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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明显的阶级特性。但是它的工艺技巧，却充分体现了当时手工业者和奴隶们的聪明才智。我国青铜艺术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都是世代相传的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贝币与金（铜）币西周的商贾和当时的百工一样，隶属于奴隶主贵族，主要是替贵族经营，为其需要服务。在奴隶主贵族之间的交换中，起货币作用的主要是“贝”，仍以“朋”为计算单位。周初的铜器《小臣单觯》铭云“周公易（锡）小臣单贝十朋”。《令酘》铭云“姜商（赏）令贝十朋。”《■尊》铭又云“易贝五朋”。这种赐贝之事，全文中屡见不鲜。最近发现的西周铜器《卫盉》铭中说“..王爯旅于丰。矩伯庶人取堇章（璋）于裘卫，才八，十朋，氒（厥） 《沣西发掘报告》附录二。
李世贞等《有关西周丝织和刺绣的重要发现》，《文物》97 年第4 期。②③ 《史记·货殖列传》。
貯，其舍田十田；矩或（又）取赤虎两、麀■两、■耠一，才廿朋，其舍田三田”。
这段铭文是说，矩伯庶人在裘卫那里取了朝觐用的玉璋，价值贝八十朋，可以付给“十田”矩伯又取了两张赤色的虎皮、两件鹿皮披肩、一件杂色围裙，共值二十朋，可以付给“三田”，说明当时的“贝”已经成为交换媒介。西周墓中，殉贝的情况比较商代更为普遍。这些贝、玉石贝、骨贝和陶贝，除了部分作为装饰品者外，其他都是作为货币或货币的象征来殉葬的。周初金文中还有赐“寽”的记录，例如《禽■》铭云“王易金百寽”
郭沫若说“寽，《说文》部云‘五指捋也，从■一声，读若律。’按金文均作一手盛一物，别以一手抓之，乃象意字，说为五指捋甚是，然非从受一声也。金文均用力金量之单位，即是后起之锊字”②。寽在铜器铭文中确都用为重量单位，但在一些情况下，也被用作交换手段。金即铜本身是一种重要商品，同时也担负着货币的职能。当时青铜器的原料，很多来自南方。《诗经·鲁颂·沣水》中提到淮夷奉献宝物，在“元龟象齿”外，还有“大赂南金”。这里的“南金”，就是南方所产之金即铜。春秋时代的《曾伯■簠》铭中也讲道“金道锡行”。郭沫若云这是“言以金锡入贡或交易之路，古者南方多产金锡”，更是其证。在陕西和河南的一些西周遗址中，都曾发现有海产物，反映了当时各地之间的贸易关系。
周代的民间交易至于民间的一些交易活动，数量很小，大都是以物易物，相互交换一些日用物品。如前所述，公社的存在虽然影响社会分工的发展，但也不能完全没有某种形式的社会分工。因为一个人不能生产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借用孟子的话说，梓、匠、轮、舆、陶、冶等“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若“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指奔走在道路上）也”（《孟子·滕文公上》）。正是因为这样，《诗经》中才有关于交换行为的记载。例如《卫风·氓篇》“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毛传》云“布，币也。”《笺》云“币者，所以贸买物也。春季始蚕，孟夏卖丝。”有人据此主张它不是说在“布”的所有者与“丝”的所有者之间来进行的直接物物交换，而是用“布”来买丝，“布”是当时的实物货币。这一看法是不准确的。我们觉得这两句诗的本意应当是说一个老实的人，抱着布来买丝，因为那是一个以物易物的时代。《小雅·小宛》又云“握粟出卜，自何能谷？”意谓，握把粟米出去占个卦，问个吉凶，但是事实摆在这里，从何而能有好卦出现呢？这里的“粟”和前诗中的“布”一样，也是以粟米支付占卦的费用，不是什么实物货币。至于《尚书·酒诰》中所说的“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则反映了当时的公社农民也与商代一样，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而造成的地域之间的分工，即某些生活必需品，不但不是人人所能生产，处处都能生产，而且必须通过交换才能作为他们自 岐山县文化馆庞怀清等《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窑穴发掘简报》，《文物》97 年第5 期。②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考释》。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考释》。
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手段。
第三节春秋时期官私工商业的发展与金属货币的出现官手工业与“在官之工”
春秋时期，随着铁制工具的使用，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的内部量变，农业经济的发达，各国的手工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凡礼器、兵器、车器之属的生产，国家设有工正、工师、工尹等官吏管理，各种手工业仍由官府控制，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则由所谓“工肆之人”（《墨子·尚贤上》）、“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论语·子张》）的民间手工业者自产自销。当时的官府手工业，基本上与西周时期相同，但其制度更为完整，种类更为繁多，对工匠的技术要求和对他们的各种管制办法也更为严格了。
官府手工业是直接为奴隶主贵族阶级服务的，由于统治阶级的消费**愈来愈增多，所以官府手工业的经营范围和质量要求也就越来越扩大和提高。因此，一切具有专业技术的公社农民，无不被官府网罗在官府工业的有关部门中，而成为“在官之工”，亦即《国语·齐语》所说的“处工就官府”。所有在官府手工业中服役的工匠，不但具有专门技能，世代相传，而且各有具由于长期经验积累而成为家传的秘方绝技。据《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中的记载看来，他们的训练途径和方法是令夫工群萃（集）而州（聚）处，相宾材，审其四时，辨其功（坚美）
苦（滥恶），权节其用，论比协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旦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当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②。关于这种技术传授和业务训练的主要途径，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讲得更为明确。例如《周礼·考工记》说“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郑氏注“父子世以相教”）”；《荀子·儒效》也说“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这种父子相传的传授技术的方法主要是建立在学徒制基础之上，而学徒制度在春秋以后，已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例如，《庄子·人间世》云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弟子厌观（饱看）之，走及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从这段故事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出古代手工匠都有学徒制度，而又可以看出当时的师傅传授给学徒的只是一般技术，而这个师傅能够看出这棵栋树是“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以为柱则蠹”（《庄子·人间世》）的家传秘密是不传给学徒的。明乎此，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考工记》给“工”下定义时，要说“述之，守之世”的原因所在。
春秋时期的官府手工业者除了以有技术的公社农民为奴隶主贵族服务外，还有奴隶担当其事。所以《左传》隐公五年说“器用之资，皂隶之事。”被征集在官府工业中的各种工匠，是在工师的直接领导和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例如《周礼·考工记》云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七十四。
② 《管子·小匡》，参照《国语·齐语》稍加修正。
国有六职，百工与居焉。
这里的六职，就是下文所云的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和妇功。孙诒让说“《月令·季春》命工师令百工。注云工师，司空之属官也。又《孟冬》命工师效功。注云工师，工官之长也。是冬官之属，有工师与匠师、梓师，同领诸工，而前五官亦或有给事之工，若玉府典妇功诸职所属之工皆是也。此经三十工，并即在官之功，故有明堂、城郭、沟洫、端玉、量器诸制，而梓人又著梓师监视之法，是其证也”。可见工师是官府工业中各种工业制造的主管人。所以，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关于工师的职掌更多记载，例如“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一五乡，以时钩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管子·立政》）；“论百工，审时事，辨苦功，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荀子·王制》）；“是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斡、脂胶、丹漆，无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无悖于时，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吕氏春秋·季春纪》）；“是月也，霜始降，则百工休（高诱注云“霜降天寒，朱漆不坚，故百工休，不复作器）”（《吕氏春秋·季秋》）；“是月（十月）也，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吕氏春秋·孟冬》）。由此可见，当时的官府工业，既有完整的制度，又有严密的管理方法和监工的考核和检查。如果发现“工有不当”，即产品的质量不合格时，则“必行其罪，以穷其情”。每年从三月到八月，是官府工匠被征调在各种官府工业中服劳役的时间；九月霜降之后，至第二年三月解冻之前，官作停止。工匠结束了官府的劳役之后，才是为自己工作或经营的时间。如果官府有额外需求，就连这点时间也不能保证。可见，官府工业的长期存在并不断扩张和发展，既缩小了商品交换，又剥夺了手工业者自己的经营时间，所以我们可以说，官府工业的存在是商品生产不能充分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
手工业的工艺分工当时的官府工业的分工，已很细密。《礼记·典礼下》云“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周礼·考工记》又云“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在各种类别内部分为许多工种，而且发挥了简单协作的效果。例如造车工业就是一个典型，《考工记》说“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车有六等之数。”就是将车的制造分为六种不同的劳动工序，也就是说，制作一辆车，要通过六种不同的独立手工业劳动者之手，车是这六种不同劳动的总产物。这还只是指制造车身而言，车的最后完成，还必需再加上油漆工、彩画工、马具工和绳带工等等，所以《吕氏春秋·君守》说“今之为车者，数官然后成。”
青铜器的冶铸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七十四。
详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一），人民出版社版，第244 页。到了春秋中晚期，青铜铸造工艺的主要成就及特点，是分铸法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发展到器身与附件分别单独作模。例如，侯马晋国都城铸铜遗址中，曾发现了不少鼎足、耳和钟甬等附件的母范，甚至有器身的母范，只是按照器的弧度做出其中的一段或一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侯马发现的这些实心母范中，也有用模子翻出来的，这样就使得成器附件的特征几乎完全一样。除侯马之外，新郑、寿县、辉县琉璃阁、长冶分水岭以及陕西宝鸡等地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铜器，也都具有这些特征。分铸法的广泛使用，除使产品趋于规格化外，还便于处理形制极为复杂的铸件，创造出气势雄伟、结构复杂的艺术作品，河南新郑出土的立鹤铜方壶就是突出的例证。春秋晚期，铁给手工业者提供了坚锐的工具，从而又可以对青铜器进行更细微的加工。就在这种新的技术条件下，镶嵌纯铜的工艺和以描写宴飨、狩猎等“礼”的贵族生活为主体的画像线刻工艺发展起来了。这种工艺，无论从题材上或技术上，都是一种创新。
手工业的地区特点与地区分工由于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或社会条件的不同，随着春秋时期手工业的发展，各个地区便出现了独具风格的手工业产品。作为各地特产的地方手工业，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某种手工业品盛产于某地，其产量之大和经营者之多，都不是其他地方所能比拟的。例如《周礼·考工记》云粤（越）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
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另一则是某地手工业者具有特殊技术，是造成地方分工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考工记》中又云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不能为良。我们知道，吴、楚特别是韩国各地盛产的名剑，其所以特别犀利，都与各地的铸剑技术之高超分不开的。但在一般情况下，造成地区产品的独特风格和优点的原因，往往都是结合上述两个方面的条件形成的，因为既需要特殊熟练的生产技术，又需要各该地方盛产而别处没有的材料。《庄子·刻意篇》中提到的“干（吴）越之剑”，所以在当时闻名全国，恐怕就是这个原因。这种情况从今天的出土资料例如“吴王夫差剑”出于山西峙峪；’吴王光剑”出于安徽寿县蔡侯墓；“攻■太子姑发剑”出于安徽淮南蔡家岗；“越王勾践剑”出于湖北江陵望山等，可以得到证实。这些铜器的形制，大体与中原地区的相似，而“吴王光剑”的火焰状花纹和“越王勾践剑”的菱形花纹，却表现出明显的特色。这两把铜剑铸造都十分精美，剑愕锋甚犀利，银光闪耀，保存如新，至今犹能断发，代表了吴越青铜工业的高度水平。另外，江苏武迸淹城发现的一批铜器，造型奇异，器质轻巧，花纹与印纹硬陶相似。以兽首为流的《牺匜》和两猪并立的《三轮盘》，尤为中原地区所不见。七个一组的句鑃，与过去在浙江武康县出上的《其■句鑃》同一形制，也是吴越乐器的特色。
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著《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第254 页。
民间的手工业春秋时期除了官府工业外，还有民间手工业。《吕氏春秋·召类》载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为鞔着也，吾将徙之。其父曰“吾侍为鞔以食三世矣。
今徙之，宋国之求鞔者，不知吾处也，吾将不食。愿相国之优吾不食也。为是，故吾弗徒也。”这个南家工人，以自己的家庭为作坊，从事手工业生产，并有迁徙的自由。他们把制成的产品，在家或在市上出卖。古代市场是在官府直接管制之下的，在市中陈列出售的货物和在市内开设的作坊店铺，都不是随便散置，杂然并存，而是在市内划分为若干区域，以类相从，名之曰“肆”。《周礼·天官·内宰》曰“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这里的“次”和“叙”是市官处理事物的处所，“肆”是陈列货物和设立作坊店铺的地点。《墨子·尚贤上》说“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这种“工肆之人”，就是在肆内开设作坊店铺，边生产边销售的工匠。手工业者都是到肆而居的，所以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论语·子张》）。《说苑·反质》中又说鲁人身善织屦，妻善织缟，而徙于越。或谓之曰“子必穷。”鲁人曰“何也？”曰“屦为履，缟为冠也，而越人徙跣剪发，游不用之国，欲无穷可得乎？”
鲁人夫妻本来都有专门手工技能，但是他们不在自己的家中或肆上营业，而到处流动，甚至要远徙于越。可见，当时已有转徙无常的流佣的手工业者。替秋时期的家庭手工业，主要是由妇女从事的纺织业。所以《墨子·非命下》说“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手纺绩织絍，多治麻统葛绪，捆帛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这种家内手工业，不仅在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当时国家税收来源之一。同时，也是公社存在的物质基础，所以马克思说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
商贾春秋时期的商贾，已被列为四民之一。《左传》称“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宣公十二年）；又称“商工皂隶，不知迁业”（襄公九年）。尽管此时商人的社会地位还很低下，还是在官府直接控制下的“工商食官”的商人，但是已经是一种专门职业，所以齐桓公问管仲曰“成民之事者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均见《国语·齐语》），并且由于商人必须善于“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并且还要能够“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求贵贱”（《管子·小匡》）。古时虽然泛言商贾，实则二者是有区别的，《周礼·天官·大宰》之职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 卷第40 页。
“以九职任万民..六曰商贾，阜通货贿”。孙诒让注云“行曰商，处曰贾者。《司市》注云‘通物日商，居卖货曰贾，义与此同。’..《白虎通义·商贾篇》云‘商之为言商也，商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也。贾之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来，以求其利者也。行日商，止日贾。’可见，春秋时期，由于公社内部已经有了量变，有了一定程度的内部分工，出现了一种“商”，专门从事远程贩运，组织货源，所谓“服牛辂马，以周四方”的就是这些人；另一种是“贾”，即居肆列货，“以待民来，是直接向消费者售卖，“以求其利”。
《左传》昭公十六年载，晋国韩宣子要郑国商人的玉环，子产不给。后来郑国商人虽然私下同意，但他却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嵩、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可见，这个商人既然不能自主经营，尚是“工商食官”下的商人无疑。春秋时期，还有两则关于商人的故事。一是公元前27 年，郑国商人弦高到周去作生意，路遇偷袭郑国的秦师，他用皮革和十二头牛，假托君命犒劳秦师。秦人认为偷袭消息已经泄漏，便将军队撤回。另一则是公元前597 年，秦、楚间的邲之战中，晋国大夫荀莹被楚所俘。郑国商人到楚国经商时，曾经准备把囚在楚国的晋大夫荀莹秘密置于货车中营救出来。这显然非用金钱贿赂楚国的看守人员不可，没有雄厚的财力是办不到的。后来没有成为事实，楚国把荀莹释放了。而后，荀莹在晋国见到了那个商人，非常感激他，而那个商人却说“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②。这两则史实告诉我们，他们都不象后来的那种自由经营的商人，而很象“工商食官”下的商人。当时的商业活动，虽在市场上进行，即所谓“处商就市井”（《国语·齐语》），但是根据当时的管理制度，必须由政府来垄断市场，掌握物价。据《左传》载，郑、卫、宋国都有诸师（《左传》襄公二十年、昭公二十年）；鲁国有贾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等官吏管理市场。当时的官府商业和官府工业一样，主要是为了保证奴隶主贵族的需求，不是为了发展和扩大商业贸易，所以“工商食官”制的存在，实际上阻碍了当时商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春秋时代虽然是以“官商”为主，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的逐渐量变，列国中也出现了有钱有势的大商人。例如《国语·晋语八》云“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这些富商大贾，显然已非“官商”，当是“无寻尺之禄”的“私商”。这些富商由于积累了大量财富，常常经营高利贷，所以《晋语八》中，也就有了栾桓子“假贷”的记录。空首布的铸造及使用 详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吕氏春秋·悔过篇》。
② 详见《左传》成公三年。
我国的金属货币究竟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国语·周语上》关于周“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的记载，在时间上似有可能，但记载本身却存在着问题。例如，单穆公谏止景王铸大钱的记载中，提到了轻重并用，以收“母权子”和“子权母”之效，使“小大利之”。当“民患轻”时，“则为作重币以行之”；“若不堪重”时，“则多作轻币而行之，并不废乎重”（均见《周语下》）。这种大小二市相辅而行的制度在当时是不可能存在的。在春秋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曾经发现过铜币——空首布。当时的空首布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系统平肩、削肩弧足空首布是一个系统，出土的范围以今之洛阳为中心；另一系统是耸肩尖足空首布，出土范围以今之山西南部及太行山西麓为中心，波及到安阳以北，说明前看起源于周王畿，后者属晋。近年山西侯马、寿阳，河南浚县，均有耸肩布出土。935 年，河南汲县山彪镇一号墓也曾出土74 件。山西侯马牛村等古城遗址，是晋国晚期国都新田所在地，《左传》成公六年云“（景公十五年）夏，四月，丁丑，晋迁于新田。”而河南浚县、汲县，系春秋时卫邑，战国入魏。由此可见，耸肩空首布，在时间上不可能进入战国，因为它们主要是晋国所铸，魏国的金属铸币，无论早期还是中期，都是平首布。最值得注意的是牛村古城（晋新田故城）发现数以万计的空首布内范以及耸肩空首布范，形成厚达三十余厘米，方圆数米的堆积层。牛村占城的东墙是被战国遗址破坏的，可以确定牛村古城的年代不能晚到战国。因此，出土的布钱、钱范等，其时代的下限只能是春秋末，而不能延伸到战国。看来，晋国新田铸币，还不是晋国铸币的开始，《吕氏春秋·报更》所载赵盾与灵辄百钱，是公元前02 年的事，说明晋国在春秋中期已经铸行布钱，并且已经较为普遍地使用，这比景王“铸大钱”要早七十八年。从时间上来计算，景王时“铸大钱”是完全可能的，况且洛阳本居“天下之中”（《史记·周本纪》），平王东徙洛邑，洛邑便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后来发展成为“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盐铁论·通有》）。建国以来，浴阳及其附近空首布出土的次数和数量，远比耸肩空首布为多，这本身就是洛邑的商业比新田繁盛的实物证据。考古发现中，不仅发现了空首布的成品，更重要的还发现了大批的空首布内范，这样就直接证明了至少在春秋晚期，已经有了金属货币即铸币的出现。
空首布这种货币形式，最早大概是从西周时期的镈演变而来，由于镈、布古音相同，可以通假，于是货币借用了“布”音。根据《左传》所载，涉及货币的记事共得八十条，分为贿赂、赏赐、求乞、掠掳、积蓄五类，其中七十七次都以玉、帛、锦、车、马、奴隶、粟米、兵器、衣物、饰物、彝器、乐器之类为之，说到金、铜币的只有三次，可见春秋时期铸币的流通范围尚不甚广。
详见朱活《关于先秦货币史研究中几个问题》，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八辑，福建人民出版社，983年。
第四节“素封”的出现，战国时期工商业的发达和金属铸币的流通商业城市的繁荣与“素封”的出现战国时期，由于铸铁技术的进步，铁器与牛耕的逐渐普及，水利灌溉的发展，深耕施肥和其他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当时的生产力有了空前的进步。所以，春秋末年还是“四竞（境）之田，旷芜而不可胜辟”（《墨子·耕柱》）的情况，到了战国初年，例如三晋地区就已出现了“土狭而民众”（《商君书·徕民》）的局面。这样一来，就使得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书社”组织无法向公社农民实行授田制度，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也就无法维持下去了。据《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时期市场上的商品，所有“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都待“商而通之”，东西南北的土特产品，在中原市场上都可以买到。商业的迅速发展，也就使得过去的殖民营国的城市，由原来武装驻守之初期都市形态逐渐转变为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繁荣城市。工商业发展后，便涌现出握有巨万资财的富商巨贾，所谓“大者倾都，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司马迁称这些新兴工商业者说“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均见《史记·货殖列传》）“素封”的出现，是长期以来“工商食官”制度破坏后的必然结果。
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和大贵族垄断着的手工业的局商。由于一些国家或地区中的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的逐渐崩坏，开始有了变化。当时官府手工业的规模虽然还很大，不过富商人贾的私人手工业已经发展了起来。当时的官府手工业有冶金、木工、漆工、陶工、皮革工、煮盐和纺织等，其中青铜手工业和楚国漆器工艺的生产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冶铁业的发展与重要铁工业地点冶铁业在春秋末期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鼓风方法的出现也就发明了冶炼铸铁的技术。战国时代虽然开始广泛地使用了铁制工具，但是早期的铁，质脆而硬，容易折断，不很耐用。战国后期，在今之湖北大冶铜绿山和河北燕下都遗址出上的六角锄两件，经考查是利用退火方法制造的表面为低碳纯铁，而中心为硬度高的体质复合铸件，使用过程中将表面磨损，露出中间层作为刃口，说明这时解决了一些工具所要求的既有坚硬锋利耐磨的刃口又具有韧性的矛盾，大大提高了铁制工具的功能。
由于冶铁的需要，到战国时代发现与开发的铁矿已有不少，据说这时“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海经·中山经》）。人们在采矿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知道“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此山之见荣也”（《管子·地数》）。所谓“荣”，具有矿苗的意思，所谓“赭”，就是一种赤铁矿性质的碎块，常和赤铁矿共存。据《山海经·五藏山经》载，有明确地点的产铁山计有三十七处，分布于今之陕西、山西、河南和湖北各省，即在战国的秦、魏、赵、韩、楚国境内，尤以韩、楚、秦三国为多。
详见徐喜辰《公社的残留与商周的初期形态》，载《文史哲》987 年第 期。 详见李众《中国封建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载《考古学报》975 年第2 期。战国时代各国已有许多重要冶铁手工业地点。西汉时宛地经营冶铁业的孔氏，其祖先原是梁人，以“铁冶为业”（《史记·货殖列传》），足见魏国必有重要的冶铁地点。秦国在商秧变法后，“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上》），司马迁的前四代祖先曾任秦的“铁官”（《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秦也有自己的冶铁地点。赵都邯郸也是一个重要冶铸地点，不仅邯郸人郭纵以冶铁为业，财富与‘王者’相等，就是西汉初年临邛（今四川邛峡）人“用铁致富”（《史记·货殖列传》）的卓氏，其祖先也是赵人。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临淄北）也是个重要冶铁地点，近年在临淄故城中发现了冶铁作坊六处，其中最大的约四十万平方公尺。楚国著名的冶铁地点是宛（今河南南阳），有所谓“宛钜、铁釶”（《荀子·议兵》）的记载。韩国的首都新郑，也有冶铁地点，近年新郑故城内仓城村发现了许多镬、铸、刀等陶质内外范和同样形式的铁器，便是其证。韩国的阳城（今河南登丰东南告城镇），近年发现了战国时代的熔铁炉底、炉壁等残块，陶制泥制鼓风管的残片、木炭屑和锄、镬、斧、铲、镰、削、刀、矛、带钩等陶范，证明其是以铸造农业工具为主的冶铁业作坊。燕国的下都（今河北易县），也是个重要冶铁地点。近年在河北兴隆发现了战国时代铸造工具的铁范八十七件，其中多有“右廪”二字，可证其为官府冶铁业作坊的产品。
在冶铁技术发展的基础上，战国时期已经能炼钢了。前引“宛钜、铁釶”的“钜”，《荀子·议兵》杨倞注云“刚铁”。《史记·夏本纪》记载梁州（约当今之四川）的贡物有“镠、铁、银、镂”，《集解》引郑玄说“镂，刚铁，可以刻镂也。”战国时代的铁兵器已有“白刃”（《荀子·强国》）之称，白色的刀口当是钢制的。
青铜冶铸技术的提高与错嵌工艺战国时期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青铜一般只铸造礼器和兵器，就是礼器也有铜与铁的混合结构品。但是，青铜冶铸业并没有因此废除，而是继承和发展了殷周以来的优良传统。正如《荀子·强国》所说“刑（型）范正，金（铜）锡美，工冶巧，火齐得。”这时对于青铜的取材、配料和冶铸的火候等，都已有了相当精密的分析记录，总结归纳出一套理论。这在《周礼·考工记》中反映得比较清楚。有的理论以今天的科学方法检验，证明它是合乎科学道理的。例如，关于各种青铜器中铜、锡成分比例，《考工记》说“金有六齐（金即铜，在化学上称铜锡合金为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就是说，各种不同用途的青铜器，铜与锡的比例各不相同。据近人实验研究，上面的这种比例是很合乎合金的学理的。
《吕氏春秋·类别》说“金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战国时代，劳动人民已从实验中认识到了加锡到铜中可使硬度增加，而太硬的兵器又容易折断，特别是剑一类较长的兵器必须做到“坚且物（韧）”。《吕氏春秋·别类》又说“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牣也，黄白杂则坚且牣，良剑也。”考古发掘得到的青铜剑，往往脊部的青铜含锡少，有的呈赤色，象嵌合赤铜一条。含锡少则质柔而朗，不易折断。刃部含锡较多，质硬而刚，适合刃部的需要。例如，长沙出土的一件青铜剑，其脊邻的铜锡比是780，即约八比一，而刃部则为748，即约八比二，刃部含锡量远远超过脊部。
在冶炼熔铸过程中，对不同火候的辨认与掌握，当时也有了详细的记载。如云“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考工记》）。这也是合乎冶金的学理的。因为铜、锡混合熔融时，首先便有挥发性的不纯物气化，即所谓“黑浊之气”。等到温度上升，比铜熔点低的锡就有一部分熔融气化，出现“黄白之气”。温度再高，铜的青焰色也有几分混入，便有“青白之气”，到铜完全熔融，只剩“青色”了。“青气”一出现，青铜合金也就基本上冶铸成功。
战国初期，有一种错嵌红铜的工艺盛行起来，这是在铜器表面铸出浅凹花纹，再嵌入红铜薄层，使金属表面平整而利用两种金属的不同光泽构成各种图案。这种工艺是在一种极其讲究的铜器上才应用的，它在替秋晚期即已出现，流行于战国之初。战国初期以后，又盛行了金银错技术，就是在铜器表面错嵌金银图案的工艺。这种工艺早在春秋中期就发明，但最初仅仅施于诸如戈内等小片地方，到了战国早期才在礼器上施以大片的金银错图案。传说出自洛阳金村的一批鼎、簋、壶、扁壶、镜等器，就采用金银错工艺，通体饰以各种的云纹、龙花纹，其精致程度说明到战国中期金银错的工艺已经达到高峰。金村和辉县固围村出土的一些锦物，还说明在战国中期包金、鎏金和嵌玉镶珠等细工已发展起来。传世的陈璋方壶（钫）和金村的铜壶上，还有镶嵌松绿石花纹。在一种颇为讲究的诸如壶、钫、鉴、豆等较厚重的礼器上，从春秋晚期起，特别在战国中期，往往铸出大幅的浅凹或凸的平雕画象。战国中期以后，这种工艺便不大流行。与此同时，一种细如发丝的刻镂图案工艺，也发展起来，它大都施于舟、匝、鉴和一种奁形器上。这两种工艺都是为了表现整幅图画。画面以贵族的宴飨、狩猎为主。许多图画的内容尚未完全明白，就已了解的部分而言，皆为贵族间的礼仪。例如传世采桑铜壶，通体满布许多组浅凹图画，其颈部的两组，一为妇女登树采桑，约是表现诸侯后妃所行蚕桑之礼；另一有六人双双成对，持箭射侯，是描绘贵族“三耦”，在行“射礼”。又如辉县赵固墓出土的铜■上的细线刻镂图画，描绘的约是一种军礼——大搜礼，计有表祭、焚田、罗纲捕鱼、狩猎和献禽于社或宗庙等图画。所谓“大搜礼”，是借狩猎而进行军事演习，当与当时十分盛行的狩猎事有关。这种工艺的流行，表示出绘画艺术已发展到能表现场面很大的人物活动的程度，也表明当时的绘画艺术和青铜工艺是在统治阶级的礼乐制度的严重束缚之中。到了战国晚期，随着礼乐制度的更趋衰落，这种内容的纹饰也跟着衰落下来。战国时代铜器上的金银错和刻镂画象工艺的产生和进步，都是和冶铁炼钢技术的进步分不开的。
纺织、制盐、漆器战国时期的纺织品生产也颇为发达。《尚书·禹贡》载，当时的兖州贡“织文”，是一种“非一色”的丝织物；青州贡“檿丝”，是一种“山蚕之丝”，即柞蚕丝；徐州贡“玄纤缟”，是一种“赤而有黑色，以为之衮，所以祭也”（均见蔡沈《书经集传》）的黑红而细的丝织品；扬州贡“织贝”，郑玄说“贝，锦名也，《诗》云‘成是贝锦’。凡为织锦者，先染其丝而织之，即成文矣”，是一种有贝纹图案的丝织品；荆州贡“玄纤”，是一种黑色、浅红色的丝织品；豫州贡“纤纩”，孔颖达说，“纩是新绵，纤是细”，是一种细绵。这些记载说明战国时代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都生产丝织品。其中以齐鲁之地的丝织品而远近闻名，所谓“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列传》），就是说的各国人民身上穿的都有齐鲁地方的纺织品。当时各诸侯国常用丝织物作为赏品，多达“锦绣千纯（五千匹）”（《战国策·秦策一》、《赵策二》）。957 年在长沙出土过矩纹锦残片，95 年在湖北江陵出土了丝绢作地的卷云纹绣花织物，便是它的实物证据。
麻织品比丝织品更为普遍，是当时劳动人民的主要衣料，它和丝织品同样是当时的主要商品，在市场上都有一定规格和长短。这时不管是丝或麻织物，都已普遍染成五颜六色，织成五彩缤纷的布帛，其花色品种比较以前丰富很多。
盐在战国时有较大规模的生产，当时已有海盐、池盐和井盐。齐、燕两国的海盐煮造业非常发达，《管子·地数》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海盐的产量比较多，流通范围也广，所以《尚书·禹贡》说青州“贡盐”，《周礼·职方氏》又说幽州“其利鱼盐”。据《战国策·齐策一》载，张仪到齐国为秦国连横说服了齐国，于是齐王“献鱼盐之地三百于秦也”。这个“鱼盐之地”的具体所指虽难考定，但也说明当时齐国确是盛产海盐的重要地区，魏国的河东地区，是当时盛产池盐的地点，据《史记·货殖列传》载，猗顿便是由经营池盐而成巨富的。同时，《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大约从李冰作蜀守时，“穿广都（今四川双流东南）盐井诸陂池”，四川就开始有了井盐。
《诗经·鄘风·定之方中》说“树之榛粟，椅桐梓漆”，可知漆树曾在黄河中游种植过。但是，主要的是在长江流域种植，所以楚国的漆器手工业最为发达。漆在战国时代已应用得很广，许多木器都已髹漆。在出上的墓葬中，有无数精美的漆器，特别是在南方的战国墓中，三十年来发现了不少保存完好，色泽如新的漆制品。饮食器如杯、盘、盒；日用家具如案（矮桌）；日用容器如奁、笾等；武器如弓、剑鞘、戈秘（即戈柄）、戟秘等，以至装殓用的棺梆，都已有髹漆的。这些器物的表面都用黑、朱、紫、白、绿等色彩漆，描绘有各种图柔和图象，主要有龙风云鸟纹、几何纹和狩猎图等。这些实物不仅使我们看出当时的颜色种类齐全，而且从它的繁复细致的彩绘中，还可以了解到当时对于油漆工艺的重大改进和创新，据研究，当时已经采用桐油作稀释剂，改善漆液性能，从而调配成更多便于描绘图案花纹的彩色油料。
信阳长台关墓一和江陵望山墓一的发掘，说明在战国早期至中期的楚国的漆器工艺已达很高水平。这时期漆器的木胎还很重，往往在精工雕刻的木器上，再加以绚丽的彩漆，所以很多漆器又是雕刻工艺品。望山墓一的屏式器，以惊人的细工透雕或浮雕了由5 个凤、鸾、蛇、蛙等动物组成的复杂图案，外施墨、朱、灰绿和金银彩漆，堪称当时的精制杰作。战国中期以后，胎骨向轻巧方面发展，更发挥了漆器的优点。例如，长沙等地所出的漆盒、漆卮，往往用薄木卷曲成胎，或外贴麻布，类似后代的夹贮器。这样一来，不仅外表美观，而且更加坚实耐用，虽然在地下埋葬两千多年，有的出 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载《文物》9 年第5 期。土后仍然如同新制一般。这充分说明了战国时期的漆器制作工艺是十分发达的。
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中央和郡县，都拥有上述各种官府手工业作坊，根据已经发现的兵器铭刻看来，并有一定的管理监造制度，此外，当时还有和小农结合的家内手工业、单独经营的个体手工业和豪民所经营的大手工业。豪民经营的盐铁业战国时期的民营的大手工业，主要有冶铁业和煮盐业。《管子·轻重乙篇》说官府经营的冶铁手工业如果强迫“徒隶”去做，要“逃亡而不守”，如果征发人民去做，又要“下疾怨上，边竟（境）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因而只有用抽取十分之三的税的办法来让“民”去经营。但是，这种“民”决不是一般的农民或工商业者，当是“豪民”。这种情况一直到汉初还是如此，亦即《盐铁论·禁耕》所说“非豪民不能通其利”。战国时期经营池盐成为巨富的猗顿，经营冶铁成为巨富的郭纵，其经营的手工业一定有相当的规模，必然都是豪民性质的。赵国人卓氏，“用铁冶富”，在秦破赵以后，被迫流徙到临邛（今之四川邛崃），魏国人孔氏，经营冶铁业，当秦伐魏时，迁到南阳（今之河南南阳附近），后来继续经营冶铁业成为巨富（均见《史记·货殖列传》）。这些人没有被徙之前，也应该属于豪民性质。这时豪民所使用的劳动力，“大抵尽收放流人民”（《盐铁论·复古》），也还有奴隶性质的“僮”。豪民所开发的矿山和海池，大体上向官府租借而缴纳一定的租金。董仲舒说，商鞅变法以后，“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盐铁之利二十倍千古”，“汉兴循而未改”（《汉书。食货志上》）。所谓“盐铁之刊二十倍于古”，该是由于盐铁业发达，经营盐铁业的豪民缴纳的租金很多。所谓“汉兴循而未改”，是说汉代初年还是沿用这种办法。看来，战国时代以经营盐铁业成为巨富的，都是一些豪民，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公社逐渐解体，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促进了战国的商业交换关系的发达，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说，当时农民不从事手工业，可“以粟易械器”，面手工业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
《荀子·王制》说，北方的特产“走马吠犬”、南方的特产“羽翮齿革丹青干”、东方的特产“紫紶鱼盐”、西方的特产“皮革文旄”，都可以在中原地方买到，形成了“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断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寂粟”的新局面。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有了商人贸易才能取得的。《尚书·禹贡》中所说的各州贡品，实际上也就是各地方特产。《周礼·夏官·职方氏》职所说的各州特产即兖州、青州“其利蒲、鱼”，扬州“其利金、锡、竹箭”，荆州“其利丹、银、齿、革”，豫州“其利林、漆、丝、枲”，雍州“其利玉、石”，幽州“其利鱼、盐”，冀州“其利松、柏”，并州“其利布、帛”等等，与《禹贡》所述大体相同。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富商大贾的出现战国时代，由于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商人垄断市场的事情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