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佛门定计儒门兴，天人三策定汉庭 (第3/3页)
百姓，割据势力已然形成，隐隐有威胁中央集权之势；再加之边境四夷屡屡侵扰，匈奴频频南下，寇边犯境，烧杀抢掠，百姓苦不堪言。
正如史书所言：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
看似天下升平，实则内忧外患不断，急需一位有为之君，挺身而出，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遏制祸患于萌芽之时，防止百姓动乱、江山土崩；更要结束长期的无为之治，趁着天下仓廪充实、府库富饶的大好时机，大兴文教教化，再建边疆武功，在足食足兵的基础上，开创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盛行的太平盛世。
只可惜，汉景帝终究只是一位守成之君，他能实现文景之治，最大的秘诀便是“无为而治”，在天下民力凋敝之时，放松管控，让百姓休养生息、自创财富。可如何在物质富足的基础上，实现天下大治，完善朝堂制度、巩固中央集权、平定边境祸患，文景二君便无能为力，难以做到。
汉景帝在位十六年，最终龙驭上宾，驾崩归天。早已蓄势待发的太子刘彘，正式登基，继承帝位，成为大汉天子，次年改元建元，也就是后世赫赫有名的汉武帝。
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时代，一切顺其自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立志要开创一番不世伟业。
建元元年新年伊始，汉武帝便当即下诏，令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直言极谏之士，入朝为官，共商国是。
此次天下举荐，应举者多达百余人，庄助为举首；公孙弘因精通《春秋》得以中选，出任博士；年迈的辕固生也以贤良之名应征。而其余那些研习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之言，精通苏秦、张仪纵横之说的学子，一概被罢黜，不予录取。汉武帝重儒之心，已然昭然若揭。
可彼时，窦太后依旧健在，朝堂局势依旧不容乐观。
窦太后是汉文帝皇后、汉景帝母亲、汉武帝祖母，历经三朝，权势滔天，一生推崇黄老道家学说，极度憎恨儒学，菲薄儒家五经。汉武帝即位之后，尊其为太皇太后，建元初年，朝廷所有大事，都必须奏请她，得到她的准许，方能推行。
此时的大汉朝堂，根本不是推行儒学的最佳时机，事实上，儒学刚刚崭露头角，便遭到了窦太后的严厉摧折。
建元元年夏天，汉武帝任命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窦婴、田蚡二人，向来倾向儒学，上位之后，当即大力推荐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
赵绾、王臧二人，皆是诗学大师申培的亲传弟子，一心弘扬儒学，当即建议汉武帝设立明堂，以朝诸侯，并且以“束帛加璧，安车蒲轮”的最高礼遇，将申培从山东接来朝堂，商议明堂礼制，一时间，儒学兴盛之象尽显，似乎儒运当兴。
赵绾一时意气风发，竟大胆建议汉武帝，日后朝政不再奏请太皇太后，以便彻底推行儒术，摆脱窦太后的掣肘。
此事传到窦太后耳中，太皇太后勃然大怒，当即派人暗中调查，搜集赵绾、王臧二人贪赃枉法的证据，拿到实证后，当面责问汉武帝。武帝迫于祖母威势，无法违抗，只能将赵绾、王臧二人下狱，最终迫令二人自杀谢罪。
受此事牵连，窦婴、田蚡也被免去官职，反省思过；申培也以年老多病为由，返回故里，设立明堂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备受压抑，在艰难困境中苦苦挣扎，难以抬头。
直到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驾崩，黄老之学在朝堂之上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彻底消失，阻碍儒学发展的最大障碍彻底清除，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
同年六月，武安侯田蚡复出，再次出任丞相，执掌朝政大权，坚冰打破，大势已定。
史书载：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
天下学子，纷纷投身儒学，儒学兴盛之势，再难阻挡。
元光元年，汉武帝再次下诏，令郡国举荐孝廉，策问贤良。董仲舒以贤良之名，入朝对策，汉武帝心怀天下，连问三策，董仲舒从容不迫，连答三章，所有对策，中心议题皆是天人关系，史称《天人三策》，又名《贤良对策》。
对策之上，董仲舒凭借滔滔不绝的口才、充足深厚的理论准备，借助《春秋公羊传》可自由阐发的微言大义，精准投汉武帝之所好，公开援道家、阴阳家学说入儒学，以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充实、发挥儒家义理，最终建构出一套全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这套体系，既有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又有道家天地、阴阳、四时的自然法理；既有儒家改正朔、易服色、积极有为的治国理念，又有道家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的治世精髓，完美契合了汉武帝心中，改革朝政、巩固集权、开创盛世的所有诉求，让汉武帝心醉不已，大为认同。
自此，儒学彻底摆脱了单纯的学术学说范畴，正式成为官方正统思想，渐渐走上神化之路，占据中国古代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再也未曾动摇，儒家学说，自此大兴天下，传承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