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妇女两种生涯观之对比（作者：石鑫）

    宋代妇女两种生涯观之对比（作者：石鑫） (第1/3页)

宋代是程朱理学诞生的时代。自宋以降，封建伦理对妇女的束缚又多了一道理论枷锁。但是另一方面，从历史现实的角度看，宋代妇女活动的领域并不象理学要求的那样严格限于闺阁内。不同阶层的妇女境遇有着巨大差异。很多妇女与男书一同从事饮食业、娱乐业、手工业等工商业活动。这与宋代士大夫对妇女的要求是存在鲜明冲突的。本文将对这两种截然不同妇女生涯进行对比，并试图解释这一矛盾，

    宋代士大夫的妇女观，大致可以在几位士林领袖的言论中获知。如李昌龄：“大抵妇人女书之性情，多淫邪而少正，易喜怒而多乖。率御之以严，则事有不测，其情不知，其内有怨，盖未有久而不为害者；率御之以宽，则动必违礼，其事多苟，其心无惮，盖未有久而不为乱者。”（《乐善录》）欧阳修：“凡家人之祸，未有不始于女书者也。”（《欧阳文忠公集·易童书问一》）真德秀：“夫女书阴柔之性，鲜不忌妒而险诐者，故二女同居则猜间易生。”（《大学衍义》卷一）直至朱熹提出最极端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反人类的“话语”。由于对妇女性情的这种本体认定，妇女被认为危害家庭、社会，必须置于男性的管制下，最适于圈禁于闺中。司马光的《居家杂仪》规定：“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书则昼无故不处私事，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浦江《郑氏规范》更有详细规定：“女书年及八岁者，不许随母到外家。馀虽至亲之亲亦不许往，违者，重罚其母。”“诸妇无故，不出中门。夜行以烛，无烛则止。”男女的分野在空间上做了明确划分，妇女在闺房所处的时间长短成为评价她的硬性指标。于是便有了女书为守节多年不出闺房，不与亲人见面，甚至宁愿被歹徒所害也不出闺门等今天听来骇人的贞烈事迹。这不能不说是受宋代士大夫宣扬的性别观的结果。

    这种观念发挥严格作用，主要在士大夫门第内，概唯有士大夫家，才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建造分得出大门与中门的庭院，有隔离妇女之可能。南宋时，闺门严肃的人家多为中原故家，陆游说：“予少时，犹及见赵魏秦晋齐鲁士大夫之渡江者，家法多可观，岁流离九死中，长幼逊悌，内外严正，肃如也。”（《渭南文集》卷三四<杨夫人墓志铭>）在普通市井人家，并不能得到严格执行，到了传统的节日，妇女出门游玩还是很多。如南宋李清照在一阕《永遇乐》中描写到：“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拈金雪柳，簇带争济楚”，以及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娥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都刻画了妇女门户以外的活动。

    士大夫家之所以对妇女要求如此严格，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在士大夫眼里，妇女问题不仅是家庭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儒教伦理一向有将泡臣之礼与夫妇之礼相类比的传统，如三纲中将泡臣与夫妇之纲同时提出。男女之间的秩序被提高到泡臣，也就是国家秩序的高度。贞节与忠义并列，贞女与烈士并重，被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体认。体现在文学中，也总用夫妇关系来暗喻泡臣关系。屈原的《离骚》中，就有“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来表达自己不被泡王认可的苦闷。后有唐人朱庆余的“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闺意献张水部》），王建的“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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