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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纸上的骨 (第1/3页)
2025年5月1日,凌晨2时17分,北京·五环外出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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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
不是那种尖锐的疼,而是一种缓慢的、从骨髓深处渗出来的钝疼。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融化,顺着血液流遍全身,然后在指尖凝固成文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
林征坐在电脑前,已经十四个小时了。
窗帘紧闭,分不清昼夜。只有屏幕的光映在脸上,惨白得像死人的皮肤。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空气浑浊得能看见漂浮的尘埃颗粒。左手边放着三支笔——周敏给的钢笔,南京老人给的旧钢笔,还有他自己常用的那支。右手边是四本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了采访记录。
他在写第二章。
写张二狗的故事。
手指放在键盘上,却像有千斤重。
那些记忆——不,不是记忆,是切身的经历——在脑海里翻涌:
1931年9月18日夜,北大营,冰冷的地面,刺刀的寒光,喉咙里涌上的血,那句“妈……俺想吃白面馍……”
他闭上眼睛。
再睁开。
光标在屏幕上跳动,一下,两下,三下。
他还是打不出一个字。
不是不会写。
是不敢写。
因为一写,那些画面就会变成真的。张二狗就会在他的文字里再死一次,而他必须看着,必须记录,必须用最冷静的笔触,写下那个十七岁少年最后的时刻。
这太残忍了。
对他残忍,对张二狗残忍,对读到的人残忍。
可是……不写,张二狗就真的死了。死在历史的尘埃里,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他深吸一口气,掐灭烟,重新把手放在键盘上。
这一次,他打下了第一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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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世:北大营的月光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15分,沈阳北大营
痛。
这是我第一个清晰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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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他停住了。
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上来,滴在键盘上,啪嗒一声。
他哭了。
不是因为悲伤,不是因为感动。
是因为……愧疚。
他凭什么写张二狗?
凭什么用张二狗的眼睛看世界?
凭什么替张二狗说出那句遗言?
他只是个二十四岁的历史系研究生,生在和平年代,长在蜜罐里,没挨过饿,没受过冻,没见过真正的死亡。
他有什么资格?
可是……如果他不写,谁写?
那些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们会写:“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突袭北大营,守军伤亡约三百人。”
三百人。
三个字。
张二狗是那三百人中的一个。
一个数字。
一个统计量。
一个可以被忽略的误差。
不行。
林征擦掉眼泪,继续写。
这一次,他不再把自己当成记录者,而是当成……张二狗本人。
他让张二狗在文字里活过来:
张二狗十七年的人生很简单:山东菏泽的土坯房,漏风的窗,永远吃不饱的肚子。爹说:“狗子,去闯关东吧,那儿有地,能吃饱。”于是他跟着逃荒的人群,坐了三天三夜的闷罐车,到了沈阳。
招兵处的人说:“当兵,管饭,每月还有俩铜板。”
他犹豫了三秒钟,签了字。因为那碗冒着热气的白粥,是他这辈子喝过最香的东西。
军装发下来,太大,袖子挽了三道。班长骂骂咧咧地帮他改小,针脚粗得能插进筷子。
三天后,他学会了怎么拉枪栓,怎么瞄准,怎么把刺刀装上去。虽然手抖得厉害,但至少像个兵了。
第四天夜里,枪响了。
写到这里,林征的手又开始抖。
不是生理性的抖,是记忆在身体里苏醒的抖。
他仿佛真的变成了张二狗,那个懵懂的、胆小的、只想吃饱饭的十七岁少年。
接下来的场景,他写得飞快,几乎不加思考:
营房里乱成一团。有人喊:“小日本打过来了!”
张二狗抓起枪,跟着人群往外冲。脚上的鞋不知道被谁踩掉了,光脚踩在冰冷的泥地上,像踩在刀子上。
月光很亮,照得一切清清楚楚。他看见远处有火光,听见日语喊叫,闻到硝烟的味道。
军官喊:“不准抵抗!撤退!”
他不明白:为什么不抵抗?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为什么不打?
但他还是跟着跑。因为别人都在跑。
跑到一半,前面的人倒下了。背上插着一把刺刀,血像泉水一样涌出来。
张二狗停住了。
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杀人。
那人转过头,看着他,眼睛是空的。
然后,他自己的胸口也凉了。
写到这里,林征停下来,大口喘气。
胸口真的在疼。
不是心理作用,是生理性的疼痛——张二狗死前的那种疼,穿透八十年的时光,落在他身上。
他咬着牙,继续写:
张二狗低下头,看见刺刀从胸口透出来。刀尖上还滴着血,在月光下像红色的珍珠。
不疼。
第一感觉是不疼,只是凉,像一块冰扎进了身体里。
然后才是疼,撕裂般的疼,从胸口蔓延到全身。
他倒下去,仰面朝天。
夜空很干净,星星很多。九月的沈阳,夜里已经有点凉了。
他开始咳嗽,每咳一下,就有血从嘴里涌出来。温热的,咸的,带着铁锈味。
最后一个念头钻进脑海:
“妈……俺想吃白面馍……”
然后,黑暗吞没了一切。
写完最后一句,林征瘫在椅子上,浑身冷汗。
像是真的死了一次。
不,不是像。
是真的。
在他的记忆里,在他的文字里,张二狗真的死了一次。
他闭上眼睛,眼泪无声地流。
为张二狗流。
也为所有像张二狗一样,糊里糊涂地死去的年轻人流。
休息了半小时,他继续写。
写李振良。
这一次,他换了一种笔法。
李振良是学生兵,有文化,有信念,死得明白。所以文字要清晰,要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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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世:闸北的火
1932年1月28日,夜11时47分,上海闸北
李振良十九岁,广东梅县人,南洋公学学生。
他参军不是为了一口饭,是为了一句话:“国之不国,何以读书?”
淞沪抗战爆发那天,他正在宿舍写家书。听到枪声,他放下笔,对室友说:“我该走了。”
室友问:“去哪儿?”
他说:“去该去的地方。”
然后他去了十九路军征兵处,报了名,领了枪,上了前线。
在闸北的街垒后面,他教一个新兵认字。新兵问:“李哥,你说咱们能赢吗?”
他说:“能赢。一定会赢。”
新兵又问:“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们在为正义而战。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是历史的规律。”
他说得那么坚定,那么真诚,连自己都信了。
可是三天后,日军的炮火覆盖了街垒。
李振良被气浪掀飞,后背插满了弹片。血像开了闸的水,止不住地流。
临死前,他抓住旁边一个死去战友的手,用粤语说:
“会赢的……”
他说得很轻,但很坚定。
像是在说服自己,也像是在说服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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