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悲情度庐 (第2/3页)
这些悲剧的总体风格趋于阴柔而较少阳刚，苍凉、悲怆多于雄奇、壮烈。这是作者情感个性和审美个性的集中表现（王度庐先生特爱《纳兰词》）。
作者早年失怙，他笔下的主人公也多是孤儿。孤独、狷傲、寂寞、惆怅而时或优柔，是这些人物普遍的心态。这也是作者心态、性格的投射。
度庐先生武侠作品的特点是世俗化、平民化，「玄学化」与他基本搭不上边。「青冥剑一出，天下武林将如何如何」之类的话，他的作品里绝找不到。就此而言，电影未免把王度庐「金庸化」了。是「得」是「失」可以讨论，因此而失却了原著的一些「神髓」则是肯定的。
玉娇龙的反叛精神，其实质首先令人想到个性主义，这反映著作者对「五四」精神的认同。作者熟知佛洛伊德学说，所以，书中的冲突更是「生命意志」与现实生活「僵硬外壳」的冲突，而且这种「外壳」又内化为人物性格的一部分。这样的悲剧观念和悲剧构思是十分「现代」的。证明度庐先生笔下的悲剧具有佛氏所谓「心理悲剧」的特征，这对中国现代文学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侠」企图凭借「个人的独立自足性」来伸张正义，这就注定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度庐先生致力于展现这种悲剧性，这就把中国武侠文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五四」以来长期贬抑通俗文学，这是一种偏见。度庐先生的创作表明，立足于自己民族的小说传统，积极吸取西方文学、「五四」新文学的营养，是中国通俗文学「通变」的正确而且必然的途径；他的作品也表明了「俗」可以与「雅」融会到何种程度。
因此，以历史的观点考察，没有王度庐这样的作家，也就不会有金庸。
王度庐在当时的“武侠五大家”中，“武艺”不如白羽、郑证因，“修行”不如还珠楼主，他对武侠小说最杰出的贡献，公认为是“悲剧侠情”。
王度庐的代表作“鹤一铁”系列，将情放到与侠有关的各种观念的网络中加以“千锤万击”。《鹤惊昆仑》中，江小鹤与阿鸾青梅竹马，却因两家之仇，爱恨交织，终于情不敌仇，阿鸾自刎而死。《宝剑金钗》中，李慕白与俞秀莲两相爱慕，只因秀莲已于幼年订亲，许给孟思昭，加上孟思昭为成全他们二人赴敌身死，李、俞二人遂以“大义”为重，终身以兄妹相称。《卧虎藏龙》中，玉娇龙与罗小虎早年私订终身，只因罗小虎弄不到一官半职。始终是个强盗，玉娇龙便不能以贵小姐之身下嫁。在仇、义、名的面前，情是何等脆弱、何等无力。这里并没有外力阻挠主人公成为眷属，而恰恰在这可以自己选择的时候，人才发现不存在“自由”。论者多以人物受封建观念毒害来解释，著名学者徐斯年、张赣生先生等所论甚详，这诚然是正确的。但仅此还不能说明悲剧的震撼力。可以发现，这些情人们对“情”在心底都怀着深深的恐惧感。他们深情、挚情，可一旦情梦即将实现，他们非死即走，退缩了，拒斥了。他们舍弃现实的所谓“幸福”，保持了生命的孤独状态。而侠的本质精神，正是孤独与牺牲！正仿佛鲁迅笔下的“过客”，拒绝接过小女孩手中的红布，这些侠的生命本能决定了他们必须永远选择“苦行”。
台湾学者龚鹏程说：“他们不断在‘求知己’，并将自己交付给知己或求知己的活动”，但是“知己一旦出现，即意味孤独的旅程业已结束，侠客孤独漂泊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此论颇具慧眼。阿鸾用小鹤之剑自吻，小鹤九华山归隐，李慕白、俞秀莲终身压抑真情，玉娇龙与罗小虎一夕温存即绝尘而去，这些尽管有“封建观念”在作祟，但却恰恰成就了人物的“大侠”形象，令人感到同情与向往、感动与惋惜、寂寞与悲凉。一种带有本体询问意义的悲剧被作者笔酣墨饱地展示出来。
有些小资说，北京人不懂爱情。其实，北京文化的主流，或者说受到北京文化较多影响的人，是把爱情放到与“侠义”有关的文化系统中去整体衡量，而不是一张口就死去活来地爱呀爱的。王度庐正是从这个角度，不自觉地透露了一个北京作家的心理奥秘。你看从老舍、萧乾，到王蒙、王朔，哪个北京的大作家是“爱情至上”的？
什么是侠？什么是情？什么是侠情？王度庐将这些问题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后来的梁羽生、金庸、古龙，交出了几张优秀的答卷。
王度庐不擅长写武打，他小说里最绝顶的武技无非“点穴”，春雪瓶的连珠袖箭即可射得众多高手望风披靡。对他作品以情取胜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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