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三国时期的兵制 (第2/3页)
，受将帅的严格控制与支配。这样的环境，妇女必要时尚且须操戈拒敌，有战斗能力的男子继父兄为兵，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兵士家属随营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曹氏集团逐步建立了稳定的后方基地后，随营的将士家口移居地方。曹氏政权沿袭先秦以来的“保质”制的精神1，将兵士家属聚居一处，集管理2，作为人质严加控制。这一措施，1《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于是兵皆出取麦，者不能干人，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三国志·吴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引《江表传》：“是时，陈■屯海西遣吕范、徐逸攻■于海西，大破■，获其吏士妻子四千人。”《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英雄记》：“备军广陵，饥饿困踧遂使吏请降布。布令备还州，并势击术。具刺史车马童仆，遣备妻子部曲家属于泗水上，祖道相乐。”1《墨子》卷15《杂守》：“城守司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质主所，乃可以坚守。父母昆弟妻子有葆宫者，乃得为侍吏。诸吏必有质乃得任事。”《睡虎地秦墓竹简》之《秦律十八种》、《居延汉简》，屡见“葆子”、“葆”等字样。
继续体现了曹氏政权对兵士家属拥有高的控制和支配权力。
经济依附是兵士及其家属对封建政权强烈人身依附的重要组成部分。
田庄的豪强地主对依附农民及其家属拥有控制和支配的权力，同时也必须承担为其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的义务，时有“振赡贫乏”之举。当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经济依附关系移置到军阀部队时，体现为兵士及其家属一切受将帅支配，如同将帅私产；将帅则须存恤士卒，赡养其家属3。《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曹操建安十四年七月辛未令：“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室家怨旷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如果本来就不存放廪粮赡养兵士家属的制，也就无所谓“绝廪”了。可见曹氏集团统治确立部曲私兵转化为国家军队后，将帅赡养兵士家属的惯例，国家制仍得到体现。同时，曹氏政权既然按“保质”制的原则将兵士家属集居住，严加控制，那么也必须按“保质”制的惯例，担负起赡养兵士家庭的义务1。赡养兵士家庭的制使得兵士之家经济上完全依附于封建政权，这就大大强化了封建政权对兵士及其家属的控制与支配的权力；封建政权只要认为有必要，就可以把战乱期间已经存的父死子代的惯例固定化、制化，形成世兵制。
世兵制逐步形成的具体过程已难知其详，但世兵制的确立必须以完成兵民分离和父死子继的制化为前提。《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称初平三年：“青州黄众万入兖州追黄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同书《贾逵传》引《魏略》称曹操病逝“而青州军擅击鼓相引去”，朝廷“乃为作长檄，告所给其廪食”。青州黄乞降至曹操病逝，历时二十八年，犹存青州军之名，足见青州兵是一个自成编制、与众有别的特殊集团。青州黄巾乞降时，“男女余万口”，曹操仅“收其精锐，号为青州兵”。余众如何处置，不见记载。不过，此时劳动力紧缺的矛盾己日渐尖锐，曹操绝不会把收编之余的大量黄巾降户驱归政敌。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将黄余众随宜安置，而青州兵固定由这些黄巾降户补充。青州黄巾降户因此成为有剔于一般民户的特殊社会集团，充当青州兵的特定兵源。这样一来，充任青州兵的兵役义务落到了一部分特定的人身上，这实际上是兵民分离的初尝试。青州兵固定由青州黄巾降户补代的原则确定之后，下一步自然是产生出规范化的补代制；而“父死子代，兄终弟及”。
魏、吴世兵制的异同
孙吴的世兵称“兵户”。《三国志·吴志·三嗣主亮传》：“
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余人，选大将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为之将帅。”兵子弟，即兵户子弟。《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及魏武皇帝克平天下，帝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十四万三千四二十三，口五三十七万二千八十一人。又案正始五年，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据此，孙吴兵户制同样具备兵民分离和父死子继两个基本内容。但是，孙吴兵户的补充和管领具有自己的特点，与曹魏士家制有别。孙吴兵户制与曹魏士家制的第一个不同，是曹魏士家、郡县民、屯田民三者界限划分得比较清楚1，曹氏政权注意保持他们各自承担义务的稳定性，不随意打乱这种界限，以求稳定封建秩序。因此，曹魏士家基本上是依靠本阶层自身的人口增殖来补充的。这是比较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展的政策。这不仅体现了曹氏政权法治精神较强，比较能作到政令划一，且有一定的战略远见；同时也反映出曹魏人口众多，有条件对民众实行社会分工。孙吴则不然。虽然孙吴政权同样将国家控制的人口划分为郡县民、屯田户、兵户三个部分，兵户的补充除了靠本阶层自身的人口增殖外，一直实行“强者为兵，羸者补户”，使郡县民乃至屯田民向兵户单向流动的政策2。因为孙吴兵户实际上是用军法管束的劳动者，他们受封建国家的控制与支配比民户强烈，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被统治集团用直接的方式攫取。孙吴实行大族将领世袭领兵制，相当数量的兵户被划归大族将领支配1，而且这种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世代相袭，形成“世兵世将”2。兵户的数量越多，各大族将领所分得的人口就越多，因而大族势力自然是这一政策的积极维护者。
曹魏士家，实行“人役居户，各一方”的“错役”制3。而孙吴兵户莫不携带家属，随军屯垦，因而孙权指责曹操错役之1曹魏不仅士家有专门兵籍，改变身份需制诏；屯田民与郡县民也不能随意混杂。《三国志·魏志·司马之传》：“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衣桑为业。”屯田民又称“典衣部民”，不属州郡。同书《贾逵传》：“其后兵，泓农守贾）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属郡，言语不顺。逵怒，收之，数以罪，挝折脚，坐免。”
2《三国志·吴志·朱桓传》：“迁荡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吴、会二郡，鸠合遣散，期年之间，得万余人。”同书《陆逊传》：“会稽太守淳于式表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同书《诸葛恪传》：“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莫余深远，莫能禽”同书“三嗣主休传》：“丞相兴建取屯田万人以为兵。”又同书《陈武传》附子《陈表传》称，陈表主动提议将“皆堪好兵”的强壮“复客”归还国家，以便由国家料取充兵，孙权对此表示嘉许，令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可见凡是体格强健的民众，孙吴政权都可任意取以充兵的。故陈傅良《历代兵制》评论孙吴集兵称：“调亦无法，大率强者为兵，羸者补户。”1参阅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2《三国志·吴志·三嗣主皓传》：“三年夏，郭马反。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死，兵当分给，马等累世旧军，不乐离别。”
3《三国志·吴志·诸葛谨传》：“又别咨谨曰：‘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所谓离间人骨肉，即《晋书·刘颂传》所言“魏氏错没，亦应改旧。”的“错制是“离间人骨肉”。曹魏士家实行锗役，是因为曹氏政权把兵士家属作为防止兵士亡叛的人质严加控制；而让兵户之家随军屯垦，却是孙吴的既定政策。确定这样的政策完全出于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考虑。孙吴的常备兵主要部署长江一线，让兵户家属随军屯戍，使兵户就地建立起私人经济，这种私人经济只是国家控制的军屯的附属物。这样一来，不仅能对兵士起到束缚作用，而且把战争的胜负与兵士个人的利害直接地结合起来，迫使他们不得不力战。兵士与家属同居，且屯且守，不必因“分休”4而往返于道路，提高了士兵劳动力的利用率，也减轻了民户运输军粮的徭役负担。兵户合家同居，有利于兵户之家人口增殖。与曹魏一样，孙吴将领出朝，也要把家属交给国君作人质，叫“质任”1。孙吴政权只须控制将领家口为人质，曹魏政权却要同时控制将领和兵士的家口作人质。这一事实表明，曹魏兵士对将领私人的依附较弱，故须封建政权直接控制兵士家属；孙吴兵士对将领私人的依附要强烈得多，将领对兵士及其家属的控制相当强固有力，因而封建政权只须用控制将领家口的手段来控制住将领本人，即可达到控制住兵士的目的。魏、吴对兵户士家不同的管领方式反映出，曹魏政权皇权主义的倾向比孙吴强烈。
役”制。
4魏、蜀均有兵士“分休”之制。分休，即分批休假。《三国志·魏志·邓艾传》：“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郭冲五事”：“魏明帝自征蜀，幸长安，遣宣王督张郃诸军，雍、凉劲卒三十余万，潜军密进，规向剑阁。亮时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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