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第3/3页)
，主要是讲历史文献的发展状况。象很多事物有自己的发展史一样，历史文献也有自己的发展史。一般的看法，好象历史文献都是很死板的东西，只有这一文献跟那一文献的不同、这一时期的文献跟那一时期的文献不同，而谈不到有什么发展史。这种看法只是看到文献是一个一个的存在，而没有注意到历史文献自出世以后所经历的长时期的变化。每一历史文献不能脱离它的时代，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每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不能不受前一时期的影响，也不能不影响后一时期的历史文献。联系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看，它们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而每一历史文献都是变化发展过程中的个体。对历史文献必须历史地看，要从各方面的联系中看历史文献，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历史文献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史学工作中的作用。从有历史文献的那一天起，如甲骨文，记载的只是统治者的具体活动和思想意识。此后，官府的载籍一直是历史文献的主体。《尚书》、《雅》、《颂》、《易经》等都是官书。《春秋》可说是私人著作的创始。而《春秋》和《左传》也是根据官方材料写成书的。战国时期，私人著述的风气渐盛。这些著作，就一个学派内部说，往往是带有经典性的文献，在我们今天来看，也顶多不过是学术性的文献。如从数量上说，战国时期传留下来一些私人著作，较之当时的官府载籍恐怕是少得可怜。经秦火和项羽烧秦宫室之后，各国载籍多荡然无存，在《史记》里只是略存其踪迹。两汉时期，官家文书记载和档案制度逐渐具备，私人著述的史文辞赋和各种技艺书也多起来。此后，社会生产力有了进步，政权组织扩大了，文化水平提高了，造纸术发展了，印刷术发明了，公私载籍越来越多了。大体说来，私家载籍在任何时期恐怕都不能跟官家的相比，但有了造纸术和印刷术后，能流传下来的，显然是越来越多了。目前，有人估计现存我国古籍有若干万种，其中包含了不少的官书。但如就北京、南京和各地收藏的档案来说，那数量就不知比现存古籍要多多少倍。记载经验本身的长期积累，也可以促进公私文献的发展，但陈旧的积习也会顽固地阻碍文献工作的进步。研究历史文献本身的发展史，研究它们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研究官私文献之不同的特点及其在发展进程中经历的异同，这有助于对它们的认识，并可以从而考虑如何改善对它们的管理和传播，如何进一步发挥它们的作用，使之为各种有关的建设事业服务。
章学诚曾提出“记注”和“撰述”的区别，他是就史书体裁讲的，但我们也可以借用这个提法来说明历史文献方面的问题。关于历史的记注，这是历史文献的一大类。大量的官书和一些私人的历史记载，都属于这一类。这一类的文献，无论它是否可靠，目的都在于反映社会情况。那些有意于作伪的人，也不过是要反映伪造的社会情况。记注如现存的历史档案，其中包含了一些可贵的原始的资料，但有不少弄虚作假的东西。这类文献，总的说来，是没有加过工的资料，其可贵的地方在此，价值不高的地方也在此。撰述要有史识，对于史料的运用，不强调完备，而是有取有舍，重要的在于作者的思想和表述，这是对史料的加工提高以后的成果。这一类的文献，其中有时未免失真。但一般地说，对于读者可能有更多的帮助。它们虽非原始的东西，但往往可能比较集中表述了历史的真象。从思想资料、艺术资料、文学资料以及其它学术方面的资料方面来看，这类文献提供的比较多一些。目前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只有原始资料才是更宝贵的，在发现一件不经常见的文献，往往表现得相当激动，而对于历史的撰述的重要性，往往估计不足。这是带有片面性的。我们研究历史文献，也要把这两类文献加以区别，分别观察它们的发展史、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史。当然，这两种分类也不是绝对的，要看以哪一类的性质为主。班固的《汉书》是撰述，但带有很浓厚的记注性质。历代官修的史书，多属于记注性质，但也往往有撰述的因素，这是要具体分析的。
历史文献的发展史，还可以从好几方面来说。这里有历史记录条件在完备程度上的发展，有书写工具的发展，保管和传播的发展，著录和考订的发展，还有历史文献研究本身也有它的发展史。
历史记录条件完备程度，指的是时间、地点、人物活动等。在甲骨文里，有好多地方的记载是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的。在时间的记载上，有的只记了日，而没有记年月。有的记了年、月、日，是在记载的开头记日，在末尾记月，紧接着再记年。例如《殷虚书契》前编卷三有这样的写法“癸未，王卜..。在四月，佳王二祀”。在金文里，如《大盂鼎》在开端写“佳九月，王在宗周令盂”，而在结尾写“佳王廿又三祀”。《小盂鼎》在开端写“佳八月既望，辰在甲申”，而在结尾写“佳王廿又五祀”。这是先写月，写日，最后写年。还有一种写法是一开头就写出年月日来。如《颂鼎》“佳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最后这种写法逐渐成了历史文献中一个固定通用的形式。后来皇帝有了年号，又要用年号去记时间。近代中外关系频繁以后，既要用中国的历法，又要写上西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历就成了我们记年的形式。此外，在文献上有标题，在某些文书上有事由的摘要，这也属于记载条件的范围。记载条件具备的程度，也反映了历史文献的发展水平。
书写工具，最初是用金属工具刻在兽骨、龟甲上，后来雕镂在金石上，再后是写在竹木简上，写在帛上。有了纸，书写才有了很多的方便。文献的保管，最初都在官府。后来有了私人的收藏，经过进一步发展，有了私人藏书家的出现。但官府所藏，一直是数量最大的。近代才有了公共的收藏，如学校的图书馆、地方的图书馆以及社会集团的图书馆。这既不是官家的，也不是私人的。保管的方法，经长期积累产生了许多经验。文献的传播，最初只是极少量的传抄，还有靠口头流传的。造纸术发明了，传抄有了便利。印刷术出现了，传播有了更大的便利。活字版、印刷机、影印术的出现，为传播提供了越来越大的方便。文献的著录是关于文献的登记和说明，为使用文献的人提供检索的方便。文献的考订是对某种文献进行版本上和一定内容上的考证。我们平常所说的考据学，实际上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附属于各个学科之内的。对文献的考订，就是历史文献学内的考据学。以上这些问题都可进行研究，都有它们的历史内容。至于历史文献研究本身，过去的前辈们做了不少实际的工作，也有不少的贡献。但有意识地把它树立起来，成立一门学科，这还是我们今天应该承担的任务我们应该总结前人在这方面的成果，加以提高。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分类学部分，也应该是历史文献研究中的重要工作。
分类学应该以目录学为基础而又不同于目录学。目录学也讲分类，但目是书目，录是解题，一般是就书论书；提高到有系统有理论的“学”的程度的，似没有多少。分类学有统观全局的要求，这跟一般对目录学的要求是不同的。自《七略》以下，以至章学诚所说“考镜源流，辨章学术”，都可以说是属于分类学的范围，但还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关于分类学这个问题，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历史文献学的应用部分，可以包含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和辨伪学等。关于这些方面的工作，在我国历史上也开始得较早，自宋以后逐渐发展，到了清乾嘉时期，成就甚多。但一直到现在，很少有系统性的总结。从目前史学发展和古籍整理的状况来说，这些工作是很需要的。
我们这部通史，篇幅较大，处处离不开历史理论，处处离不开历史文献。我们要从理论的探索上，从文献的应用上不断提高水平。
第八章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第一节史书体裁的综合运用史书体裁综合运用的传统中国史书，体裁繁富。《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有《尚书》和《春秋》两类，都属于不同体裁的史书。《礼》类记典制，《诗》包含了不少的史诗，也都具有史书性质。《隋书·经籍志》除《书》、《春秋》等列于经部外，专有史部书的著录，共十三类。这十三类史书，各有其在体裁上的特点。刘知几的《史通》，以编年、纪传二体为正史，把偏纪、小录等十类史书列为“杂述”，共十二类，即十二种体裁。清修《四库全书》，定史部为十五类，比《隋书·经籍志》的类别更多一些。这些分类的方法不一定都很恰当，但反映了中国史书体裁之多。当然，这些分类都与内容有关，但也结合着体裁上的特点。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是史书体裁中最主要的三种形式。具体到一部史书，往往是以某种体裁为主，同时也采用别种体裁作为补充的形式。象《春秋》那样单纯的编年体，是很少见的。这种在史书体裁上的综合运用，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长期的传统，不过作者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史书都属于一种单纯的体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一般认为是一部记言的书。从书的基本内容说，是这样的。但从全书内容来看，《尚书》就已经是一部多体裁的书。书中，如《金滕》、《顾命》，都是纪事本末体，《禹贡》是地志，《尧典》则近于本纪。《国语》的情形也是这样，既记言，又记事，还记一事的始末及历史发展的趋势。《尚书》、《国语》都是后人编集而成，把多种体裁的记载汇集在一起，就出现了多体裁的形式，但这并不是编集者要运用什么体裁，还说不上是多体裁的综合运用。
编年体史书，《春秋》只记年月日和事目，记载很简单。后来，《左传》出来了，记事又记言，有时还追溯一事之由起和事态发展的结果。这是编年体史籍本身发展出现的新形式，也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别种体裁的结果。编年体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无年月可考的事，即使是很重要的事，也无法写在书内。《左传》使用了纪事本末的办法，对此有所突破，而所受限制仍然很大。《前汉纪》、《后汉纪》用类举记事的办法，把典章制度和一些人的传记都写了进去。《资治通鉴》又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记载的内容大为恢廓。
纪传体的本身，就是一种综合体。司马迁写《史记》，就是这样作的。
《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史事以为之《传》，又撰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这里说的是《史记》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内容，实际上它也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各种体裁，而形成本纪、列传、世家、书、表综合的形式。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也有关于帝王本人的事迹。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世家，是诸侯和贵族的历史。书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表的形式表达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的史表。《史记》把多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整体，能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构成一个时代的全史，并且容量很大，有很大的伸缩性。这是纪传体在二千年中被长期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历代史家赞扬《史记》的体裁，评论有详有略，侧重或有不同，中心实在于此。范晔、刘知几、章学诚都强调它能够包括丰富内容，囊括历代史事。如刘知几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纲，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赵翼则认为由于《史记》的体例堪称“全史”，因而成为史家的极则。他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②梁启超则认为《史记》各体互相补充，包罗丰富，很有伸缩性。他说“《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③又说“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纪大事，列传以传人物，伸缩自如，实在可供人们研究。”他们所共同强调的《史记》具有综合众体、容量广阔的突出优点，在今天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这个问题在文学界也有人提出来。茅盾同志的《梦回琐记》，说“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按正史的体裁编一部中国文学史。..本纪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大纲而已，读者要知其详，要读列传和书志。”“文学史如此，美术史、音乐史似乎也可以取同样的办法”②。茅盾提出要从《史记》的综合体裁中吸取营养，撰写新的纪传体文学史的设想很有见地。
新综合体裁的探索《史记》在编撰方法上囊括全局的优点，对于史学的演进影响极大，不仅后世修史竟相仿效，绵延不绝，而且吸引着一些有识史家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尝试。十七世纪以后，出现了一种探索新综合体的趋势。先有清初马骕撰《绎史》，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至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深入地辨析体例，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并在修撰方志上作出尝试。本世纪初，具有近代色彩的史学家章炳麟、梁启超分别提出了编撰《中国通史》的设想。马、章、章、梁具体做法虽有不同，但都是朝着同一的方向努力。他们都试图突破原有体裁的限制，创造出一种更能显示出历史演进大势，更能广泛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的新体裁。他们不断探索的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学发展的要求。
清初的马骕是近三百年探索新综合体的第一人。他的史学成就在当时就受到重视。顾炎武对他尤为推服。他在青年时期，曾将《左传》改编为纪事 《史通·二体》。
② 《廾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
③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② 《梦回琐记》，《文艺报》98 年第 期。
王士禛《池北偶谈·谈献五》。
本末体，成《左传事纬》一书，至今仍为研究者所重视。此书除正文外，还有附录八卷，内容包括“图表”、“览左随笔”、“名氏谱”等，补充正文叙事的不足。这种做法，已经包含着吸取多种体裁的优点以补充单一体裁所不足的意图。
《绎史》一书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此书是马骕一生精力所萃，共计一百六十卷，分为五部一为“太古部”，二为“三代部”，三为“春秋部”，四为“战国部”，计一百五十卷，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或按事件始末立篇，如“夏禹受禅”、“商汤灭夏”等；或按人物及其学说立篇，如“老子道教”、“孔子类记”等。最后是“外录”，十卷，补充前面四部记载的不足。冠于全书之首的还有世系图、地图和年表，用来与正文互相配合。总之，马骕是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典制体等，熔炼成为综合的体裁。马骕自述其著述主旨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②他为自己确定的要求，是既重记事，又重记人。显然，倘若只是简单地采用传统史学三种主要体裁中的哪一种，都是无法容纳这样广泛的内容的。《绎史》的出现可说是体裁上的突破。清初著名学人李清为《绎史》作序，盛赞它具有“体制之别创”、“谱牒之咸具”等特点，又说“自读《绎史》，然后知天地之大，识宇宙之全”。话说得有些过头，但他特别推崇《绎史》体制别创和内容丰富，则是颇有见地的。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以发展的眼光，深入地辨析史书体例的得失，提出了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远见卓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是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加上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体圆用神”，不愧是撰述的典范。《汉书》、《三国志》也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法，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这些论述分别见于《史学别录例议》和《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二文中，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一千多年历史编撰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贯串着历史分析的眼光，强调史家的才识，强调灵活运用。他还认为，纪传体本身在反映史事上的缺陷，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夫史以记事者也；纪传、编年，区分类例，皆期于事有当而已。..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实，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又说“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这都是讲纪传体不利于反映历史发展主线的缺点。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的这一缺陷，正好从纪事本末得到弥补。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漏。”“夫史为记事之文，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或溢② 《绎史·征言》。
《文史通义·史学别录例议》。
也”②。这里强调史实本身千变万化，史书要与之适应，就必须采用纪事本末体的办法，“按事立篇”，“不为常格”，“起讫自如”。
根据上述对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利弊的分析，章学诚明确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他说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篇，不为成法，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之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千百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③9990004_0307_章学诚主张的实际内容，就是吸取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二者之所长，形成一种新的综合体裁。他认为这是为史书的编撰解决了大难题，开辟了新途径。如何实现“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原则，他有过两种设想。一种办法是采用“纪”、“传”、“图”、“表”四体配合。即保留纪传体原有的“纪”、“表”；去掉“书志”名称，设立包含多种类型内容的“传”，并增加“图”。另一办法是设置“别录”，在全书前面标列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书中有关的篇名注明，以此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总的意图，则都是要保留纪传体各体配合的特点，补充纪事本末体更能显示历史大势的长处。这与《绎史》的编撰意图是相符合的。
章炳麟、梁启超二人生活的时代距我们更近，他们的史学思想有近代色彩，并且两人还曾通信讨论修撰《中国通史》的体例，他们探索新综合体的尝试更值得注意。
章炳麟于一九○○年写作《中国通史略例》，明确地采用章学诚的主张，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一九○二年，他又写信给梁启超、吴君遂等，重申其见解。这说明《略例》中提出的设想，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他长时间探索后形成的相当固定的看法。《略例》中所列中国通史目录，有表、典、记、考纪、别录五种表述形式。
章炳麟的历史观比封建时代的史家进步得多。他申明，修撰《中国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厉士气，令人观感”②。这反映出他当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同时，也反映出他接受了日本、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的影响。他所设想的体制，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目录中的“典”是用以记典章制度，来源于“书志”。“考纪”和“别录”都是记人，来源于“本纪”和“列传”。“表”用以列举次要的人物和纷繁的材料，其来源于纪传体甚明。十篇“记”，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尽管五种体裁中以何为纲没有解决，但总的来说，章炳麟的设想较章学诚前进了一步。
梁启超于一九○一至一九○二年也酝酿写《中国通史》。到一九一八年，他在致陈叔通信中概述他订定的《中国通史》体例，要设立“载记”、“年表”、“志略”、“传志”（又称“列传”）四项。现见于《饮冰室文集》中有关《中国通史》的部分作品，都写于920 年，计有《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春秋年表》和《战国年表》、《志语言文字》和《志三代宗教② 《文史通义·书教下》。
《中国通史略例》附在《訄书》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后，始见于《訄书》手校本。② 《中国通史略例》附在《訄书》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后，始见于《訄书》手校本。礼学》，正与此信件中所说四项体例相符。他还有一篇《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共列有朝代篇、民族篇、地理篇等三十一个篇名，但包括不了“载记”、“年表”、“志”的体例，可见这份“目录”是他更早时候所拟而后来放弃了的。梁启超的“载记”、“年表”、“志”、“列传”四体与章炳麟的五种表述形式有许多相通之处。“载记”的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从《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可见，这是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并加以发展。“载记”是作为大纲，再用“年表”、“志略”和“列传”相辅而行。梁启超认为纪传体史书是帝王家谱，又说“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芜累亦愈甚也。”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对纪传体的长处也有中肯的评论，如说“纪传体的长处，在内容丰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纳入。”②他设想的《中国通史》体例，其核心内容，就是既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又发挥纪传体各体配合、包罗丰富、伸缩自如的长处，而形成新的综合体裁。尽管梁启超远未实现自己的设想，但他的做法和认识却对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第二节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以序说开宗明义回顾我国史书体裁发展的悠久的过程，深感到一种单一的体裁，决不足以反映我国历史的丰富内容。我们应该发展综合运用的优良传统，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本书拟就此有所尝试。首先，我们以“序说”置于全卷之首，开宗明义。
书之有序，在我国起源甚早。《庄子·天下篇》纵论古代学术的发展及庄子在学术思想上的地位。《吕氏春秋·序意》记文信侯关于十二纪的问答。这已是书序的雏形，但还没有达到书序的完整形式。汉儒序《诗》、《书》，解说每篇写作的因由或宗旨，已向书序的完整化更接近一步。《淮南子·要略》，首说全书由起，次说二十篇的旨趣，末说全书的重要意义，这已是一篇全整的书序了。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文字创制的由来及本书所论列的五百四十部首，也是一篇很好的书序。刘向校书，每校完一书，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写成别录。刘向所作，为后来书目解题之始，实际上也是校书人为所校书作的序。汉人如高诱等注释古书，也各有序。
司马迁写《太史公自序》，是我国史书中最早出现的序，也是一篇很好的序。序中首先说他的家学，说到他的父亲对战国以来各学派的评论、对史职的神圣责任感。其次，说到修史在政治上的重大意义。再次，他扼要说明了全书一百三十篇的写作旨趣，而最后指出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于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虞唐，至于周，复典之，故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② 《中国历史研究法》。
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于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这篇序，说出了作者的史学渊源、史学思想、本书的取材和体裁是一篇很出色的序。
《史记》有些篇章在开卷也有关于撰写方面的小序，如《十二诸侯年表·序》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历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睢》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历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历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国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大史公曰儒者断其义，弛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十二诸侯年表》记的是春秋时期的历史。司马迁的这篇小序说出了春秋时期出现社会大变动的由来和情况，使读者对这一时期历史先有一总的印象。其次，列举了孔子作《春秋》以来以至汉初关于春秋历史的撰述并加以评论，其中包含史事、史论和历谱。最后他说明本表的写作要求和意图。这对于一篇序应该说到的重要问题，可以说差不多都涉及到了。这篇序在《史记》所有的小序中，也是一篇佳作。
班固在《汉书》中写序传上下卷，上卷记他的显赫家史，他父亲的《王命论》和他的辞赋。下卷记他写《汉书》的缘起和《汉书》百篇的旨趣。最后，是对《汉书》的自我评价。这篇序传不象《太史公自序》写得那样集中，内容比较贫乏，但毕竟还是遵循司马迁创始的规模而写出来的。
宋元时，有两篇值得注意的序，一篇是郑樵《通志总序》，又一篇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总序》。郑樵《总序》中论通史体裁和通史的重要性，强调客观地记述历史。他认为，只要记载真实，是非自然分明，不要妄加褒贬。他还说明了《通志》全书的规模，说明哪些部分是因袭故有，哪些部分是自己的创新。马端临论述了典章制度通史的重要性，《资治通鉴》在典章制度方面的缺欠，《通典》是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而有不足和错误。接着他论述了编撰《通考》的意图，说明他的取材、编撰方法和对于《通典》的续补，也说到了家学的影响。于书中的二十四考，他各有小序，详以“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郑樵的序突出自己的史学见解。马端临的序分出好几层次，一层一层地说出编撰通考的思想。这两篇序，都紧紧围绕主题、旗帜鲜明，表述作者治史心得体会，没有废话，各有特色。
书序往往包含有编撰体例的内容，但往往不能详备。为了详备，就出现了单独成篇的例，这一般是编撰体例的条文化，实际上是承担了书序中常有的一部分任务。《史通·叙例》说“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已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若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恶，干宝范晔，理切而多功，邓粲道鸾，词烦而寡要。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苟模楷曩贤，理非可讳。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贪天之功，以为已力，异夫范依叔骏，班习子长，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刘知几在这里叙述了例的历史发展，并加以评论。他说的这些例，差不多都见不到了。自唐以后，书之有例者渐多。清人治学趋向缜密，所作的例有盛于前。崔述的《考信录释例》和阮元的《经籍纂诂凡例》是其中颇有特色的两篇。《经籍纂诂凡例》共二十三条。其中，关于收录之例四条，关于归韵之例三条，关于编次之例五条，关于引用书名之例七条，其他杂例四条。《经籍纂诂》是一部一百零六卷的大型训诂书，就是靠这二十三条规定，井然有序地编排起来。这充分表现了凡例的现实性和计划性。《经籍纂诂》虽不是一部史书，但这二十三条凡例同样可供史例编写的参考。凡例之后，还附有修书人的姓名，标明了每一个人的任务和负责的部分，这也是一个集体编书的很好的制度。
《考信录释例》是《考信录提要》的组成部分，共二十四章，论证考信对治学的重要，古史传说、诸子语言、经世训诂的伪误和后人依托的伪书，这不是一般的例，是对于古代史料学的具体擅述。
从序的历史看，它对于一首诗、一篇文章、一卷书或一部书说，都是有开宗明义的作用的。它向读者说明一些问题，为读者提供理解上的条件。它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有这样的几项（）作者的家世。（2）作者的治学经历和其他活动的经历。（3）基本资料。（4）对前人撰述的评价。（5）作者自己的观点。（）作者的撰写意图。（7）编写上的技术问题。这对于我们目前写序，有很必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应加以取舍和发展，使之更能符合我们当前的需要。
对于作者的身世和经历，有些读者是感兴趣的。但这不一定跟撰述本身有直接的关系，可以写，也可以不写，不是序文所必须具备的内容。
对基本资料，序中是需要说明的。资料，可包括文献资料、考古资料，还可包括民俗学方面的资料。有些文献资料，情况比较复杂，须进行关于著作时期的辨析。过去认为，某些篇章是伪书，某些史事记载不可信，这不一定完全正确，须重加考虑。时代越靠后，资料越多，就越须甄别。在大量的资料中要能挑选出来重要的部分来论述，这对于引导读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更有意义。
论述前人和同时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适当的总结，在序文中应当是相当重要的部分。序中应说到，在我们的研究领域里，究竟有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正在解决，哪些问题应该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研究中国史，首先应当论述我国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当前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史的人越来越多了，而学术交流的工作还有待于开展，我们暂时很难论述得全面，也只能尽力而为。在可能的时候，也可考虑同外国友人的合作。
作者在编撰上的意图和编撰上的具体问题，应该在序中向读者说明，既要扼要，又要清楚。
以上这三项如能作到，可以说，已完成了序文应尽的职责。
宋元人注经，往往在卷首，冠以“序说”。序说的内容与我们现在的序文所要求不同。但我们觉得，“序说”二字比“序”字的意思要丰富些，读起来较顺，本书就采用了“序说”一词。本书各卷差不多都冠以序说。
综述，历史发展的总向一部大型的史书，最好有一个主干部分。本书的主干部分是综述。在这一部分，要写出历史发展的总象。综述吸取了本纪、编年和近年流行的划分章节的各种体裁之长而加以发展。
本纪和编年，都是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述历史进程的。《史记》、《汉书》的本纪，记载了皇帝的生活、诏令和军国大事，后来的纪传体史书的本纪，几乎都是大事编年，很少别的东西了。编年体发展到了《资治通鉴》，它比任何一部纪传体的本纪都详审得多，能容纳下特别多的材料，但本纪是纪传体史书多种体裁之一，它是全书的纲，而《资治通鉴》只是一种单一的编年体，无论事之大小，都简单地按年月编排，就说不上纲的问题了。我们认为，撰写史书是应该基本上按着时间顺序，但不必拘泥于年月日的顺序，有的事情可以一天一天地写，有的可以把多少年的事情写在一起。应该象《资治通鉴》那样写得详细一点，但不要象《资治通鉴》写得那样分散。要把历史写得脉络分明、阶段分明，要发挥纲的作用，但又要有血有肉，不要象某些纪传体史书的本纪写得那样简单。
纪事本末体，是把史事分成若干篇自，使之各有所属，并且具备首尾。
这种体裁被称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但这种体裁，多只能对史事作点的排列，而不能显示历史长河的绵延和**、细浪的区别。我们认为，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在历史的重点表述中，酌量采取集中记述具备纪事本末的方法。
近年流行的划分章节的体裁，我们可称之为章节体，大概开始于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书写于一九零二至一九零四年。夏曾佑把中国历史划分成三个大的时代，其中包含七个小时代，即上古之世。包含传疑时代，从太古至周初。化成时代，周中叶至战国。中古之世。包含极盛期，秦至三国。中衰期，晋至隋。复盛期，唐。
近古之世。包含退化期，五代、宋、元、明。更化期，清。
他把每一个大的时代定为一篇，每一个小的时代定为一章，每章之下，又有小的子目，定为节，这就把历史的阶段性发展和历史现象的主次表达出来。这在史书体裁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这种体裁便于阐述历史的发展，资产阶级史学家中的进化论者乐于使用这种体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沿用这种体裁。我们认为，这种体裁一直到现在还是可以使用的，但如果把这种体裁作为一部大型史书中的唯一体裁，就有很大的局限。在这种体裁中，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和人物事迹的论述都不易得到充分的展开。
在研究了本纪、编年、纪事本末、章节等体裁之后，我们考虑到综述的任务，可作这样的设想第一，要紧紧抓住每一历史时期的纲，只写对历史全局有影响的大事，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方面，着重写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变动得也比较显著。在这方面，可以着重写一写，但要注意到它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民族关系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要作出正确的处理。
第二，时间的观念要鲜明，首先要注意到历史时期的划分，一个时代内部大小阶段的划分，使其能尽量显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关于历史时期的划分，尚存在着一些难于解决的问题。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不能解决的，不要强作解释。其次，每一个皇朝的具体年代，割据时期有关各国的具体年代，都要写清楚。
第三，对历代的疆域，要写出大致轮廓。对皇朝版图外的兄弟民族分布的地区，也要写出来。有些民族地区说不清，可说出一个大致的方位。
第四，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要写。只写带有历史性的重要活动，不是写他的传记，他的传记放在传记部分去写。
第五，关于田制、税制、官制、军制等等，只要重点地说到为止，具体的细节放到典志部分去写。
综述，作为本书的一种体裁，与其它体裁互相配合，有分工，有专职，在撰写上要比各种旧体裁方便得多，我们可以称它为“综述体”。
典志，历史现象的剖视典志，是对历史现象进行剖视，它具有可以论述的丰富的内容。本书自第三卷以下，各卷都有典志，置于综述之后，传记之前。
典志体的起源很早。《尚书》的《禹贡》和《洪范》，从内容和形式来看，都可说属于典志体。《尧典》的部分内容，也可说有典志体性质。《周礼》、《仪礼》、《礼记》，一向被认为是典志体的开山，但它们和《禹贡》等篇著作时期的先后，尚待考订，而且内容也只限礼的方面。典志作为史书的一部分，以相当大的规模出现，是开始于《史记》。《史记》有八书。《汉书》继《史记》之后有十志，规模就渐趋完备。
自《史记》以后，二十四史中，十七史有志。按各史志性质来说，共有十五个门类，即天文（天官、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