所有，而当时已转为郑有。因其距郑鲁本国较远，不好管理，故郑、鲁互相交换。公元前72 年，齐、鲁、郑三国共同伐许。许国失败。从此，许沦为郑国的附庸。许国大夫百里拥立许叔，居于原来许国的东偏。郑庄公说“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之使吾子（指许叔）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围也。”同时，郑庄公又使公孙获居于许国的西偏，以为监护。郑庄公又说“夫许，太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岂能与许争乎？”②这是反面的说法，意思是天（上帝）既厌弃周的德政了，我岂能够与许争国吗？
公元前97 年，当郑国内乱之际，东偏的许叔乘机夺回西偏。这样，许又复国。公元前5 年、前27 年，郑两次讨伐许国。在第二次战争中，晋、陈也都参加，原因是许“贰于楚”。前588 年，郑伐许。接着，前577 年，前57 年，郑又伐许。许不得不割地与郑讲和。
春秋时期郑宋是晋楚所争夺的对象，因而常常受到晋楚的干扰，而郑国又欺负比它弱小的国家。许亲晋，但楚许邻近，又加上郑的欺负，处境更加困难。前57 年许被迫远离“旧许”，迁徙于楚“方城”外的叶（今河南叶县南），求楚的保护，以逃避郑的压迫。许迁于叶后，郑、鲁、宋、齐都曾经设法使许国迁回复国，而未实现。前574 年，晋国的军队一直打到楚的方城外。后来楚又把许数次迁徙。这时，许已名存实亡，而吴楚在江淮一带的战火正烈。前504 年，楚连败于吴，楚迁郢于鄀（今湖北宜城），郑乘机灭许。
战国以后，郑益衰弱不振。郑哀公被国人所杀。哀公之后，共公、幽公 《左传》，隐公十一年。
② 《左传》，隐公十一年。
相继即位。幽公又被新兴的韩所杀，繻公即位。他杀其相子阳，“子阳之党又弑繻公”。像这样的国家，不待外部战争，就会自行灭亡。子阳之时，郑已分裂为三。又经过内部斗争，于公元前37 年，韩灭亡了郑，并迁都于新郑。从此史书上叫做“韩郑”，就是说它已是韩国的郑了。
第三节三晋韩赵魏三晋的族姓韩赵魏是从一个晋国分出的三个国家，习惯上因而简称为三晋。三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史上的重大变化。田氏篡齐和商鞅变法也都是古史上的大事，但比起三家分晋，毕竟是后起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以公元前403 年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战国分期的标准。他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他认为，三家分晋就是礼（名分）的破坏。看起来，他是在批判三家分晋，但他以礼的破坏作为分期的标志，却表现了他的史识。
春秋后期，晋国的姬姓贵族差不多都衰落、灭亡了，而少数异姓贵族反而富强起来，以致出现三家分晋的局面。
按照传统的说法，韩、魏与周同姓，这并不足信据，三晋的族姓是有问题的。
秦、赵都是以“玄鸟”为图腾的，因此它们可能是殷商的支族。嬴、偃，大都是太皞，少皞之后，则秦、赵不是姬姓，是显而易见的。韩魏的来源，也可能不是姬姓。《史记·韩世家》说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于韩原，日韩武子。
武子后三世，有韩厥，从封姓为韩氏。
《史记·索隐》对此已提出疑问，说“《左氏传》云‘邗、晋、应、韩，武之穆’，则是武王之子。然《诗》称‘韩侯出祖’，则是有韩而先灭。今据此文云，‘其后苗裔事晋，封于韩原，日韩武子’；则武子本是韩侯之后，晋又封之于韩原，即今之冯翊韩城是也。”今按，“韩侯出祖”出于《诗·大雅·韩奕》。而据《韩奕》之诗内容看来，韩应与燕（姞姓）相近。周宣王打败了北方戎狄之后，而封韩侯，则韩地不可能在今陕西韩城，而应该在今河北以至辽河一带，故诗中有“因是百蛮，以受北国”。百蛮中有追（■）有貊，当是北方的游牧部落而后迁于东北境内。
西周之初，晋本在戎狄的包围之中。韩武子已是春秋时人。在韩武子之前，韩的先人也与魏相似，“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血统已经很难证明了。《史记》说他与周同姓，同姓不必同族，似正是存疑之词。
魏之起源，也很可疑。《史记·魏世家》说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
魏的起源虽然说在武王伐纣之时，但其后“绝封”，沦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就很难保证它必是姬姓了。
以上，是想说明三家分晋是异姓贵族取代姬姓晋国的政权，正象后来田氏之代替姜氏政权一样，而不同于鲁国的三桓专政。
三晋的变法三晋是法家的发祥地，吴起与商鞅都是由魏国出去到秦楚进行变法的。
法家的变法主要是军事法，而由军事法变为民法的。但是这不能不牵涉到土地制度方面的变法。《左传》僖公十五年（公元前47 年），晋于韩原之战败于秦，于是乎作“爰田”又作“州兵”。“爰田”就是上文“朝国人而以君命赏”者，可见“爰田”是针对国人即战士说的。州兵是在野外州的地区进行征兵。州人本来是不当兵的。爰田就是换田，易田。也就是后来商鞅在秦所实行的“辕田”。秦国生产力落后，所以一直到商鞅变法时才实行。《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引孟康说，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未世寖废。商鞅相秦，复立辕（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据此可知，爰田原是公社里所实行的轮换耕田的制度，而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已经不再三年一爰土易居了，而是分配到土地上，由农民自行轮流换耕。晋自韩原之战失败于秦，为了扩充兵源，使州人也当兵，因此州人与国人享有同等的权利。“赏田”者就是使他们可以不必参加“三年一爰土易居”的老办法，而准许他们可以长期占有土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自爰其田”。易、锡古本一字。读“易”田为“锡田”，因而误作“赏田”。
春秋战国之际，范氏与赵氏已经实行对私有土地征取赋税的办法。《左传》哀公二年载初，周人与范氏田，公孙龙税焉（杜注尨，范氏臣，为范氏收周人所与田之税。）。赵氏得而献之。吏请杀之。赵孟曰“为其主也，何罪？”止而与之田。
这是说周人给范氏田，他不是自耕，而是征收赋税的。范氏是赵氏的政敌，他捉到了范氏派去征税的臣，而不杀他，赵氏自己当也是这样，所以说“为其主也，何罪？”
据新出土《孙子兵法·吴问》篇记载，晋国六卿赵氏、魏氏、韩氏、知氏、范氏、中行氏都在自己的领域内扩大“步百为亩”的旧制。赵氏的亩制以二百四十步为亩。韩氏、魏氏以二百步为亩。知氏以一百八十步为亩。范氏和中行氏的亩制最小，以一百六十步为亩。孙武因此推断，实行小亩制的范氏、中行氏将先亡，其次是知氏，再其次是魏氏、韩氏。如依此说，田亩改制与政治上的胜负也是有关系的。
95 年山西考古发现赵氏宗族与其族人和依附者的《盟书》。主盟者就是赵鞅，即赵孟、赵简子。其中《盟书》云“自今以往，敢不率从此明质之言，尚（倘）敢或纳室者，而或婚宋人兄弟或纳室室者，而弗执献丕显公大家，明亟视之。”室是宗族下面的基层组织，它们既有自由人，也有非自由人。据这《盟书》内容看来，纳室就是族人和非自由人把自己的家室、财产投靠于贵族以便求得“庇护”。赵简子说“无敢或纳室”者，是禁止他们去投靠别的贵族。倘使“弗执献丕显公大家”，就要受到惩罚。“明亟视之”，是盟书上的习语，意即要受到惩罚。这样，族人和非自由人就成为赵氏“庇护”的农民。我们这样解释，也许是合理的。
魏文侯时任用法家李悝变法。据史籍记载，他的变法主要是“尽地力之教”，就是使土地发挥最高限度的效率。这不但是要改进农业的生产技术，而且要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比如“治田勤谨”，精耕细作的话，每亩可增产粟（小米）三斗（约合今六升），相反的话，就会减产三斗。一进一出， 《山西侯马盟书考释》，文物出版社。
要相差很多。
在李悝提出“尽地力之教”以前，《汉书·食货志》这样说在百里见方的范围内，有廿万顷土地。除去山川、村落占三分之一以外，有六百万亩耕地。这可见魏国变法以前，曾经调查了全国的土地，因而可以“计口授田”，从而督责农民的勤惰。也正因这样，李悝还能进一步提出“平籴法”，即好年成由政府按好年成的等级出钱籴进一定数量的余粮，坏年成亦由政府按坏年成的等级粜出一定数量的粮食。看起来是国家关心农民，实际上农民的收入也就是国家的收入。
李悝变法，最有影响的是撰次《法经》。后来商鞅在秦变法，编次《秦律》，就是以李悝的《法经》为依据的。
赵武灵王时实行“胡服骑射”，主要是军事技术上的改革，但是“强兵”与“富国”都是法家变法的目的。
韩国也曾经进行变法。但是由于变革很不彻底，旧势力没有受到打击，反而造成了一些紊乱。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他讲究“术”，目的就是在加强对臣民的统治。依申不害的说法，只凭借公开的法是不够的，还要有一套“术”来监督和防止官吏或贵族的舞弊弄法，阳奉阴违，以及瞒上欺下，在君主面前是一套，在人民面前又是一套。不这样，君主的权力又会旁落了，以致酿成“弑君取国”事件的发生。申不害认为只有“术”可以驾御它们，以补“法”之不足。
三晋的兴亡三家分晋后，魏占领了今山西的西南部、陕西东边沿河一带及山东的东南部、黄河以南一部分土地。本来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魏惠王时，为了向河东发展，迁都大梁（今开封市）。大梁处于黄河中游。地位适中。韩占领了今山西省的东南部和河南省的中部以及山西南部。它的疆土与魏交错。先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后来迁都宜阳（河南今县），再迁于阳翟（今河南禹县），由西向东发展。公元前375 年韩灭郑后，又迁都于郑（今河南新郑）。
赵在韩、魏的西北，沿边与林胡、楼烦等游牧部落接壤。另外还有一部分土地插入山东东南部，与燕、中山和齐接壤。先都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后来迁于中牟（今河南鹤壁市西），再迁于邯郸（今河北邯郸市）。
以上三晋的地理形势，使它们经常处于战火之中，几乎战国时的各国战争，都无不卷入。三晋的兵力强，也很精练。但除了赵可以向北游牧地区发展以外，韩、魏处于秦、齐对峙的轴线上，四面都是敌国。韩国占领宛、邓，生产铁矿，但宛、邓与楚国接近，后来都被楚夺去。
战国初期，东方诸侯中的宋、郑、鲁、卫还继续存在，但都已很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