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

    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 (第1/3页)

    《汉书·艺文志》里面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列在儒家，注云：“七十子之弟子。”又有“《公孙尼》一篇”，列在杂家。论道理应该是一个人。

    《隋书·经籍志》里面有“《公孙尼子》一卷”，也列在儒家，注云：“尼似孔子弟子。”这“一卷”恐怕就是《汉书》列入杂家的那“一篇”。注语与班固不同，当是长孙无忌别有所据。

    现在这两种书都遗失了，但要感谢《隋书·音乐志》，它引列了梁武帝的《思弘古乐诏》和沈约的《奏答》。在这《奏答》里面使我们知道“《乐记》取《公孙尼子》”，《公孙尼子》的一部分算在《礼记》中被保存着了。

    《乐记》也整个被保存于《史记·乐书》里面，张守节《正义》亦云：“《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张说大体根据皇侃，皇侃与沈约为同时人，两个人的说法正可以为互证。

    现在的《乐记》是《礼记》的第十九篇，据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郑注云：“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合为一篇。十一篇者，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这篇次是据刘向《别录》，但今本《乐记》的次第和这不同，《史记·乐书》的次第也有颠倒，张守节云：“以褚先生升降，故今乱也。”

    《艺文志》云：“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刘向的《乐记》与王禹怎样“不同”，可惜没有详说，大约以一篇为一卷，只是少一卷的原故吧。《艺文志》乐类，两种都有著录，一作“《乐记》二十三篇”，一作“《王禹记》二十四篇”。

    刘向的二十三篇的前十一篇即今存《乐记》的十一篇，其余十二篇仅存目录。孔颖达《礼记·乐记疏》云：“案《别录》十一篇余次，《奏乐》第十二（疑本作‘《泰乐》’，即《吕氏春秋》的‘《太乐》’），《乐器》第十三，《乐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疑本作‘《音始》’，即《吕氏春秋》之‘《音初》’），《乐穆》第十六，《说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案见《左传》襄二十九年），《乐道》第十九，《乐义》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招颂》第二十二，《窦公》第二十三（案即《周官·大司乐章》）是也。”

    今存《乐记》取自《公孙尼子》，沈约与皇侃既同为此说，大约《公孙尼》原书在梁时尚为完具。然据现存的资料，十一篇的次第已经有三种，不知道哪一种是公孙尼子所原来有的，或者都不是。而内容也有些疑问。例如《乐论篇》言“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而《乐礼篇》则言“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又如《乐论篇》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乐化篇》言“乐极和，礼极顺”，而《乐礼篇》则言“乐极则忧，礼粗则偏”。这些显然不象是一个人的论调。《乐礼篇》很可疑，因为里面有一节，差不多和《易·系辞传》完全相同，我现在把它们并列在下边：

    《乐记》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

    卑高已陈，贵贱位矣。

    动静有常，小大殊矣。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则性命不同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

    地气上齐，天气下降，

    阴阳相摩，天地相荡，

    鼓之以雷霆，

    奋之以风雨，

    动之以四时，

    煖之以日月，

    而百化兴焉。

    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

    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

    《易·系辞上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动静有常，刚柔断矣。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吉凶生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变化见矣。

    是故

    刚柔相摩，八卦相荡，

    鼓之以雷霆，

    润之以风雨，

    日月运行，

    一寒一暑；

    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这无论怎样，有一边总免不了是剿袭。因此关于《乐礼》的一节应该不是公孙尼子的东西，至少也应该怀疑。

    此外《乐言》、《乐情》、《乐化》、《乐象》四篇，都有与《荀子·乐论篇》同样的文句或章节。论时代，荀子当后于公孙尼子，但荀子不至于整抄前人的文字以为己有。

    因此我认为今存《乐记》，也不一定全是公孙尼子的东西，由于汉儒的杂抄杂纂，已经把原文混乱了。但主要的文字仍采自《公孙尼子》，故沈约与皇侃云然耳。因此我们要论公孙尼子，就应该把这些可疑的来剔开，才比较可以得到他的真相。至于《吕氏春秋》、《毛诗传》、《汉书·乐志》等的抄取，那都是不成问题的。我现在把三种篇次和与别书的关系表列如次：

    关于公孙尼子本人，我们所能知道的实在太少。班固说是七十子之弟子，即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大概是根据《宾牟贾》、《师乙》、《魏文侯》三篇所得到的推论。《宾牟贾篇》载宾牟贾与孔子论乐，《师乙篇》是子贡问乐于师乙，《魏文侯篇》为文侯问乐于子夏，但这些仅足以表示作者的年代不能超过孔子及其门人而已。长孙无忌别立异说，以为“似孔子弟子”，或者长孙无忌时，“《公孙尼子》一卷”尚存。其中有与孔子问答语也说不定。我疑心七十子里面的“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怕就是公孙尼。龙是字误，因有后来的公孙龙，故联想而致误。尼者泥之省，名泥字石，义正相应。子石，《集解》引“郑玄曰楚人”。《家语》作“公孙龙，卫人”，那是王肃的自我作古。

    再从《乐记》中去找内证时，《乐本篇》论五音，称“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虽然在比附上不免出于牵强，但还没有沾染到五行的色彩。又如说到八音，如“金石丝竹，乐之器也”，也没有沾染到八卦的气味。（八卦及《易》之制作只是战国初年之物。）

    关于性的见解，也和孔子相近。《乐本篇》言：“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颂也。（静性动颂为韵，颂者容也，今《礼》作欲，此据《乐书》改。）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和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正一脉相通。有的学者特别看重这几句，以为是近世理学的渊源（黄东发、陈澧等），然而宋儒的理学是把理与欲分而为二，而公孙尼子的原意却不是这样。他是以为好恶得其节就是理，不得其节就是灭理。所以他说：“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史记·乐书》）顺说是真，反说便不真。宋儒却是反说：“去人欲，存天理。”这是误解了公孙尼子。

    由这些内证上看来，公孙尼子可能是孔子直传弟子，当比子思稍早。虽不必怎样后于子贡、子夏，但其先于孟子、荀子，是毫无问题的。《艺文志》列他的书目在魏文侯与李克之后，孟子、孙卿子（荀子）之前，看来也很有用意。

    荀子在乐理上很明显地是受有公孙尼的影响，但《荀子》书中却没有他的名字。《强国篇》中有一位公孙子讥议楚国子发灭蔡而辞赏的事，与《乐记》中“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的主张相近，大约就是这位公孙尼子吧。

    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岳），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岳）者，乐（洛）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岳）。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大约就因为音乐的享受最足以代表艺术，而它的术数是最为严整的原故吧。

    人有感官自不能不图享受，故“乐”之现象实是与人类而俱来。然自人类进化到有贵族和奴隶的阶段，则一切享受均不能平均。高度化的享受为上层所垄断，低级者留之于下层，甚至连低级者有时亦无法享有。故尔到社会达到另一个阶段的时候，对于这享受的分配便不免有新见解出现。

    殷、周是奴隶制时代，上层的贵族早就有钟磬琴瑟笙竽等相当高度的音乐及其它感官的享受，但作为奴隶的人民却和他们有天渊之隔。因此在春秋、战国当时，奴隶制逐渐解体的时候，思想家对于这享受的不平衡便有了改革的反应了。

    墨家是主张“非乐”的：但他并不是认为为乐（岳）不乐（洛），而是认为费财力、人力、物力，老百姓既不能享受，贵族们也不要享受。

    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刍豢煎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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