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之亡 (第3/3页)
方面对商品标价、货币流通、外商经营登记等作了具体规定。
为了保证法律的贯彻执行，《秦律》还规定了一套诉讼制质。审判机关为中央、郡、县三级，行政与司法不分。地方行政长官主管所辖郡、县的司法。诉讼可以由受害人提起，也可以由国家官吏提起。限制子女、奴婢的诉讼权利。审讯时一般不主张刑讯逼供，如行刑必须记录在案。重视现场勘验和搜集证据，实行“爰书”报告制度，判决后准许上诉等。
应当说，秦律从其条文细节来看，是一套比较完备的法律，而且大体上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的。但是，秦法也有着其不足之处，如法律条文繁杂，有些罪名就事论事，不够规范化，刑罚手段残酷等。特别是由于李斯主张“深督轻罪”和所谓轻罪重判可以使“民不敢犯”的理论，使秦代晚期对于法律的执行和实施日益僵化，陈胜、吴广自度毫无生机后铤而走险就是很好的证明。
但秦真的是亡于秦律吗？似乎也不尽然。秦自公元前三五九年商鞅变法确立法治路线以来，至公元前二一零年嬴政逝世，秦王国并未因此而爆发农民起义。为了说明问题，下面我们依然以取秦代之的西汉王朝为例，进行一下比较。
西汉王朝统一全国后，立感“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制定了西汉的主要法典——《九章律》。《九章律》是萧何根据秦律制定，律有九篇，为盗、贼、囚、捕、杂、具、兴、厩、户。前六篇沿袭秦律的旧体例，内容以刑法为主，杂有审判、禁囚等规定。后三篇为萧何所创，是有关徭役、户籍、赋税和畜牧车马等事项的法规，亦称“事律”。而后为“正君臣之位”，刘邦命叔孙通及其弟子定有关朝廷制度的法规，刘盈时叔孙通又定宗庙议礼的法规。这就是《汉仪》，为维护朝廷、宗庙尊严，树立皇帝权威而立的一种有关礼仪的法规。又称“礼仪”、“仪品”、“仪法”。即《晋书S刑法志》载“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另外还有《金布律》（有关财政制度的法规）、《田律》（维护乡间社会秩序，管理农事、征收田赋的法律）、《钱律》（关于货币管理制度的法律），以及种类极其繁多的令、科、比等。这些法令条文构成了汉初的法律体系。
从数目上来看，比秦律可谓是半斤八两，而从内容上来看，实是不分伯仲。特别是萧何所定的《九章律》，大多参考于秦律，只是对于某些不合时宜的条文进行了适当的删除，而秦律的法律原则、指导思想及其科罪定刑的标准并未更改。被汉朝士大夫视为秦之苛法的挟书、参夷、妖言诽谤、收孥相坐等律令更是岿然不动。
刘恒、刘启时，虽在法制方面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改革，如除肉刑、定箠令、除收帑相坐律令、及规定徒刑刑期等。但这些改革并未触及汉法根本，且收帑律不久即复，相坐律更是名亡实存。至刘彻当政时，董仲舒提倡“引经决狱”即以《春秋》经义附会汉法，进行叛案量刑的刑法制度。实际上就是以宗法伦理道德为准绳，抛开汉律，以儒家思想作为审理案件的指导思想。用柏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说不准学”、“自由心证”。其名为法比，实为乱法。刘彻时先后制定的还有张汤所著《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所定《朝律》六篇及《沈命法》等。
纵观西汉律令共三五九章，共一八八二项，仅死刑就有四零九条，《死罪决事比》一三四七二事。而更有《晋书S刑法志》所载，东汉“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