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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这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甘肃的全境、青海东部及宁夏的南部地区。这里是黄土高原的最西端，除河西走廊外，绝大部分地区地势高亢，群山耸峙，极厚的黄土堆积，由于开坼作用，形成若干盆地，黄河及其支流穿流其间。原始社会时期的聚落遗址，就分布在这些河流的两岸。从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前二千年前后，甘青地区主要活跃着两支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其一，为马家窑文化系统，其二，就是齐家文化系统。从时间上看，两支文化的起始时代略有不同。前者兴起于公元前第四千纪末期，约与半坡四期同时，结束于公元前二千年初前后；后者结束的年代，已进入夏纪年，但它的源头，则可上溯到与半山——马厂文化的半山类型或泉护二期文化相当的年代，即公元前第三千纪初期。

    文化起源与谱系的分野甘青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老官台文化。

    老官台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代表性遗存，是秦安大地湾遗址。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共有四层堆积，年代最早的是老官台文化，其后依次为仰韶时代的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半坡四期文化的堆积②。甘青地区老官台文化的居民，分布还只限于陇东地区，半坡时期亦未超出这个范围，到了庙底沟阶段，居民的活动地域，扩展到了甘肃大部及青海的东部边缘地带。在相当半坡四期文化以前的阶段，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关中地区同时期遗存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至少，泾水、渭水流域这一时期的遗存是如此，而与关中地区属于同一文化谱系。

    自半坡四期文化之后，在渭河上游及泾水上游地区，文化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分化，出现了两种不同面貌的遗存。一种以陇东镇原的常山遗址下层遗存为代表，伺类遗存在陇山东侧较常见。此种文化遗存，依次与灵台桥村H4为代表的遗存、客省庄文化在年代上有早晚之别。另外一种遗存以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③为代表，这类遗存分布于陇山西侧，主要是清水河和渭河上游流域地区，在年代上，它依次早于秦魏家H 为代表的遗存和齐家文化。两种遗存经历的年代相同，相当于泉护二期文化时期，即约当公元前第三千纪的最初二百年左右的时间。从二者的文化面貌及分布地域来看，在半坡四期文化以后，从考古学文化来看，分布于陇山东西两侧的半坡四期文化居民已一分为二六盘山以东的泾水流域仍与关中地区的渭河中游保持一致，经过常山下层、桥村H4 为代表的遗存，发展成客省庄文化；六盘山以西的宁夏南部及渭河上游，则依次经过菜园村和秦魂家H 为代表的遗存诸阶段，发展成齐家文化④。

    甘肃的中西部及青海东部地区，约相当于半坡四期文化这个阶段，兴起② 《世界考古学大系》第5 卷，东■■■，I（先史时代），图版92、94、9— 98；彩版3，平凡社，90年。

    ③ 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959 年。④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靶山墓地发掘简报》，《考古》988 年第2 期。了一支以彩陶为突出特征的马家窑文化。约当半坡四期文化的一支，演进为以菜园村遗址为代表的遗存的时候，分布于甘肃中部及湟水流域以南的青海境内的这支马家窑文化，发展成为半山文化。而居住在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以北的青海境内的马家窑文化居民，当半山文化形成不久的时候，也实现了文化变革，创造了马厂文化。

    马广文化起始的年代，虽晚于半山文化的起始年代，但是，马厂文化延续的时间，却长于半山文化。半山文化终止的年代，大约不会晚于秦魏家H遗存面世的时期，马厂文化结束的年代，约在齐家文化二期左右②，即是公元前三千年后半叶之后段左右，随后，它可能转化为火烧沟文化。这已是夏纪年范围内的事了。

    关于半山文化的命运，是国前难解的问题，这需从半山文化与马厂文化，以及它们与逐步向西推进的齐家文化的关系中予以考察。然而，这比起半山文化的命运更为复杂，是至今甚至不易摸到头绪的重要的学术课题。

    在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区内，年代上早于它的，是庙底沟类型文化。在甘肃的临洮、武山等地，都发现了庙底沟类型在下马家窑文化在上这样一种地层叠压关系。马家窑文化不仅与庙底沟类型的年代最为接近，它们之间文化内涵上的联系，也很密切。从马家窑文化比较典型的器物如彩陶盆、钵的形式及彩陶中的鸟纹图案上，都可以找到二者的文化继承联系，但是，如果与此同时还能注意到在黄河流域其他地区，自庙底沟类型以后，彩陶不同程度地日趋衰退，而马家窑文化彩陶却表现出异样发展的现象，那么，在认识到马家窑文化是继承了这里庙底沟类型发展起来的同时，或许还需要探索那些可能推进马家窑文化形成的他方的信息。

    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得名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遗址②。它所经历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最后两百年左右，基本上与半坡四期文化相始终。

    马家窑文化的陶器，按质地可分为泥质和夹砂两种。泥质陶颜色有红、橙黄、灰色等，红陶仅见于较早阶段，灰陶亦多见于早期，且数量极少。夹砂陶的陶胎比较粗，主要为红褐色，有的夹砂陶器上有交错的绳纹，也有的在肩、腹都施上儿圈泥条堆纹，泥条上都保留着清楚的手指按压形成的指窝。泥质陶的纹饰，只有彩绘一种。正当中原地区彩陶日渐衰落的时候，甘青地区以彩陶为特征的文化却日趋发达。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还处于这一地区灿烂 张忠培《白城地区考古调查述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93 年第 期。② 《延吉小营子遗迹调查报告》，满洲国古迹古物调查报告，第五编，943 年。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978 至982 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983 年第 期。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切刀把墓地》，《考古学报》989 年第4 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宁夏海原县莱园村遗址、墓地发掘简报》，《文物》988 年第9 期。

    ②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987 年第—2期。该文说的“兴隆和上齐家遗存是目前能推知的齐家文化的较早源头”，兴隆和上齐家遗存的文化面貌、性质，同于后来发表的、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菜园村遗址。

    的彩陶文化的初期阶段，彩绘都施于橙黄色的泥质陶器上，施彩陶器的器表一般都打磨得很光滑。除陶器外部施彩外，在盆、钵类器物的内壁及沿面上，都绘出由粗细线条、三角、圆点构成的图案。彩绘基本上都用黑彩，彩色浓郁，漆黑发亮，具有柔美、活泼、纲腻均匀的线条美。年代较早的彩陶图案主要是由旋纹、弧形三角、钩叶圆点等组合在一起，并有鸟、蛙、蜥蜴等象生形图案。一件陶瓶的肩部绘平行条纹，条纹间又绘出一行蜥蜴，作两两戏斗状。较晚阶段，彩陶又出现了白彩，但仍以黑彩为主，白彩一般绘在黑彩的一边或两边，或在黑彩上加绘白色小圆点，黑白分明。这时期的许多器物都通体绘彩。图案以弧形或平行的并列条纹为主，网纹、旋涡纹也是流行的纹样，与早期不同的是，蛙、鸟、蜥蜴等象生的动物形象，已经逐渐图案化了，从这时的旋纹、网纹等图案中，还可以看到由这类动物纹样演化而来的踪迹。人面纹、人形纹也成为彩陶图案的一种。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的一座墓中出土的一件彩陶盆，口径29、底径0、高4 厘米，盆的内外壁及口沿都有彩绘。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内彩，内彩的主题纹饰是三组人形图案，每组五人，手拉手，面向一致，头侧各有一斜道，似为发辫，摆向划一。人下体三道，接地面的两竖道，无疑为两腿，而下腹体侧的一道，似为饰物，每组纹饰之间有弧形纹将其隔开。整个画面，笔法流畅划一，人物突出，形态逼真，从不同方向摆动的辫发和“尾饰”，体现了舞蹈的韵律和节奏（图4—9）。

    图4—9 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的彩陶盆人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器皿，主要有盆、钵、碗、壶、瓶、罐、颇、瓮及带嘴锅等。很多器物腹部都有双耳。有一种带嘴锅器身分别是由泥质陶和夹砂陶分段制成后再合为一体的，一般是上半部泥质，下半部夹砂，泥质部分多半都施彩。正是在这个时期，至少分布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居民，开始相当广泛地采用这样两种不同质地的泥土制作炊器，特别是用于烧水的器皿，以利于装饰这类器物的上部，增添这类器物的美感（图4—20）。

    马家窑文化时期使用的生产工具种类很多，在东乡林家遗址，就发现了农业、手工业及狩猎等生产工具千余件。其中，石质工具数量最多。制法是打、琢、磨并用，通体磨光的已占居多数。种类有斧、铲、刀、锛、凿、钻、杵、磨石、砍砸器及研磨器等。其中斧凿的数量约略相等，锛数量最多，分别是斧、凿的7 倍，刀稍多于斧或凿，铲数量最少，仅占斧的数量的七分之一。骨器基本上用羊骨制成。仅见一件石矛，绝大多数镞均是骨制品，数量为石刀的四分之一。这些情况表明，狩猎业已退居比较次要地位，种植农业及畜牧业，其中主要是养羊业已成为当时居民的重要经济部门，在此基础上，使用锛、凿的手工业已显示出相当发达的状况。

    农业的发展情况，还可以从制作用于收割禾本科植物穗头的刀的材料和形态，得到说明。这种刀有石、骨、陶三种，石刀已占绝大多数，其次为陶刀，骨刀数量极少。陶刀的数量仅占石刀的十分之一，同时，石刀大多通体磨光，多数在靠近刃部穿孔，便于使用时系上绳带以固定在手上。其中，两端上翘、平面似马鞍形者，是这文化的代表性工具，也是后来在西北广泛流 张忠培、李伊萍《关于马家窑文化的几个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989 年。

    行的形式。

    马家窑文化工具的一个特点，是骨柄石刃的复合工具很发达。林家遗址中发现的不少细石器，其中，主要是镶在骨柄上的小石叶。用石叶作刃镶在骨柄上制成的工具有石刃骨刀、石刃骨匕首和石刃骨镞等，这些工具的刃都极锋利。石刃骨刀及石刃骨匕首的形制，和后来分布在北方的牧民使用的铜刀及铜匕首颇为相似。因此，马家窑文化居民广泛使用石刃骨刀和石刃骨匕首，当与养羊业已成为他们的重要经济部门有关。

    林家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刀及几块铜渣，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及对马家窑文化冶炼金属技术水平的讨论。这里的铜渣含铜、铁各半，不是天然矿石，又非炼铜残渣，而是一块经冶炼但已风化成碎块的锈蚀的铜铁金属。它可能是由于选用冶炼的矿石不适当，不能铸成器物而被废弃的遗物。青铜刀经激光微区光谱分析，知其含锡量为%—0%左右，另有少量的铁、银等，属于今天铜合金分类中的锡青铜。它是由两块范闭合浇注而成，形制规整，刃口经过轻微的戗磨或锻打。这是马家窑文化至今仅见的金属制品，同时，在测定晚于林家遗址800 年左右的永登蒋家坪也发现一件残青铜刀，但在早于夏纪年的被测定的齐家文化的金属制品，均被断定为红铜，可见，从上述铜渣成因，以及甘青地区和整个中国冶金史②来看，这件青铜刀的出现，极可能是由于当时选矿技术不成熟，在冶炼中搀杂进锡矿石的产物，还不能认为马家窑文化已掌握了制造青铜的技术。但是，它和铜渣一起却证明马家窑文化居民已跨过人类认识金属一般旅程的最初阶段，掌握了还原氧化铜矿石以得到铜的人工冶铜技术③，从而导致存在比传统的制石工艺技术更高，而劳动分工与组合方式更复杂的生产部门。

    马家窑文化居民追求陶器美的同时，也讲究自身的装扮。从上孙家寨舞蹈彩陶盆上，可以了解当时居民在跳某种舞蹈时的装束。舞者的发辫，当是用林家遗址见到的那种骨梳梳理出来的。舞蹈图画笔简略，是写意画，未能表现舞者装束的细节。然而，从遗址及墓葬中都发现了的骨笄和石、骨、陶质的珠、环、管、片形的颈饰、坠饰及镯子等，使人们增添了对马家窑文化居民追求美的装扮的了解。

    这时期村落都选择在临近小溪或河流的台地上，面积很大，同一村落居民数量也较多。林家遗址靠近大夏河，其堆积分作三层，年代越晚，村落中的房子、窖穴越稠密④，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愈益增殖。

    林家遗址中的绝大多数房屋均由主室及门斗两部分构成，两者都是方形。早期为半地下深穴，面积大小不等，小的十几平方米，大的将近三十平方米。四壁下及灶址旁都有柱洞，每座房子内都有两个相邻的圆形灶址，灶口与地面平齐。主室通过狭窄的过道而与门斗相连。门内外用草泥铺平，室内和屋顶也涂一层草拌泥。中期房屋数量比早期增加近一倍，房屋演进成半地下浅穴，屋基经过平整夯筑，灶为浅坑式，在地面上围一圈矮墙以加深灶②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987 年第2 期。

    ③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949 一979），文物出版社，979 年。

    ④ BoSommarstro《马家窑遗址》，《远东博物馆馆刊》第28 期，95 年；《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984 年第 期。

    膛。晚期房址数量比中期增加近两倍，房屋面积仍与早期差不多，除半地下浅穴者外，出现了地面建筑，房子建在夯土层上，圆形灶，有较高的灶圈，每间房子灶的数量一至三个不等。地面、墙壁及屋顶都用一种非常坚硬的红粘土草拌泥涂抹，除单间房子外，还有连间、隔间的房子。

    很多房子中都出有数量不等的生产及生活用具。这些物品多靠近墙壁下及灶址旁，基本保持原来的位置，有的陶器内还盛有粟、稷、大麻籽等。房子周围散布着储存东西的窖穴，在一座底径为245 米的袋形窖穴内，发现大量已经炭化的稷，其中部分穗头、谷粒、枝杆保存甚好，穗头上带有较长的细枝，捆成小把整齐地码放在坑底，以现存的堆积范围计算，稷的总量达2 立方米。在这个穴底的北侧，还埋着一具人骨。这座编号为H9 的窖穴，无疑为当时储存粮食的仓库。然而内埋尸体的原因，或仓库与尸体的关系，发掘时未能查明。

    同时，在林家马家窑文化的村落中，还分散着烧制陶器的陶窑。编号为Y2 的陶窑，窑室圆形，直径.3 米。密箅周围有通火孔，直径0—2 厘米。窑门向南，入内便是呈长方形的火膛，顶部与窑室之间，相隔一层夯土，窑室偏于火膛稍后方，通火道左右各一，由火膛两侧壁后上方斜通经过火孔，而连接窑室。就窑室大小及窑室与火膛的关系，这时期陶窑已较庙底沟类型有所改进。

    马家窑文化的人们死后多葬在离村落不远的墓地中，既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对于婴儿，则使用瓮棺葬。以单人葬为主，在大通上孙家寨墓地还发现了男女合葬。这个墓地的两座墓，分别埋葬了成年男女各一人，两墓出土的彩陶壶残片经粘对乃是一件器物。这二位男女虽未合葬在一墓穴内，但从这件彩陶壶分葬于两墓情况来看，可认为二人的关系与合葬于一墓中的成年男女关系是一样的。除了成片的墓地外，马家窑文化还存在某些大墓单独葬于一地的情况。这类墓葬的规模大大高于一般墓葬。在青海民和核桃庄发现的一座墓，为竖穴土坑，平面呈圆角方形，面积 平方米，墓穴中放置一边长3 米的木棺。棺四周用木板叠砌，底、盖为木板并排平铺而成。墓主人及绝大多数随葬品均置于棺内，随葬陶器三十六件，其中彩陶9 件，骨珠二一五枚，绿松石十颗。此外，还殉有羊、猪头及三十多具鼠骨。这类大墓的主人，享有单独择地而葬的权利，反映其生前地位已不同于同一共同体的居民，当是在其共同体内受到尊崇的人物。

    半山—马厂文化及菜园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在本节“文化起源与谱系的分野”中，已指出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两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这是尚待论证而来得到学术界共识的认识。然而，目前学术界多数研究者关于这问题的基本论点仍然是半山和马厂两类遗存，是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两个发展阶段，马厂是半山的继承者。基于这一观点，称之为半山一马厂文化，并又区别名为半山期和马厂期。本节在说明它们的情况时，仍采用这里介绍的不同学术见解中的后一认识，不过，将半山和马厂分称为类型，以示两者可能是终始年代略有区别的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

    BoSommarstro《马家窑遗址》，《远东博物馆馆刊》第28 期，95 年。据陶器形制及组合的变化，可将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分别划分为三期、四期。半山类型的三期，分别以兰州花寨子、广河地巴坪、兰州土谷台②三处墓地为代表，柳湾八百余座马厂类型墓葬，基本上反映了它四个时期的变化情况。

    与马家窑文化相比，半山类型的彩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彩绘更加绚丽多姿，数量也大为增加。在一些墓地，如地巴坪，彩陶所占的比例上升到80%左右，一般情况下，彩陶也占全部陶器的0%左右。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以曲线图案为主，到了半山类型，增加了大量直线构成的图案。彩绘一般绘在器物的最大腹径以上部位，半山的壶、瓮等器物，器身都比较矮胖，腹部突出，这种器物上的纹饰，无论是平视或俯视，都能使人看到完整而美丽的图案。半山彩绘颜色变为以红黑相间彩为主，一般是在两道带齿的黑彩中间夹一道红彩，以此为花纹母题再组成二方连续的旋涡纹、葫芦形纹、网纹、大菱形格纹、大圆圈纹、棋盘格纹等丰富多彩的图案，这种由红黑相间的锯齿纹带组成的彩绘，为半山彩陶的显著特征，是区别于马家窑、马厂彩陶的最主要之点（图4—2）。半山陶器中夹砂陶的比例较低，出于墓葬中的器形都很小，主要器形是罐，常见的纹饰是附加堆纹，早期的附加堆纹细密，带有很强的装饰性。

    图4－2 花寨子墓地M2 出土的陶器彩陶罐；2夹砂陶罐；3彩陶钵；4彩陶壶。

    彩陶发展到马厂类型，又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厂彩陶多半以红色陶衣为地，其上再用黑彩绘出花纹。马厂早期虽也有部分红黑相间彩，但其黑彩多无锯齿，中间的红彩亦多以紫红色为主。这时期的彩陶图案以四大圆圈纹、波折纹、拟蛙纹、小菱形网纹等为主，其中以直线构成的各种纹样特别发达，年代越晚，这个特点表现得越突出。马厂前期，彩陶还处于鼎盛时代，此后，日趋衰落，到了晚期，彩陶数量大为减少，图案单调，绘制潦草。不仅彩陶如此，其它陶器也都制作得非常粗糙，造型简单。这些都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行将结束。

    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就发现过一些将器物口部做**头形的陶器，半山—马厂文化，仍可见到这样的器物，有的头像面部还画出胡须。在柳湾的马厂墓葬中，还发现了一件塑着男性人像的彩陶壶。这类彩陶制品，已经不是一般的日常生活用品，而应与人们的某些信仰、祖先崇拜等宗教观念有联系。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的制陶术及彩陶绘制技法，反映了这时期生产技术进步的一个方面，而且，从这种工艺传统的延续中，也使人们看到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陶器基本上是采用泥条盘筑的方法制作的，一些器物的内壁仍保留泥条的痕迹。大型器物的颈、肩、腹等部，都是分成几段或分别盘好后，再对接起来，然后，在轮盘上修整成器。陶轮也是施彩时不可缺少的工具。绘彩时，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彩陶盆》，《文物》978 年第3 期。 华泉《中国旱期铜器的发现与研究》，《史学集刊》985 年第3 期。② R.T.Tgleole《 HistoryofMetallurgy 》，Lodo，97。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4，984 年。 青海省考古队《青海民和核桃庄马家窑类型第一号墓葬》，《文物》979 年第9 期。把陶器放置于轮盘之上，借助旋转的轮盘，用蘸满颜料的画笔，就可以绘出优美的图案。线条均匀、整齐、流畅及间距相等的平条纹，乃至波纹的纹饰颜色。深浅一致，无起笔、落笔的痕迹，当是把陶器放在转动的轮盘上作画，才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即使是二方连续的花纹，也是在陶轮上完成的。绘制这类较复杂的图案，先在器身上将拟绘的图案画面，依分成若干等分而定出几点，而后转动轮子，用弧线、斜线将各点连接起来，从而完成整幅圈案。利用轮盘绘制彩陶图案，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为彩陶的成批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半山—马厂文化的村落遗址中发现的房屋，都是方形或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有单间、吕字形双套间及多元套间等几种形式。房子内部有灶址，很多房子内部还有储存东西的窖穴，最大的窖穴容积可达3 立方米。窖穴置于室内，与房屋联为一体，应是某些财产由氏族或家族公有转变为个体家庭私有的一种反映。村落中房屋、窑址的分布，都依一定制度进行规划致使形成特定的布局。兰州青岗岔半山类型遗址内见到的几座房子，一字排开，门都向东（图4—22）蒋家坪马厂类型遗址中的陶窑，往往是两、三座形成一组地分布于村中，而在兰州徐家坪却发现过与居址分离的、包含十二座窑址组成的马厂窑场②。这些烧陶器的窑址，形制相同，均由窑室、火膛及火口组成。窑室呈方形，长宽约近 米。窑募隔在火膛和窑室之间，以承托烧制的陶器，箅上均匀地分布着三、三成列的九个圆形火孔。火口平面呈椭圆形，火膛呈锅底状。窑场内发现了揉和胶泥的上坑、研磨颜料的石盘和调配紫红色颜料用的高边分格陶碟，显然，制作陶器的整个过程是在这窑场内进行的。窑场被分割成四个包含数量不等的窑址组成单元。北面的一单元包含四座窑址，中间的有五座，南、东两面分别各仅有二座和一座。包含二座窑址以上的诸单元，都以一放置燃料及灰烬等杂物形成灰土的坑，联结同一单元的诸窑址，也就是说，同一单元的诸窑址，共同使用一“灰土坑”。这形象地表述一单元的诸窑址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窑场划分为诸单元的现象，表明在此烧制陶器的人们，已形成既存在联系、又存在区别的诸生产单位，而各单元包含窑址的数量不等的情况，又说明这些生产单位的制陶规模存在着差异。

    墓地位于村落遗址的附近，规模大小不等，有五六十座墓葬的小型墓地，也有的墓地有一二百座墓葬，而大规模的墓地，包含的墓葬近千座。从这种现象看，在当时遍布甘青的半山一马厂文化的氏族部落中，可能已经存在着聚落中心。这种聚落中心，规模很大，延续时间较长，生产力的水平可能高于这一聚落中心所联系的其它村落，同时，具有产生相当高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的，而能领导聚落中心和其相联系的村落组成的共同体的领袖人物，并能保证这类领袖人物仅在聚落中心内更替的稳定性，又能使他们的活动具有强有力的组织支柱。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如果还不能把它认定为半山类型的聚落中心的墓地的话，无疑，则当确定为马厂类型某一聚落中心留下的墓地。柳湾墓地已发掘的半山时期墓葬二百五十余座，年代比较集中，均处在约一期后段及二期前段年代范围内。而这里马厂类型墓葬达八百七十余座，年代又贯穿马厂类型的始终。同时，很多墓葬的规模都超出其它地点同类墓 甘肃省博物馆等《兰州花寨子“半山类型”墓葬》，《考古学报》980 年第2 期。②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墓地》，《考古学报》978 年第2 期。葬，这里普遍备有木质葬具，有作工讲究的榫卯结构的木棺，随葬大量精美的彩陶，以上十件者占大多数，四十——六十件者的墓数也不少，平均每墓随葬了52 件陶器，且有一定数量的墓葬随葬了成套工具。其中如马厂类型的M54③，墓主人是一成年男性，随葬陶器九十一件，内含彩陶八十七件，此外，还有石斧、锛、凿组成的成套工具及绿松石料的装饰品。总之，从墓葬规模、葬具及随葬器物种类与数量反映出的当地人们的生产能力，以及拥有财富的平均水平，当高于邻近地区。

    半山—马厂文化的生产力水平，比马家窑文化阶段有了较大提高。永登蒋家坪马厂类型遗址发现过一件残青铜刀，不过，这只是证明当时已存在使用或生产金属制品的孤例，难以依此了解这种工艺在那时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在生产绪构中的地位。然而，当时人们主要使用的石质生产工具，基本上均经过精细磨制，提高了斧、铲、刀、锛及凿这些传统的生产工具的效率，由细石器及骨柄组成的复合工具的数量，相对有所增加，同时，马厂类型还新出现了镰刀。

    还需要指出的是，从经济类型以及从陶器所反映的文化差异，马厂类型当被分为陇西及青海东部和河西走廊各具特点的东、西两区，东区以种植农业经济为主，这区的柳湾马厂类型基地，发掘出的八七二座墓葬中，随葬石斧一七八件，石刀二十四件，石镰三件，以及锛、凿分别为一三六件和一四九件，同时，墓中还普遍发现了粟的颗粒或皮壳，皆装在粗陶瓮内，少的一瓮，多者四瓮，呈现出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的旱地农业，和以锛凿为主的手工业相当发达的经济格局。同时，农业的发达，为这里的居民实行厚葬提供了经济基础。西区干旱少雨，不利于农业生产，畜牧业在生产中占有根重要的地位，这里鸳鸯池被确定为马厂类型的八十四座墓葬中，随葬石斧一件，石刀四件，锛一件，却有柳湾未见的石刃骨刀八件及石刃骨匕首六件随葬，同时，与柳湾大量用陶纺轮随葬（二九三件）不同，这里墓葬中仅发现一件纺轮，随葬陶器数量又远少于柳湾墓地，一般仅三、四件，最多的只有十多件，但普遍使用单耳陶杯随葬，从而显示出使用锛、凿的手工业、制陶业及纺织业颇不兴盛的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色彩。半山—马厂文化的分布，东不逾陇西。半山类型以洮河、湟水流域为其分布中心，马厂类型的分布中心则在湟水流域，并有逐渐北移的趋势。这当与齐家文化的兴起与扩张有关。半山类型消失的年代，大约不晚于秦魏家H 为代表的遗存兴起的时候，马厂类型三、四期的年代，基本相当于齐家文化一期④，或许可能延续到更晚些时候。半山类型的消失，当与马厂类型的发展，同时也和齐家文化西进有关。到了公元前二千年前后，马厂类型的大部分区域，又被齐家文化所占据，仅在河西走廊西部，可以见到由马厂类型的一支发展而成的火烧沟文化。

    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前场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已进入以男性为本位的父系氏族制的前期。这一认识，是依据对墓葬资料进行分析而作出的判断。半山一马厂文化的墓葬，基本上是土坑与洞室两类。洞室墓一般是先挖一小段墓道，然后顺着山势掏出墓室，平面呈凸字形。很多墓葬有木质葬具，柳湾墓地既有榫卯结构的木棺，也有用圆木剖成的独木棺，还有的就在尸体下垫一块木板充作葬具，个别地方见到用树枝覆盖尸体。景泰张家台半山类③ 甘肃省博物馆等《兰州土谷台半山—马厂文化墓地》，《考古学报》983 年第2 期。④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984 年。型的葬具，是用石板拼砌的石棺。一般的墓葬都有数量不等的随葬品，种类主要是陶器，其次是工具及装饰品，也有用粮食、猪头及羊骨随葬的。半山类型墓葬的随葬品数量及质量，各墓间差别不大。马厂类型墓葬的随葬品，同一墓地的诸墓葬差别悬殊。柳湾马厂墓地中，少数墓葬只见一二件器物，一般情况是随葬一二十件器物，随葬品较多的达四十至六十件。这里M54的随葬器物，种类齐全，数量惊人，陶器达九十一件，其中四件陶瓮均装满粮食，此外，还有石斧、石凿、石刀及绿松石饰随葬。这种反映当时人们占有财富颇为不均而令人感到吃惊的情况，或许是马厂类型后期社会已发育出阶层所呈现出来的现象。M54 这座墓葬的年代，便属于马厂类型后期。

    这时期墓葬中随葬的生产工具，因死者性别不同而有所区别。鸳鸯池墓地确定性别的单人墓葬三十五座，其中十七座女性墓中只有四座随葬工具，种类限于骨针、骨锥、石刀，石刃骨匕首仅见一例；另外十八座男性墓中，随葬工具的十座，工具种类除包括女性墓的几种外，还有石刃骨刀、石斧、石研磨器、骨匕首、骨矛头及弹丸等。在柳湾墓地，纺轮是女性墓中常见的生产工具，而男性墓则主要随葬石斧、锛、凿等工具。随葬工具方面的这类差别，表明男子已在重要的生产领域中担负主要职能，而妇女在整个生产中所居的地位，已经较男子显得次要。

    男女在生产中所处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单偶制婚姻在当时婚姻形态中巴占据统治地位。

    上谷台合葬墓二十座，占这墓地墓葬总数23，8%，在合葬墓中，表明单偶制婚姻关系的成对成年男女和成对成年男女及儿童的合葬墓九座；体现男性亲权的成年男性及儿童合葬墓四座（当然成对成年男女及儿童合葬墓，亦同时体现了男性亲权）。这两类墓葬，占反映上述亲属关系性质的合葬墓总数的8％（未计儿童合葬墓四座）。鸳鸯池的合葬墓，只占正式发掘的墓葬总数的97%，其中表现单偶制婚姻和男性亲权的合葬墓，均为六座，占合葬墓总数的70.%。在柳湾墓地，见到半山类型合葬墓三十三座及马厂类型合葬墓四十四座（图4—23）。这些合葬墓中成员的性别、年龄被确定的过少。半山类型只有七座合葬墓作过性别、年龄鉴定，但得知墓中全部成员的性别、年龄者，又仅是M527 一座。马厂类型的情况好一点，也只确定了八座合葬墓中全体成员的性别及年龄。但从可以论定的材料来看，这里的亲属关系已进入男性居本位阶段。

    半山类型M580 合葬三人，一号尸体是成年男性，一次葬，仰身直肢，占了墓穴左侧的大半边，二及三号尸体，性别、年龄未定，为二次葬，尸骨残缺，放置零乱，大多放置在一号尸体之右侧。墓中随葬器物六件，其中石锛、陶罐、石斧及石球四件，呈一直线置于一号尸体的左侧，显然为其专有的随葬品。无疑，这是一座以男性为本位的合葬墓。M42 合葬三人，均为一次葬，一号和二号尸休皆为男性，年龄分别为8—20 岁、25—30 岁，三号尸体是小孩，M42 是成年男子和小孩的合葬墓。M53 合葬三人，也都是一次葬。一号尸体为儿童，二号是成年男性，三号为成年人，性别不详。三号尸体如是男性，这墓合葬反映的性质，则和M42 一样，是世系以男性为本位的两代人的合葬墓；如是女性，则是未妻及其子女的合葬墓。可见，半山类型已处于父系制社会阶段。

    柳湾马厂类型的M39、M348，据性别、年龄鉴定，确定均为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另外这里的M82 及M320，也可据随葬工具的差异及确定的性别、年龄情况，被推定为成对成年男女的合葬墓。这些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当是单偶制婚姻关系的产物。

    同时，半山一马厂文化的下列葬俗，是讨论该文化所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时必须注意的现象。

    其一，是这时期还存在母子（女）合葬墓。这类合葬墓在上谷台和鸳鸯池半山一马厂文化墓地中，分别见到四座和二座，占所在墓地体现婚姻性质及继承性质的合葬墓总数的9%和43%，可见，当时可能仍保留了某种形式的一些母系亲权。

    其二，已发现的半山一马厂文化的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二者的摆放姿式、位置，都看不出他（她）们地位上的差别，同一葬式，既可用于男子，亦可被妇女采用。就摆放位置而言，一些墓中，是男子居左，在另一些墓中，居左者则为女性。

    其三，合葬墓内的随葬陶器，很难区分出确属哪一个体。在单人墓中，花寨子和张家台两地的女性随葬陶器，人均分别为83 件和375 件，男性人均各为7 件和25 件；土谷台和鸳鸯池两地的女性，人均随葬陶器分别为82 件和48 件，男性人均83 件和2.8 件。可见，不少地方女性随葬陶器的数量，还略高于男子。

    综上所述表明，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前期的社会，父系氏族制业已确立，但男女两性关系，基本上处于平等地位，甚至，在继承制方面，女性还保留着部分亲权，在家庭经济中，妻子的地位和丈夫处于抗衡状态，有的地方还高于丈失。

    至于马厂类型后期社会制度，自然较其前期已有所前进，但目前尚无适当材料，作出具体的说明。

    菜园遗址为代表的遗存⑤的分布区域及年代，已于前述。这里需补充说明的是，其年代约同半山类型相始终。

    这种遗存的陶器的质地，皆为泥质和夹砂陶，基本呈红褐色及灰褐色。

    陶器为素面的极少，纹饰有篮纹、绳纹、线纹、附加堆纹、戳印纹、划纹及彩绘。其中篮纹、绳纹数量最多，彩绘陶最少。篮纹一般著于泥质陶上，基本上为横向排列，也有斜卧形排列的，纹饰细深，排列密集。绳纹细、深、密，有的纹理呈麦粒状。彩陶可分两类。一为输入品，如WM35∶8 单耳彩陶垂腹罐、切刀把墓地M9∶ 鸭形壶及M2∶22 彩陶双耳瓮②，分别和土谷台M57∶2、M47∶ 及M7∶的形制及纹饰相同或相似，店河M2∶2 双耳彩陶罐（图4—24），和地巴坪M37∶4 的器形、纹饰雷同，菜园遗存这类彩陶，当是来自半山类型；另一为自造品，如切⑤ 李伊萍《半山、马厂文化的研究》（未刊）。关于半山、马厂两类型的分期，均采用此文的论点。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兰州青岗岔遗址试掘简报》，《考古》972 年第3 期。② 甘肃文管会，《兰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考古学报》957 年第 期。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乐部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97 年第 期。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987 年第 一2 期。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切刀把墓地》，《考古学报》989 年第4 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墓地发掘筒报》，《文物》988 年第9刀把墓地M20∶23 双耳彩陶壶和M20∶30 及孤9∶5 双耳彩陶罐，其彩绘均为网格组成的几何形图案。总之，这类遗存的彩陶已处于衰退阶段。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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