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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祥瑞、灵征）。

    律历。

    地理（郡国、州郡）。

    河渠（沟洫）。

    食货（平准）。

    礼（礼仪、舆服、封禅、郊祀、祭祀）。

    乐。

    选举。

    百官（官氏）。刑法。

    兵（营卫、兵卫、仪卫）。

    释老。

    艺文（经籍）。

    刘知几《史通·书志》主张，立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杜佑《通典》有九典，仅《边防典》为各史之所无。郑樵《通志》有二十略，就是《通志》中的典志部分。二十略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谥、器服、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等是他创立的新目。氏族、都邑、昆虫草木三略是刘知几主张的实现。后来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有二十四考之目。马氏自称，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为《通典》所未有。刘、杜、郑、马所举新目，去其重复，可取者有氏族、都邑、方物、边防、器服等五个部门，和各史志，总共有二十个。我们认为，对这二十个门类应该加以合并、改造和发展，新的典志可包含如下的几个门类一、地理。包含历代皇朝的版图、割据时期各政权的辖境、少数民族的分布、河渠的变迁、重要的都邑、通道的兴修，都可以在这里论述。这个部门包含了旧史的地理、河渠、都邑等三志。

    二、民族。旧史的民族部分，一般是放在列传里写。《通典》的《边防典》和《文献通考》的《四裔考》，都包含有民族的部分。我们把民族立为专篇，在综述和传记中没有说到的，应在这里作具体论述。

    三、社会经济。略当于旧史的《食货志》，在此应有较多的发展。包含农、牧、渔、林、矿、盐、手工业、商业、货币、各种生产技术、土地制度和行会制度等。

    四、政治制度。约当于旧史《百官志》。

    五、军事制度。约当于旧史《兵志》。

    六、法律。约当于旧史的刑罚志。

    学术文化，包含经学、史学、哲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等，是否在典志中设置专篇，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倾向于用传记的形式分别处理，而把典志的内容一般限制在制度性的范围。

    关于宗教，旧史中只有释老志。在内容上现应从制度上作出新的发展。

    关于礼俗旧史中的礼志、五行志、舆服志；都有比较丰富的内容，应充实民间方面的材料，设置专篇。

    关于中外关系旧史中关于中外关系的记载多见于列传中。《通典》的《边防志》和《文献通考》的《四裔考》也有部分材料。这在典志中是一个应开创的篇章。

    在典志的编撰过程中，不必拘泥于这几个门类的各目，但标目还是以比较集中为好，不要过于分散。这样可以眉目清楚一些，便于读者。

    典志的表述，有三种传统形式。一种是《史记·平准书》式的，完全用作者的语言写出来，有事实、有议论。第二种形式是《汉书·地理志》、《艺文志》式的，把各种地名、书名列举出来，作为基本的形式，也附有少量的议论。第三种是《通典》、《文献通考》式的，分别汇集许多原始材料，把有关前人的议论和作者的意见附于后面，这是把材料和议论完全分开的形式。这三种形式各有特点，应该是按论述的对象采取适当的形式，不能一概而论。

    应该指出，撰写典志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方法上的深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到人口的研究。他说“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依据马克思的论述，可以归结为首先经过“表象的具体”，再到“多层次的抽象”，最后回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样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说这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的正确方法”。并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研究人口是如此，那么研究如此丰富复杂的人类历史客观进程更应该是如此。在史书中考虑设置“典志”部分，就是希望切实地朝着从多方面反映人类史这一“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的方向去努力。

    我们设想典志部分的写法要力求体现上述理论指导，既要从传统史学中吸收今天用得着的东西，又跟前人的写法不同。总括来说，典志篇目的设立，都是企图从各个社会剖面来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都是为体现历史发展的整体服务的。有两点是特别紧要的。第一，对于经济、政治制度等等，不是作为一个制度静体来写，而是作为动的，即从历史的运动中来写。第二，不仅要讲一种制度的发展，还应该讲制度跟社会发展的关系。

    传记，人物群象历史的发展，毕竟是人们活动的结果。在史书里，看见了历史人物的群象，就愈益感到历史的丰富性。离开了人，也就谈不上历史。旧史大量地写人物传记，其所持的观点是有错误的，但对写人物传记的重视，却是可取的。近几十年，人们重视摸索社会发展规律，在史书撰述中努力阐述历史的规律性，这是史学工作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下去。但在另一方面，在断代史和通史的撰述中，都忽视了人物传记的编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现在我们还应该写传记，本书自第三卷以下，都要给传记以较多篇幅。

    历史是遵循着必然的规律前进的。人的作用不能改变规律，但能影响历史发展的速度和状况。十八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向亚洲扩张，同是东方国家，有的沦为殖民地，中国则沦为半殖民地，日本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此后，日本又由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发展，走上侵略邻国的道路，最终成为战败国。而中国在**的领导下站立起来，建立了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史上，项羽和刘邦都以反秦起家，而项羽以优势兵力，反而与江东八千子弟同归于尽。刘邦以劣势兵力，却最后夺得了皇位。三国时期，诸葛亮以一身系蜀汉之安危。南宋时期，一个岳飞，一个秦桧，他们在权位上的得失，深刻影响宋金间的军事局势。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很能表明人在历史的具体行程中所起的作用。

    人的作用，包括人民群众的作用，也包括领导人物、代表性人物的个人作用。斯大林有一篇著名的谈话，他跟德国作家路德维希（Emil Ludwig，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03 页。

    88—948）谈到个人的作用问题。路德维希问斯大林“你不认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你的见解之间是有矛盾的吗？”斯大林说“不，这里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末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诃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

    路德维希讲到，他上大学时，许多自称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信徒的德国教授宣传说，马克思主义否认英雄人物的作用。斯大林说“这是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的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附带条件。”

    斯大林还谈到彼得大帝和列宁。他说“彼得大帝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发展新兴商人阶级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彼得为了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同时也应该说，提高地主阶级，帮助新兴商人阶级和巩固这两个阶级的民族国家都是靠残酷地剥削农奴来进行的。”又说“至于列宁和彼得大帝，那末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斯大林在这里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要肯定历史人物在一定时期的作用和贡献，同时也要指出他所受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以上，说个人的历史作用，也为的是要说明编写人物传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这只说了问题的一面。问题还有需要说明的另一面，这就是历史人物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他们身上不能不反映某些时代的特点。正面的人物会反映某些新生力量的时代特点，反面的人物反映某些保守的以至反动的时代特点，同时他们都还会反映他们的具体环境中的某些特点。编写人物传记，既要在传记中写出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还要写出他们身上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我们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看人物，同时还要从人物身上看时代。中国历史上，有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有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宗教家、教育家，有文学家、艺术家，有优秀的医师、技师、工程师，有杰出的群众领袖、妇女领袖和英雄人物。我们不是把这些人物写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有选择、有主次地去写。有的人物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是一种情况，随着历史的发展，他的地位就会有变化。所以写传记，不只要熟悉传主所生活的时代历史的全貌，有时还须有通史的见识。简单地专就某人的事迹写他的传记，是不会成功的。

    有人担心，写传记不能不依靠旧有的资料，这样就只能是资料的组合，甚至是对旧日传记的今译。还有人认为，无论我们写得怎样好，比不上司马迁。这些意见，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但未免过于片面。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有我们观察人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同样的材料，我们可以与古人有不同的理解，也可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可以写出不同于古人的传记。比起司马迁来，我们有难于赶上他的地方，也有可以超过他的地方。因为时代距离的不同，他对于某些人物比我们熟悉一些。他的文学水平也可能高些，写的就生动些。但有时距离的时代远了些，可能比距离近的看得更全面些。文学水平的高低确实对读者的吸引力起很大作用，但理解的深刻性也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吸引力。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表述上的生动，这一点在本章第三节还要论述。

    “通”的要求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种体裁可以配合起来，必要时也可以参用别种体裁。如果写得好，就可能多层次地反映历史发展的进程，也可能既反映了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了历史的丰富性。但要写得好，就需要在“通”字上下工夫。

    “通”的观点，在中国史学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关于“通”的主张，可分为两派。一派以司马迁为代表，一派以郑樵为代表。司马迁著《史记》，要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是这三句话的核心。“究天人之际”是要从天人关系上解释古今之变写成一部有独具特色的史书。历史本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无论谁来写历史，都躲不开这个“变”字。司马迁的贡献，不止在于写出“变”，更在于写出“通”。“通”，是“稽其成败兴亡之理”，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述往事，思来者”。他不止是在编撰形式上的通，他是要探索历史发展的道理，并且与历史的未来联系起来。后来杜佑著《通典》，是从典章制度方面要通古今之变的专书。他相信这书可以“施于有政”。也是要与现实联系起来的。明清之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都有“通古今之变”的遗风，可惜都没有写成通古今之变的通史。

    郑樵是以推崇通史著称的。他所谓“通”，总是和“会”字并举，称作“会通”。“会”，是大量汇集历史文献，加以编排。“通”，是记载不同朝代前后相续、不断代为书。他用这个标准去称赞孔子和司马迁。他说孔子“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说司马迁“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郑樵的学术兴趣是知识性的，重点在文献学方面，跟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有很大的区别。后来，马端临撰《文献通考》，这是一部关于典章制度的巨制，材料丰富，也有一些见解。但总的说来，他的兴趣也是在知识性方面，在文献资料搜集、整理方面。他在总序中说“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然则考制度、审宪草，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博闻强识”就是他编撰《文献通考》的宗旨。《通考》的形式与《通志》不同，而治学的路子是接近的。郑、马的路子，对于后来史学界的影响，可能比司马迁、杜佑还要大些。

    我们撰写史书，对于“通”的要求，要吸取两派的长处；更重要的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工作。我们赞成搜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不能停止在资料上，要通过对资料的研究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我们赞成通史的编写形式，但我们要求的是全书各部分之间的脉络贯通。我们不赞成把通史看成断代史的拼凑，但我们主张认真研究每一时期的历史，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诸因素间的关系，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互之间、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要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包含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国与外国的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我们赞成通古今之变，但要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要于历史沿革流变之中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保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如《**宣言》论述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论》论述劳役地租到货币地租的历史，由简单协作到大工业的历史，《论国家》和《国家与革命》论述国家的历史，都具有通史的性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吕氏春秋》有《精通》篇。篇中列举了养由基、伯乐、宋国庖丁、钟子期的故事。养由基是一个善射的人。他最初先以箭射石，后来功夫到了，能箭穿鸟羽。伯乐是一个善相马的人。他初学相马的时候，十分专心，时时想着的都是马。宋国庖丁善解牛，当他初学解牛的时候，看见的是整个的牛，不知怎样下刀。后来，他解牛的本领发展到得心应手，眼里就不再是一个无从下刀的整牛了。钟子期善于音乐，他能从乐声中辨出奏乐人的情绪。有一夜，他听人鼓琴，觉得鼓琴人有悲哀的情绪，经过询问，果然如此。这些事例，说明了养由基等人由于勤学苦练而达到技艺精通的地步。我们要把中国历史写好，也要有古人这种力求精通的精神。

    第三节历史文学史学和文学没有文就没有史。研究历史的成果，总得表现在文字上。人们既要下大功夫对历史客观进程探索了解，又要见于文章，使人看懂。我们所要表述的，不是机械，不是技术，而是生动丰富的人类史。要把这一客观过程写出来决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们还要下功夫讲求文字表述的方法。这也是个群众观点问题，史学工作者要为全民族的大众服务，对更多的读者负责，提供群众爱读的历史著作。

    历史文学，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指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如历史小说、历史剧本。另一个意思是指真实历史的文字表述，这可包含一般的文字表述和有高度艺术水平的杰作。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历史文学，是指第二个意思。

    “文”与“史”二者的关系，最早是不分开的。后来，文学和历史逐渐趋于分离，这是一种进步，但是两者分离了，仍不能截然分开。一些杰出的历史家，往往同时具有高度的文学修养。他们写成的历史著作，同时又被认为是优秀的文学著作。现在撰写史书，仍有一个文字表述上的要求。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也是有关史事的最早记载，反映了殷商和周初的一些社会情况，并且被作为档案保存下来。金文记载的内容比甲骨文要丰富，文字也多了，百字上下以至近五百字的铭文，如《大盂鼎》、《小盂鼎》、《大克鼎》、《散氏盘》等，占了金文中相当的分量。甲骨文质简，也许还说不上是文学。金文中，有些已经有文采，可以说已具有文学作品的某些特征了。

    《尚书》和《诗经》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典籍。《尚书》是政治文献的汇集，但已备有多种文体，为后来各体散文的创始。《诗经》是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如《周颂》、《鲁颂》、《商颂》、《大雅》、《小雅》，都有不少的历史内容。如《生民》、《公刘》等篇章写了周初的历史，歌颂了后稷、公刘等英雄人物，已有了历史人物传记的雏形。《国风》大都是民间流行的诗歌，与《雅》、《颂》相比，文学味道要浓一些，而历史内容就少得多了。《国风》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纯文学作品。后来出现的《春秋》，可以说是一部不具备文学性格的历史书。这表现了历史和文学分离的趋势。

    文史分离的趋向是逐步显明的。从战国到秦汉，人们对文史分途，在思想上并不一定明确。一些大史学家同时又是大文学家，他们撰写的史书极有文采，在史学和文学上兼有很高的价值。在战国时期，《左传》即其一例。两汉出现的历史巨著《史记》、《汉书》，也是文学名著，但同时又出现了大文学家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的辞赋，历史和文学分为两途，已显然可见。

    “文”“史”分途，由于二者各有专门的职能，但分而又不能全分，这是由于“史”不能离开“文”。好的历史撰述要靠有文采的语言引起读者的兴趣，从而产生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效果。注重叙事的才能，注重文采，是我国历史家的一个传统。班彪父子对司马迁的历史观点有激烈的批评，却推崇司马迁善于叙事，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范晔也盛赞班固的文采，说“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②《晋书·陈寿传》也说，陈寿撰成《三国志》后，“时人称其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刘知几著《史通》，一方面注意到文史已经分途，说“史之与文，较然异辙”③；另一方面又强调“史之为务，必借于文”，“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④，这讲的就是“史”不能离开“文”。刘知几把文字表述的优劣作为评论史书高下的一项重要标准。他认为《左传》、《史记》、《汉书》成就最高，它们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取信一时，名千载”。他尤其推崇《左传》。针对长期以来人们对《春秋》三传评价的分歧，他认为，从史学角度看，《左传》的价值是《公羊》、《谷梁》不能相比的。因为《左传》不但取材丰富，史实可靠，而且文辞优美、叙述生动，跌宕不群、纵横自得，所以传诸不朽。相比之下，《公》、《谷》二传凭主观记事，且又繁复累赘，语言无味，实在高下悬殊。因此，刘知几极为重视有文采的语言对于表现史事及史书能否流传的巨大作用。他归结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为章句，刊之布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⑤这些话，对《公》《谷》的评价未免有些偏见，但对史不能离开文的道理讲得很中肯。“言之不文，行之不远” 《汉书·司马迁传》后论。

    ② 《后汉书·班彪传下》后论。

    ③ 《史通·核才》。

    ④ 《史通·叙事》。

    ⑤ 《史通·叙事》。

    一语本是孔子称赞子产重视外交辞令，在彼强我弱情况下能委婉而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折服了对方，传播于远近。刘知几把它提高了一步，用来说明历史文学对于史书广泛传播的意义，赋予它以普遍性的品格，而成为历史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

    章学诚继承并发挥了刘知几关于史文关系的论点。他说“夫史所以载者事也，事必借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又说“古人修辞，非为观美，谓必如是始可以行运而传久也。”②“不文则不辞，辞不足以存，而将并其所以辞者亦亡也。”③这些话都论述了历史记载必须依靠有文学性的语言才能广泛传播，而“良史莫不工文”，是对“史”“文”关系的极好说明。

    现在，我们要广泛地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要通过历史撰述作为进行教育的重要工具。为了让更多的群众掌握科学的历史知识，历史文学的重要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重要，应当更加重视。历史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教育工具。学历史，固然是为了解过去，但了解过去是为了解释现在，观察未来。我们要发挥历史教育在培养爱国主义，帮助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在认清历史前途、坚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信心中的重大作用。这就要求历史著作既有深刻的理论分析，有合理的编撰形式，还必须在文字上善于表述。有的学者担心，讲历史文学，就等于要求把史书写成既是历史书，又是文学书，就会把文学创作中夸张、虚构的手法带到史书写作中来。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历史文学的要求，是生动地表述真实的历史面貌，恰好跟夸张、虚构的手法相对抗。《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不同，正好是有文学特色的史书和纯文学作品的鲜明对照。

    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我国历史文学有悠久的传统和很高的成就。

    先秦时期，历史文学就已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左传》是当时的代表作。《左传》善于写语言，所记各种辞令，极为精彩。“吕相绝秦”的一篇话，是长期被传诵的名作。《左传》记吕相奉晋君之命，对秦晋关系表示了决绝的态度。他历述秦对晋的恩德，接着说晋已一再对秦报恩，对秦有大的帮助，最后就缕述秦片面破坏盟好及屡次危害晋国的活动，而晋国虽亟力克制，希望保持和好而不可得。这是一篇谴责敌国的话，但肯定了对方的旧恩，列举了对方背信弃义的事实，雍容典雅，没有一点咒骂，没有一点火气，措词委婉有致，又有很强的说服力。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②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位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③孔门有四科，言语是其一。战国间，游士以游说取卿相。孟子也说到跟大人物谈话时应注意的风度。可见，重视语言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左传》等史书在记语言方面的成就，是这个古老传统的反映。

    《文史通义·史德》。

    ② 《文史通义·评周永清书其妇孙孺人事》。

    ③ 《文史通义·说林》。

    《左传》成公十三年。

    ② 《论语·季氏》。

    ③ 《论语·子路》。

    《左传》也善于叙事，尤其擅长于写战争，所记长勺之战、殽之战、鞌之战、邲之战、城濮之战，都很生动。如记城濮之战这场春秋时期最大的战役，生动紧凑，充分显示出作者视野的开阔和构思的周密。他先写战前的准备，着重将双方政治、指挥情况作了对比。晋文公修治内政，整编军队，决心借救援宋国的机会与楚一战，以达到取威定霸的目的，君臣齐心，制定了联合齐秦以对付楚国的正确方针，处处占据优势。楚国方面则内部分歧，主将子玉骄傲轻敌，作战兵力薄弱，处处潜在着失败的危险。接着，写两军作战，晋军向楚表示礼让，后退九十里，处于有理的地位而士气高昂，以此反衬出楚军不愿进攻，子玉却硬要向晋挑战，因而士气低落。然后写两军作战，突出表现晋国方面灵活的策略，先以强攻将楚军薄弱环节“右师”击溃，再伪装逃遁引诱楚军来追，对它拦腰袭击，最后对楚军“左师”两面夹击，大获全胜。这些记叙环环相扣，层次分明，是由于《左传》作者有叙事才能，又懂军事知识，才能做到的。《左传》在记述语言和叙事上的成就，为我国历史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两汉时期，我国史学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司马迁的《史记》是运用高度的文学修养来叙述历史的典范作品。书中，《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留侯世家》、《魏公子列传》、《李斯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淮阴侯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史记》善于将记述复杂的历史活动与记述人物活动结合起来，既能突出事件的主线，写出最主要的历史场面，又能写出历史人物的神情风貌。《项羽本纪》是写项羽，又不只是写项羽。它是在写楚汉之际主要活动的同时，又在写项羽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二者得到了很好的结合。篇中写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表现得尤为突出。巨鹿之战是反秦军击败秦军主力的一场关键战役，在记述中，司马迁生动地描写了项羽对敌的决心和威武气概“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又用诸侯军的观望、恐惧和慑服来反衬项羽的胆力和风度“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这些记述，写出了项羽正是在殊死的战斗中取得了号令诸侯的地位。对于鸿门宴这场秦皇朝灭亡以后，项羽刘邦在宴会席上的生死斗争，司马迁也写得扣人心弦。宴会上剑拔弩张的情景，使人惊心动魄。范增的急于下手，项羽的缺乏谋略，刘邦的惊慌，张良的机智，樊哙的勇敢，项伯的忠厚，无不跃然纸上。最后，写项羽在垓下陷入重围，“四面楚歌”。他以八百骑乘夜突围，走东城，这时（项王）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决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这里生动地写出项羽这个失败了的英雄的悲剧结局。他确是骁勇善战、胆气过人，即使身陷重围，仍然具有所向披靡、使其对手丧魂失魄的力量。但他至死不悟，到最后关头仍夸耀自己的勇敢，把失败归到天命，这就清楚地表明他刚愎自用、“自矜功伐，奋其私智”的性格特点。总观《项羽本纪》全篇，巨鹿之战是项羽声威的顶点，鸿门宴则是他走向下坡路的起点，垓下被围是他失败的最终结局。司马迁确实做到以他的传神妙笔，生动地记下了秦汉之际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场景，同时刻画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因而千百年后仍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史记》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萧何和曹参都是汉初功臣，先后出任丞相，司马迁却写出两人行事有很大的不同。萧何很有实际办事能力，而且处处小心谨慎，以消除刘邦对他的猜疑。曹参任丞相，则凡事率由旧章，不问政事，日夜饮酒，有客人来劝说，他就连连劝酒，最后让客人喝得大醉，无法进说。由于运用对比手法而两人不同的性格更加鲜明。司马迁写王陵和陈平也是这样。王陵和陈平在吕后时任左右丞相，他们都反对王诸吕，希冀保全刘家天下，但二人表现又很不相同。王陵生性耿直，敢于面折廷争，被吕后免去相位，忧郁而死。陈平则善用智谋，不当面得罪吕后，得以脱身自保，最后与周勃等合力诛杀诸吕，恢复了刘姓天下。武安侯田蚡和魏其侯窦婴同是外戚，司马迁也用对比手法写出他们很不相同的态度和心理。《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魏其侯失势以后，武安侯当权。有一天，武安侯同灌夫说，他想访问魏其侯。“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扫，早帐具。至日平明，令门下候伺。至日中丞相（即武安侯）不来。魏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灌夫不怿，..乃驾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意往。及夫至门，丞相尚卧。于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人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武安侯谢曰‘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灌夫）言。’乃驾往。又徐行。”同是当时很尊贵的外戚，但由于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就出现了一个谦恭，一个倨傲的鲜明对照，并借此刻画了世态的炎凉。

    《史记》又善于用细节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特点。《李斯列传》开卷说“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下，无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所在自处耳。”这是一个轻松的小故事，写在这个政治家的传记上，好象有点浪费笔墨，但司马迁却正用它写出李斯的全部人生观，斤斤于计较个人得失。列传写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游说秦皇，听从赵高而立二世，上督责书及狱中上书，都不过为的求所自处，为个人打算。一直到要腰斩咸阳市了，他还“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通观列传全篇，在一定意义上，老鼠的故事简直就是李斯一生的缩影。司马迁对这个细节的描写，在全文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又如，《陈涉世家》篇末，写陈涉立为王后，有个旧时佣耕的伙伴来找他，住了一段时间，没有拘束，讲了些陈涉以前穷苦时的情形。有人向陈涉进了谗言，陈涉就把这个农民斩了。这个故事放在陈涉首揭义旗到最后失败的全部叙述之后，好象可有可无。但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是决不可少的。司马迁在这个故事之后，紧接着就指出来斩了这个农民以后，“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这是用这个故事形象地写出，陈涉在取得初步胜利不久，即陷于严重脱离群众的泥潭里，成为他失败的重要原因。因小故事说明大问题，这是司马迁擅长的本领。

    《史记》在写人物时，还善于采用互见的手法。历史人物往往具有多方面性。如果只写他的成功或长处一面，而不写他的弱点一面，就失之片面。司马迁写人物，常常是在本传写出其主要的方面，而将他非主要的一面放到别的篇中叙述。这就是互见的手法。这样通读全书的有关部分，就能对这个人物有比较全面的印象。刘邦是一位反秦的重要领袖，西汉的创业君主，对这样的人物，司马迁主要以《高祖本纪》写他的功业，特别写出他在楚汉战争中致胜的原因。刘邦不同于项羽的好杀而实行安抚人民的政策，入关中，封府库，与父老约法三章，因而大得民心。又写刘邦的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他在洛阳南宫置酒，大会群臣，要大家直率讲出他为何能得天下。王陵等说是因“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而予之，与天下同利也。”刘邦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司马迁又在其他篇中写了刘邦所短的一面。在《淮阴侯列传》中写他对功臣的猜忌，还在《张丞相列传》中写他当了皇帝还骑在大臣周昌脖子上的无赖习气。这样，读者综观各篇，就可比较全面地看出刘邦的为人来。

    《史记》还善于用双相对照和寓论断于叙事的方法，通过对人物的描绘以反映一定的社会景象，客观地进行无言评价，在这里有作者无言的赞叹，也有作者辛辣的讽刺。

    在《史记》的影响下，后来的纪传体史书也不断地有些写得很好的篇章。班固、陈寿、范晔等历史家都极重视叙事的才能。《汉书》之《张骞传》、《赵充国传》等篇都写得相当出色。《汉书》还有一些精辟的议论。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语中论武帝时期人材之盛，说“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嚮，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 玁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这段议论，将武帝时的大量史实加以概括，讲出当时客观形势对人材的大量需要和群材竞出的局面，是很精采的。《后汉书》的《党锢列传》和《宦者列传》也各有长段的序。前者表彰东汉士人崇尚气节、讥贬权贵的风气，后者指斥宦官为害之烈。将这两段议论放在一起来读，我们对于东汉晚期的政治特点就能有更多的了解。《后汉书》的《班超传》、《陈蕃传》，《三国志》的《武帝纪》、《诸葛亮传》，《旧唐书》的《郭子仪传》等，也都是相当出色的篇章。《三国志·武帝纪》，既是三国时期大事的纲，又生动地写出曹操政治家、军事家的本色。

    《资治通鉴》是有高度文学成就的著作。其中记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伐南燕、韦孝宽守玉壁、李愬雪夜入蔡州等，都是长期传诵的名篇。《通鉴》写赤壁之战，以六分之五的文字放在写战争决策上。首先，写面临曹操率领大军南下的严重局势，鲁肃向孙权陈述联刘抗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然后，写诸葛亮会见孙权，先以“激将法”试探其意向所在，继而述说刘备虽然新败，还有一定的战斗力，曹操兵力虽众，却存在远来疲惫、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之民附曹而不心服等三大致命弱点，以此坚定孙权联合抗曹的决心，指出“成败之机，在于今日。”再写在曹操致书进行恫吓后，孙权集团主战、主和两派的不同态度，着重写了主战派首领周瑜对孙、曹双方政治、军事力量的分析，断言“将军（孙权）禽操，宜在今日。”于是孙权下定了决心，“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文章精采之处，正是在上述写决策的过程中，诸葛亮、周瑜分析各方形势时，已言及胜负之数。最后，精炼地写出赤壁江面上大败曹军的情景时东南风急，（黄）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震，北军大败。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死者甚众9990004_034_0。

    这样，前面深入的军事、政治条件的分析，跟后面紧张生动的战争画面相配合，构成了完整、精采的篇章。

    《通鉴》也善于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并重视有意义的细节描写。书中写赤壁大战前夜，刘备到樊口迎接东吴统帅周瑜的情景（刘备）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吏望见瑜船，驰往白备，备遣人慰劳之。瑜曰“有军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诚副其所望。”备乃乘单舸往见瑜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欲呼鲁肃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忘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备深愧喜。

    这里借简短的对话，写出了刘备对实现联合抗曹的喜悦而又信心不足的复杂心理；写出了周瑜的锐气、自负和严于职守，表现出这个青年统帅雄姿英发的风貌。淝水之战在记述前秦军大溃败之后，末尾加了一个小插曲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捷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②9990004_034_这里写谢安接读前方战报之后因极度欢喜而“不觉屐齿之折”的细节，生动地揭示出他在外表平淡掩饰下，内心里对前方战事的关切和紧张，说明此役对东晋存亡攸关的重大意义，同时也表现出谢安的个性和风度。在记述一场鏖战之后，添上了这一细节，文章就耐人寻味，富有情趣。

    我国历史文学的成就，是一个丰富的宝库，其中不少优秀的篇章一直到现在，还有可供我们学习的价值。

    历史表述的基本要求历史表述要达到高度艺术水平，是很不容易的。但从基本要求上说，它跟一般的历史表述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只有高、下之别，并无彼此之分。这些基本要求是确切、凝练和生动。

    历史表述必须确切，这是不说自明的。但真正作到这一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确切，包含表述的真实、正确和恰当。这就有一个态度问题、认识问题和技术熟练程度的问题。

    真实地表述历史，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天职。作不到这一点，就是没有尽到职责。有意地违背这一点，至少是学术道德上的错误，甚至是政治上的犯罪。古人称道良史，总是“不隐恶、不虚美”。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知几把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看作重大的有教育意义、政治意义的事情。他说，一个人如果载入史册，就“得失一朝，荣辱千载”。他反对执笔的人“爱憎由己，高下在心”，主张“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章学诚著《史德》，说“德者，何谓？著述者之心术也。”又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章学诚所谓心术，就是指著史者的态度。所谓天人之际，就是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区别。天，是指历史的客观存在。人，是指史家的思想感情。章学诚认为史学工作要尽量反映客观的历史事实，不要掺杂个人的偏见。他也认为这一点不是轻易可以作到。他记载黄巢义军入长安时的动人景象，其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这很不同于后来那些对农民起义军随意诬蔑的史书。但在关系到黄巢义军与唐皇朝的关系时，司马光就处理不好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我们不能苛责他们因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下所作不到的事。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虽然已有六、七十年，旧的偏见，再加上新传入的偏见，仍在干扰和阻碍我们对历史的正确认识，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真实而正确的表述是需要的，但如表述得不恰当，仍然不能达到历史表述上应有的效果。《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就是说的表述恰当的问题。“属辞比事”是选词和组合史事，是历史表述能否成功的最后一关。这一关把不好，好的表述还是不能出现。

    以上可见，确切的历史表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旧唐书·刘知几传》记刘知几“史有三长”之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楩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从问题的性质看，孔孟所谓“义”和刘知几所谓“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认识或观点。“文”和“才”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表述的技巧，“识”和“学”是指对史事或史事的掌握。他所说的才、学、识与我们所说表达的真实的涵意不同，但也有一些的联系。在具体看法上，我们跟他们有很大的区别，但他们的这些话毕竟是很著名的言论，对于后世的史学理论有重要影响，值得我们参考。

    凝练和生动比确切更有技巧方面的意义，但也不是单纯技巧问题。“凝 见刘知几《史通·曲笔》。

    练”二字，前人似还未曾用以论述历史的表述，但《史通》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不少。概括起来，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尚简，一是用晦。史文的烦与简，在史学领域里是个争论很久的问题。汉献帝因《汉书》篇幅过多，命荀悦删为《汉纪》，把一部百卷的书改写为三十卷的书。刘知几说这书“历代褒之，有逾本传”，这只是因为《汉纪》简约，比《汉书》易读，未必就是以烦简定二书的高下。晋代干宝评论各家史书，特别推重《左传》，说它“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这就明确提出以简约为高了。另一晋人张世伟撰《班马优劣论》，说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只写了五十万字；班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却写了八十万字，“是班不如马也”。这就完全是以文字的烦简定史书的优劣了。因此，史文烦简简直成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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