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3/3页)
呢，天天要打猎，打些狐狸来，替公子们做皮袄。二来呢，天天要集合，打猎之外还要下操，打到野猪的时候，把小猪儿自己留下来，把大猪儿送给公家吃。
三月里螽斯开始弹琴，四月里梭鸡开始纺织了。五月里蟋蟀儿在田地里叫，六月里叫进了厅堂，七月里叫进了房门，八月里叫到了床下了。赶快地填地洞呵，熏老鼠呵，塞紧当北的窗孔呵，糊好门缝呵。啊，我的老板娘，我的儿女们呵，快要过年了，我们要在房里过活啦。
四月里吃山楂和樱桃，五月里煮凫葵和豆子，六月里打枣子，八月里割稻子。稻子打来煮春酒，喝了延年益寿啦。五月里吃南瓜，六月里摘葫芦，七月里采苏麻，掐苦菜，劈杂柴，好供养我们的耕田的汉子啦。
七月里修好场子和菜园，八月里要收稻子进仓库。黄米，高粱，早种的迟种的都熟了。也有米，也有芝麻，也有大豆，也有小麦。啊，耕田的汉子们，今年的收成已经完了，该到上面去修理宫殿了。白天取茅草，晚上搓麻绳，赶快上屋顶去修理啦，回头又快要开始播种了。
二来呢，天天得去凿冷冰，凿得叮叮当当的响。三来呢，天天要把冷冰抱去藏在冷的地方。四来呢，天天还得起个早，饲好小羔羊儿，用水灌韭菜。七月里天高气爽，八月里开心见肠，农忙过了快活哉，吃喜酒，打羔羊。大家走到公堂上，用大杯子给国公献寿，祈求国公万岁，没有尽头。
以上我把周代的农事诗逐一地检查了一遍，而且翻译了一遍。
从时代来讲，《周颂》里面有几首诗最早，确是周初的东西。《小雅》里面的几篇较迟，有的当迟到东迁以后。《七月》最迟，确实是春秋中叶以后的作品。农业社会发展的进度是很迟缓的，从周初到春秋中叶虽然已经有五百来年，在诗的形式上未能显示出有多么大的变化。《诗》经删订，是经过儒家整齐化了，固然是一个原因，而社会的停滞性却更鲜明地表现了在这儿。后来的五言诗、七言诗，亘历千年以上都没有多么大的变化是出于同一道理。不过在那样徐徐的进度中却可看得出有一个极大的转变，便是土田的渐见分割，而农夫的渐归私有。
在周初的诗里面可以看出有大规模的公田制，耦耕的人多至千对或十千对，同时动土，同时播种，同时收获。而收获所入，千仓万箱，堆积得如山如岭。要说是诗人的夸张吧，后代的诗人何以不能够夸张到这样的程度？事实上周代的北方诗人，夸张的性格极少，差不多都是本分的叙事抒情，因而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农事诗确实是有它们的现实的背境。着眼到这儿，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问题是可以肯定的。要有井田制才能有这样大规模的耕种，也才能有这样十分本分而又类似夸张的农事诗。
井田制，我在前有一个时期否认过它。因为我不能够找出孟子所说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的那种情形的实证。我曾经在《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面说过这样的话：
井田制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最大的疑问。其见于古代文献的最古的要算是《周礼》，然而《周礼》便是有问题的书。如象《诗经》的“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或“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韩诗外传》及《孟子》虽然作为古代有井田的证据，但那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观察。此外如《春秋》三传和《王制》等书，都是后来的文献，而所说与《周官》亦互有出入。儒家以外如《管子》、《司马法》诸书，虽亦有类似的都鄙连里制，然其制度亦各不相同。
论理所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孟子·滕文公上》）的办法，要施诸实际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理由可以不用缕述，最好是拿事实来证明，便是在周代彝铭中有不少的锡土田或者以土田为赔偿或抵债的纪录，我们在这里面却寻不出有井田制的丝毫的痕迹。
我这个判断其实是错了，孟子所说的那八家共井的所谓井田制虽然无法证实，而规整划分的公田制却是应该存在过的。周代金文里面的锡土田或以土田为贸易赔偿的纪录，其实就是证明了。例如：
锡汝马十匹，牛十。锡于×一田，锡于×一田，锡于队一田，锡于×一田。（《卯簋》）
锡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不簋》）
×贝五十朋，锡田于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敌簋》）
（以上锡土田例。）
格伯良马乘于倗生，厥贮（价）卅田，则析。（《格伯簋》）
（以上以土田为货物例。）
……用即舀田七田，人五夫。（《舀鼎》）
（以上以土田为赔偿例。）
如上五例均西周中叶时器，而均以“田”为单位，可知田必有一定的大小。这便可以认为井田制的例证。田有一定的大小固不必一定是方田，现今中国东北部还残留着以十亩为“一垧地”的习惯，或许便是古代的孑遗，但在古代农业生产还未十分发达的时候，选择平衍肥沃的土地作方格的等分是可能的事。罗马的百分田法，已由地下的发掘找到了实证了。根据安培尔（C.Humbe
t）、勒诺尔曼（L.Le
o
ma
t）和加尼亚（Gag
at）诸氏之研究，其情形有如下述：
罗马人于建设都邑时，须由占师（augu
）先占视飞鸟之行动以察其禨祥。卜地既吉，乃以悬规（g
ume或g
oma）测定地之中点。……中点既定，即于此处辟一方场以建设祠庙，又由中心引出正交之纵横二路。以此为基线，辟一中央四分之方形或矩形之地面，于其四隅建立界标，或以木，或以石。其次以白牛牡犊各一曳青铜之犁于其周围起土。当门之处则起犁而不耕。牡犊驾于内侧，土即反于其侧。所积之土墩为墉（mu
us），所成之土沟为濠（fossa）。又其次与纵横二路两两平行，各作小径，境内即成无数之区划，每区以罗马尺二四〇方尺之正方形为定规，时亦分作矩形。
土田划分的办法也和这相同，仅仅是没有墉濠之设。各区的丈量是有一定的。
这和《周官·遂人职》“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颇相暗合。
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象这种十进位的办法，实和百分田法相同。《周官》虽然经过刘歆的改窜，但它里面有好些是真实的史料。我们是不能一概摒弃的。
就是锡方地的例子在金文中也有。《召卣铭》云：
唯十又三月初吉丁卯，召启进事奔走事，皇辟尹休，王自使赏毕土方五十里。召弗敢忘王休异，用作欪宫旅彝。
我以前因为摒弃方田制的想法，故对于这“赏毕土方五十里”句多所曲解，今知古实有十进位的分田法，本铭毫无疑问是赏召以毕地之土五十里见方了。
土地既有了分割，就有了好些朋友认为西周已经是封建社会的。因而我从金文里面所发掘出的一些锡臣锡地的资料，在我以为乃奴隶社会的绝好证明者，通被利用为支持封建说的根据。然而这是把资料的整个性分割了，铭文是从青铜器引用下来的，青铜器时代的生产技术承极原始的石器时代而来，并没有可能发展为封建式的生产。而农业民族的奴隶制与工商业民族的也有性态上的差异，是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工商业的生产奴隶须有束缚人身自由的枷锁或髠钳，农业的生产奴隶则可以用土地为枷锁。故尔在农业民族的奴隶制时代已有土地的分割，希腊时代的斯巴达便是这样，我国现存的彝族社会也是这样。我们请看彝族社会的情形吧。
一九三五年四月出版的中国西部科学院《特刊》第一号《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里面有下列的叙述。
倮罗之视汉人犹汉人之视牛马，为家中财产之一部，可以鞭挞之，而不愿杀毙之。总以不能逃逸，日就驯服为度。……掳得之汉人若有过剩，或系同一家族，同一里居，即须转卖远方。……其索价之标准亦如汉人之卖牛马。身强力壮者可得银百数十两。次者数十两，老者最贱，仅值数两。小儿极易死亡，价值由数两以至数钱，盖与一鸡之值相差无几。
汉人入凉山后，即称为“娃子”，备受异族之贱视，极易死亡。此等汉人在一二年后自知出山绝望，日就驯服，谨慎执役，亦可自由行动，可免缧绁之苦，且可与倮彝同等起居，仅衣服粮食稍为粗劣耳。凡倮罗家中之一切操作，如耕田、打柴、牧羊、煮饭，均由此等人任之。黑彝唯袖手而食，督饬一切而已。
在凉山中苟延残喘之汉人，历年既久，事事将顺倮罗之意，或能先意承志为其忠仆，则可得倮罗之欢心，特加赏识，配以异性汉人，使成夫妇，另组家庭。唯此奴隶夫妻须双方均为其忠仆。成婚后，即自建小屋一所，由保罗分与田土若干，使自耕种，自谋衣食。唯须时时应候差遣，不得违误。遇有战事及劫掠等事，皆须躬临阵地，为倮罗效死力。且在年终献猪一头，杂酒一桶，即尽厥职。此外则无一捐税，各方皆非常自由，其主人对之并负有极端保护之义务。……凡自彝之姓皆从其主人，其原来之汉姓名不可考。
白彝世代相传仍为白彝，仍为“娃子”，仍为黑彝之奴隶。即能生财有道，子孙蕃衍，蔚成大族，然仍须恭顺主人，绝不能逾越一步，绝不能与黑彝通婚姻。唯若其主人特加青睐，可令其照料家务，助理管辖田地房屋，较其它“娃子”地位高升一级，称为“管家娃子”，气宇自属不凡。“管家娃子”之婚姻则仍择“管家娃子”为亲家，又绝对不与一般白彝为偶矣。
白彝亦可买汉人为奴隶，或掳汉人为奴隶，用倮罗驯服其祖先之法虐待其苦同胞。此等被驯服之汉人即成为白彝之“娃子”。同为白彝，然此则称之为“三滩娃子”。“滩”者土语等级之意。“三滩”者，“管家娃子”为头滩，普通“娃子”为二滩，“娃子之娃子”为三滩。三滩之婚姻对象亦为三滩，地位最低。
倮罗之家私，通常以“娃子”之多少定贫富之等级。所畜之“娃子”多者至三四百，可以随意买卖。遣嫁均媵以“娃子”。“娃子”之姓名随主人而更改。黑白彝之界限极严，白彝有过失，可以任被生杀予夺。命令须绝对服从。迁徙婚嫁，均唯黑彝之命是听。
彝人聚族而居，自成村落。黑彝为之领袖，白彝则出力以奉养黑彝。大都务农，其耕种法与汉人相似。有犁有锄，皆自汉地购来。……木工石工皆自汉地掳来，铁工亦有，然至多只能作刀锄而已。此外之能自制者为纺羊毛以制牟子，压羊毛以制毡衫，挖木为碗，削竹为琴，编竹为笠而已。又能向汉地买漆以髹器具，成各种简单花纹，其图案皆为倮罗所画。土产有馀时方始出卖，多以易蓝布或生银。贸易仍属以有易无，无一定之市场，常跋涉数十里，费时若干日，而交易仍未成。
此项调查虽未必十分详尽，但关于彝族社会的阶级组织与生产方式，是叙述得相当扼要的。尤其值得提起的，调查者并无唯物史观的素养，可以免掉某一部分人认为有成见的非难，故调查所得的结果可以说是纯客观的。这样的社会是奴隶制，自然毫无问题，然而已经有土田的分割了！假使有土田的分割即当认为封建制，那么彝族社会也可以说是封建制吗？这是怎么也说不通的事。因而见西周有土田的分割即认西周为封建社会，也真可以说是“见卵而求时夜”了。
土田的分割如只说为封建的萌芽胚胎倒也说得过去的。或由锡予，或由垦辟，于公田之外便有了私田。这私田所占的地面，大部分当得是井田以外的羡地，羡地在当时是无限的，而奴隶劳力的榨取也无限制，年代既久便可能使私田多于公田，私家肥于公家，故尔弄到后来只好“废井田，开阡陌”了。就这样，经济制度便生了变革，人民的份也就随之而生了变革，奴隶便逐渐变化而为自由民了。
但在农业社会里面的奴隶，在形式上和农奴相差不远，即是有比较宽展的身体自由，这层我们是须得认明的。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ts），耕种奴隶，有类于农奴，早为史家所公认。何以会有这样的性质呢？这是因为农业奴隶被束缚于土地，离开了土地便不能生存，无须乎强加束缚。你看，就连文化程度落后的彝族不也是懂得这一点的吗？——“汉人在一两年后自知出山绝望，日就驯服，谨慎执役，亦可自由行动，可免缧绁之苦”，而且忠仆更可以组织家庭，分土而耕，自食其力，居然也就象自由民了。这些兄弟民族的状况正不失为解决中国古代社会的关键。了解得这些情形，回头再去读殷、周时代的典籍，有好些暧昧的地方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总括地说，西周是奴隶社会的见解，我始终是毫无改变。井田制是存在过的，但当如《周官·遂人》所述的十进位的百分田法，而不如孟子所说的那样的八家共井，只因规整划分有类“井”字，故名之为井田而已。土田的分割在西周固已有之，但和彝族社会也有土田分割的事实一样，决不能认为封建制。农业奴隶比较自由，可能“宅尔宅，田尔田”，有家有室，有一定的耕作地面，但只有享受权，而非有私有权。在形式上看来虽然颇类似农奴乃至自由民，但奴隶的本质没有变革。周代金文中多“锡臣”之例，分明以“家”为单位，不仅把“臣”的份表示得很清楚，就连他家人的份都表示得很清楚，那是无法解为农奴或自由民的。有些朋友又把周代农事诗解为地主生活的纪录，把孟子式的井田制解为庄园的刍形，那更完全是过于自由的纯粹的臆想了。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