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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0— 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02 页。

    弄得“黎民咸贰”，丧失了全体氏族成员的信任而遭到罢免，而善射的有穷氏部族酋长后羿，却“因民弗忍”，顺应了人民的要求，得到人民的拥戴而继任为部族联盟的军事首长。所以《左传》襄公四年说“后羿自 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五子之歌》载伪《古文尚书》中。《五子之歌》述太康之弟五人，因太康失国，“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虽不足信，但征之先秦古籍，太康以逸豫而失国，则是可以相信的。金履祥《通鉴前编》云“太康虽为羿所拒，不能济河，而犹立国于外，以传仲康。”这是由于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通常都是以本部族的酋长来兼任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所以太康虽为大众所罢免，另推后羿以代“夏政”，但是太康死后，他的兄弟仲康，和仲康的儿子相，仍得为其本部族的酋长。在父系家长制时期，酋长一般亦是世袭，传给他的弟弟或儿子。所以，《夏本纪》于太康失国后仍然记载曰“太康崩，弟仲康立..他康崩，子帝相立。”

    帝相被杀时，据《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载，他的妻子后缗方怀孕，从窦中逃回母家有仍氏，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后又为浇所逼，逃到有虞氏，为有虞庖正。“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后来，寒浞又因“纵欲”、“康乐”、“不德于民“失掉了人民的支持，少康则因“能布其德”，得以收集夏部族的余众。他的老臣靡遂靠了有鬲氏和夏部族的遗民，起兵攻灭了寒浞。后来少康又灭浇于过，少康的儿子杼灭豷于戈，恢复了“夏政”。寒浞、浇、豷之灭亡的原因，《左传》襄公四年曾经特别指出“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可见，寒浞和浇之为少康所代替，完全是由于纵欲、康娱，失掉了人民的信任，而少康之兴，则是由于“能布其德”，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从太康、后界、寒浞和少康的几次更迭看，其所以得继任为军事首长，虽然多惜助于武力，但重要的还在于得到了各部族酋长和氏族成员的拥护，可见在部落联盟中的民主选举制仍在发生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虞思之以二姚妻少康，也可以说明在少康灭寒浞前，有虞和夏部族还在父系家长制下的一夫多妻制家庭阶段，不是属于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文明时代。

    《左传》襄公四年中把“后抒灭豷于戈”和“少康灭浇于过”并称，说明杼和少康属于同一历史阶段，共同完成了所谓“中兴”的大业。古本《竹书纪年》曰“柏杼子征于东海”，说明在杼时其势力更向东发展，势力益强。《国语·鲁语上》说“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报”是一种祭祀，祖先有功德的才用报祭。夏代用报祭来祭祀杼，证明杼在夏代当同禹一样有开创大业之功。夏代以禹启传位于太康，经仲康、相到少康三世四传，曾经过太康、后羿、寒浞、少康的斗争和军事首长的几次更迭，说明从禹到少康应是军事民主制下的世袭制时期。从少康、杼以后，经历帝槐、帝芒、帝泄、帝不降、帝扃、帝杼、帝孔甲、帝皋、帝履癸（桀），共九世十一传，已无经过选举和罢免的痕迹。这就证明夏族部落自帝杼以后，加强了对外战争的力量，原来的部落联盟中军事首长的权力逐渐膨胀，终于掌握了原联盟中的全部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管理民政的部落酋长会议的权力日渐削弱，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已为国家机构所代替，氏族社会即将发展到阶级社会了。

    夏文化的探索夏史的探索，还是史学界急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从目前看来，只有抓住夏文化这个中心环节加以突破，才能使夏史的研究工作顺利进行。也就是说，从考古学上确定哪些考古学文化属于夏代文化，则是探索夏史的核心。因为只有将夏文化探索明白，才能全面地弄清夏代的历史。所以，探索夏文化是研究夏代历史的必要前提之一。

    夏文化，有人又称作夏代文化，“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早于夏代的夏族文化，只能叫“先夏文化”，“夏王朝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不能称为‘夏文化’”，它是属于我国考古学范畴的文化。自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田野发掘为主的我国考古学产生以后，考古学家们为了寻找商朝以前的远古遗迹，就积累了一些田野考古资料。近三十年来在考古工作中，发现了不少与古文献中记载关于夏代地域和年代上基本一致的遗迹、遗物，可是仍然不能最后确定为夏文化。这种探索夏文化的工作，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文献中的夏代中心地区，开始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953 年，在河南登封县玉村第一次发现了不同于郑州二里冈期早商文化的遗址，揭开了夏代考古的序幕②。95 年，在河南郑州发掘了洛达庙遗址。959 年，徐旭生先生在豫西调查了传说中的“夏虚”，在河南省偃师县发现了二里头遗址②，引起了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重视。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发掘了二里头遗址，第一次发现了郑州二里冈期商代灰坑打破洛达庙类型文化层和洛达庙文化层叠压于河南龙山文化层上的现象，从层位关系上确定了这类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早于郑州二里冈期早商文化的相对年代，从而解决了这以前二里冈期商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空白③。这一发现不仅为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如何过渡到青铜时代找到了典型实例，而且为解决夏文化问题提供了可寻的线索。二十多年来，在豫西和晋西南地区已经发现了数十处遗址。经过重点发掘的有偃师二里头、登封告成王城岗、夏县东下冯、临汝煤山、洛阳挫李等遗址。

    977 年 月，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在河南登封县召开了一次“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议”，会上就探索夏文化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978年以来，在全国各种刊物上约计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探索夏文化的文章，提出了一些看法。

    由于大家对这种文化的认识很不一致，因此命名也不相同。有的同志认为这种文化首先在洛达庙发现，因而主张名之为洛达庙类型文化；有的同志认为东干沟与洛达庙有区别，主张名之曰东干沟文化；有的同志又名之为早商文化；也有人直接命名为夏文化。但是，多数同志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范围大、堆积厚，文化遗址和文化遗物也最丰富，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主张把它称之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自959 年发现以来，经过多次发掘，发现该遗址为南北.5 公里，东西2.5 公里，其中发现了厚达3 米 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河南文博通讯》978 年第 期。② 韩维周《河南登封县玉村古文化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954 年第 期。 河南省文物工作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957 年第 期。② 徐旭生《959 年夏豫西调查“夏虚”的初步报告》，《考古》959 年第 期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帅二甲头遗址发展简报》，《考古》95 年第5 期。左右的二里头文化堆积层共四期。在这个遗址中，发掘出铸铜用的陶范、柑锅残片、铜渣和少量的青铜器、屋基、窖穴、水井、窑址和大量石器、骨器、蚌器、陶器以及一些玉器和铜器，还发现了宫殿遗址。

    对于这种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文化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大略说来可以分为以下五种意见（一）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都在夏人活动的地域之内，时间与夏代纪年相当，二者有承继关系，因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的四期遗存都是夏代遗存。

    （二）根据文献推定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毫，进而推论二里头文化的四期遗存为夏代遗存。但河南龙山文化不可能是夏代文化。

    （三）二里头三、四期遗存与商代二里冈期文化有很多相同之处，属商代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一、二期文化有承继关系，它们的年代又在夏代纪年之内，它们是夏代文化。

    （四）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期商代文化有承继关系，二里头文化囚期遗存是商代文化。

    （五）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遗存与河南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不同，是夏代文化遗存；偃师二里头遗址不是汤都西毫，而是夏都阳城。

    上述意见有其一致之处，但分歧也是明显的。这些分歧涉及二里头文化跟河南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关系，同时这几种意见立论的着眼点和所用的方法也有差异。

    探索夏文化的工作还在进行之中。在上述五种意见当中，学者们自己的认识也是属于探索性的，没有任何定论。现在看来，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了探索夏文化的重点，也是探索夏史的非常有希望的对象。我们相信，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和讨论的进一步深入，这个课题必将获得圆满的答案。

    附夏王朝世系表（公元前2 世纪—前 世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24 页，文物出版社984 年版。禹启太康() (2) (3)中康相少康(4) (5) ()矛槐(芬) 芒(7) (8) (9)泄不降(降) 孔甲皋(0) () (4) (5)扃厪(2) (3)发履癸(桀）

    () (7)第三节历史年代问题的提出历史从神话传说时期迈进有文字记载可征的信史时期，首先遇到的就是年代问题。年代是历史的尺度。历史之有年代，犹如地理之有经纬线。必有经纬线，然后知其地之在何处；必有年月日，然后知其事之在何时。对某一历史事件，如果不知其时。也就不能知道它与其他历史事件的前后关系。研究中国古史，也必须搞清它的年代。

    我们知道，西周共和以前无纪年，就是说中国古代有确实可靠的纪年是从西周后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 年开始的。到周的灭亡即周赦王五十九年（公元前35 年），是五百二二十六年。

    共和以前，还有西周初期和中期，从周武王到周厉王，共有十个王。他们的历史，在文献和铜器铭文中大部分可以找到证明，但是他们的在位年数，却难肯定。武王伐纣在哪一年，更是聚讼纷坛。在武王伐纣之前，还有商代，它的后期历史由殷墟发掘中可以得到证实，其前期历史由甲骨卜辞和郑州二里冈中可以得到一些间接的证明，但它的年代，就很难确切知道。至于夏代，更在商代以前，目前出上的地下资料尚难完全证实，它的年代就更难说了。历史年代，要求具体的数字，要求清楚他说出夏代多少年，商代多少年，周代多少年。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学者所拟定的年代，多是根据距今二千年前而又不甚可靠的刘歆的《世经》。《汉书·律历志》引用他的说法，把武王伐纣定在公元前22 年，因此周的总年数是八百六十七年。加上商的六百二十九年，夏的四百三十二年，那么夏的开始应当就是公元前283 年了。但是刘歆所说的年数并非是根据某一材料计算出来的，而是依据“三统历”的推算方法勉强求得与历史的历谱的一致，也就是说，他把历史事实椎前挪后，加以改变而成，因而是不可靠的。正如《后汉书·律历志》载尚书令陈忠批评刘欲所说“横断年数，损复益周，考之表纪，差谬数百。”《晋书·律历志》也说“刘歆更造三统以说《左传》，辩而非实。”这些批评距离汉代较近，可以看出刘歆的材料不甚可靠，因而《世经》的年数也是不能作为主要根据的。

    比较可靠的资料，应该是晋太康二年（公元28 年）发现的《竹书纪年》里的年代。此书在宋代已经佚失，现在通行的是后人编辑起来的，其中的西周年代有错误，武王伐纣在哪一年无法确定。因之，整个年代，仍旧搞不清楚。不过，根据其中的一些材料和古器物铭文，参以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于夏商周三代的年数，我们还能做出一个较为可信的大数。

    关于夏年运用新的科学资料，特别是考古发掘资料来研究中国古史纪年，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自本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学者w·F·利贝发现了用放射性同位4 测定考古学年代方法以来，世界各国竟相采用这一新的科学方法，测定古文化遗址的考古学年代，并且取得了很多成果。从六十年代以来，我国的一些科学机关和高等学校也相继建立了4 实验室，运用科学方法对古代文化遗址进行了测定，至少已经发表了近千个测定数据。这些数据，为解决中国古代文化的考古学年代及其发展序列，进而解决中国古史上的疑年问题，提供了新的科学资料。但是，4 年代测定法本身目前还不很完善，尚有一定的误差。因此，我们对待4 测定法所提供的年代数据，不能把它绝对化，更不能只是根据几个数据就来判断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并且以此来确定夏的年代。因为关于二里头文化中的一至四期是完全属于夏文化还是前几期属于夏文化范畴；三、四期属商前期文化，一、二期属夏文化问题，正在争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应当同时参照当时的物质文化和后来的文献资料去分析研究，才能做出比较正确的论断。关于夏代的积年，在古代文献中历来就有不同的记载。古本《竹书纪年》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史记·夏本纪》《集解》和《索隐》并宗此说。《路史·后纪》第十三卷下注云“十七世，《汲纪年》并穷、寒四百七十二年”，与古本《纪年》相差一年。《汉书·律历志下》引《帝系》则云“天下号曰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初学记》九引《帝王世纪》皇甫谧注亦云“自禹至桀并数有穷，凡十九王，合四百三十二年。”《路史》引《易纬稽览图》说“夏年四百三十一”，相差一年。以上大体分为两种，即一为四百三十一年或四百三十二年；二为四百七十一年或四百七十二年。《孟子·尽心下》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去掉了尧舜，夏世也当在五百年左右。

    《晋书·束哲传》说“夏年多殷”，而古本《竹书纪年》却说夏代四百七十一年，商代四百九十六年，夏代反比商代少了二十五年。这可能是由于《竹书纪年》是从黄帝开始的，也可以把尧舜的年数都算在夏代里，与《尚书》中把《舜典》都算在《夏书》一样，所以夏年多于殷。

    目前不少学者把夏代的起讫年代定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十七世纪，由于它是根据《世经》以公元前75 年为伐桀之年，加上夏之四百三十二年，作为夏代的开始的，周此虽然可以作为一种大体可信的年代，但还不能视为绝对的标准。

    商代纪年商代纪年不仅是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也是解决前述夏代纪年的一个前提，在我国古史研究中有着重要意义。但商代纪年在目前史学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其主要分歧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关于商代积年问题，主要有以下三说（一）四百余年说，即将商代纪年定为公元前52—0 年。此说的主要根据是古本《竹书纪年》所载“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

    （二）五百余年说，即将商代纪年定为公元前00—前028 年。此说的主要根据是《孟子·尽心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

    《路史·后纪》第十三卷下注云“十七主，通羿、浞四百三十二年。”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六章《年代》。

    （三）六百余年说，即将商王朝纪年定为公元前7 世纪——前208 年，认为商代纪年“大体为六百年左右”②。目前史学界持此说者较多，但各家对于它的终始纪年各不尽同。此说的主要根据是《左传》宣公三年“祭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③。近年来，通过对二里头、二里冈和殷墟文化等商文化三个不同时期的典型遗址的4 测定的年代分析，勾划出整个商文化之考古学年代的大致轮廓如下商代早期公元前800—前00 年；商代中期公元前00—前400 年商代晚期公元前400—前00 年。根据这个考古学年代，推断商汤建国的年代在公元前8 世纪，盘庚迁殷在公元前4 世纪初，商纣亡国约在公元前2 世纪末。整个商代纪年约为00 余年，与前述的第三种主张基本一致④。第二，关于周武王灭商的年代，也是一个众说纷坛，莫衷一是的问题。过去胡厚宣在其《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中，曾经作过统计，约有十二说。近年来，有的同志又作统计，共有十八说之多⑤，而其具有代表性的则有以下三说（一）公元前22 年说。董作宾在其《殷历谱》，以刘歆《世经》中关于商代纪年的记载推算而得。

    （二）公元前0 年说。最早为日本天文学家新城新藏在《周代的年代》中所提出，后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齐思和等人所编《中外历史年表》等所采用。此说主要是根据汉世所传《殷历》中关于周代纪年的记载，以及陶弘景《古今刀剑录》中的有关材料。

    （三）公元前027 年说。此说最早是梁启超在其《最初可纪之年代》②提出，其后雷海宗的《殷周年代考》、陈梦家的《西周年代考》等均采此说。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出版后，此说更为许多学者所采用。此说主要依据《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推算而得。前引4 测定的商代晚期公元前400—前00 年，与此说也相吻合。

    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对天象和地下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的研究，对《竹书纪年》关于西周纪年的记载提出了疑议，并认为把武王灭商的年代定为公元前027 年是不可靠的。这些说法，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但他们所采用的治年方法，是值得重视的③。

    ②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第5 页注。

    ③ “载祀六百”的“载祀”为复词，意渭殷商有六百乐耳。《汉书·律历志下》引刘歆《三统历》又曰“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岁，故传曰殷，载祀六百。”

    ④ 参见杨宝成《商代纪年新议》，《吏学月刊》983 年第3 期。

    ⑤ 何幼琦《周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中山大学报》98 年第 期。 “殷历”历谱的制定时间，据朱文鑫《历法通志》的考定，约在二千三百年以前，比《竹书纪年》还要早一些。但是关于历史年代部分，今天能够看到的，都是汉人的记载。这些材料虽然已经隐晦，但还可以整理出来。“殷历”的年代是刘歆以外的唯一说法，是汉代相传的旧说，可能也是战国以来相传的旧说，因而是比较可靠的年代。从这些说法里可以看出商的开始时期是由公元前57 年（汤的十三年）向上推十二年，即公元前579 年，到周文王伐崇那一年（公元前083 年）正是四百九十六年，与《竹书纪年》的殷代年数相同。参见唐兰《中国古代氏史上的年代问题》，《新建设》955 年第3 期。② 《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

    ③ 张钰哲《哈雷慧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史》，《天文学报》第9 卷第 期；赵光贤《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历史研究》979 年0 期。

    西周积年《史记·周本纪·集解》说《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七十五年也。”

    对于这条材料，有人认为四周的总年数太少了，一定有错字；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竹书纪年》应该是比较可靠的，既然其中有了夏、商和西周的年数，就可以百事俱了，不必怀疑。这个问题所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主要是与西周共和以前各王的在位年数迄今尚无定说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自古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在注意探索西周王世的年代，即从武主克商至厉王诸王在位起讫的绝对年代。现将近五十年来至“文化大革命”前关于诸王在位年代的不同说法，选择一部分列表如下（见下页表）。

    上述的这些纪年体系，大体说来，都没有超出宋代邵雍《皇极经世》的格局，即武王七年，周公七年，成王三十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五十一年，穆主五十五年，共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三十五年，夷三十六年，厉王三十七年。吴其昌是全部照抄，其他各家则是就邵雍编制的诸王在位年数，作了一些或多或少的加减。所谓邵雍的格局，就是先拟定克商之年，求得积年后再分配给各王。在诸王的年数中，以穆王五十五年和厉王三十七年成为显著的标志。只有陈梦家摆脱了《皇极经世》，是按《史记·周本纪·集解》所引说的西周纪年另行分配的。他还用西周金文作西周年代考订的资料，证明某王的存在和诸王的世系，以及由铭文所记年数证明某王至少的年数，或由有关的一些铜器而组成的铜器群证明某王的至少年数。

    吴其昌新城新藏②章鸿钊③陈梦家④近年来，一些同志又根据铜器铭文中有年、月、周、日的五十余器，对于西周诸王的在世年数，做了一些研究。例如荣孟源根据《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所载彝铭，对照各家推步的历表，参考古籍和各家研究的成绩探讨了西周纪年。他从共和元年上推，以探求西周各王年数和武王克商之年。

    刘启益说过去有人曾经根据一些带有年、月、日相和日的干支四个项目的铜器铭文，推算出西周的历法，判定西周各王的在位年数。但是，他们或者由于对西周铜器断代缺乏研究，或者由于对月相缺乏正确的理解，或者由于搬用后世的“三统历”来计算，他们推算出的西周历法是不能令人情服的，因而他们所制定的西周各王的年数也是不可靠的。通过实践，他体会到，要想正确地运用西周纪年的铜器资料，关键在于弄清楚月相词语的内容。在他看来，所谓“月相”，就是指月亮圆缺的变化。阴历每一个月中，月亮都 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燕京学报》第 期，929 年。

    ② 新城新藏，《中国上古金文中之历日》，沈译《东洋天文学史研究》，929 年。③ 章鸿钊，《中国古历析疑》，科学出版社，953 年。

    ④ 陈梦家；《西周年代考》，商务印书馆，955 年版。

    《试谈西周纪年》，《中华文史沦丛》980 年第 期。

    要经过一个月出（■）、月圆（望）和月没（晦）的变化。西周金文中的“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四个词语，就是分别表示月亮这一变化的词语。月相词语所代表的日期确定以后，就可以寻找纪年铜器之间的关系了。他又说西周时期行用的是阴阳历，当时是按大月、小月相间的次序排比一年中月份的。因此，一件铜器只要确定了一个月的朔日干支，一年十二个月的朔日干支，大体上是可以推算出来的。如果两件纪年铜器是一个王世制作的，他们的朔日子支就应该是相衔接的，至少应该是相邻近的；反之，如果两件铜器不是一个王世制的，他们的朔日于支就应该是不相衔接的，或者说距离较远。按照这个道理，他利用了纪年铜器朔日子支之间的关系，确定了西周纪年铜器的绝对年代后，进而排比了武王至厉王的在位年数②，确定了西周时代的积年。

    何幼琦认为，郑重地研究历史，必须尊重客观事实，由于文献的不足，能够论证西周年代的可靠资料，只有铜器的纪时。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月周正朔抉算法”和“集中数器推断元年法”。他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整理出了一个完整的西周各王的在位年数和西周积年。

    他们根据各自的方法整理出来的西周诸王的在位年数和积年，可以列成表（见下页）。

    他们提出的西周诸王的年数，能否成立，尚需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根据他们的材料和分析，我们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积年，大体可以做出如下估计夏代四百七十一年商代六百余年西周时代二百六十年至三百年左右我们相信，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大量的古文化遗物的出土，以及中国古代年代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为解决我国历史上西周以前的疑年问题，带来可喜的前景。

    战国的起讫年代战国时期的结束年代，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公元前22 年，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关于战国的开始年代，从来就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一）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认为战国起于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 年。

    （二）宋代的吕祖谦在《大事记》中认为战国起于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 年。这是为了上接《春秋》的记载，也就是因为名为《春秋》的鲁国编年史是终于鲁哀公十四年。

    （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认为战国起于魏、赵、韩三国迫使周② 《西周纪年铜器与武王至厉王的在位年数》，《文史》第3 期， 详见《西周的年代问题》，《江汉论坛》983 年第8 期。他所说的“月周正朔换算法”，有两个步骤第一步不改周名，只改月份和日辰，换算为“正月某周某日辰”。其办法是先在于支周期表中宣到铭文的日辰，作为起点再接铭文的月份另照另表的千支数，在于支周期表上向后顺推，推到的干支，就是正月同周所求的日辰，第二步是把“正月某周某日辰”换成“正月某日至某日朔”。其办法是在于支周期表上，以第一步求得的日辰为起点，根据铭文的周名按威烈王承认列为诸侯之年，即公元前403 年。

    （四）清代林春溥的《战国纪年》和黄式三的《周季编略》中都认为战国起于周贞王元年，即公元前48 年。春秋战国之交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变革时期，这种变革的性质，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这个变革是不平衡的，因而明确指出它的具体时期是不可能的，一套悠久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的崩溃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何况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有先后快慢之别。例如山东半岛的邹国，到了战国中期，仍然保存有邦国时代的残霞余辉。

    论者或谓“三家分晋”，是晋国政权易手的标志。但是从新出土的《孙子·吴问篇》前来看，在“三家分晋”之前，六卿早已分晋，并且从孙武对答吴王阖闾的活中，可以看到六卿不同程度地对田制和税制进行了改革，破坏了以前的井田制度，确立了一种新的土地制度，因此六卿的政权已属封建性质。后来的“三家分晋”，只是新兴地主阶级内部兼并斗争的结果。论者又说“田氏代齐”，是齐国政权易手的标志。也就是说，公元前48 年田氏杀死齐国国君齐简公，就推翻了齐国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代之以地主阶级专政。而在此以前，和齐国相邻的鲁国，新兴地主阶级早已取得政权。公元前52 年鲁国季孙氏、叔孙氏和盂孙氏的“三分公室”和后来的“四分公室”，就是这样的性质。因此沦者们认为，公元前48 年，继鲁、晋之后，新兴地主阶级在齐国取得政权，这标志着中原地区普遍地进入了封建社会，用这个年代来作为战国时期的开始，是比较合适的。

    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 年）是《史记·六国年表》开始的一年。依据司马迁的意思，从这一年趄成为一个时代，也就是战国的开始。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开始年代要晚些，是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 年），王命韩虔、魏斯、赵籍为诸侯一事算起，比《六国年表》晚七十三年，司马光所以故意推迟几十年，可能表示不敢衔接《春秋》的缘故。其实，从这一年前后所发生的许多大事来看前，为了分期方便起见，司马迁在其《六国年表》中的提示，比较明朗一些，也就是说春秋以后就是战国时期，不会有一个非春秋、非战国的一段时间。

    前十一日至一日 前十五日至九日前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第二章商殷时期第一节商的建立、发展和衰亡商的先世商族是兴起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部落，传说它的始祖契与禹同时。契母简狄是有娥氏女，《史记·殷本纪》载“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诗经·商颂·玄鸟篇》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诗句，就是这个故事的传颂。这个故事反映了此时的商族尚处于“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

    商族早期，经常迁徙。《尚书·序》和《史记·殷本纪》都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八迁的地点大约都在今之河南、山东境内。

    《世本·居篇》云“契居蕃”为根据地。《史记·殷本纪》亦曰契“封于商”。商的地望，结合“蕃”（今河北平山附近）地看来，今漳河地区当是商人最早活动的地区。商人早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一是黄河下游的豫东地区，可能以商丘为中心；另一是豫北漳河流域。近世研究甲骨的学者，曾把甲骨文中的滴和文献中的漳水相比附向，固然缺乏根据，但说商和章相通，则是有道理的。《尚书·费誓篇》的“我商赉汝”，《释文》曰“商，徐邈音章”。《吕氏春秋·勿躬篇》之“臣不若弦章”的“弦章”，《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作“弦商”，都是商、章通用之证。甲骨文的滴，未必指的漳水，但《水经·河水注》漳水下游确有水名商河，俗称小漳河。看来，商人所以称商，大概是由于商人远族居于漳水，而最早漳水或者就叫商水的的缘故。

    契子昭明迁于砥石。昭明子相土是一个曾经大启疆域的君长，可惜关于他的功业只剩下他们后裔的两句颂诗，即《诗经·商颂·玄鸟篇》的“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此时的海外，说不定就是辽东或朝鲜半岛。

    相土后三传的冥，“勤其官而水死”（《礼记·祭法》），说明此时商族社会的农田水利事业已经有了发明和发展。《世本·作篇》云“相土作乘马”、“胲（亥）作服牛”，王亥还曾赶着牛群到有易地区，有易之君杀王亥，夺了其牛群。后来，王亥之子上甲微战败有易，杀了有易之緜臣。 前三十日至二十三日向前逆推，推得的两个干支，就是所求的两个日辰。

    的“集中数器推断元年法”因为彝铭的纪年都是从时王的元年算起的，因之，只要推算出了某器的绝对年代，同时也就查明了时王元年的绝对年代。同一王世的众多铜器，尽管铭记的年份有前有后，而由他们计算出来的时王的元年，必然是一致的。一件铜器，如上述换算来的“正月某日至某日朔”，在《正朔表》上，每四十年的范围内可以查到四五个或六七个，同时也就可以算出同样多的元年；当然，铜器的真正年代和真正元年，都只有一个。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呢？就单个铜器来说，这是无法分辨的；如果不是一器而是数器，那就好办了，在同一王世数器众多的元年中，往往有一个为数器所共有，可以确认，这就是时王的元年；诸器的与元年相应的年份，就是它们各自的绝对年代。 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许多讲兵法的竹简，在《孙子兵法》的竹简中》，发现了《吴问》、《地形二》和《黄帝伐赤帝》等不见于今本的重要佚文。

    详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80 年版第5 页。

    可见此时的商族势力可能已经进入了河北北部，并且由于生产已有剩余可供交换，出现了掠夺财富的战争，私有财产可能已产生。

    汤灭夏和商王国的建立复代未年，夏桀无道。据说当时夏族的部落内部“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记·夏本纪》），外部“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左传》昭公四年）。商汤趁此机会翦灭夏族的许多部落，扩大自己的力量，正如《孟子·膝文公下》所说“汤始征，自葛（河南商邱北）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灭葛之后，他又攻灭韦（今河南滑县东南）、顾（今山东范县东南）、昆吾（今河南濮阳），然后以伊尹为佐，向夏进攻，桀被放逐于南巢（今安徽南巢县）而死。《诗经·商颂·长发篇》的“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正是商人歌颂汤灭夏的史影。

    商汤之初，其国并不太大②，后来由于四出征伐，灭掉许多小国，商王国的版图才逐渐扩展趄来。特别是攻灭昆吾、夏桀，“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吕氏春秋·分职篇》）后，便拥有东自洛水，西至羌境的广大地域，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战国策·齐策四》云”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吕氏春秋·用民篇》又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这种“国”即部落数字的减少，正是成汤不断进行统一战争的结果。

    商族战胜夏族的过程，就是商王朝建立的过程。中国国家形成的形式，与雅典式的不同，和罗马式的也不一样。这就是说，它既不是直接从氏族社会内部产生，也不是在氏族社会形成的一个集团同氏族社会外另一个集团的对立中产生，而是在氏族社会的内部分化成氏族贵族和平民阶级，在氏族社会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灭夏后的商族，在不能把夏族部落成员吸收到自己氏族团体里来，又不能通过氏族团体去统治他们的情况下，如同恩格斯所说“氏族制度的机关便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地进行。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们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来到了，这一转变也终于实现了”。成汤可能就是这样逐渐变成商王朝的第一个统治者的。周人灭商后，周公口中的成汤，是个“克即宅”、“克即俊”（《尚书·立政》），“明德恤祀”（《尚书·多士》）的圣王，所以上帝信任他，命令他吊民伐罪，殄灭那暴戾天下的夏桀，建立了商王国，成为万民之主。春秋初年，宋襄公作《商颂》②也歌颂成汤的事迹说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肇② 例如，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 年）楚灭陈。元王元年，越围吴；到元王三年（公元前473 年），越灭吴。在此后十九年，晋国的赵氏灭代。越和代都可以说是新兴的国家。 王国维疑蕃即《汉书·地理志》鲁国的蕃县，也就是相上的东都，今山东膝县境。丁山不同意王说，“论定商人发祥地决在今永定河与寇河之间”（《商周史料考证》，龙门联合书局，第7 页。），丁说胜。 例如葛毅卿《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935 年，第7 本。杨树达《释■》，《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954 年，第47 页。丁山《商周史料考证》，90 年，第3 页。② 《荀子·成相篇》云“契玄王，主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这里的砥石、商，可能都是水名。有彼四海，四海来假③（《玄鸟篇》）。

    武王载饰，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易，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九截（《长发篇》）。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殷武篇》）。《商颂》五篇所记的成汤事迹，不是歌颂他的丰功伟绩，就是称赞他的勇敢威武，所以《史记·殷本纪》也说“于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成汤之号武王，可能是由于他之武功赫赫的缘故。

    武王之称，商时无征，甲骨卜辞中尝称为“武唐”（《续》、7、）；金文中又称“成唐”（《叔夷钟》）。由成汤又作武唐例之，成唐，正是《玄鸟篇》之所谓武汤。

    《荀子·成相篇》说“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世本·帝系》也说“汤名天乙”。天乙，甲骨卜辞中作“大乙”，其例繁多，不胜枚举。大乙，在甲骨卜辞中又时称为“高祖乙”（《粹》2）。这里的高祖，当是远祖或始祖之通称，而大乙之称“高祖”又相当于后代之“太祖”或“太祖高皇帝”。甲骨卜辞中，不但有成汤的专祭而且又说他能够“受又”（授佑）。我们知道，甲骨卜辞中只有上帝能够“受又”，现在成汤有了这种权力，就更说明他在商族社会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盘庚迁殷《尚书·盘庚篇》的开首就说到“盘庚迁于殷”，因而《竹书纪年》、《尚书序》盘庚迁殷之说，当是有根据的。司马迁所谓“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治毫”，至帝武乙之时才“去毫，徒河北”（见《史记·殷本纪》），不知何所根据。至于丁山的盘庚迁蒙泽，武丁始居殷虚说，证据薄弱，似不足信。

    关于殷虚地望，《史记·项羽本纪》有“项羽乃与（章邯）期洹水南殷虚上”的记载，五十年来的考古发掘也证明，盘庚迁都的所在就是今天河南安阳市西北五里的小屯村。据研究，殷虚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殷虚文化第一期至殷虚文化第四期，中间没有间断，殷虚文化第四期第七组的年代已与西周早期衔接②。可见，商代未年，殷虚仍为商都。古本《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徒殷，至纣之灭，七（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是个有根据的说法。

    《尚书·商书》中为迁徙而作的几篇，《尚书序》称“仲丁迁于嚣，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但都已散佚，现存的只有《盘庚》三篇。在专为盘庚迁殷而作的这三次长篇讲话中，并没有一字谈到迁都的原因。因此，汉代学者以为盘庚迁殷是为了所谓“去奢行俭”（《后汉书·杜笃传》引《奏论都赋》），近世学者又主③ 关于砥石的地望，王国维无说，丁山认为当在古砥水、石济水流经之地，约当今之河北省石家庄以南、邢台以北地带。详见《商周史料考证》第7—8 页。

    见古本《竹书纪年》、《楚辞·天问篇》。

    ② 例如《墨子·非命上》云“古者，汤封于毫，绝长继短，方地百里”。《荀子·王霸》云“汤以毫，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淮南子·泰族训》云“汤处毫，七十里”。张是由于“避河患”。近来有人又说盘庚迁殷“是为了对付北方的强大敌人”②；也有人主张是由于“旧的聚居地方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土地的生产力便逐渐衰退，收获年复一年地递减”③；更有人认为这是围绕迁都问题而展开的一种贵族和平民的矛盾斗争。这些说法，似乎都难成立，所谓“奢侈”本是剥削阶级的本性，不是迁都就能改变的；盘庚自奄西迁北蒙本系渡河远迁，根本与河患无关；商之威胁来自鬼方、■方和土方，乃是商代中叶以后事，不能构成盘庚迁殷的原因；所谓土地生产力的减退，是商周时期普遍存在的问题，当时一直采取土地轮作方法加以解决，也不需要迁都。至于贵族与平民的斗争，即使表现得非常激烈的时期，也不是迁都就可以解决的。那么，盘庚究竟为什么要迁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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