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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二十七年（90）上海书局的石印本等，均从光绪十六年的改刻本。
《日本国志》考察了日本历史，指出日本的发展，“无一事不资之外人”明治维新前，日本“无一不取法于大唐”；明治维新后则“无一不取法于泰西”③，从而使国家由贫变富，由弱变强。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尤注意于求富”，把“繁殖物产、保护本国物产”作为“先务”②，“观其学校，分门别类，亦骎骎乎有富强之势”③。与之相反，中国长期以来“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把“制器利用之事，第归于细民末匠之手”，“士大夫不复身亲”④。他认为“今之中国，在兴物，以保商务”⑤。为此应该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应当“降心以相从”，借资于欧美之法，“以中土之才智，迟之数年，即当远驾其上，③ 《寄女》，《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23 页。
《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40 页。② 《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284 页。
③ 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
《日本国志·邻交志》。
② 《日本国志》卷5《食货志》一。
③ 《日本国志》卷38《物产志》一。
④ 《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一。
⑤ 《日本国志》卷40《工艺志》。
内则追三代之隆，外则居万国之上，吾一为之，而收效无穷”。
黄遵宪在书中介绍了日本的财政状况，他主张中国一方面可以对西方国家实行的租税办法，“择要而行之”，一方面要取国内“旧有之利，祛中饱之弊，还于朝廷，而公于天下”，使岁入常税“骤增五六倍”，这样“国用匮乏，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即可克服，而制造轮船、铁路等“一切富强工具”⑦的经费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日本国志》还介绍了祭祀、婚娶、丧葬、服饰、饮食、居处、乐舞、游宴、神道、氏族和社会等历史状况及明治维新后的变化，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礼和俗“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是“因人情而为之”。所谓“人情”，就是人们的习惯。因而治国化民，必须重视人们的习惯。一种风俗一旦形成为习惯，就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故于习惯之善者导之，其可者因之，有弊者严禁以防之，败坏者设法以救之”。黄遵宪之意显然是希望改变当时中国的风俗习尚。
黄遵宪把撰写《日本国志》搜集到的“旧闻”和“新政”中的“杂事”，以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为次，“衍为小注，■之以诗”②，集成一本七言诗集《日本杂事诗》。光绪五年（879），北京同文馆聚珍本《日本杂事诗》是最初版本。翌年，香港循环报馆重印，继而日本凤文馆，中华印务局，日本东京、京都，广西梧州，湖南长沙等先后翻印，均为二卷本，卷一73 首、卷二8 首，凡54 首。光绪十六年（890），黄遵宪任驻伦敦参赞期间对《杂事诗》进行了修改，光绪二十四年（898）由长沙富文堂出版修订本。他郑重声明“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③定本把原本诗54 首中删去2 首，修改了28 首，增补了58 首，共辑200 首。
《日本杂事诗》是一本介绍日本历史的史诗，其目的是用以答“友朋贻书询外事者”。它与备“朝廷咨诹询谋”的《日本国志》是姊妹篇。这两部著作在中国近代史学史和诗歌史上都是开创性的著作，对帮助中国朝野上下了解日本和世界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作了舆论准备。
黄遵宪致蔡毅若观察书。
⑦ 《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一。
《日本国志》卷《食货志》二。
② 《日本国志》卷34《礼俗志》。
③ 戊戌四月《日本杂事诗·后记》。
《重刻日本杂事诗自序》。
第三节“欲捐其躯以报国”，“志在变法、在民权”
光绪二十年（894）中日战争爆发，清军屡遭挫折。十月，黄遵宪奉新任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之命，由新嘉坡总领事任上回国，协助筹办军务。他到南京（江宁）谒见张之洞时，“昂首，足加膝，摇头而大语”。张之洞对他目无权贵的表现颇为不满，于是“置之闲散”，改委其为江宁洋务局总办，办理江南5 省未结的教案。黄遵宪对此委任虽“甚不乐”，但他仍然关注着中日战争的形势。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895 年3 月23 日），他听到日舰侵占澎湖的消息，以沉痛的心情写下《乙未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肃公祠》诗，缅怀曾坚决反对日本吞并琉球、抵抗日军侵犯台湾的沈葆桢，歌颂正在中日战争前线为国捐躯的将士，谴责“仰求敌国垂哀怜”的官吏。五月，他到湖北办理教案，与友人游览黄鹤楼，“忽闻台湾溃弃之报，遂兴尽而返”②。
中国战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黄遵宪痛心地指出，这个条约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二万万两，不仅把“东南诸省所恃以联络二百余年所收为藩篱者”，“拱手而让之他人”，“而且敲骨吸髓，输此巨款，设机造货，夺我生产”，损失巨款，后患无穷。他叹息“新约既定，天旋地转”，“时势至此，一腔热血，无地可洒”！想想自己“为一卑官，不与闻其事”，不知当道者将“何以善其后”。他“不忍见此净土化为腥羶”，以至于一时产生过“被发入空山”的消极念头。
甲午战败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一个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也随之涌起。黄遵宪也在战后从爱国逐步走上变革社会实践的道路。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设立了北京和上海强学会。在当时黄遵宪的心目中，康有为“聪明绝特，其才调足以鼓舞一世”，表示“强学会之设，为平生志事所在，深愿附名其末”②，嘱梁鼎芬“代签名”③，参加上海强学会，成为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强学会被迫解散后，光绪二十二年，他联络梁启超和汪康年等创办上海《时务报》，带头捐款000元作为经费，继续鼓吹变法图存思想。
是年九月，黄遵宪由上海北上京师，受到光绪帝的破格召见，并询问政见。光绪帝问“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黄遵宪答“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泰西之强，悉由变法”④。他在京期间还会见了户部尚书翁同龢。翁称赞他诗文皆佳。
黄遵宪到日本后，“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主张中国实行民主国政治。经过驻美三年，所见所闻民主国的弊病甚多，使他“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改变主意，主张采取“渐进主义，以立② 《重刻日本杂事诗自序》。
《上黄鹤楼》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4 页。
② 黄遵宪《致建侯书》，转引自麦若鹏《黄遵宪传》，第7 页，古典文学出版社957 年版。③ 《黄遵宪致梁鼎芬书》，首都博物馆藏手稿。
④ 《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42 页。
《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38 页。
宪为归宿”②。他曾向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说出了蓄积胸中多年的观点“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③光绪二十三年，黄遵宪出京师，赴湖南长宝盐法道任。他抵湘后，与巡抚陈宝箴以及江标、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梁启超、皮锡瑞等人密切合作，积极推行新政，从光绪二十三年八月至二十四年三月间，先后设立了湖南南学会、湖南保卫局、湖南迁善所、湖南课吏馆，开办时务学堂，组织不缠足会等。他亲自为湖南南学会发表讲演，公开鼓吹“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敝”。一时湖南成为戊戌变法运动中声势最大、影响最大的省份，对全国变法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黄遵宪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受到光绪帝等人的重视。光绪二十四年二月（898 年3 月），光绪帝命翁同龢再索一部《日本国志》。四月，徐致靖上奏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光绪帝谕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无论行抵何处”，“传令攒程迅速来京”④觐见。六月，授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充任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因病，未能立即就道，留沪治疗。戊戌变法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是年闰三月（898 年5 月），张之洞幕僚梁鼎芬就攻击康、梁“昌言变教”，“乘机煽动”，黄遵宪与他们“同恶相济”，“名为讲学，实与会匪无异”。他致电威胁黄遵宪“勿从邪教，勿昌邪说”，“如不改，弟不复言”②。五月二十二日（7 月0 日），王先谦等湖南绅士函告在京湘籍官吏，指责黄遵宪和陈宝箴等在湖南实行新政，“不守祖宗成法”。湘籍京官便通过徐树铭“据情揭参”黄遵宪等。戊戌政变后，工科给事中张仲炘上奏慈禧太后，说黄遵宪“与康有为、孙文同为日本兴亚会总董，现皆将来京，预备召见，不可不防”③。黄均隆奏称黄遵宪的“奸恶与谭嗣同辈等者”，“请旨饬拿”，“从严惩办”④。还有人谎报康有为藏在上海黄遵宪住处。上海道蔡钧派兵200 多人包围黄遵宪寓所，“捧枪鹄立，若临大敌”⑤。由于日本使馆的干预，并且已知康有为逃往香港，蔡钧方才撤围。最后，清廷给黄遵宪罗列了散布“非圣无法之言”，“推崇西教”，“诋毁朝政”，“创为民主民权之说，尊康有为曰‘南海先生’”等罪名，撤销驻日公使的任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898 年0 月 日），黄遵宪怀着“欲捐其躯以报国”，“志在变法、在民权”，而壮志未酬的心情，拖着憔悴的病体，被“放归”广东嘉应原籍。
②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③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④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新民丛报》第3 号（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一日）。 《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40 页。
② 《梁节庵太史与王祭酒书》，《翼教丛编》卷。
③ 《致湖南署臬使黄公度》（闰三月二十四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98 年版，第9 页。
④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958 年版，第47 页。
⑤ 同上书，第472、473 页。
《放归》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7 页。
第四节倡导“我手写我口”的晚清新派诗人黄遵宪是清末著名的新派诗人。他十五六岁“即学为诗”，一生诗作除史诗《日本杂事诗》外，还写有题材广泛的诗篇，但“所作诗多随手散佚”。光绪十五年使英期间，他“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荟萃成编，借以自娱”②。光绪十八年编成《人境庐诗草》4 卷，收录此前的诗247 首，未曾刊行。光绪二十四年，黄遵宪“放归”嘉应，购筑“人境庐”，继续编著《人境庐诗草》，辑成 卷，按年编次，生前亦未印行。宣统三年，诗集首次刊印于日本，由从弟黄遵楷初校，部分经梁启超复校。之后有92 年出版的古直笺注的铅印本，930 年北平文化学社印行的高崇信、尤炳圻校点本，93 年上海出版的黄能立重校本，93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钱萼孙（仲联）笺注本，957 年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钱仲联新式校点笺注本，98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重排本，共收古今体诗4 首。此外，9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人境庐集外诗辑》，辑录《人境庐诗草》以外的黄遵宪诗20 首，其中94 首系《人境庐诗草》初稿所辑，定稿本删去的。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③“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这是黄遵宪诗歌创作的主要思想。
黄遵宪的许多诗充满炽热的爱国**和忧国忧民的情感。同治十一年他到香港，眼见30 年前被英国割让去的香港如今“居然成重镇，高垒矗狼烽”，不禁感叹“山头风猎猎，犹自误龙旗”，认为割让香港，是因清政府的“自误”。《琉球歌》，记述光绪三年使日抵达神户时，一位“颓髻斜簪衣惨绿”的琉球“白头老臣”，登上使团轮船“倚墙哭”，出示国王密勅，诉说琉球受日侵吞之苦，恳请清皇朝援救。《冯将军歌》歌颂冯子材在中法战争镇南关龙州战役中，英勇打击法国侵略军的爱国行为。《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降将军歌》、《台湾行》和《度辽将军歌》等，讴歌了甲午战争中坚持抗日的爱国将士，鞭挞贪生怕死的文官武弁。《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闻车驾西狩感赋》、《闻驻跸太原》、《闻车驾又幸西安》、《聂将军歌》、《奉谕改于八月二十四日回銮感赋》、《和议成志感》、《启銮喜赋》和《车驾驻开封》等，是一组反映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往西安，清将领聂士成抗击侵略军，为国捐躯，以及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史诗。晚年他还写有《出军歌》八首、《军中歌》八首和《旋军歌》八首，每首末字联起来为“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②。这是鼓舞斗志的爱国主义战歌。
黄遵宪认为变法维新已成为一种趋势，并且积极参与维新活动。戊戌政变，一批维新志士或流血牺牲，或受到迫害。《己亥续怀人诗》抒发了黄遵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② 《人境庐诗草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 页。
③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三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959 年版，第24 页。 《杂感》，《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42 页。
② 《人境庐诗草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 页。
宪对维新派人物陈宝箴、徐致靖、张元济、江标、徐仁铸、严复、夏曾佑、皮锡瑞、欧阳中鹄、唐才常和麦孟华等的深切崇敬和怀念之情。
黄遵宪的诗继承了中国传统诗的优点，不仅反映社会生活，而且善于吸收民歌风格。他在《山歌》序中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采其能笔于书者得数首。”③他的《新嫁孃》、《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等，也都是有浓厚民歌色彩的作品。
黄遵宪的诗在晚清有重要的影响。康有为说“公度之诗乎，亦如磊砢千丈松，郁郁青葱，荫岩竦壑，千岁不死，上荫白云，下听流泉，而为人所瞻仰徘徊者也。”②梁启超的评价是“近世诗人，能熔铸新思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③胡适认为“黄遵宪是有意作新诗的”④。郑振铎认为，“欲在古旧的诗体中，而灌注以新鲜的生命者”，“惟遵宪是一个成功的作者”⑤。
黄遵宪诗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他写的关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的作品，则表现了他对民众斗争的错误态度。
③ 《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24 页。
《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54 页。
② 《人境庐集外诗辑》，第8—、2—7 页。
③ 《人境庐诗草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 页。
④ 《饮冰室诗话》（四），第3 页。
⑤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993 年版，第8 页。第五节革职回乡，未忘尽“生人应尽之义务”
黄遵宪被革职回乡后，遂退出了政治舞台。两广总督李鸿章屡次请他协办广东巡察和矿务，均被谢绝。但他犹未忘欲尽“生人应尽之义务”。兴办教育是黄遵宪放归后的重要活动。“深知东西诸大国之富强由于兴学，而以小学校为尤重，名之曰普及教育。”他认为应通过普及教育来提高人们的爱国心和团结力，“虽责效过缓”，然而“此乃救中国之不二法门”②；并奉劝同乡有识之士“同心协力，亟起而图之”③。光绪二十九年，他曾联络一批地方文人，设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所长。
黄遵宪主张发展教育，“必须先开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年，他把原东山书院改为师范学堂，计划一年免费培养各乡推荐的师范生200 人左右。他还派遣杨徽五、黄之骏去日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为东山师范学堂培养师资。
黄遵宪还要求各村乡成立兴学公所，做好 至4 岁小学适龄幼童人数的调查工作，选择好办学处所，必要时可借用乡村神庙佛寺，扩大小学入学人数。其目的“系专为大局计，专为将来计”④。为解决“有心向学之士，现在年既长成者无地就学”的困难，黄遵宪还打算设立补习学堂，“兼综各科而择行之”。对那些偏僻闭塞的村邑，黄遵宪提出开设讲习会的设想，“略仿专门学校，俾分科肄业，以期速成”⑤。
黄遵宪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中国革命与立宪之说开始进行激烈论争的时候。他曾抱着中国应“以立宪为归宿”的信念投身于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失败被放归数年后，他的信念依然“未改”。然而，他既对当时盛行的“立宪之说”“缄閟而不敢妄言”；又对“提倡革命、主持类族”，“闻之而不以为妄”。黄遵宪持这种态度，是因为他认为，“必有此数说者各持戈矛，互相簧鼓，而宪政乃得成立”。
在对待中西学问题上，黄遵宪指出“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他主张“中国固有之学”要在“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②中加以发扬光大。晚年，他把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供养案头3 年，还阅读了严译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名著《原富》和《名学》③等。
光绪二十七年（90）《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慈禧太后宣布实行“新政”，以遏止革命运动的兴起。黄遵宪对“新政”曾抱有幻想，“私谓我目的庶几可达矣”。然而事实很快令他失望。次年，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 《文学大纲》（4），商务印书馆927 年版，第 页。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② 黄遵宪《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③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④ 黄遵宪《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⑤ 《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②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③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今回銮持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辗转迁延，卒归于绝望。”④他还表示“今日当道实既绝望，吾辈终不能视死不救。”他以为挽救的宗旨、方法和策略，“当避其名而行其实”⑤。黄遵宪在伦敦曾染上了肺病，光绪三十年底（904），病情加重，他作《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诗，写道“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他断言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势必取代封建帝制，中国将如睡狮惊醒。
光绪三十一年（905）初，黄遵宪知道自己的病“在今日医术中，尚无治疗之方”，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表示“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颓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辟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黄遵宪临终前的这段话，可以说是他对自己晚年生命价值的评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905 年3 月28 日），黄遵宪病逝于故乡。④ 《黄遵宪致严复书》，吴天任《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⑤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985 年版，第78 页。 《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075 页。
第二十章张謇第一节从状元到资本家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今南通）人。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853 年7 月 日）出生于一个富农兼小商人家庭。5 岁就读于乡间私塾。 岁考取秀才。9 岁以后热衷于攻读桐城派古文和宋儒著作。
同治十三年（874），因家道中落辍学。22 岁的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知州孙云锦，在孙所负责的江宁发审局任书记。当时南京有几个大书院，山长都是国内知名学者，张謇经常向他们请教“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其中尤以凤池书院山长桐城派大师武昌张裕钊对他影响最大。光绪二年（87）夏，张謇应庆军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幕府，是为他政治生涯之始。光绪六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在京师结交袁昶等名士，见闻渐广。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当时边疆危机已渐趋严重，日、俄加强侵略朝鲜，意在染指中国东北。光绪八年（882），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张謇随庆军从海上疾趋汉城，协助朝鲜国王恢复统治，暂时杜绝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口实。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增长了阅历，并且以处事冷静而又干练受到赞誉。他曾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
吴长庆、张謇的建议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和等的赏识，但却受到对外主张妥协的李鸿章等实权人物的冷遇。吴长庆于光绪十年（884）奉调回国，驻防金州，不久郁郁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基本上结束了长期寄人篱下的游幕生涯，重新致力于科举考试。
张謇于光绪十一年前往京师参加顺天乡试，以第二名中举，时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四次参加会试均遭蹉跌，这不能不使张謇为之心灰意懒。他回顾自己从同治七年（88）到光绪十八年（892），总共25 年的时间，经县、州、院、乡、会等各级考试20 余次，其中仅直接消磨在考场中的时间就有20 天之多，结果无非是供考官“喜怒而寒燠之”。失意之余，他把自己多年所用的一套考具也丢掉了。
但是，这些年张謇也不是毫无作为。光绪十三年（887）曾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888）以后，又曾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赢州书院，讲学著述之余还兼事县志纂修工作。同时，张謇又开始了“经营乡里”的活动一是办理通海地区的花布减捐；二是提倡改良和发展蚕桑；三是协助筹办滨海渔团，防范法国侵略者从海上侵犯。他明确提出“欲固国必去厘捐”的口号②，并且主张改良农业、采用机器和集资兴办公司，说明他已初步具有维护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倾向。同时，通过这些活动，张謇与通海地区的花布商、典商、木商、烟商、纸商、洋药商和一般中小地主及富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正是这些人，以后②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成为大生纱厂创办时期的主要支持力量。
光绪二十年（894）春，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会试，一举高中一甲一名，循例授翰林院修撰。不久，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和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九月，他单独上《推源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悲愤陈言“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但能漫为大言，..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在对李鸿章罪行的愤怒谴责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精神。但是，“清流”们的激昂议论往往流于迂阔的空谈，提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他们自身缺乏实力作为后盾。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光绪二十一年（895）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张謇认真组织训练民团，曾起草《海门团防营制》、《民团续议》等条例文件，还写过一首《通海劝防歌》。歌词以通俗的语言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激发人们奋起保卫乡里，鼓舞练勇战斗信心。但由于清廷很快就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通海团练未及接受实战检验便半途而废。
张謇愤于清廷的“昏聩”，同时又深忧外资于内地设厂，将会导致“尽撤藩篱”、“喧宾夺主”的恶果，因此产生“实业救国”的思想。他在光绪二十一年夏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比较明确地主张尽速讲求商务、工艺、采取保护政策，各省设立商务局、工政局，提倡招商设局、建立公司，以谋抵制洋货倾销。他认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应该奉行“商办官助”的方针以发展民族近代工业。次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和在籍前国子监祭酒陆润庠、在籍前礼科给事中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丁立瀛在镇江无所作为，可是张謇与陆润庠却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这就是清末流传一时的“状元办厂”的故事。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请领“官机”折价作为“官股”，以求解决集资难题。所谓“官机”共4 万余纱锭，原系张之洞于光绪十九年（893）为湖北南纱局向地亚士洋行定购，闲置堆放在杨树浦江边已经整整锈烂了3 年。就这样几经周折，拖到二十四年（898），大生纱厂才正式在通州城西唐家闸破土动工。次年（899），大生纱厂总算建成投产。但开工以后需用棉花日多，资金周转更加困难。张謇再次向官府求援，结果碰壁而归；请求另派殷富绅商接办，又未能得到许可。张謇等走投无路，只有“定计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至不能有花纱，则停车而闭厂，以还股东”。纱厂刚刚开工就准备出让、停车、闭厂，可见幼弱的民族近代工业前景是多么暗淡。
幸好这几年华洋机纱已经在通海地区畅销，纱价一直看涨。大生纱厂利用当地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而且又可以节省大量长途运费，因此在市场竞 《张季子九录·文录·致黄学使函》。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当年秋天，卖纱所得价款日益增多，原料得以供应不缺，大生纱厂总算初步站稳了脚跟。大生纱厂的利润逐年增长，光绪三十年（904），该厂增加资本3 万两，纱锭2 万余枚。三十三年（907）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县）创办大生二厂，资本00 万两，纱锭2. 万枚。到宣统三年（9）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 余万两，这就是张謇进一步创办各种企业的本钱。
为了给大生纱厂提供廉价原料，张謇着手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光绪二十六年（900）秋，洋纱进口由于义和团运动而锐减，大生纱厂产品畅销，促使张謇急于用企业方式解决原料基地问题。在此后将近 年的时间里，勘测地界，起草章程，并初步筹集到一批资金。基建工程于光绪二十七年冬正式开始，整整花去0 年时间才算粗具规模。垦牧公司在创建阶段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地权纠纷，一是风潮灾害。
垦牧公司以平均每亩一钱九分低廉地价领得的2 万多亩土地，看来好象是无人过问的荒滩，实际上原有产权关系却极为复杂。其中既有属于淮南盐场的“荡地”，属于苏松、狼山两镇的“兵田”，又有属于民间“坍户”、“酬户”、“批户”等原业主或土地实际占有者的各种名义土地，而且犬牙交错、界限不清。张謇依靠刘坤一等高级官员的支持，并且通过当地豪绅大户的斡旋，整整花去8 年时间才把这些土地的产权逐个清理收买完毕。
狂风巨潮给公司和垦区农民、民工带来更大的危害，堤、闸、渠、路等基建工程经常是在与狂风急雨、骇浪惊涛相搏中进行。到光绪三十一年（905）夏，好不容易修成7 条堤和一部分河渠，并且开垦了7000 亩土地。可是一场持续5 昼夜的大风暴突然降临，新成各堤都被冲毁，牧场羊群散失殆尽。这场特大灾害也冲掉了股东们继续投资的勇气，张謇只得再次向刘坤一求援，向江宁藩库等单位筹集一批款项，购运棉衣、粮食到垦区实行“工赈”。次年春，3000 多通海移民在暴雨肆虐的恶劣条件下陆续修复各条干堤。又经过两年的辛勤劳作，修复工程基本结束，承佃垦荒者合共300 余户，丁口500 余人，植棉初见成效。
垦牧公司除少量“岸台”（堤面）土地系户工自行经营外，绝大部分是佃给赤贫移民耕种。承佃者每亩需交“顶首”（押租）钱2000 文，田地收获“公司得四，佃人得六”，说明封建租佃制仍占主导地位。但垦牧公司毕竟从资金到产品都是为大生纱厂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者的发展。同时，公司的地租收入大部分用于河、堤、闸、路等大规模围垦工程，具有扩大再生产的意义，而且在棉种改良方面也作了一些努力。垦区所产棉花在南洋劝业会上得到优等奖牌，说明公司的成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从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90—907），张謇先后创办了9 个企业单位。这些企业和通海垦牧公司一样，主要也是为大生纱厂服务。就这样，在张謇的努力经营下，在辛亥革命前夜出现了一个粗具规模的大生资本集团。
发展民族近代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而他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他认为“欲术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因此于光绪二十八年着手创办通州师范学校。
通州师范学校属于寻常（中级）师范性质，主要是培养小学教师。初期教员有著名学者王国维等以及日籍教师合共0 余人，学生则是原来的“贡、监、廪、增、附五项生员”。学制分本科（4 年）、速成（2 年）、讲习（年），并附设实验小学。以后又陆续创办测绘、蚕桑、农、工等科。这是清末第一所师范学校。同时还创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
光绪三十年（904），设“通州五属学务处”，作为统筹推广新式教育的办事机构，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
为了给各项企业提供技术力量，张謇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924 年合并为南通大学。张謇在外地还先后参与或协助创办了复旦学院、吴淞中国公学、南京高等师范、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大专院校。
张謇也比较重视社会教育，光绪三十一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苑（馆）。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更俗剧场、伶工学社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的新事物。他特地从上海招聘欧阳予倩主持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并多次邀请梅兰芳、程艳秋前往南通演出。伶工学社在课程、教材和管理制度方面都采用新的方法，废除了旧科班的体罚恶习。更俗剧场是新式建筑，台上除演员外无闻杂人出现，台下禁止吐瓜子壳和乱扔果皮，确实起了一些移风易俗的作用。
随着通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张謇在东南以至全国的声望日益增高。同时，他自己也从一个忠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逐步转变成为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实业家。
《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上册，大生纱厂。
第二节在两个世纪之交张謇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前进步伐，要比他兴办实业的速度缓慢得多，这主要是由于所受封建文化习染太深。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张謇与维新派之间已经有所往还。梁启超曾通过张謇建议翁同龢电促李鸿章赞同抗战，而张謇亦曾列名强学会的上海分会。张謇的步调与整个帝党是一致的，他们在主战问题上与维新派有共同语言，而为了救亡图存又产生一定程度革新倾向。
但是，张謇的政治思想与维新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第一，维新派宣传近代民权思想和国家学说已有0 年以上的历史，他们变法纲领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希望把君主**改为君主立宪，让资产阶级部分地参加各级政权。而张謇则与其他帝党分子一样，他所主张的变法大体上限于经济、文化方面，并且唯恐要求过高将会触怒当权的守旧势力。第二，维新派（特别是其左翼）比较急于实现全面变法的主张，因此在与守旧派斗争激烈的时候，不惜铤而走险，诉诸宫廷政变。张謇则坚持温和缓进，唯恐维新派的“鲁莽”行动会引起政局大的动荡。
张謇很快就从变法运动中游离出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后党突然罢黜帝党领袖翁同龢。张謇对此不胜忧虑，很快也请假离开了北京，基本上结束了他与戊戌变法这一段历史因缘。
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决不仅仅是维新派的失败，它同时也是帝党的失败。不过到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于京师政局的异常动荡，他们又有所策划，而张謇则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
先是许多帝党骨干分子，如沈曾植、黄绍箕、沈瑜庆、陈三立等，他们和张謇一样都投奔托庇于张之洞、刘坤一的羽翼之下。光绪二十五年（899）底，盛传慈禧太后即将正式废黜光绪帝，另立溥儁继帝位。这些蛰处东南的帝党分子忧心忡忡，唯恐光绪帝祸生不测。张謇在日记上充分流露出这种心情“闻今上有立端王子溥儁为子承穆庙（指同治帝）为嗣统之诏，岁晏运穷，大祸将至，可畏也哉！”他们与东南绅商联络，由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发出了列名23 人的谏阻废立电报。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也上疏劝止废立，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这样强硬的口气向慈禧太后施加压力。后党知时机尚未成熟，废立阴谋暂时中止。
正当统治阶级忙于内部纷争之际，义和团反帝风暴席卷着北中国，帝国主义侵略联军进犯津、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帝逃往西安。张謇主张对义和团严行镇压，唯恐群众反抗潮流蔓延南方，将会冲击刚刚创办的大生纱厂和正在筹建的垦牧公司。因此，他积极支持东南督抚向帝国主义谋求妥协，共同维护长江中下游的统治秩序。
张謇参与“东南互保”的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策划招抚以徐宝山为头子的大股“盐枭”；第二步是促进刘坤一等订立《东南保护约款》；第三步则是所谓“退敌迎銮”，幻想让光绪帝重新当政。
徐宝山绰号徐老虎，是长江下游著名的“盐枭”，一向被江苏绅商视为“心腹大患”。光绪二十六年初，他曾接受唐才常联络，随即以“两江两湖大元帅徐”的名义发出布告，假借光绪帝密诏号召人们“会师两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奠国基”。张謇对维新派的“勤王”未尝不感兴趣，但是却深恐秘密会社乘机暴动可能触怒帝国主义，引起规模更大的武装干涉。因此他决心拆自立军武力“勤王”的台，于五月二十二日（ 月8 日）亲往南京向刘坤一“陈招抚徐老虎策”。刘坤一接受了张謇的建议，对徐部加以招抚改编。徐宝山本来就缺乏明确的政治意识，自此变成封建统治者的一条走狗。
五月底，另一帝党分子、时任正阳关淮盐监督的沈瑜庆，在上海与盛宣怀等议定电请“东南各省一律合订中外互保之约”。沈随即回到南京，与张謇、汤寿潜、陈三立等秘密计议，然后由张謇出面劝说刘坤一联合张之洞“保卫东南”。关于这件事，张謇自订年谱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述“刘犹豫（因有某幕客持异议），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其客曰‘头是刘姓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之洞）。”这段话虽然不免夸大了张謇个人的决策作用，但确实反映了帝党分子、东南绅商与洋务派督抚串连起来，立足于保存自身经济、政治实力，决心违抗慈禧太后发布的宣战上谕。
“东南互保”促成以后，张謇等感到长江中下游市场稳定有了保障，于是进一步策划所谓“迎銮南下”。就是打算把光绪帝营救出来，在南京成立新政府，然后逐步实现他们期望已久的各项温和改革。当时，他们风闻慈禧太后即将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而另一帝党分子郑孝胥又正好被派任主持湖北营务处并奉诏北上。张謇等很想利用这支部队，阻止皇室前往西安，并把光绪帝迎接到南京来。同时，他们对奉旨北上的巡阅长江水师李秉衡也寄予希望，决定由汤寿潜“追谒李帅陈安危至计”，企图利用李所带的部队实现“易西南南”计划。此后，张謇在南京、上海与汤寿潜、沈瑜庆等频频密商，并且劝刘坤一、张之洞公推李鸿章带兵北上“勤王”，一则借以保全光绪帝，再则加强镇压义和团以谋向帝国主义求和。
张謇等人之所以在政治上这样活跃，不仅由于他们得到刘坤一、张之洞的庇护与器重，而且还显然从英帝国主义方面得到启发与支持。当时，上海的英国侵略分子公然叫嚷，要求本国政府“采取措施来明确主张英国在扬子江的宗主权”。甚至建议支持各省总督反对北京，“第一步是弹压西太后和她的谋臣”，然后争取“将首都迁到南京”。这当然大大增强了东南督抚和绅商界的亲英倾向。不过由于北京很快失陷，洋务派督抚举棋不定，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亡西安已成事实，张謇的“易西而南”计划无从付诸实施。所以，此后他又不得不将“迎銮南下”方案改为“退敌迎銮”。
所谓“退敌迎銮”，包括“退敌、剿匪、请两宫回銮议约”三件大事。
具体做法是首先恳求联军退出北京，尽早接回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然后再“徐议除匪定约事”。他们认为关键在于“罢斥端、刚（指载漪、刚毅）以谢天下”，也就是必须改组朝廷。如果朝廷仍然把持在清一色的顽固派手中，那么“回銮”、“除匪”、“议约”就根本无从谈起。八月中旬，张謇详尽地向刘坤一陈述了上述意见，并且得到刘的同意。不久后党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剿匪、定约”也逐步实现。所以，庚子闰八月之后，张謇除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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