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三国时期的兵制

    两汉三国时期的兵制 (第1/3页)

东汉末的集兵方式

    西汉以征兵制为主要集兵制。年满二十三岁的成年男子，要充当两年常备兵。一年为卫戍京师的卫士，或是屯戍边地的戍卒；一年为郡国地方兵，叫做材官、骑士、楼船士，接受军事训练，每年秋季定期检阅，称“都试”。刘秀建立东汉，值大乱之余，深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让姓休养生息，事关皇朗统治的巩固。而且西汉末利用“都试”控制郡国地方兵起事者不乏其人，刘秀对此存有很大戒心。因此，削弱地方武备成了刘秀的一项既定政策。建武年，“诏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次年，又以“国有众军，并多精勇”为名，诏“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自是无复都试之役”，“都试”也取消了。终东汉之世，虽然征兵之制并未明令废止，不少地区往往复量地方兵和都尉官，但秦汉以来民间讲武的传统制业已废弛，征兵之制渐趋衰落。

    东汉征兵之制寖衰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续汉书·官志》刘昭注引应劲《汉官》：“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办，黔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雀捕鹰鶁，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封建国家镇压力量的削弱，刺激了豪强地主私家武装的展，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豪强地主自己田庄“缮五兵，习战射”，从自己控制下的依附农民挑选精壮，组织部曲私兵。豪强地主的部曲私兵既有补充封建国家镇压力量的职能，同时又使东汉社会酝酿着的分裂割据倾向加速展。

    汉制，“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只有切实掌握“民数”，方能“以起田役，以作军旅”。东汉末天下大乱，“四民流移，托身他乡，携白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姓流徙，居无定所，户口无法稽核，实行规范化的征兵制失去了依据。

    秦汉时，郡县以下设乡、亭、里，具置乡官，“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赖此健全的基层政权机构，政府方能顺利稽核户口，征赋役。东汉末朝廷权力有名无实，豪强割据势力“大者连郡国、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基层政权机构解体，坞壁林立。坞壁是战乱豪强地主控制下的民众结宗自保的一种经济军事结合体，具有相当的**性，“阻兵守界”；不接受军阀割据政权所遣长吏；庇护壁民逃避征役，乃至军阀割据政权“召一人，遂不可得”。军阀政权要削平境内林立的坞壁，重建听命于政府的基层政权机构，绝非易事，而没有一个健全的基层政权系统，就无法推行汉代那种规范化的征兵制，因此，各军阀集团激烈的角逐，面对风云变幻，盛衰莫测的局势，莫不以眼前得失为转移，无暇顾及长远，从权采用募合、料简、收降等不规范的方式集兵。11《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三国志·程昱传》：“昱收山泽亡命，得精兵数千人，乃引军与太祖会黎阳，讨袁谭、袁尚。”《三国志·董卓传》：“卓又吏吕布杀执金吾丁原，并其众，故京部兵权唯卓。”《三国志·吴志·孙破虏讨逆传》：“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与儁并力奋击，所向无前。”同传注引《江表传》：“策复就攻，大破■。策收得■兵二千卞人，船千艘，遂前进夏口攻黄祖。”《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时先主自有兵千寺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驹，又略得饥民数千人。”

    世兵制的形成

    曹、孙、刘三个集团创业的复杂斗争，不得不和其他军阀集团一样，从权采用收降、募合、料简等办法补充自己的军队。魏、吴、蜀三国初具立国规模，鼎立局势日趋稳定之后，势必要建立规范化的集兵制。由于三方政治、经济、军事及自然地理条件各有差异，采用的集兵制也各不相同。蜀汉沿两汉之制，以征兵为主要集兵方式，辅之以募兵：魏、吴则以世兵制为主要集兵制，以征、募制为辅。

    世兵制的含义，一是兵民分离，一是兵家终生为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形成一个以当兵为世业的职业兵阶层。

    汉末三国的世兵制，以曹魏士家制为典型。《三国志·魏志·辛毗传）：“帝践阼帝欲迁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士家的子女称“士息”、“士女’。士家有**的户籍，须皇帝诏准，方能改变身份。《三国志·魏志·少帝纪》载帝褒扬合肥城死节之士刘整、郑像诏：“今追赐整、像爵关侯，各除士名，使子袭爵，如部曲将死事料。”除士名，即从士家的专门户籍上除名。又《晋书·王尼传》称士家子王尼“初为护军府军士，胡毋辅之与琅邪王澄、北地傅畅、山刘舆、颍川荀邃、河东裴遐迭属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阳令曹掳请解之。掳等以制旨所及，不敢”。晋承魏制，足证曹魏士家解除士家身份须皇帝制诏。

    曹魏士家制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曹操经济崩溃，战乱不息的历史环境创立基业，深知要巩固政权，并能支持长期统一战争，必须效法“秦人以急农兼天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足食足兵，二者不可偏废。承平时期，自耕农经济比较健全，小农户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是实行征兵制的依凭；汉末大乱之后，自耕农经济调弊，小农户急待休养生息，无力负重。如果照搬汉代征兵制，继续以小农户为主体组织国家军队，势必对自耕农经济的恢复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危及曹氏统治的根本。正是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曹氏统治集团既要保障稳定可靠的兵源，又要保障稳定可靠的粮源，就不能不因时制宜，人口编制上采取一些特殊措施。

    春秋时，齐管仲治国，士、农、工、商均“群革而州处”，以便子承父业，“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从而形成一种稳定的阶级秩序，达到安定社会，展生产、富国强兵的目的。管子治国取得了成功，成就了桓公的霸业。汉末三国的政治局势与春秋大国争霸的形势十分相似；加之大乱之后，迫切需要重建稳定的阶级秩序，以求迅速恢复和展生产，为夺取统一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因而魏晋时主张效法管子治国者不乏其人。《晋书·傅玄传》载玄上武帝疏：“臣闻先王分士农工商以经国制事，各一其业而殊其氮臣以为亟定其制，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曹氏政权显然是远师管子经国制事之遗义，将国家控制的人口编制为郡县民、屯田户、士家三部分，各有**的领辖系统和单独的户籍，各自向封建国家承担不同的义务。这实际上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分工。士家是兵役的主要承担者，构成国家军队的主体，这样的人口编制方式造成了兵民的分离。

    曹魏士家父子相袭的制，与管子创制之“士之子恒为士”，汉代虎贲、羽林等宫廷侍从军的父死子继的古制显然有一定渊源。但这个制的形成和确立，绝非仅仅因袭古制。东汉未崔寔著《四民月令》，对东汉豪强地主田庄的状况作了详地记述。从《四民月令》的记述反映出，豪强地主田庄的阶级关系生了的变化。豪强地主完全掌握了田庄从生产到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贫苦农民“父子低，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历代为虏，犹不赡于农食”。豪强地主不仅控制和支配农民本人，而且完全控制和支配了农民的家庭其他成员；不仅今主今世控制和支配他们，而且将这种控制与支配的权力世代延续下去。作为控制与支配的交换条件，豪强地主必须向农民提供生存和从事简单再生产的起码的条件，并庇护他们逃避国家的摇役。田庄农民和豪强地主之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汉末军阀多系豪强地主出身，其军队的基干力量是他们的部曲私兵，其大多数是依附农民。因此，豪强地主田庄形成的农民对地主的强烈人身依附关系，照样搬入军队，演化成兵士对将帅的人身依附关系。曹操由一个普通军阀上升为国家统治者，曹魏国家军队也是由部曲私兵升格而成；原有的那种兵士对将帅的人身依附关系，此时自然体现为兵士对封建国家的强烈人身依附关系。封建政权凭藉这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象豪强地主控制与支配私人部曲及其家属那样，去控制和支配兵士及其家属。这就使得实行世袭兵制成为可能。

    黄巾起义和群雄逐鹿的斗争，“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社会环境如此险恶，“人人自危”，朝不保夕，谋求生存成了人们大的**。军队作为一个有严密组织的武装集团，求取生存的能力远较平民为优。于是，军人家属随营的现象十分普遍。1虽然携带家口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受影响，但非此不足以稳定军心。而极为险恶的社会环境奋战图存，武装集团的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的界限就不可能划分得十分清楚。《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称兴平二年，吕布、陈宫率万人袭曹操，时操兵皆出取麦，“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曹操令随营妇女操戈拒敌，表明随军家属与兵士一样受军法部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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