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通知书

    第二章 通知书 (第1/3页)

    考完电厂那天下了一场雨。

    雨不大，淅淅沥沥的，落在干裂的黄土地上，能听见滋滋的响声。陈河生坐在院子里，看着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来，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院子里那棵老枣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青绿色的，像涂了一层油。

    母亲在屋里纳鞋底，针线穿过厚布的声音，嗤——嗤——，一下一下的。隔壁传来鸡叫，是一只母鸡刚下了蛋，在窝里咯咯哒咯咯哒地炫耀。

    河生数着雨滴。一滴，两滴，三滴。数到一百多，数乱了，又从头数。

    他这几天一直在等电厂的通知。大哥说，考上了就是工人了，一个月挣一百多块，能吃商品粮，能住公家的房子，能娶个城里媳妇。大哥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有光，好像要去当工人的是他自己。

    可河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他有时候想，要是考不上就好了。考不上就能接着上学。可他马上又觉得这念头不对——家里这么难，大哥为了供他念书，连猪都卖了，他怎么还能想着上学？

    雨渐渐小了。天边露出一片亮光，太阳从云缝里挤出来，照得院子里的积水亮晃晃的。河生站起来，走出院门。

    村街上没人，狗都躲在屋檐下打盹。他往村东走，走到村头那棵老槐树下，看见德顺爷坐在树根上，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凑得很近在看。

    德顺爷认得几个字，年轻时在黄河上拉船，跟一个老私塾先生学的。村里人谁家来信了，都找他念。他看报的时候，嘴会微微动着，一个字一个字念给自己听。

    “德顺爷。”河生走过去。

    老头抬起头，眯着眼看他：“河生啊。来，你看看这报上说的啥，我眼花了，这字太小。”

    河生接过报纸，是一张《人民日报》，不知从哪弄来的，皱巴巴的，边角都磨毛了。他看了看，头版头条是条大新闻：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

    他把标题念了一遍。德顺爷点点头，说：“浦东，那地方在哪儿？”

    “上海吧。”河生说，“标题上说上海浦东。”

    “上海。”德顺爷念叨着，“那可是大地方。我年轻时听人说过，上海外滩，洋楼高得能顶到天，黄浦江里跑大轮船。咱这黄河里跑的，还是木船。”

    河生看着报纸，忽然想起那天坐在大哥自行车后座上，问的那句话：上海有多远？

    “德顺爷，您去过上海吗？”

    “我？”老头笑了，露出几颗豁牙，“我这一辈子，最远就到过三门峡。那还是年轻时，拉着船逆流而上，走了半个多月。上海？那是天上的人才去的地方。”

    他把报纸要回去，叠得整整齐齐，揣进怀里：“这报上说的开放，是好事。我年轻时，咱这儿也开放过，那会儿日本人来，也是从东边来的。开放，得看谁来。”

    河生没接话。他知道德顺爷想起的是抗战时候的事。村里老人都说，德顺爷年轻时被日本人抓过，给拉到洛阳修炮楼，后来逃回来，一路上靠要饭活命。

    “回去吧。”德顺爷站起来，拍拍屁股，“雨停了，该干啥干啥。”

    河生往回走。走到家门口，听见屋里有人说话——是大哥回来了。

    他推门进去，看见大哥坐在堂屋的板凳上，手里端着一碗水，正在喝。母亲坐在旁边，手里还拿着那只没纳完的鞋底，针线停在半空中。

    “河生。”大哥放下碗，“通知下来了。”

    河生的心跳了一下：“咋说？”

    大哥没吭声，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递过来。河生接过去，看见上面印着字：新安县电厂招工考试成绩通知单。他往下看，看见自己的名字，看见准考证号，看见分数——语文78，数学92，总分170。再往下看，是录取分数线：175分。

    他没考上。差五分。

    他把通知单还给大哥，不知道该说什么。是该难过，还是该高兴？他分不清。

    大哥叹了口气：“差五分。五分。你要是那道应用题没做错，就够上了。”

    那道应用题。河生想起来了，考场上他检查出来的那道，算错百分比的。他改过来了。可他改的是对的，他原来算的是错的。要是他没检查出来，要是他交的是原来那道错的，会不会反而能考上？

    命运这东西，差一分就是差一分，差五分就是差五分。没有那么多要是。

    “没事。”河生说，“我去复读。”

    大哥抬起头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表情。母亲手里的针线又开始动了，嗤——嗤——，比刚才慢。

    “复读？”大哥说，“你知道复读一年要多少钱？学费、书本费、生活费，一年下来少说也得二三百。咱家拿得出吗？”

    河生没说话。他知道拿不出。

    “你嫂子下个月就过门了，”大哥的声音低下去，“彩礼钱还没凑齐，我还得去借。这借的钱，明年得还。你复读，谁来供你？”

    “我自己挣。”河生说，“暑假我去打工，去筛砂石，去砖窑，啥都干。开学以后，我礼拜天也不回来，去找活儿干。”

    大哥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你让我想想。”

    他走出门，院子里传来自行车响，然后是远去的车铃声。

    那天晚上，河生又没睡着。

    他躺在炕上，听着窗外的虫鸣。立夏过了，虫子多了起来，吱吱吱，叫得人心烦。大哥不在家，去镇上借钱了。母亲在隔壁屋，偶尔咳嗽一声。

    他想起父亲。父亲在的时候，家里的事都是父亲说了算。父亲话不多，但每句话都像钉在墙上，稳稳的。他说让河生念书，河生就能念书。他没了，谁说了算？

    大哥说了算。可大哥也是没法子。

    河生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糊着报纸，是一张旧的《河南日报》，日期看不太清了。报纸上有条消息，标题还认得：我省今年高考录取工作结束，三万余名考生被录取。三万多名。他想，要是自己也能是那三万分之一，该多好。

    可他连电厂工人都没考上。

    第二天一早，河生起来，去黄河滩筛砂石。

    筛砂石是这一带农村孩子最常见的零工。建筑工地要砂子，要石子，都从黄河滩里筛。筛一方砂子两块钱，筛一方石子三块钱。力气大的，一天能筛一方多；力气小的，能筛半方就不错了。

    河生拿了个铁筛子，一个铁锨，找了个离水近的地方。砂石得筛，先用粗筛筛出石子，再用细筛筛出砂子，剩下的废料扔一边。他从早上干到晌午，筛了小半方。手磨出了泡，腰酸得直不起来。

    晌午，他从布兜里掏出母亲给烙的饼，就着水壶里的凉水吃。饼是玉米面的，有点硬，嚼起来费劲。他慢慢嚼着，看着黄河。

    黄河涨水了。前几天那场雨，上游下大了，河水浑得发红，流速也快了。河面上漂下来一些树枝、杂草，还有一只死羊，肚子鼓得老高，在漩涡里打着转。

    他想起父亲。父亲就是从黄河里捞东西，捞出一棵大树，卖了三十块钱，给家里买了头猪崽。那会儿他还小，跟在父亲后面，看父亲把树从河里拖上来，浑身湿透，脸上却笑着。

    现在父亲在河边的坡地上埋着。那块地，今年该种红薯的。

    下午接着干。太阳晒得头皮发烫，汗从脸上流下来，流到眼里，蜇得生疼。河生不时直起腰，擦一把汗，往四周看看。河滩上还有几个人，都是附近村的，有大人有孩子，都低着头，一下一下地筛。

    太阳偏西的时候，大哥来了。

    他骑车子过来的，在河滩边上停好车，踩着砂石走过来。走到跟前，看了看河生筛的那堆砂石，说：“筛了不少。”

    河生嗯了一声，没停手里的活。

    大哥在他旁边蹲下，从兜里掏出一根烟，点上。他不常抽烟，买不起。这烟估计是从哪儿蹭的。

    “我想好了。”大哥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你复读吧。”

    河生的铁锨停了一下，又接着铲。

    “我去找了你嫂子，”大哥说，“跟她商量。她说，晚一年过门也行。彩礼钱先给一部分，剩下的明年再给。那三百块，我借到了二百，还差一百，我想法子。”

    河生直起腰，看着大哥。大哥的脸在夕阳里，黑红黑红的，眼睛里有血丝，嘴唇干裂着。

    “哥……”

    “别说了。”大哥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你好好念，争取考上大学。考上大学，端上铁饭碗，比电厂工人强。到时候，哥脸上也有光。”

    他站起来，拍拍河生的肩膀：“走吧，回家。明天再干。”

    河生把铁锨和筛子收拾好，跟着大哥往回走。走到河滩边上，他回头看了一眼黄河。夕阳照在河面上，金红金红的，像一河流动的铁水。

    六月初，河生回学校复读了。

    学校在镇上，离村里三十里地。以前住校，每个礼拜回家一次。现在不住校了——住校要交住宿费，一个月五块钱。河生舍不得这五块钱，就每天骑车来回。早上五点起，骑车一个半小时到学校；晚上九点下晚自习，再骑车回家，到家都十点半了。

    母亲心疼，说这样太累。河生说不累。他确实不累，或者说，累惯了，就觉不出来了。

    六月中旬，有一天放学回家，母亲说大哥捎信来，让河生去他那儿一趟。大哥在镇上建筑队干活，住在工地的工棚里。

    第二天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