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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弹劾风波 (第1/3页)
飞虎军的旗号在赣江之畔猎猎飘扬了不过一年半载,其锋锐初试的捷报尚在通往临安的驿道上传递,一股冰冷刺骨、蓄谋已久的暗流,已从临安城的深宫高墙内,悄然涌出,化作数道言辞狠厉、罗织严密的弹劾奏章,如同淬毒的弩箭,精准地射向了隆兴府,射向了刚刚显露出虎牙的飞虎军,更射向了它的创建者与灵魂——辛弃疾。
第一波弹劾,来得冠冕堂皇,直指“法度”。御史台一位素以“风骨”闻名的言官(事后得知,其女嫁与某主和派大臣之侄)率先发难,奏称辛弃疾“在江西提点刑狱任上,擅专刑杀,以酷法治民,罗织罪名,构陷士绅,以致冤狱迭起,民怨沸腾”。奏章中列举了数桩辛弃疾查办的“要案”,刻意歪曲事实,将打击通敌走私、惩治地方恶霸,污蔑为“排除异己、勒索钱财”,并附有“苦主”血泪控诉的状纸(实为被打击豪强及其爪牙伪作)。紧接着,户部有官员上疏,弹劾辛弃疾“筹建飞虎军,擅自加赋,巧立名目,摊派勒索,商民困苦,几至罢市”,将辛弃疾“劝募助饷”、发行“军券”等筹措军资的权宜之举,描绘成横征暴敛、与民争利的恶政。
这两道奏章,如同投入看似平静湖面的巨石,在临安朝堂激起了不小的波澜。主和派大臣们仿佛嗅到了血腥气的鲨鱼,纷纷附议,或明或暗地指责辛弃疾“年少躁进”、“不谙政事”、“徒耗国帑”、“滋扰地方”。即便是一些中间派官员,见风向不对,也三缄其口,作壁上观。
辛弃疾在隆兴府接到朝廷转来的“质询”公文(弹劾副本)时,正值飞虎军一次小规模剿匪演练凯旋。他仔细阅读了那些指控,脸上并无太多惊怒,只有一种早已预料的冰冷。他立刻亲自撰写了长篇辩疏,将所谓“冤案”的原始卷宗、查获证据、审讯记录择要附上,逐条驳斥指控,阐明办案初衷与律法依据;对于“加赋”之说,他详细列出了飞虎军筹建以来的所有收支账目(核心机密除外),说明款项多来自罚没赃款、商贾自愿“助饷”及“军券”认购,并附有部分参与“劝募”的商号出具的证明,证明其并未强征,且许以未来惠商之诺。辩疏有理有据,数据详实,连夜以六百里加急送往临安。
然而,真正的杀招,还在后面。第一波弹劾余波未平,第二波更恶毒、也更致命的攻势,已悄然酝酿成熟。这一次,弹劾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拥兵自重”、“图谋不轨”这等足以株连九族的大罪!
发动者不再是台谏小官,而是两位在朝中颇有份量的重臣:一位是素来与张浚不睦、力主苟安的参知政事,另一位则是掌管部分禁军调拨、与江西某些利益受损的统制官有旧的枢密院副使。他们显然得到了更高层(甚至是宫中某些忌惮武将坐大、或对“恢复”心存疑虑的势力)的默许或授意。
弹劾奏章写得更具“水准”,不再纠缠具体案件或钱粮,而是从“大义”入手。他们引用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旧事,强调武将擅权、地方坐大乃国朝大忌;指出辛弃疾以文官之身,擅自招募流民溃卒,组建私军“飞虎军”,且拒绝朝廷派员监军,粮饷自筹,形同割据;更“危言耸听”地指出,飞虎军士卒多来自沦陷区及盗匪,对朝廷未必忠心,辛弃疾常以“北伐”、“复土”为口号激励,恐有“养寇自重”、甚至“引狼入室”之嫌!奏章中,还“披露”了所谓“密报”:辛弃疾曾私下与金国境内“不明身份之人”(影射其早年联络义军及《燕云图》事)有所往来,其心难测!
如果说第一波弹劾是想扳倒辛弃疾的官位,那么这第二波弹劾,就是要彻底将他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并顺势扼杀掉羽翼未丰却已显露出危险爪牙的飞虎军。
这一下,连一向支持辛弃疾的张浚,在朝堂上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为辛弃疾辩护,指出飞虎军乃为巩固江防、整饬地方所设,辛弃疾忠心为国,其志可嘉,所谓“拥兵自重”纯属臆测。但反对者立刻以“无风不起浪”、“防微杜渐”为由,步步紧逼。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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