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章 再起冲突（上） (第3/3页)
条度不存在。
“这、这、这简直是触目惊心啊！”先开口的是地区纪检委书记王虎银。
本来，在这种会议上，按照程序，先应该表态的是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路兴民。
可王虎银他是从省纪检委就任桓毕地区纪检委书记的，多年来就一直在省直机关工作，目睹下面基层的一些干部们，居然在农民负担上做出了如此胆大的行径，再也忍不住了，一时不顾不管地就先嚷了起来。
路兴民却叹了一口气说道：“虎银同志刚到下面来工作，有些情况还不太清楚啊，这其中的不少费用也是下面的同志们不得已而为之的啊。就比如说农村教育费用的问题吧，国家要求尽快地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可咱们桓毕地区不少地方经济过于落后，县财政哪有那么多的配套资金呢？！于是一下子就显得负担过重，这九年制义务教育达标的重担，也主要压在了乡村两级机构的身上，下面的干部们工作起来也难啊！”
张晓东马上接着路兴民的话题说道：“路专员说得有道理啊，现在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我们桓毕地区存在，就是全国大多数的地方，也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前几天，我从《中国经济导报》看到一份全国农村住房抽样调查，上面的结果显示，一九九六年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159元，比上年增长7.6％，其中主要是学杂费增加较多，人均增加额占该项支出的73％，这对低收入和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讲，增幅就更加突出了。许多地方农民在交‘三提五统’（内含教育费统筹）之外，还要再交人均数十元的教育费附加。
唉，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啊，也怨不得南沁县的同志们。”
吴永成冷冷地望了张晓东一眼。
对于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因素，吴永成他自己并不是不知道，这其中是牵涉到多种多样的原因，有机构庞大、冗员过多的原因；有管理混乱、贪污**的原因；有监督不力的原因；有政府行为不规范和行为短期化的原因；有分税制改革造成征税不足、地方财政困难的原因；有干部政绩考评制度的原因，还有张晓东刚才提到的那些等等。
但吴永成认为，这些原因都是引起农民负担沉重的外部因素，但并不是问题的要害。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没有权利。农民只有遭受剥夺的权利，而无拒绝的权利，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农民没有权利的现实，源自当前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压力型体制”――这种“压力型体制”，通过将政府确立的经济展的硬指标分解下达，从县、乡（镇）再到村，村这一级再将每一项指标，都落实到每个农民的身上。
这样，县、乡两级尾连贯的经济承包制演化为“政治承包制”，形成县委（政府）――乡镇党委（政府）――村支书（村长）连坐制。压力型体制从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国农村建立起来的牢固的、以行政关系为特征的管理体制。
正是这种体制的存在，确保了对农村的控制，也排除了农民分享政治权利的任何可能性。
显然，这种体制是由可靠的经济基础作后盾的，集体掌握着土地，又有行政权力，完全控制了农民的命根子（土地）。农民对集体组织进而对乡村政权存在经济依附关系。失去经济上的独立性，农民别无选择，只剩下服从的权利了。农民上交负担款，损失的只是部分钱财，而抵制负担款，就要遭受更大的惩罚。分散的农民不具有与有组织的政府机构抗衡的力量。
在这诸多的因素之中，现阶段农村行政体制这方面的原因，也是导致农民负担多年高涨不下的一个主要因素。
先，县市、乡镇各级干部由上级层层任命，这样对各级干部“政绩”的评价，取决于他们对上级所下达的各种任务的完成情况。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各级干部则片面追求政绩，如提前“普九”达标，村级干部公路建设达标等，大大加重了农民负担。
其次，对于农村基层干部的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一些涉及农民的税种，如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地方政府在征收过程中，不按税收法律、法规据实征收，而是扭曲为田亩、人头进行平摊，实际是一项变相收费。某些基层干部行为失范，有的将从农民手中集资的钱挪作他用等。
对于乡村干部的这些行为，县、乡人大的监督制约往往是形式上的多，大部分是在有关干部的问题揭露以后，人大才被动的行使自己的罢免等权力。其结果对干部监督不利而造成的损失，还是最终由农民来承担。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召开这个会议，目的主要是为了讨论对南沁县弄虚作假的问题，并不是要研究形成农民负担高居不下的原因，我希望有的同志在言的时候，不要离题太远。”醉回七九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