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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制，是从女性为中心的对偶婚过渡到以男性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婚姻的目的。大墩子的一座一位男性中年带着一个八——十岁小孩的合葬墓，是刘林期随着一夫一妻制婚姻确立的同时，实现了世系及财产关系的父系继承制的证据。
需要指出的是，刘林和大墩子的合葬墓的年代，可推到野店二期（刘林M02）或略早于野店三期，野店合葬墓的年代，属野店三期，王因在野店一、二期时，不仅不见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而且，还相当广泛地流行在刘林、大墩子及野店未见的集体二次合葬制及多人同性合葬制。至野店三期时，王因虽见到三座成对异性合葬墓，但仍以同性合葬墓为主。可见，在实现向父系制过渡时，刘林期的诸居民点的情况显示出不平衡性。如果王因发现的那两座一位成年女性及一个未成年个体的合葬墓的年代，相当于野店三期的话，还可以认为在同一居民点的居民，一部分人实行一夫一妻制时，另一部分人还可能仍然过着母系制生活。
一般认为这些不同地点的墓地，是氏族的墓地。刘林墓地分为五个墓群，“这些一个个的墓群则很可能是血缘关系更为密切的家族葬地”②，家族葬地包含了单人葬及数量极少的夫妻合葬墓。可见，成对的夫妻包含在家族中，家族包含在氏族中。氏族墓地被划分为若干家族墓区，反映了家族经济在氏族中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氏族墓地的存在，则反映家族经济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冲破氏族制的程度。
私有制的发展进程，决定父系氏族制的状况。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贫富分化的程度，是私有制进程的一面镜子。反之，从这面镜子，可看到私有制发展水平，进而了解父系氏族制所处的阶段。
刘林第二次发掘的一百四十五座墓葬，出土陶容器（包括极少量器盖）
五百二十四件，石斧、铸、凿、铲工具四十八件。平均每墓可葬陶器3.件，石工具不足半件。这两类器物是当时的重要财富。故可把它们的总量视为刘林氏族的社会财富总和的缩影，将各墓出土的这两类器物看成死者生前占有财富的缩影。上述墓葬可分为如下四类（一）凡随葬陶器六件以上，或虽不足六件陶器，而有两件以上石工具者，属富裕墓葬；（二）凡随葬陶器三——五件，或有一件石工具者，是中等墓葬；（三）凡无石工具而有一、二件陶器，或无陶器但有其他随葬品者，为下等墓葬；（四）无随葬品者，是“赤贫”墓葬。依此四类，列成下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320—32 页。
(一) (二) (三) (四) 墓墓陶器石工具墓陶器石工具墓陶器墓男9 4 27 5 44 5 2 27 女3 4 8 8 7 5 3 4 7成 8 2 5 9 双人3 3 少年2 8 2儿童2 5 2 5总数40 350 38 3 22 0 50 52 9类数量死者（四）类墓十九座，占总教的3.％，没有随葬品；（三）类墓五十座，占总数的34.48％，虽有随葬品，但不少墓缺乏陶器，即使有的墓出土陶器，数量也在腿葬陶器平均数之下。相反，（一）类墓四十座，占总数的约27.％，却有三百五十件陶器和三十八件石工具，分别约相当各自总数的.4％和75％。且其中个别墓葬的随葬陶器高达十二件以上，有的甚至达到十九、二十五或二十七件，罕见的彩陶也出于这类墓中。类似的情况，也见于大墩子。因为这里第一次发揭的二十大座墓葬共出上九十五件陶器，平均每墓3.5件，恰和刘林相近。按在刘林使用的方法，将这里的墓葬也分为四类，见下表。
(一) (二) (三) (四) 墓数类墓陶器石工具墓陶器石工具墓陶器墓男4 30 2 5 4 3 女3 22 5 8 2 成2 4 总数7 52 8 2 38 4 5 2量死者（一）类墓葬，占墓葬总数的25.9％，拥有54.7 绳的陶器和8.8％的石工具。在这类墓葬中，那些手工业匠人和渔猎能手的随葬品，是颇引人注目的，他们踌有锥多的陶器和石工具外，还有不用的其它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随葬。M44 就有骨锥十三件及骨针八件，还有一条狗M32 用骨锥十九件、骨针四件等四十件物品随葬。与此相反，（四）、（三）两类墓葬，占墓葬总数29.％，只占随葬陶器总数的5.2％。
可见，两地随葬品情况，反映墓主人占有的财富存在着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刘林及大墩子妇女随葬陶器的数量，或和男子相等，甚至高于男子。刘林和大墩子（一）类墓中的男子墓葬的随葬陶器，分别为7.7件和7.5 件，而两地同类墓中的女性墓的随葬陶器，平均每墓分别为0.8件和7.3 件。同样，刘林和大墩子（二）类男子墓葬的陶器，平均每墓分别刚达三件或3.2 件，妇女则是3.7 件和3. 件。显然，妇女在家族中对财产拥有较大的支配权，其家族和社会地位，并未因母权制被颠覆这一“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而变得今昔两重天。无疑，这同渐进地、和平地实现这一变革有关，也是父系氏族制早期的特征。
在个体制家庭还包含在家族的社会中，财富不均的现象，主要是表现于家族之间。刘林T43 的二十四座墓葬，随葬陶器在六件以上的十三座，三——五件的五座，且墓地中随葬陶器最多的H48（十九件）、M82（二十五件）及M45（二十七件），和墓地中仅有的随葬陶器达八件的两座儿童墓及一座也有八件陶器的0—5 岁的少年墓，都在这个探方内。同时，T40、T407及T408 探方的二十四座墓葬中，六件陶器的两座，三——五件的七座，一、二件的也是七座，无陶器随葬的多达八座，占了三分之一。显然，儿童和少年随葬品的多寡，当不出于自身的原因，而取决于其所属家族的经济状况。可见，T43 家族比较富裕，T40—T408 家族则较为贫困。这种家族间贪官分化的现象，自然是私有制存在的必然产物。
如果将这两墓地和半坡类型的元君庙及史家比较，可见到如下情况墓器(一) (二) (三)元·墓葬8.75 47.29 33.刘·墓葬2.75 35. 38.59元·陶器3.94 47.9 5.34刘·陶器0.55 3.4 7.55墓类比例葬陶表中墓类（一）、（二）和（三）的含义，分别相当于刘林、大墩子表中的（一）、（二）和（三）及（四），“元”和“刘”分别代表元君庙及史家两墓地和刘林及大墩子两墓地，比例数是指同类比例数相加的平均数，如刘（一）类墓葬的比例数，是刘林、大墩子（一）类墓葬比例数相加的平均数。分析表列数字可见.刘林及大墩子（三）类墓的比例较元君庙及史家的同类墓扩大，而所占陶器的比例反而缩小，反映这部分居民生前占有财富的情况，较元君庙及史家恶化；2.刘林及大墩子（一）类墓的比例，较元君庙及史家增加。前者（二）
类墓的比例，却较后者减少。若把它们的（一）、（二）类墓所占比例比较，元君庙及史家仍少于刘林及大墩子。可见刘林及大墩子（一）类墓的增加，可能是前一时期（二）类墓者分化的结果；3.刘林及大墩子（一）类墓所占陶器的比例，较元君庙及史家同类墓所占陶器比例增大，反之，前者（二）类墓占有陶器比例少于后者。表明刘林期的财富向（一）类墓集中。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95 年第3 期。另外，元君庙和史家（一）类墓随葬的陶器，墓均数分别是同地（三）
类墓的5 倍和3.5 倍，而刘林及大墩子（一）类墓随葬陶器，则分别是同地（三）类墓的. 倍和.8 倍。
可见，在贫富分化方面，刘林期较半坡类型扩大了，私有制也进一步发展。
现在，可将刘林期社会的一些特点，归纳如下.在家族和社会劳动分工中，男子已担任主要职能，或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些具有专业特长的劳动能手。这些人占着较多的财富，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妇女在某些生产领域中还起着重要作用，但从总体上说，她们在生产劳动中的地位，已退居第二位了。
2.家族已明显地分裂为富裕的和贫因的。私有制进一步发展了，贫富分化还未能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同时，贫困的人数较少，多数人的经济状况，都在中等以上的水平。作为后来父权制特点的家内奴隶尚未出现。3.存在着一夫一妻婚姻。妇女在家族和社会中，基本上和男于处于相等的地位，而在家内经济生活中，或许还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或支配权。
大溪文化早期与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是以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遗址命名的。其年代，前期可进入半坡类型，后期约和庙底沟类型相始终。标题所说的早期的涵义，并非该文化本身分期的“早期”，是指约和黄河流域仰韶时代前期年代相当的大溪文化遗存，即基本上是自大溪文化三期以前的遗存。同时，目前还难以大溪文化的分期标准界定大量的具体遗存的年代，尤其是还不明白该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和该文化社会进程的联系，所以，这里所讲的内容，可能涉入大溪文化四期的材料。这在目前确难以避免。
大溪文化的分布地区是西起瞿塘峡两岸，东达洪湖之滨，北自荆山南麓，南抵洞庭湖畔，处在中国东西、南北交通的腹地，面积约5 万平方公里（图2-45）。这文化的陶器，基本上呈红色，图2-45 大溪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大溪；2.龚家大沟；3.朝天咀；4.中堡岛；5.杨家湾；.清水滩7.红花套8.西门河；9，关庙山；0.杨木岗；；陈家湾；2.朱家台；3.毛家山；4.蔡家台5.桂花树；.柳关；7.三元宫；8.丁家岗；9.划城岗；20.汤家岗；2.王家岗；22.车轱山。
盛行红衣。外表常为红色的陶器，内表却为灰黑色。同时，也有少数的陶器呈灰色、黑色、橙黄色和白色的。较早的白陶，色泽灰黄，主要成分为SiO2，另有较多的l2O3，较晚的白陶，往往还有较多的MgO，而颜色洁白。陶器的质地分泥质和粗陶两类。粗陶除夹砂、蚌末外，另有单纯以稻壳作羼和料的。陶器的主要纹饰有戳印纹、弦纹、刻划纹、堆纹、镂孔和彩绘，也有少量的线 张忠培《大汶口文化刘林期遗存试析》，《吉林大学学报》979 年第 期。 张忠培《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史前研究》984 年第 期。图2-4 大溪文化陶、石、玉器.彩陶罐；2.圈足盘；3.曲腹杯；4.圈足碗；5.器盖；.罐形鼎7.器座；8.双环形石饰；9.0.玉玦；.钵形三足器；2.彩陶瓶；3.豆；4.石斧。纹。戳印纹是大溪文化最具特征的纹饰②。它是由圆形、半圆、新月、三角、S 形、X 形、菱形、长方、方形、工字形及篦点组成的几何形图案（图2-4）。彩陶数量不多，一般是在泥质红陶外表先涂红农再画黑彩，也有赭彩，个别的是白衣黑彩及红彩。同时，还有内彩。图案可分两类；一类是由曲线、弧形三角、曲边块状及圆点，配以直线的几何形，当是受庙底沟类型彩陶艺术影响的产物，但其中常见的绞索纹及平行带中夹鸟形或横人字形（实为前者之变简）纹，颇具自身特色；另一类是由直线条带、菱形方格、银齿形、圆圈及点状线组成的几何形，此类图案，自具风格（图2—47）。器形主要是釜、鼎罐、圈足盘、圈足碗、双腹杯、筒形瓶、敛图2—47 关庙山、毛家山、丁家岗出土陶器.2.碗；3.杯；4.盘。口簋、敛口钵、器盖、器座及支座。三足器很少，流行圈足器。三足器除鼎罐外，还有三足钵。这些器类下的三足，系由矮圈足切除其余部分而成。这表明三足器的产生，是受圈足器的启发而沿袭了圈足器传统的产物。陶器均为手制，除早期遗留用贴塑法制陶外，基本上用泥条盘筑法制成陶坯，再在慢轮上加工修整成器。陶器烧成温度较低，如红花套标本为00°—700℃，大溪标本为750°—80℃，三元宫标本为880℃。划城岗发现的由火道、火膛及烟囱组成而无窑异的陶窑，不仅说明陶器是在陶窑内烧制的，而且，其烟囱位置及无窑箅的结构特点，和以红烧土块作垒砌陶窑的材料，还说明是这文化自身的发明。
就上述大溪文化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显示的文化面貌，尤其是以该文化较早阶段的丁家岗下层遗存，和石门皂市下层遗存②进行比较，可看出西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大溪文化是从石门皂市下层遗存生长起来的。
同时，自大溪文化居民分布区溯汉水而上，进入汉水上游的陕南地区，沿丹江、浙水则与伊洛地区相连，此两地均是半坡类型及庙底沟类型居民的分布区，更有甚者，在湖北境内的汉水流域及河南境内的浙水沿岸，均零散地分布着二些半坡和庙底沟两类型居民的移民点，这有利的地理条件和当时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989 年第 期。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92 年第2 期。 张忠培《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史前研究》984 年第 期。 elso，，Joral of the etraI siti Expeditio to the yagtse River Gorges Regio, typewrittemausript，oria Museum of atural History，ew Yor。四川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记略》，《文物》9 年第 期。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98 年第4 期。
② 李文杰《大溪文化的类型和分期》，《考古学报》98 年第2 期。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982 年第4 期；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983 年第4 期。
这些文化居民分布的格局，为它们进行文化、经济交流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条件。
近来，在汉水上游陕南地区的半坡类型遗存中，已见到大溪文化的具有戳印几何形纹饰的白陶圈足盘残片，前面谈到的大溪文化彩绘图案所表现出来的庙底沟类型彩陶艺术的影响，均表明大溪文化和半坡及庙底沟两类型之间确已存在相当广泛而深入的文化、经济交流。
当然，大溪文化居民区还可同四川、江西腹地、广东和位于淮河流域的河南及安徽部分地区，甚至通过中间媒介而同长江下游的同时代居民，进行了经济文化的交往。有的学者通过时大溪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崧泽及良渚等文化的玉器种类、形制、用途的比较研究②，认为大溪文化的玦、璜这类玉饰品，是长江下游文化传播的产物，同时并非依样画葫芦，体现出了大溪文化居民的创造性加工。但是，从大溪文化基本内涵来看，沿着汉水，尤其是由浙水沟通同伊洛地区的联系，当是大溪文化居民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向。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当黄河中上游步入庙底沟类型时期，它们之间的这种交流，才达到相当频繁的阶段。同时，住居在江汉地区的大溪文化居民能直接吸收庙底沟类型的信息，而使他们和洞庭湖畔的同胞的文化面貌，呈现着显著区别。考古学为了标示这种差别，分别称之为关庙山类型和汤家岗类型③。
大溪文化居民聚族而居。他们留下的居住遗址，往往见于靠近水源的高地下。房屋的基本特点是大多为地面上的建筑，形式分圆形、方形和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只有圆形的一种。地面起建的房子，往往先挖墙基槽及立柱洞，立柱后，用烧土碎块掺和粘上填实墙基糟，形成上筑墙根。再在立柱之间编扎竹片竹竿，里外抹泥，成为编竹夹泥墙。为支撑屋顶，室内一般也挖洞立柱。屋内地面下用红烧土块铺垫，表面敷涂细泥并经火烤，有的屋内围筑灶坑。有些房屋设具有护棚的门道，还有的房屋备有撑檐立拄或专门的檐廊。关庙山F22 是一座地面起建的长、宽近 米，房顶为四面坡的方形建筑④，门开于西墙正中，设有略高于居住面的门坎。该房屋的居住面、墙基及墙和室内设置立柱的材料、结构及构造程序，均同于上述大溪文化房屋建筑的一般情况。F22 的灶坑，设在房屋正中，方形，四周有埂，内有一条南北向隔梁，将灶坑一分为二，埂、隔梁及灶坑面均抹泥敷平。灶坑东南角筑一高于灶坑埂的红烧上台，顶部呈锅底状，抹一层泥，可放置圆底釜一类的陶器。
F22 自灶坑东北角至北墙中部偏东，在室内垫层上起筑一堵隔墙，将房屋北半部分为东西两间。屋墙外四面均用红烧土块铺成散水，厚5—5 厘米，低于室内地面2—5 厘米。居住面上有陶器五件，其中一件筒形罐内还存着小石锛、骨笄、扁锥形骨器、小虎角及野猪牙各一件。散水上放着三件陶器和二件石斧。据此可看出当时居民简单的生产、生活情景。
稳定的生活资料的生产经济，是这种定居生活的必要前题。以稻壳碎末作为陶器的羼和料，红花套、关庙山、毛家山及三元宫等地建筑遗迹的红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984 年。② 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983 年第4 期，③ 湖南省博物谊《澧县东田丁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南考古辑刊》。④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存》，《考古》98 年第 期。土块中，普遍羼和稻壳和稻草末。红花套烧土块中的稻壳标本，经鉴定为粳稻。这些情况，显示大溪文化居民以营稻作农业经济为主。大溪遗址的堆积中，普遍夹有鱼骨渣，还见牛下颌骨、鹿角及牙和麂子角，不少墓葬使用鱼和龟及野猪牙及兽骨制品乃至狗随葬，例如M78、M93、M53 及M38 等均随葬了鱼。M38⑤内葬一40—50 岁男性，随葬鱼六条，分别置于头下及左肩下各一，左手处和右脚下分别为二条、三条。在三元宫H8 内，发现了牛、羊、猪及鱼骨。可见，当时渔猎及饲养业也居一定地位。各地均未见到网坠，只见到石矛、骨矛及石镞，可能当时江河中鱼相当丰富，以致无须制网捕鱼。同时，纺轮及骨针的发现，证明还存在纺织及缝纫这类家庭副业。
制石及制陶是大溪文化居民的两大手工生产部门。制陶已如前述。在大溪文化遗址及墓葬中，只发现斧，铲、锄、锛、凿、刀、杵及砺石这几种石质制品。数量以斧最多，其次为锛，再次为凿，其余石制品的数量均很少。例如三元宫遗址中期出土斧、铸的数量，分别占石工具总数的％和23.7％②；大溪第三次发掘的墓葬中随葬的斧、锛、凿的数量，分别占石工具总数的5.7％、30.％和0.82％。石斧多为弧顶或平顶，器身平面呈梯形，中段较顶部粗厚。穿孔石斧和石铲，数量较少，出现的时间较晚。石铸器身平面一般呈梯形，少数亦有呈长方形者。石凿则基本上呈长方形。石器中仍有一定数量的打制石器，多数则是经磨制加工而成的，但通体精磨而棱角分明的器形很少。
大溪第三次发掘的被定为早期而查明了性别的四十八座成年墓葬③中，女性二十七座，男性二十一座。凡随葬石质的斧、锛、凿及纺轮这类工具中的一种者，女性墓七座，右其总数约2％，男性墓八座，占其总数的约38％，可见用石质工具随葬的情况，成年男性相对地多于女性，反映男性在使用这类工具生产中的地位，高于女性。在这些墓中，用石纺轮随葬的，只有M79这位成年女性一例，或许说明纺织这类劳动是女性的专业。同时，男女均使用斧、锛、凿这类石工具随葬，也表明男女在用这类工具的劳动中，尚未存在明显的分工。不过，同时以斧、锛及凿随葬者，女性仅M7 一例，占随葬石工具的女性成年墓总数的4.3％，男性有M、M75、M87 及M208 四座，占随葬石工具的男性墓总数的50％，可见，不仅表明男性具有使用这几种工具能力的人数多于女性，也说明在这类劳动中男性较女性居于更重要的地位。
大溪文化居民死后，除在关庙山、红花套见到小孩实行瓮棺葬而可能是**和小孩分别埋葬外，其它各地的**和小孩均共葬于公共墓地中。
关庙山的瓮棺葬，发现于遗址中。这里的葬坑分圆形竖穴和浅盆形横穴两种，瓮棺的放置形式，亦有竖置和横置。葬具均为夹砂（炭）或泥质红（灰）陶的鼓腹圜底罐，有的瓮棺口上倒置一件碗或盘作盖。此外，均无随葬品。公共墓地当有一定的排列规律。除在大溪见到一座母子合葬墓（M2）
⑤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浙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989 年；《湖北郧县秘均县考古调查和试掘》，《考古学集刊》第四集。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龙岗寺》，文物出版社，990 年。
② 杨建芳《大溪文化玉器渊源探索》，《南方民族考古》。
③ 李文杰，《大溪文化的类型和分期》，《考古学报》，98 年第2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983 年第 期。外，其他均为竖穴单人葬，至今没有发现葬具。人架绝大多数头南足北，除较多的仰身直肢和极少的俯身直肢葬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屈肢葬。后者特点显明，形式多样，分仰身屈肢、侧身屈肢和俯身屈肢，以仰身屈肢最为普遍，有的两腿并靠，弯向左边或右边，双手往往交叉置于腹部，有的呈蹲踞式，下肢向上蜷曲，膝盖弯及胸前，双手在臀部旁或抱住臀部，有的为危坐式，双脚交叉压于臀部，双手伸直或放腹部（图2—48）。大图2—48 大溪文化屈肢葬式（四川巫山大溪出土）部分墓内都随葬了器物陶器、工具和装饰品，有的墓内还随葬了鱼、龟和狗。随葬器物多置于臀部以上部位。陶器放在人架上部或头两侧；生产工具中的石器，常置于胸部或枕在头骨之下；玉、石、骨、蚌和象牙质的玦、环、珠、璜、镯及壁这类装饰品，一般见于死者生前佩戴的地方。这些葬俗的特点，显示大溪文化和黄河流域乃至长江下游地区的同时期居民，在习俗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半坡类型年代范围内而住居于太湖平原及杭州湾地区的居民留下的遗存，具有鲜明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是因浙江嘉兴马家浜的发掘得以认识的，故名之为马家浜文化。
这文化的葬俗自具特点，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小孩，死后都埋在公共墓地中，盛行单人葬，至今发掘的二百二十余座墓葬中，只有六座同性合葬墓，墓中均葬二人，女性或男性各为三座②。墓中的尸体基本上是按俯身的姿式摆放，马家浜确认葬式的十七位死者，俯身葬式的占4.7％，其余均为仰身葬；常州圩墩的92％的死者，均为俯身葬③（图2—49）。死者的下肢基本上为直肢的形式。其头向绝大多数向北，吴县草鞋山能判明头向的九十四座墓葬中的死者④，八十六座向北，占9.5％，剩下的八座墓，或向西，或向东，也有向南的。至今，见于报导的只有马家浜墓地中的两位死者骨架旁，看到由木板构成的长方形葬图2—49 圩墩马家浜文化墓地（部分）
具的遗迹，其它均无。同时，相当数量的死者都没有随葬品，那些带有随葬品的死者，其随葬品的数量亦很少。圩墩六十二座墓葬中，无随葬品的有三十二座，随葬一至三件器物的二十五座，四至七件的仅五座。草鞋山的一○六座墓葬中，二十五座墓没有随葬品，七十八座墓只有一至三件随葬品，有四件随葬品的墓葬仅两座。M38 较为特殊，随葬了九件器物。该墓的主人是一位二十五岁至三十岁的女性，随葬豆、盆各一件、骨柶三件、石斧一件、“L”形鹿角器二件和玉饰一件。圩墩随葬品最多的两座墓葬，M4 是位老年男性，有五件陶器及一件石纺轮，M 是一中年女性，随葬陶器四件，陶纺轮和骨锥、镞各一件。这或许反映妇女和男性老人在亲属中拥有较多的财产支配权，地位亦较高。
随葬品都是死者生前使用的器物，即陶器、工具及装饰品，凡随葬一件 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98 年第4 期。② 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考古学报》979 年第4 期。③ 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考古学报》979 年第4 期。④ 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98 年第4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关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98年第4 期。
陶器者，大多数为豆，其次为钵，随葬二件以上者，再配以釜，或罐，或鼎，或壶，生产工具多为斧及纺轮，也有锛、凿，个别为锄者。装饰品中最多的是玉玦，其次为玉璜，也有玉环或玉镯。随葬器物的位置，陶器或放在头骨上方，或置于脚下，或陈列于骨架的一侧，也有压在尸体下面或置于骨体之上者，生产工具多放在死者的腰部，装饰品则见于死者生前配戴的部位，如玉玦均发现于耳部。
在马家浜、邱城、梅堰、圩墩及草鞋山等地，都发现了居住建筑残迹，使人们认识当时的房屋多为方形，少数为圆形，均是地面起建的木构建筑。吴江梅堰发现的以蛤蜊壳为地面的建筑遗迹，厚7—33 厘米，它适于防潮，这种地面上有的还见草木灰和排列整齐、纵横交织的芦苇层，草鞋山F3 是一处直径2.3—2.7 米的约近圆形的地基，周围环绕排列十个柱洞，有的柱洞中残留着木拄。这里还发现一些零散的木柱，有的下面垫着一至二块木板作柱础，有的木柱周围发现印有芦苇痕迹的烧土块、草绳、用草绳捆扎的草束、芦席、篾席等当时建房用材。吴兴邱城的一处建筑呈长方形②，两边排列相距3.5 米的若干方形柱洞，室内地面是用小碎石、陶片、沙粒、蛤蜊壳、螺蛳壳和粘土羼和筑成的，上面再铺上一层泥沙，拍紧后再以火煅烧，硬度很高，厚0—8 厘米。这里的柱洞底部也垫一、二块厚木板。室外四周还有排水沟的设施。马家浜发现的一座建筑，也是呈长方形。其南北长7 米，东西宽2.75—3 米，东、西两侧各有六个柱洞，南边中部有一柱洞，东侧自北往南数四、五柱洞之间的间距较大，当为房门处。柱洞内填粘土，两个柱洞尚存残木柱，四个柱洞中有作为柱础朽木板痕迹。房屋的地面为一层厚约8 厘米的黄绿色硬土。在房屋的北部，发现了延伸到室外的大片红烧土，全为不规则的大块，面较平整，上留有树枝或芦苇烧毁后的痕迹。在这片红烧土块的南端，上面还压着大量草灰。这当是房屋烧毁时倒塌的屋墙和房顶的残留。发掘时，在这房屋范围内采集了陶片、骨镞及骨凿等。
马家浜文化的陶器颇具特色，多作红色，也有为数不多的灰色及黑色陶，质地分泥质及夹砂的两类，夹砂陶羼和料是砂粒和蚌末，一般质地较租。器壁外红里黑或表红胎黑，是泥质红陶的特点。陶器均为手制，部分经过慢轮修整，烧成温度为800°—870℃。器表以素面为主，盛行在陶器上涂抹红衣，不仅常以此作为泥质红陶的装饰，同时，亦见于一些夹砂红陶乃至泥质黑陶中一些器皿。纹饰较简单，有弦纹、刻点纹、按压窝纹、小镂孔及附加堆纹和彩绘。彩绘陶虽少，却颇具特点，有红彩及黑彩两种，基本上是由直线条纹组成的几何形纹饰，如由网格三角形及长方形或由拱桥纹组成的图案。器形种类不多，主要器形是宽檐深腹圜底釜、扁锥足或圆锥形足的釜形鼎、喇叭形座的豆、敞口盆、钵、双耳罐和平底或带三、四个足的盉及壶，以及特征鲜明的长方形烧火袈（可能是用于烧烤食物的炉箅）。这里的陶器有的往往安上鸡冠耳或尤具特色的牛鼻式耳（图2—50）。
马家浜文化层位上晚于河姆渡文化。从陶器形态分析，可认为它直接起源于以罗家角早期为代表的遗存。后者基本上同于河姆渡遗址的早期，而同时保持着一些地域性差异，两者当属同一文化的不同的地方性变体。同时，马家浜文化的后继者，是崧泽文化。这种文化和苏北的青莲岗为代表的遗存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嘉兴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9 年第2 期。②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3。
有着较多的联系，也如前述，通过中间媒介而和大溪文化交往，罗家角较晚地层中出上的白陶豆③，可能是大溪文化影响的产物。
马家滨文化用石、玉及骨、角、陶等材料制作工具、用具及装饰品。骨角器有“L”形鹿角器、凿、镞、矛、鱼镖、锥及针等陶器有纺轮、网坠及杵石、玉器育斧、锛、锄、砺石及玦、璜、环、镯，以及木材制成的木铲及泥抹子等。已广泛采用磨制技术制作石、玉及骨角器，石斧中有不少是穿孔石斧，较晚阶段出现了有段石锛。居民过着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渔猎采集业相当发达。据草鞋山及崧泽出土的稻谷及炭化米的鉴定，知当时种植的稻谷有籼稻和粳稻两种。马家浜出士的兽骨，约超过陶片十余倍，在T 及T2 的50 平方米年，约有兽骨一千公斤左右，经鉴定知为水牛、鹿、野猪、狐狸、麝、水龟及蚌等，其中以水牛及鹿为最多。草鞋山出土的动物遗骨中，最多的是梅花鹿、四不像、野猪、牙麞及水牛、也有狗，水生动物则有草龟、鳖、河蚌、鲤鱼及鲫鱼。梅堰出土的兽骨经鉴定得知是以牛骨及鹿角占多数，其中很多骨、角见到经砸、击、锯削留下的痕迹，圩墩发现的螺蛳壳多被敲去尾部，当为食用的残留。一些遗址中还见到梅核、圆角菱及桃核。这些情况，显示渔猎及采集仍是当时居民经济生活的重要来源。
水牛、猪及狗是当时饲养的家畜。
草鞋山发现的三块纺织物残片，经鉴定认为纤维原料可能是野生葛，织物为纬起花的罗纹织物。织物的密度是，经密每厘米约十根，纬密每厘米罗纹部约二十六至二十八根，地部十三至十四根，花纹为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织物组织结构是绞纱罗纹，嵌入绕环斜纹，还有罗纹边组织。它不同于此时在黄河流域陶器底部印痕所反映的平纹粗麻布，是相当进步的织造工艺的产物。
圩墩发掘的六十二座墓葬④中，被确定性别的成年人墓四十四座，其中男性二十四，女性二十座。具有随葬器物的墓葬，男性八座，占整个男性墓的33.33％，女性墓十二座，占女性墓总数的0％，可见，女性拥有随葬品的比例高于男性。同时，女性墓中随葬工具的计十座，其中九座随葬的是纺轮，一座随葬穿孔石斧，在随葬纺轮的一座墓葬（M）中，同时还随葬了骨镞；男性墓随葬工具四座，两座是“L”形鹿角器，一座是石锛及骨镞，另一座墓主人是老年，随葬了石纺轮。圩墩972 年发掘所见到的情形是，玉玦、玉璜及纺轮是女性的随葬品（973 年发掘的M40，随葬玉块两块，鉴定亦为女性），“L”形鹿角器则是男性的随葬品。可见纺织是妇女的劳动领域，使用“L”形鹿角器的劳动，则只是男子从事的职业，除此之外，在其它劳动领域中男女性别似乎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同时，女性拥有随葬品的墓葬比例居高的情况，可能是妇女地位较高的反映，或许马家浜文化居民的社会，还处于母系氏族制阶段。
③ 常州市博物馆《江苏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974 年第3 期。④ 同②。
吴苏《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978 年第4 期。第三章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3500 年至前2000 年）
第一节这一时期的概观大约从公元前3500 年开始，我国的远古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铜石并用时代。
我国的铜器究竟是什么时候发明的，目前还不能遵为定论。虽然古文献中有“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史记·封禅书》）和“蚩尤作冶”（《尸子》）、“蚩尤以金作兵器”（《世本》）的传说，但黄帝、蚩尤是否真有其人，是否真有采铜、作冶、作铜兵的事，都是很难确证的，他们所处的真实年代更是难以论定。我们从这些只鳞片爪的传说记载中，只能知道古人认为铜器的发明较早而已。不过，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已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我们现在已可大致认定，至少在仰韶文化的后期，即大约在公元前3500 年以后的一个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了铜，并且已会制造简单的小件铜器。
铜和许多金属一样具有美丽的光泽，又富有延展性，可以经过锤炼做出很细很薄的器具。铜器用坏了还可以回炉重新锻打或铸造，以做成新的器具。这些都是传统的石器所不可比拟的。但铜的原料比较少，有天然产状的铜更少；当时对铜矿的认识还十分困难，认识和发现了也不易开采。加以炼铜时所需温度较高，纯铜熔点为084℃，在当时并不是很容易达到的。所以在铜器发明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一些很小的器具如小刀、锥、凿、钻、指环动手镯等，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上都还没有占居重要地位。从成份来看，大多数属红铜，即比较纯的铜，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从天然铜块制造出来的；有些则含杂质甚多，包括锡、铅、锌、铁及某些非金属物质，故有些表现为青铜甚至黄铜的性状。但那多半不是人们有意识地制造的合金，而是矿石本身不纯所致。这情况大约一直继续到夏代以前，即大约公元前2000 年前的时期。从那以后，人们已经学会制造青铜器，从而进入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青铜时代。
在铜石并用时代，石器制作技术已臻完善，农业生产进一步提高，物质文化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不同地区之间和同一地区、同一人们集团内部的分化都明显加深，而家庭的结合则日见稳固。从前分散的部落逐渐结成联盟，中心聚落和城堡相继出现，掠夺性战争愈演愈烈，最后导致了原始社会的解体。
就整体而言，我国的铜石并用时代还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大约从公元前3500 年至前200 年，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这时在黄河中游分布着仰韶文化，黄河下游是大汶口文化，黄河上游是马家窑文化。在长江流域，中游的两湖地区主要是大溪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下游包括太湖流域主要是崧泽文化。
这阶段的铜器还很稀少，仅在个别地点发现了小件铜器或铜器制作的痕迹。石器则已普遍通体磨光，并已广泛地运用切割法和管钻法这种相当先进的石器加工方法，有些地方出现了专门制作石器的手工业作坊。农具中的石铲向扁薄发展，形式变得多样化，有梯形铲、舌形铲和双肩铲等。陶器的颜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93 年第 期。色和质地趋于多样化，除红陶外，还有黑陶、灰陶、青灰陶和白陶。陶器种类增多，普遍出现高领瓮和带咀罐。同时出现了各种地方性产品，如大汶口文化的鬹、背水壶和觚形杯，大溪文化的双腹杯和直筒形瓶，仰韶文化的喇叭口尖底瓶等。这一阶段最流行的陶器纹饰是篮纹和附加堆纹。彩陶由盛而衰乃至消灭，同时出现某些彩绘陶，即在陶器烧成后再绘上花纹，容易脱落，通常是在黑陶上绘朱红色或红黄两色花纹。
各地都出现一些大型的村落遗址，其面积从数十万到一百多万平方米不等。有的遗址有两三百座房屋，有的墓地有上千座墓葬；有的村落遗址中的房屋规模和质量明显高于周围的遗址，有的地方的墓葬特别大，随葬品不但特别多，而且做工极精、远高于周围其它墓地。这些情况表明当时已出现某种中心部落，即部落联盟的经常性驻地。
埋葬习俗的变化十分明显。除个别的例外，前一时期流行的多人合葬与同性合葬已经基本绝迹，大量流行单人葬，同时新出现一些一对成年男女的埋葬。这种埋葬一般是男左女右，似已形成某种制度。推测这些都是一种夫妻合葬，是家庭经济巩固的一种表现。
这时在某些墓地中，大中小墓葬的分化十分明显，大墓可以有一、二百件随葬品，其中有玉器、象牙雕刻，鼍鼓及各色精美陶器，有时还随葬十几乃至几十个猪头或猪下颚骨，而小墓随葬仅一二件质地粗劣的产品。这说明部落内部的分化也已十分明显。不过这种情况往往只是某些中心部落的墓地才是这样，多数墓地则只存在小型墓和个别中型墓葬。
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大约从公元前200 年至前2000 年，正是龙山文化及其同时代诸文化活跃的时期。这时期民族文化区已经萌芽，一些考古学文化往往可以同古史传说中的族系相照应。龙山文化分布于黄河下游的山东和苏北一带，当是东夷的史前文化；黄河中游的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分布着“中原龙山文化”，它本身又包含着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类型、王湾三期文化、陶寺类型和客省庄二期文化等，应是诸夏的史前文化；长江中游在屈家岭文化之后是石家河文化，应当是苗蛮各族的史前文化；长江下游至杭州湾一带是良渚文化，它可能是古越人史前文化的一支。
这一阶段在黄河长江流域已普遍发现铜器，种类包括手工工具、装饰品、个别生活用品和乐器。陶器往往采用轮制，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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