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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乙伐..人方白。（明氏）

    ..用..（甲室）

    ..□■..（善斋）

    ..隹..（掇二87）

    ..白..（存2358）

    这里所谓用，当是用人于祭祀，即所谓人祭，然后将所祭人头砍下作器，并刻辞以记其事。至于祖乙伐人方，乃是商代对东夷的一场很大的战争，可能把人方的首领即人方伯打死了，用他的头盖做了饮器，因而刻辞以记其事。在商代甲骨文中还有以下几条用■方■于匕庚，王宾。（明续9，康丁卜辞）

    其用羌方■于宗，王受又。

    羌方■其用，玉受又。（甲507）

    陈梦家指出“上述某方■，可有两种解释一可释作《说文》卷九下鬼头之■，一可释为《说文》卷十下之囟（膟），训为‘头会脑盖’。卜辞之■象头壳之形，其义为首脑，或为脑壳”。由此看来，到商代晚期用人头或头盖于祭祀可能还较普遍，而所用人头往往为敌方部族者。《战国策·赵策一》记载“及三晋分智氏，赵襄子最怨智伯而将其头以为饮器”。所谓将其头者自然是将其头盖骨，否则无法做为饮器。如果战国时代根本没有用头盖杯做饮器的遗风，赵襄子是很难想出这个办法来的。可见用人头盖做饮器的风俗，在素称文明礼仪之邦的华夏民族中是有传统的，其源盖出于龙山时代的后岗二期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临胸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990 年第7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978—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983年第 期；高炜等《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 《考古》983 年第 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988 年第 期。剥头皮的风俗也曾广泛地流行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和美洲印第安人。但有这种风俗的民族并不一定做头盖杯。两者兼而有之的仅见于斯基太人，涧沟也是两种风俗并行。其发生的原因也与部落或部族间战争的加剧有关。前面已经谈到，龙山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已有可能创造剩余产品，从而提供了人剥削人的可能。这时的确已出现明显的贫官分化，甚至已出现了初步的阶级分化。氏族贵族为了掠夺到更多的财富不断地发动战争。这便是为什么在龙山时代武器特别改善并出现城堡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到处出现乱葬坑的原因。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必然会出现一些为社会所敬重的战争英雄，他们以猎取敌人的头益和头皮为荣耀是不足为奇的。

    卜骨和占卜风俗在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等遗存中，常常可以发现卜骨。

    这种卜骨均由个体较大的动物如牛、鹿、猪、羊等的肩肿骨做成，一般不加修治。占卜时在背面用火烧灼，烧成直径约半厘米的焦黑疤痕或灼号，正面也出现颜色较浅的灼号。在所发现的标本中，较少的有五六个灼号，多的可达五十多个灼号。有的灼号烧得较老而出现裂痕，但多数的号没有裂纹。同样的卜骨在二里头文化以及大体同时的岳石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等也有发现，而且数量有所增加，到商代早期，为了使卜骨易于烧裂，往往在背面先钻一些圆窝。在圆窝处烧灼，正面就会出现裂纹，即所谓卜兆。巫师即根据卜兆来占验吉凶。到商代晚期，除肩胛骨外，还大量使用龟的腹甲。占卜之前，先在背面凿出长条并在旁边钻出圆窝，这样在钻凿过的地方烧灼，正面必定出现卜形兆纹。巫师用钻凿的深浅和相配的位置可以控制兆纹，以达到假传上帝旨意的目的。龙山时代毕竟纯朴一些，还没有这一套故弄玄虚的假把戏。但他们相信神，相信占卜是沟通神人关系的一种手段，所以许多地方都差不多同时用肩肿骨占卜。由于占卜的用具和方式在各地都相当一致，可知当时的人们必定有相似的信仰，而且很可能出现了专司卜事的巫师。不过，到目前为止，卜骨仅见于黄河流域的文化遗存中，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似乎主要是用玉琮为法器沟通神人之间的关系。如良渚文化便有大量玉琮和祭坛，没有见到一件卜骨；黄河流域则相当普遍地发现卜骨而很少有玉琮，说朋南北宗教活动的方式有所不同。到了商周时代，这两种宗教活动都被继承下来并得到发展。

    刻划记号和图画文字在龙山时代的各文化遗存中，有时发现一些刻画记号，有时又发现一些与大汉口文化的图画文字颇相类似的资料。只是目前这些资料比较零散而不集中、不系统，尚难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

    刻划记号过去曾见于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遗存中。前者主要出土于山东章丘城子崖。在那个遗址的下层的黑陶片上，曾发现刻有竖形记号和叶形记号；在上层的黑陶片上发现有更多的刻划记号，显然是由下层混入的。不过城子崖下层并不单纯，除龙山文化外还有岳石文化的遗物，那些刻划记号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988 年第 期。也不能排除属于岳石文化的可能。除此而外，青岛赵村的龙山文化遗址里，也曾发现有X 形记号的陶片。

    河南永城玉油坊上层属造律台类型的陶器中曾发现两例刻划记号。一例为一陶碗，外面刻竖形符号和X 形符号；另一例为一高领瓮，肩上刻五个X形符号。

    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主要见于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在那发现的黑陶器上刻有竖形、×形、∨形、∧形、十形、■形等十多种符号②。上海马桥第五层的某些陶器底上也刻有×形、十形、××形等记号。

    上述刻划记号有一些的分布面很广，如竖形记号、×形、十形记号等便是如此。而且其中有一些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刻划记号相同；更与龙山时代以后的二里头文化和马桥四层文化的某些刻划记号相同；有的甚至与更晚一些的记事符号相同。说明这种刻划记号已为许多人所通用，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记录和传达某些思想和信息。但鉴于（一）目前所见刻划符号的种类并不很多，信息的载荷能力十分有限（二）绝大部分符号是单个的，仅极少数可能是两个一组或复体记号，因而无法记录语言。而文字的主要功能便是记录和传达语言，所以这类陶器上的刻划记号不是文字。但它们既已先于文字而发生并被较广泛地应用，在创造文字时自然也可能吸收其中的许多因素进去，甲骨文中的×、∧、十、｜等与龙山时代的刻划记号相同，可能就是吸收后者的部分因素而来的。

    龙山时代还有一些图画文字，其形体与刻划记号大不相同。例如在陕西西安客省庄曾发现一件陶斝足内模，上面刻着一个蝎子形，与古文万字很相似。湖北房县七里河不少陶器上有刻划符号和图形；天门石家河有的大陶尊上刻杯形等图画文字，陶尊形状、图画文字所在的部位、刻法等都与大位口文化晚期陶尊上刻图画文字的作风相似。良渚文化中有些玉器上刻图画文字，例如美国收藏家弗利尔（85—99）购买的据传出自浙江的玉器中，有一件玉锡上便刻着一个圆圈加火形的图画文字与大汶口陶尊上的图画文字完全一样。同批玉器中有几件壁也刻有似图画文字的画面，如其中一个壁上刻一鸟立在阶梯形基座上，基座中一圆圈纹，下面有一新月形，这后一部分也跟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图画文字相同。

    过去研究文字起源的人曾有种种说法，其中刘大自的主张是很值得注意的。他认为最早的文字应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图画，另一个是记号，而后者是更早的。由这两个来源所造的字就是象形字和指示字②。现在看来，我国用刻画符号记事产生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在它之前的老官台文化还有画彩的记号，年代约当公元前五千多年。图画文字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年代约当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确是记号产生得较早，到龙山时代，两种记事的方法都已经过或长或短时期的发展，尽管二者都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字，但距形成真正文字的时间应不会太远了。

    严文明《涧沟的头盖怀和剥头皮风俗》，《考古与文物》982 年第2 期。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商城遗址内发现商代夯土台基和奴隶头骨》，《文物》974 年第9 期。② EHMis《Sythia ad Grees》，Fig.2，Lodo,93。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327 页，科学出版社。

    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城子崖》，934 年。

    ② 孙善德《青岛市郊区发现新石器时代和殷周遗址》，《考古》95 年第9 期。文明曙光的出现近年来由于一系列考古的重要发现，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成了学术界谈论的热点。正如夏鼐所说“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现正在努力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探索的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例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等。”③为什么把探索的主要对象放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呢？因为文明不是一个早上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的，而是由尚处于“野蛮”阶段的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人民通过长期奋斗而创造出来的。

    我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已经有了铜器，其成份多数是红铜，也有个别的青铜和黄铜，从而为青铜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这个时代出现了两种记事方法，一种是由新石器时代继承下来的刻划记号，另一种是铜石并用时代才有的图画文字。摩尔根认为图画文字产生前后还有一系列相关联的发明“一、手势或个人符号语言二、图画文字或表意符号；三、象形文字或约定俗成的符号；四、表音的象形文字或用于简单记事的音符；五、拼音字母或书写下来的声音。”④这种把文字的起源和发展归结为五个相联系的阶段的说法不无商榷的余地，但他认为在象形文字产生以前还有图画文字，以及与二者并行还有一种表意符号的见解，同我国的情况是基本相符的。再说商代的甲骨文已是比较成熟的文字，故一般认为夏代很可能已有真正意义的文字。这样龙山时代就已处在真正文字产生的前夕了。

    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主也有一个过程。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如大汶口文化墓地所表现的那样，已经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这是私有制出现的最好证明。到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出现了乱葬坑、奠基葬、头盖杯和剥头皮风俗，出现了人奴役人的迹象。而一些富有者的大墓中又常常出土某些标示特权的遗物，人们显然已被分裂为不同的等级或阶级。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出现中心聚落，到晚期发展为城堡。此种城堡固然同后来的都城或城邦还有很大的差别，但毕竟是不同于一般的村落，已逐步发展为统治人民的中心据点，因而距国家的产生也就不远了。

    以上是从总的发展趋势而言，说明到龙山时代，已经临近文明的门槛。

    如果就中国古代文明的许多因素或特征而言，更是有不少是在铜石并用时代甚至更早一些就已产生，到夏商周才进一步发展的。例如陶器中的鼎、鬲、斝、甗、盉、豆等，玉器中的壁、琮、璜等，还有卜骨、丝绸、漆器，建筑中的夯筑技术、左右对称和前堂后室的布局，以及埋葬中的棺椁制度等都是如此。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明的根基是深植于遥远的古代的，早在仰韶后期就已经孕育着某些因素，到龙山时代则更进一步，已经露出文明的曙光了。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等《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集刊》5，987年。

    ④ 施昕更《良渚》，938 年；何天行《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937 年。第四章周边地区的远古文化第一节东北地区这里讲的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指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包括这两个行政区以北的属于锡林郭勒盟的范围）、兴安盟、呼伦贝尔盟以及河北省的承德、唐山、廊坊三个地区（包括北京市和天津市与上述三个地区邻近的部分）。总的地貌环境是，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张广才岭和长自山等主要山脉构成外围，东北平原被环绕其中。这一地区自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就有人类活动，而在后来的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亦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该地区原始文化的研究，素为学术界所重视。

    现有材料表明，东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相对目前所知旧石器时代最晚阶段而言，无论其反映的生产发展还是社会之进步，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以下述及的即是据至今考古发现材料所认识到的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发展状况。它的起迄时间约自公元前六千纪后叶到公元前三千纪末前后，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大致可以对应。

    兴隆洼文化时期兴隆洼文化时期，是迄今所见东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存在的时间，处于公元前六千纪的后半段左右，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和老官台文化的时间大体相当。

    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和阶段划分属于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目前只发现两种，即兴隆洼文化和左家山一期文化。前者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和燕山南北，包括整个赤峰市和哲里木盟的西南部，以及医巫阎山到北京之间的辽西、冀东北地区。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尤其是它北半部的这种文化遗存，是该文化最典型的部分；后者的分布范围迄今只了解到处于第二松花江和东辽河之间的长春一带。

    兴隆洼文化系因983—98 年发掘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一号遗址而得名，通过对一些遗址的了解，可将兴隆洼文化的陶器所反映的这一考古学文化主要特征表述如下制作陶器的陶土均混杂细砂，而多数筒形罐的陶上中均匀地羼入一种被砸碎的黑灰色石渣，显然是由于筒形罐被用作炊器，为防止久烧致裂，特做如此处理。陶器火候不高，陶质较疏松，大部分器物的陶胎较厚，有的罐底厚达2 厘米。陶色不纯，多呈灰褐或黄褐色。皆平底器。钵的成型是用包模贴筑法，筒形罐则可能是泥圈套接而成的（也不排除部分采用包模贴筑法的可能），罐底单做，采用“帮包底”的方法使之与器壁粘合在一起。器类不外筒形罐和钵两种，简形罐占大多数，最常见的是敞口斜直壁的简形罐。陶器外表满施纹饰，主要是用片状工具逐一压印而成⑤，这种压印纹以交叉状和之字状（即连续折线）的纹样所占比例最大。在兴隆洼文化分布区内，各地的文化面貌多少有些差别。如辽西走廊所发现的该文化陶⑤ 上海布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978 年第 期。 JMurray《olithi hiese Jades i the Freer Gallery of rt》，Oritatio，9832。片中，有一种略呈弧线状的纹饰，这在西拉木伦河流域是基本不见的。兴隆洼文化目前可分成三期第一期的代表特征是，筒形罐外表普遍施交叉状压印纹，这种纹饰系以片状工具在陶器表面压下一道纹痕后，需将该工具抬离器表，变换方向再压出另一道与前者交叉。这样施纹既费工时，又难使纹饰整齐美观，故此显得原始。陶器口沿也不具任何附加装饰②第二期的筒形罐有许多施之字状压印纹，系以片状工具的两端轮换作为支点，在器表连续折压所致。这种压印方法提高了效率，且可将之字纹组成纹带，使得纹饰图案规整，显然，这种之字纹是由第一期的交叉纹发展演化来的。此外，许多筒形罐口沿外加贴一圈泥条，形成厚唇沿；第三期的筒形罐已不见交叉纹，之字纹又十分规整，而且，之字纹筒形罐一般不加别的纹饰（图4—）。兴隆洼文化在其分布范围内结束的时间并不是一致的，在图4— 兴隆洼文化的筒形陶罐（第一期；2第二期；3第三期）

    非兴隆洼文化分布重心的燕山一带京、津、唐地区，晚于兴隆洼文化第三期的另外一种文化遗存中，仍能见到个别属于兴隆洼文化延续的标志物②，那么，据此可想见在西拉木伦河以北这一典型的兴隆洼文化分布区内，该文化于其三期以后很可能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兴隆洼文化对其周围地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左家山一期文化中可看出，至迟在兴隆洼文化第三期时，它的文化因素已深入到东北地区腹部。

    左家山一期文化目前只有吉林省农安县左家山遗址经过发掘，别处的发现尚不多。该文化陶器特征为夹砂陶和夹蚌陶两种陶质，前者居多。陶色不纯，呈灰褐或黄褐。多以泥圈套接法成型。筒形罐占器类大宗，其他有鼓腹罐、钵和斜口器。素面无纹的陶器约占一半。有纹饰者分刻划纹和压印纹两种，刻划纹有平行线、菱状、席状、之字状、人字状和弦纹等，压印纹则有连点线、之字状及篦点之字状，这些纹饰绝大多数组成横向平行的带状图案，也有不少呈平行阶梯状，后者为东北地区仅见的纹饰图案③。

    左家山一期文化中有一定数量的厚唇沿筒形罐，器表饰压印之字状横向纹带④，这种筒形罐与兴隆洼文化第二或第三期者风格相似，说明左家山一期文化的时间应相当于兴隆洼文化的第二到第三期，同时表明左家山一期文化接受了来自兴隆洼文化的一定影响。

    村落布局与房屋建筑西拉木伦河流域发现的兴隆洼文化居址，一般座 刘大白《文字学概论》，983 年。

    ②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985 年。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53 页，商务印书馆。

    确切地说，应将这种施纹方法称作戳印，目令考古界习称为“压印”，故暂从之。以下提到的压印纹皆指此。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豪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扬简报》，《考古》985 年第0 期。

    ③ 李恭笃等《一种时代偏早的原始文化类型的发现一赴辽西走廊锦县、绥中考古调查记》图三4，图五8，《北方文物》98 年第3 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以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图五、3，《考古》985 年第0 期。

    落在傍近水源的山坡上。称为兴隆洼一号遗址 区的兴隆洼文化村落（下称兴隆洼村落）由数列成排的房址组成，每排房址数量不等。最初定居时，人们在村落外围挖成一圈宽约2 米的壕沟，壕沟围成直径约70 米左右的一个圆圈。然而，壕沟和许多房址内的堆积中也存在兴隆洼文化的废弃物，壕沟本身又为兴隆洼文化的房址打破，且壕沟外也出现了属于该文化的房址⑤，这说明整个村落（或其中相当部分）在兴隆洼文化之时曾经过废弃后又重建的过程。另外，在距此村落400 米远的一块台地上，尚有一处较小的兴隆洼文化遗址，这很可能是从属于上述兴隆洼村落的一个子村落。

    兴隆洼村落内的房址面积大小不一，均为圆角方形或近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较为常见的房址边长多在—8 米左右。房址中间有一圆形灶坑。居住面往往有相当部分经过砸实。有的房址居住面上还有埋设立柱时留下的柱坑，这些柱坑一般设于灶址两侧而成对称的两排，每排二、三个（图4—2）。由此推测图4—2 兴隆洼村落F2 平、剖面（图中六个小圈均为柱坑）

    那些未发现往坑的房址大体也应在与此相近的位置立有木柱，以承架屋顶，可能是由于就地立拄而难以发现其痕迹。地穴以上部分的建筑无从推测，但从有的房址中存在被烧毁的木炭来看，地穴以上是使用了木质构件的。所有房址皆无门道，史书和民族学资料中都不乏那种关于无门道而以梯出入的房屋之记载，如《魏书·勿吉传》记述了勿吉人“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的情况；而东北亚科利雅克人（orya）的穴居，则是在室内立柱上挖洞作梯，从房顶出入，故可推之，兴隆洼村落的房址在通向屋外的进出口与穴内地面间也很可能架有类似梯子之物以供出入。另外，一些房址中还发现窖穴。

    属于左家山一期文化的左家山遗址，座落在临河的台地上。所发现的一座半地穴房址大致为边长约3 米的方形，其中一边的中部有斜坡门道。在房址中部略偏一侧设一瓢形灶坑。立柱之柱坑共发现八个，门道两侧与房址边相接处各有一个，其余按等距分置在房址另外三条边的内侧，立柱直径为20厘米左右。在与门道相对的一条边的外侧附近还有一个口径为 厘米的圆形坑，比房址居住面要深一些，内出有兽骨、蚌壳等物，可能是属于该房址的一个窖穴。

    生产经济兴隆洼村落的壕沟和一些房屋及坑穴中常见到动物骨骼，以鹿科动物占大宗，其它动物比例最高的是猪。兴隆洼文化分布区属于我国动物生态地理中的温带森林动物群和森林草原动物群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鹿科是最主要的植食性兽类，野猪也占有相当比重。因此，兴隆洼文化先民以鹿和猪作为主要猎获或饲养对象，与当时适于动物生存的自然条件有关。目前尚无材料使得可能把驯养鹿的起始时间，推到像兴隆洼文化那样早的年代，猪的饲养则应以一定的农业发展作为前提，而兴隆洼文化迄今尚未发现⑤ 同②，图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图五三2，文物出版社984 年。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遗址调查与发掘》图五 《文物》989 年第8 期。 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989 年第2 期。农作物的迹象，所出土的生产工具中也没有能够确认是属于农业工具的（华北地区此时主营农业的先民，往往具有十分明确的农业工具）。因此，可以认为，兴隆洼文化先民即使已开始经营农业，也不会在经济生活中占多大比重。即是说，所发现的那些动物骨骼，绝大多数可能是被人们猎获的野生动物之遗骸。

    在兴隆洼村落内发现过两种骨鱼镖，其中一种较为常见，完整者长75厘米，做出单排的三个倒刺（图4—3）另一种只发现残品，称骨梗石刃鱼镖，系在骨梗尖端附近的一侧边槽中嵌粘图4—3 兴隆洼遗址出土的锄形石器和骨鱼镖锄形石器；2骨鱼镖。

    小石片作为刃部，同时在这部分之后也制成倒刺②。两种鱼镖的存在和对它们的精细加工，反映出渔业在当时人们生活中是很受重视的。象靠近渤海沿岸的辽西走廊地区，渔业的谋生意义无疑会比这里显得更为重要。

    另外，兴隆洼村落还出有一些胡桃楸的果核，以此种野生植物果实作为古人的食物，在近东和欧洲均有记载③，这说明胡桃楸也是兴隆洼文化先民经常采集的植物果实。

    看来，狩猎、渔业和采集很可能是兴隆洼文化先民主要谋生的手段，而农业在这里尽管可能已出现，但尚未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样一种经济面貌，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形态构成了较为明显的差别。

    手工业技术兴隆洼文化时期的手工业主要是指制石、制骨和制陶这三项内容。

    兴隆洼文化的石器主要是打制而成。其中最常见的是一种具有较窄的“柄部”和较宽的“刃部”而形近凸字的工具，被称作锄形器（图4—3）。其刃部多样，或宽，或窄，或一侧厚另一侧薄，可知用途也并非只有一种。个别的刃部很窄，通体较薄，其作用可能类似石铲。经过磨制的石器比较少，种类上主要有斧、凿、饼形器和极少数类似雕刻器的工具。这些石器大多数都是通身磨制，只有个别石斧的刃部以外的器体尚留有琢制痕迹而未加磨光。石斧一般长在0 厘米左右，如用于砍树，只适于砍伐那些很小的树木。琢制的工具有磨盘和磨棒，但形态往往不很固定，磨盘只是利用较合适的天然石块，略加打制，再将磨面琢出，磨棒则很少见到两端宽厚一致的。除上述石器外，兴隆洼文化还存在被人们习称为“细石器”④的遗物，多数是被嵌粘在复合工具边槽（如前述骨梗石刃鱼镖）中作为刃部的小石片，小石片系压削而成，一般为厚约 毫米的长条形，长、宽分别在0—8 和3—4 毫米之间，其背面留有因剥离石片而形成的一或二道长脊棱，以致横断面常作三角或梯形。

    这时期的骨器制作得十分精致，都经过磨光，在工具中所占比例也都很大。兴隆洼文化常见的骨器是各种式样的骨锥。象前面提到的两类鱼镖，尤其是做成骨梗石刃式的那种，为同时期其它考古学文化罕见而别具一格的骨② 同，图九、2。

    ③ 朱延平《敖汉旗兴隆洼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987》，文物出版社，988 年。④ 杨虎《试论兴隆洼文化及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98 年。

    器。左家山一期文化的骨、角器则主要有骨锥、骨镞、角矛等，另外，还发现钻头上留有螺旋状磨擦痕的骨钻。

    此时的制陶业显然已非最初发生的阶段。因为最早的兴隆洼文化陶器种类已在两种以上，并且已普遍施用压印纹来使得陶胎紧固，特别是制作炊器时有意在陶土中加进砂粒，证明当时已经懂得通过羼合料来改变陶土某些性能的道理。一些筒形罐上常见对钻的缀合孔，这一方面说明此时已掌握了陶器修补术，另一方面也反映爱惜陶器的心理，从而说明这时生产一件陶器是需要付出相当代价的。采用泥片包模贴筑的陶器成型术以及陶器的基本轮廓线，都显示出与黄河流域广大地区此时的文化遗存间有着相同的一面。但同后者相比，毕竟还存在着相当的原始性，例如，此时的陶器一般采用压印或刻划来加固器壁，而黄河流域则已广泛使用拍打、压磨等更有效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黄河流域此时的陶器胎壁较东北地区的一般要薄，亦与紧固器壁方法上的这种差异不无关系；再如，东北地区的陶器烧成火候也比较低，这可能是由于该地区此时还没有专门烧制陶器的陶窑，而多是露天堆烧的缘故。

    从以上情况来看，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手工业生产固然有其自己的特色，但技术水平尚不及黄河流域先进。

    兴隆洼文化的社会组织通过兴隆洼村落得到发掘的部分，有可能了解兴隆洼文化社会组织结构的一些情况。以该村落的F2 为例，人们经常活动的地方应在这座房址的两排立柱之间，面积约为3 平方米左右，如减去灶坑及兽骨、石器、陶器等物所占面积，还有7—8 平方米左右。F2 居住面上遗留物品比较分散，屋内睡人之处当相对固定，该不会将余下的所有空间占满（考虑到有的房址内还布有窖穴，如果这里面有的房址面积和F2 相当，所余下的空地应该更小）。由此推测，居住在这所房址内的成员应不超过4—5人。也就是说，象F2 这样的房址应和姜寨的小房址相似②，相当于一个家庭的居所。需要注意的是，兴隆洼村落中的房址，通常都与F2 一样，不仅有炊事用具，还有生产工具，有的甚至还存在储藏食物之窖穴（如有的窖穴内发现许多兽骨），显示出这种家庭，在经济上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兴隆洼村落有一定数量的房址存在坍毁后于原地重建的现象，这些房址的主人不在其它空地另选新址，而在原址上重建房屋，说明这些房址在各排中的位置受到有关制度的制约，因而，必须被固定在一定排列和某一排列中的一定位置。兴隆洼村落的房址有十多排，同时存在的房址至少也会有若干排，那么，每一排房址主人内部的某种关系当比这些人与另一排房址主人间的某种关系更为密切。

    由此，我们看到，兴隆洼村落至少存在着以下三级组织相当于F2 那样同居一室包容3—4 人左右而可称作家庭的单位，这是最低一级；由上述一排房址所反映的高于类似F2 那样单位的中间一级组织由若干排同时并存的房址组成的整个村落，这是最高一级。如果借用民族学的概念，或可将家庭以上的俩级组织分别称为家族和氏族。

    JohelsoThe orya，partⅡ，Material ulture ad Soial Orgaizatio，452—48。② 陈鹏主编《动物地理学》第5 页，高等教育出版社，98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族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图七2、5，《考古》985 年第0 期。

    前面提到在兴隆洼村落附近还有一个与之相联系的子村落，则这两个村落的人们还会组成比上述类似氏族的集团更高一级的组织。仅从这些情况来看，兴隆洼文化先民的社会组织结构是多层次的，其中若干个家庭虽受到统一它们的组织之制约，但从生产到生活上都已显示出一定的独立性。象这样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应该是原始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标志。

    红山文化前段时期红山文化这一名称的提出始于955 年，而由以得名的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工作则早在935 年就开始进行了②，到目前为止，围绕这一文化所做的考古工作在东北地区是最多的，因此，这个文化的知名度也就比较高。红山文化所延续的时间可与本书提到的仰韶文化大略对应。红山文化的前段时期，指从公元前第五千纪初到第四千纪初以前这段时间，即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半坡文化阶段（包括庙底沟文化初期在内）。

    考古学文化和居民的分布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原始居民创造的考古学文化目前已知有如下七种红山文化（指红山文化前段。本节中几提及红山文化而未加特别说明者，均同此理解）、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上宅文化、新乐文化、左家山二期文化和小珠山一期文化（图4—4）。

    图4—4 红山文化前段时期东北地区西南、中南部考古学文化分布图●红山文化前段分市区●赵宝沟文化分布区●富河文化分布区●新乐文化分布区●上宅文化分布区有关此时的红山文化考古工作不多，已知西拉木伦河流域是它的主要分布区，赵宝沟文化则大体分布在由滦河、西拉木伦河和医巫闾山组成的包围圈之内，显然，它和红山文化在西拉木伦河以南的区域，有一个不小的共同分布面。从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看，在红山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共同分布区内，二者的村落往往相邻对峙。比如兴隆洼一号遗址的B 区即是一处红山文化村落，这个村落或其中部分房址被废弃的年代正值半坡文化晚期，其形成的时间当比这更早，距此村落500 米的对面山坡上是属于赵宝沟文化的小山遗址，它的废弃时间也在半坡文化晚期之时。象这样不同文化的村落相邻而居的现象，不外乎出于以下两种解释一是两种村落的居民在定居时间上互有交错，你来我往，也就是说，上述两种村落所存在的时间虽同属一个大的阶段，但它们各自从开始形成到废弃的过程并不很长，二者在时间经历上甚至本无重合的部分，只是留下的遗物不足以反映这短暂的时间变化，而给今人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孔昭宸等，《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植物的初步报告》，《考古》985 年第0期。

    ② 这类石器多以燧石等坚硬石料制成，从石核上产生石片和对成品的加工常用间接打制和压削的方法，所制成的石器一般都很细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图四（该图比例尺米数标错，应分别为0、05 和 米），《考古》935 年第0 期。

    以两者同时并存的“错觉”；二是上述两种村落确曾有过一个平行发展、相邻并存的阶段。从已知具有如此分布特征的两种村落的数量来考虑，后一种可能性也许更大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促使红山文化和赵室沟文化的先民采取这一特殊定居方式的原因，恐怕多半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此时的西拉木伦河以北是富河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在那里，富河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居民也存在交错分布的区域，但这块区域的面积目前尚不清楚。上宅文化和新乐文化的发现范围分别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西南和东南相邻，前者目前只见于平谷、三河两县的泃河流域后者只知在沈阳及其附近的地区。左家山二期文化的遗址至今除吉、长地区以外，尚无确定的发现。至于小珠山一期文化，基本上分布在丹东以西的辽东半岛一带。

    考古学文化特征、阶段的划分和文化渊源红山文化具有一个独特的陶器群，此时它的特征是夹砂陶为主要陶系，泥质陶亦占相当比重。夹砂陶主要是灰褐色，最常见的纹饰是之字状压印纹，除延续兴隆洼文化那种直线或弧线状的之字纹外，还出现了一种弧度很大的之字纹，三、四道平行线为一组的划纹也有一定数量，素面陶很少。弧壁筒形罐是该陶系主要器类，其上之字纹或横压竖排，或竖压横排，两种兼施者为数也很多，罐底多见席印纹，其他器类有斜口器等。泥质陶最常见的是红或灰陶的敛口钵，有相当一部分口沿外表烧成一圈桔红色，习称“红顶钵”，钵多为素面，少数于口沿外施彩，彩陶图案基本上是用直线条组成的几何形纹，使用弧线绘彩的现象极少，彩色以红为主，此外，还有小口鼓腹罐和大口弧腹罐等。除小口鼓腹罐为泥条盘筑外，其他陶器凡能辨明制法者，皆采用包模贴筑和泥圈套接成型。

    红山文化包含两个发展阶段早期的之字纹有很多接近兴隆洼文化第三期横压竖排的之字纹行与行之间往往有些重叠，不够规整，筒形罐口沿外常见一周楔点、泥钉或短泥条等装饰；斜口器口下无鋬钵仅素面一种。这一期相当于中原略早于半坡文化的一段时间，即公元前第五千纪前叶。晚期新出现一种大口小底的筒形罐，其上横压竖排的之字纹趋于图案化，十分规整，行与行之间常均匀地留有空行一些罐的口沿开始贴一圈细而薄的附加堆纹斜口器口下有鋬，有鋬的一侧器窒较早期低矮，并出现凹弧钵类中新见红顶和口沿施彩的做法；小口鼓腹罐为新出现的器类。这一期的年代当对应在半坡文化阶段，较晚的遗存可至半坡文化晚期之时，亦即此期时间相当于公元前第五千纪后叶到第四千纪初期。

    红山文化的之字纹系由兴隆洼文化发展而来，筒形罐也应是本地区以前的文化因素之延续但泥质陶的出现，尤其是晚期红顶钵和彩陶钵的流行，表明它接受了来自西南方面后岗一期文化的强烈影响。

    赵宝沟文化经过发掘的遗址主要有内蒙古敖汉旗的赵宝沟②、小山③和河北省迁安县安新庄，该文化陶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是夹砂陶为主要陶系，陶色多呈灰褐或黄褐；尚有少量泥质陶，表皮或灰或黑。陶器主要制法是包模贴筑和泥圈套接。盛行压印或划成的几何纹和压印之字纹，还有少量② 巩启明、严文明《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考古与文物》98 年第 期。③ 杨虎《试论兴隆洼文化及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98 年。

    尹达《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979 年。

    动物纹，几何纹数量最多，且花纹繁缛，结构复杂。器类有属平底器的弧壁或直壁筒形罐、鼓腹罐、盂和敞口钵，属内凹底器的椭圆底罐、尊形器和器盖（个别椭圆底罐和尊形器为平底），属圈足器的圈足钵和圈足圆腹罐等。赵宝沟文化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期的几何纹较为散漫而缺乏一定之规，有的甚至只是一些压、划直线的不定组合器类有筒形罐、鼓腹罐、盂、平底钵和圈足钵。此时大体相当于上述较半坡文化略早的阶段，亦即公元前第五千纪前叶前段。第二期的几何纹已很发达，但斜向纹痕与横截陶器之平面间所夹锐角的角度较小，整个器表图案往往给人以“扁平”之感而不能一目了然器类增加了椭圆底罐和圈足圆腹罐；筒形罐中新见个体较大者，敞口钵中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红顶钵。此期约当半坡文化早期，即公元前第五千纪前叶后段到后叶前段之时。第三期几何纹斜向纹痕与横截陶器之平面间所夹锐角的角度较大，器表图案明晰易识；器类方面又新出现尊形器和器盖。年代约与半坡文化晚期相当，即大体处在公元前第五千纪后叶后段②（图4—5）。

    图4—5 赵宝沟文化陶器尊形器；2椭圆底罐；3圈足钵；4之字纹筒形罐；5盂；红顶钵；7圆腹圈足罐。（237为第二期陶器，出自赵宝沟遗址；余皆第三期陶器，出于小山遗址。）

    约以努鲁儿虎山为界，赵宝沟文化有着一些地域上的差别。其中努鲁儿虎山以南至辽西走廊一带的赵宝沟文化所产生的时间可能较早；而在其北面的该文化尚未见到早于第二期的资料。南部赵宝沟文化最早的遗存中有与当地兴隆洼文化相似的成份，故而推知，兴隆洼文化应是赵宝沟文化的来源之一。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存在重合分布的区域，前者的夹砂陶陶质以及某些之字纹纹样都和后者十分接近，这是两种文化的先民长期交流的结果。在赵宝沟文化周围的上宅文化、富河文化和新乐文化中，都能见到赵宝沟文化某些因素的流布，反映了后者对它们的影响。

    富河文化迄今所发掘过的遗址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巴林左旗的乌尔吉木伦河流域，有富河沟门、南杨家营子等。其陶器都是夹砂陶压印之字纹为主要纹饰，大多是横压竖排，以篦齿状工具压印成的篦点之字纹别有特色，许多筒形罐口沿外贴有一周附加堆纹器类仅有筒形罐、钵和斜口器，简形罐占绝对多数。兴隆洼文化中也曾出现过一些通体施横压竖排之字纹的筒形罐，因此，兴隆洼文化的一些成份应是形成富河文化的主要渊源。至于目前发现的富河文化的年代，当在赵宝沟文化第三期之时。

    上宅文化经发掘的有北京平谷县上宅②、北埝头③和河北省三河县孟各庄三处遗址。陶器中有大量的夹砂陶和少量的泥质陶，有些夹砂陶同时还夹杂② 东亚考古学会《赤峰红山后》，938 年。

    朱延平《小山尊形器鸟鲁图试析》，《考古》，990 年第4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988年第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937 年第 期。③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安新庄新石器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学集刊》4。 朱延平《小山尊形器鸟兽图试析》，《考古》990 年第4 期。

    滑石粉。大多数陶器著有纹饰，主要是刮抹条纹和之字纹。器类以筒形罐最为常见，其次是各种钵类，有平底钵和圈足钵，两者中又都有弧壁敛口和直壁敞口之分，前者中还有一些是红顶钵。上宅文化目前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年代分别与红山文化早、晚两期相当，红顶钵的出现是这一文化较晚阶段的标志物。以北埝头F5∶ 代表的上宅文化之字纹筒形罐为兴隆洼文化第三期的延续物。但抹刮条纹的大量存在，则表明该文化主体内容并非由兴隆洼文化发展而来，也许这个主体内容的渊源在永定河、子牙河的下游一带而尚未得到揭示。此外，上宅文化中的一些钵类与东面的赵室沟文化有关。

    新乐文化目前只有沈阳市新乐遗址经过一定规模的发掘②。其陶器主要是砂质陶，器表常见规整均匀的竖压横排之字纹或弦纹，前者较多。除少量鼓腹罐、圈足钵和斜口器外，主要的器类只有弧壁筒形罐一种。该文化筒形罐上之字坟很象是兴隆洼文化第三期的继承者，由此可知兴隆洼文化对该文化的形成曾有过影响，另外一些陶器如鼓腹罐和圈足钵则是同赵宝沟文化进行接触、交流后的产物。不过，占器类多数的弧壁筒形罐和有相当比重的弦纹，足以说明构成该文化主体部分的因素应另有来源。新乐文化的年代约与赵宝沟文化的第一或第二期相当。

    左家山二期文化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已被识别出来③，而经过发掘的该文化遗址目前只有吉林省农安县左家山一处④。该文化陶器有夹砂陶与夹蚌陶两类陶质，素面陶和有纹饰的各占一半，最常见的纹饰是之字纹，器类只有筒形罐和钵。筒形罐上之字纹往往分两部分，靠上边的是刻划而成的横划竖排之字纹，在这以下的主体纹饰为竖压横排的压印之字纹，这种纹饰风格与红山、赵宝沟和新乐文化均有共同之处，反映此时长春一带与东北地区西南部的联系是较强的。对比左家山一期文化，可知曾存在于本地区的阶梯状纹带、鼓腹罐等文化因素此时已不见或少见，而最有生命力的是左家山一期文化中与兴隆洼文化相近的成份，左家山二期文化的主要内容正是这一部分发展的继续。当然，除融合东北地区西南部的文化因素之外，该文化也显示了与辽东半岛原始文化相关联的一面。

    小珠山下层文化的遗址发现较多，经发掘过的主要有辽宁省长海县广鹿岛的小珠山、大长山岛的上马石，东沟县的后洼②、大岗③。该文化陶器特征是均为夹砂陶，其中大多数含滑石粉。器表多具纹饰，压印纹多于刻划纹，前者中主要是之字状、席状、网状和横线或由这四种纹饰构成的组合图案，后者中常见的有网状、横线、横线中加短竖线以及着干平行线为一组组成的错向三角纹。器类以直口筒形罐占大宗，其中许多在口下安有两个对称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94 年第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984 年。③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989 年第8 期。④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文物》989 年第8 期。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三河县盂各庄遗址》，《考古》988 年第5 期。②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图五，《文物》989 年第8 期。

    ③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批告》，《考古学报》978 年第4 期。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等《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985 年第2 期。的小耳，此外，还有少量的小口鼓腹罐、钵、杯、勺等。相当数量压印之字纹的存在，表明小珠山下层文化接受了来自辽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影响。

    上述情况说明，红山文化前段时期的东北地区尤其是它的南部不仅文化面貌多种多样，而且组成一种文化的因素也往往来自多方面。如从较大的范围看，作为新乐文化和左家山二期文化因素之一的之字纹即来源于东北地区西南部，表明在这一时期或稍前阶段，东北地区西南部的先民曾走向广阔的东北平原，和那里的土著居民一起创建薪的生活。而目前所见小珠山下层文化遗址大体处在与东北平原相通的平原地区，因此在那里见到的之字纹等因素也应是上述东北地区西南部的先民东迁后引起的连锁反应。可见，此时在东北相当广的地区内，原始居民空前活跃，有分化，有融合，在新的基础上彼此交流和相互影响，从而创造出一种生机勃勃的繁荣局面。

    村落布局与房屋建筑此时的村落大致处在两种地貌环境中，一种是在山地之间，属此种环境的村落往往座落于坡顶之上，附近常有小溪或泉水，如赵宝沟和小山遗址是；另一种位于山地与平原间过渡地带的矮坡或台地，附近均见较大的河流，如错河旁的北埝头、伊通河附近的左家山等。

    赵宝沟文化的赵宝沟遗址和富河文化的富河沟门遗址都是由若干排房址组成的村落，在上宅文化北埝头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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