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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发动“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8）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儿子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幼主冲龄，咸丰帝遗诏令载垣、端华、肃顺等8 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祖制重顾命”，按亲疏远近关系，应该是奕排在第一位，但咸丰帝余憾未释，把奕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更加深了奕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载淳的生母懿贵妃，本是咸丰帝的宠妃，她常代咸丰帝批阅奏章，与闻政务。肃顺精明干练，跋扈专擅，但深得咸丰帝信任。他对懿贵妃一直严加防范，每欲裁抑，懿贵妃因之恼恨，视肃顺为仇敌。幼主继位，母以子贵，懿贵妃被尊为慈禧太后。她想利用皇太后的地位，用心揽权。但“顾命”制度使慈禧太后大权旁落，因而与肃顺等人严重对立。面对“顾命”制度的挑战，慈禧太后与奕均痛感自身的权势受到威胁。利害攸关，只有一个办法，即推翻“顾命”制度，除掉顾命大臣。于是，慈禧太后和奕勾结起来，开始了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

    在慈禧太后示意下，先是御史高延祐上请“垂帘”，接着御史董元醇又上疏说“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政。”垂帘建议立即遭到载垣、肃顺等人坚决反对。慈禧太后虽然恼怒，但考虑时机尚未成熟，只好隐忍让步，把高、董分别治罪，平息风波。不久，在奕授意下，大学士贾桢、钦差大臣胜保等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另简近支亲王辅政”。载垣、肃顺等顾命大臣以清朝家法，只有顾命辅政，向无女主垂帘为理由，痛加驳斥。慈禧太后和奕表面上处处“示人以无为”，暗中却加紧部署。八月初一日（9 月5 日），奕以奔丧为名，到热河叩谒梓宫。为了取得列强的支持，事先他特派文祥拜访英、法等外国公使，说明意图。外国侵略者对肃顺这派政治势力的外交路线不满，深感这派势力是办理对华交涉中的障碍，他们决意扶植奕为首的政治势力，故对奕此举，明确表示赞成和支持。肃顺等人对奕早有防范，曾以各种借口阻挠，不允许奕到承德。奕到热河后，肃顺又以太后无召见外臣之理以及叔嫂避嫌为词，阻止奕和慈禧太后见面。慈禧太后设法拉拢、劝诱忠厚的慈安太后出面，两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说亲情为名，两次召见恭亲王，“奏对良久”，终于达成了默契。奕认为，要发动政变，非早日还京不可。慈禧太后对外国侵略者尚存恐惧、猜疑，怕回銮北京难保安全，奕保证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慈禧太后释此顾虑，遂与奕密商了回京发动政变的计划。

    奕于八月初七日（9 月 日）兼程赶回北京。他凭着自己的特殊地位和亲信们的多方疏通游说，争取到了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和刑部尚书赵光、户部尚书沈兆霖等部院大臣的支持，还争取到了蒙古亲王和大臣的臂助。奕又竭力拉拢统领重兵驻扎在京津地区的兵部侍郎胜保，并把胜保的部队布置在密云一带。同时，还笼络了拥有重兵的实力人物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这样，便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抓住了发动政变所必须的武装力量。

    九月二十八日（ 月 日），慈禧太后携载淳从热河先行抵达北京。当天，她便立即召见奕和其他亲信大臣秘密部署。次日黎明，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奉“特旨”捉拿了载垣、端华等人，并派睿亲王和醇亲王至 王闿运《祺祥故事》，《东方杂志》第4 卷，第2 期。

    密云迎捕了担负送咸丰帝灵梓重任的肃顺。顾命八大臣束手就擒，彻底失败。肃顺被斩决，载垣、端华“赐令自尽”，其余五大臣均“革职”，或充军，或“加恩免其发遣”。旋即废除“祺祥”年号，改元同治。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8 年2 月2 日），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大典。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奕参与政变有功，“扶倾定危”，破例地以议政王的名义任军机处领班大臣兼摄首席总理衙门大臣，复授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赏食亲王双俸，王爵世袭罔替，等等。另外，慈禧太后特许他在紫禁城骑马，把只有中宫嫡长女才能享有的“固伦公主”称号授予他的长女，以示优礼。至此，两宫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总揽全局于下；慈禧太后攫取了清皇朝的最高统治权力，奕在朝廷中的权势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五节对外妥协与御侮的双重心态辛酉政变的成功，使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说由于支持奕上台掌权，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声称由于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所以，英国在中国的喉舌《北华捷报》强调指出在这个特别的关头，英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法国人对政变的结局也感到高兴，其驻华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没有骚动地结束了”，“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对于列强的扶植和支持，奕自然心领神会，所以，当他执掌大权以后，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努力谋求与列强“和好”相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换约以来，事事皆推诚相待”，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和贯彻侵略者的意图。他所倡导的洋务活动基本是围绕“灭发捻为先”的方针，“购洋枪、置洋炮、办机器、造轮船，凡力所能及、有益于战事者，无不随时筹画”。以其显赫的权势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创办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借用“外夷”之力，生产枪支弹药以征剿农民起义。与此同时，奕还积极实施“借洋兵助剿发逆”的计划，奏请朝廷对曾国藩、李鸿章、薛焕等东南疆吏“借师助剿”“有请必行，不为遥制”，严厉镇压太平天国，以“俾洋人益形鼓舞”。咸丰十一年（8），他同意委派李泰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把中国的海关管理大权交给英人掌握。同年，奕以巨款托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同治二年（83），这支舰队开到了中国，但舰队的指挥却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还招募了00 多个英国海员和水手。李泰国还私许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除清朝皇帝以外，他不接受任何中国官员的命令，并对皇帝的谕旨有权加以选择。这是由清廷出钱供养，归英国侵略者指挥、控制的一支舰队。奕不但没有抵制，还准备接受英国侵略者这一无理要求，甘受外人挟制。这种对外一味顺从的懦弱行为，连曾国藩、李鸿章都感不满，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将舰队解散。清廷诏令遣散船员，留下船舰。英国方面无理取闹，坚持“既不用其人，则船炮亦应缴还本国”，还向清廷索取赔款。最后，奕只好曲从其意，退还船只，向英国赔礼赔款。同治三年（84），奕同意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给沙俄。同治九年（870）五月，天津爆发反洋教斗争，群众焚毁教堂，杀死法国领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处理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明知“曲在洋人”，却在法国等列强的要挟下，一再迁就，息事宁人曾国藩镇压群众，惩处天津知府和知县，了结天津教案，取媚洋人，与外国“曲全邻好”。奕对外妥协的外交政策，连其弟奕譞也深为恼火，他诘问奕说“素日无备，故临事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自庚申至今十年，试问所备何事？”奕譞还指责奕主持总理衙门以来，“夷务尚无起色”，对“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无否”，全盘否定了奕所执行的外交政策。

    奕譞的指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应该看到奕矛盾的对外态度。咸丰十一年（8），他在奏请练兵“自强”的奏折中说道“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 王闿运《祺祥故事》，《东方杂志》第4 卷，第2 期。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第2 页。

    患。”后来，在谈到为什么要购造轮船以求“自强”时又说现在“虽英、法渐见信服，有日匿而就我之意，而为国家谋久安之策，则防患正不可不深。”同治三年（84）初，他见太平天国大势已去，“金陵死守孤城，断难久踞”，对清皇朝构不成威胁了，便与英公使卜鲁斯言明“金陵不用帮助，当议定撤退常胜军，专用中国官兵围剿”，无须再借洋人之力，以免“地方被其蹂躏..城池未复而要挟已深”。天京攻陷后，太平军余部转战福建、广东，福建巡抚徐宗幹慌乱中又奏请借师助剿。奕极为恼火，上奏“请旨饬下福建、广东两省将军督抚，毋再仓皇议调洋兵，致滋流弊，贻患疆圉”②，可见奕借师助剿的程度是有分寸的。他在屈从列强、妥协退让的同时，又认为“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声称英、法等侵略军“为我仇敌”，只是“时事多艰”，不得不忍辱退让，“隐消其鸷戾之气，尚未可遽张以挞伐之威”。事实上，即使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时候，奕举办洋务的目的也有两重意思在内。在奕看来，乘太平天国还没有被镇压的时候，“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如果太平天国业已荡平才去学习，“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故应乘此时机，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练兵与办军事工业，“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还说刻下列强凭强凌弱，“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倘若我能自强，器利兵精，则中外可以相安无事，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③。所以，他倡办近代军事工业，主要是消除内患，镇压农民起义，但也有攘外的准备，御侮的目的。同治二年（83）五月，他在奏请购买洋舰时就指出“如果用之得宜，则近之剿办长江逆匪，远之备御外侮，破浪乘风，纵横万里，实为长驾远驭上策。所最要者，在我须勤为学习，速得其法，庶不致日久为洋人把持。”奕的这些政治见解和种种作为，既反映了当时洋务派的普遍思想，也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支持。

    《翁文恭公日记》第0 册，第5 页。

    ②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 分册，第204 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第33 页。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2—3页。

    第六节遭慈禧太后的惩儆正当奕势权显赫、“声誉日隆”的时候，慈禧太后突然对他施加打击，使他从权力的高峰滑了下来。辛酉政变后，奕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慈禧太后为坐稳自己的宝座，需要奕出力，对他极意笼络，百般优容恩礼。奕主政期间，罗致了文祥、宝鋆等人内膺重任，作为他主持朝政国事的得力助手；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外膺封疆，兴办洋务，镇压农民起义。奕在有分寸地惩办了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党羽后，继续执行肃顺重用汉人地主知识分子的政策，又将受肃顺排挤打击的部院大臣平反复职，安抚各方，收拾人心，迅速把政局稳定下来。由于奕等人的通力合作，清廷暂时渡过了难关，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奕因此博得朝野的一片赞赏。这对慈禧太后揽权是潜在的威胁。在慈禧太后看来，她要保持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必须依仗恭亲王奕以控制、操纵朝政，驾驭群臣，但同时又害怕他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害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她有意识地扶植两派、甚至多派政治势力，使他们互相牵制。所以，她一面支持奕为首的洋务派，一面又放任顽固派对奕等洋务派的攻击和非难，力图控制和排挤奕，削弱他的权势。这种局面的出现，奕当然是不满的。况且他年轻气盛，踌躇满志，处于矛盾的漩涡之中，仍然是勇于任事和刚愎自用。工于心计的太后对此难以容忍，说他“狂妄自大，跋扈专擅”。于是，慈禧太后与奕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彼此猜忌日深。

    同治四年（85）三月，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揣摩慈禧太后的意旨，上疏弹劾奕，给奕罗织了“贪墨、骄盈、揽权、徇私”等罪名。慈禧太后决计借此罢黜奕，打掉他的威风。三月初七日（4 月2 日），慈禧太后召集大学士周祖培、倭仁、吏部尚书朱凤标等，公布一道由她亲笔书写的谕旨，斥责奕“自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主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令其“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职务，不准干预公事”。一纸严诏，笔挟风雷，令人悚然。满朝王公大臣惊诧万分，纷纷要求慈禧太后收回成命，任用奕，而倭仁等人则对慈禧太后的谕旨表示附和。倭仁思想保守，对奕迷恋“洋务”，视洋务为“身心性命之学”的做法一向鄙夷不屑。他在这次政潮中故意从中作梗，借以打击奕。后来，慈禧太后虽难违众论，恢复了奕的职务，但奕议政王的称号从此取消了。经过这次打击，奕在统治集团中的声望无可挽回地受到影响。

    第七节与顽固派的论争不久，奕和倭仁作为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代表，在同文馆要求增设天文算学馆的问题上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交锋。

    同文馆设立于同治元年（82），主要任务是培养翻译人才。它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入学，注重外语的学习。这是奕为首的洋务派早期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开始规模尚小，影响不大，倭仁等虽有异议，却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是，作为顽固派的首领，倭仁主张讲求“圣人之道”，严防“以夷变夏”，坚持以“礼义廉耻”、“天道人心”来维护封建统治，保存天朝的体制。他和醇亲王奕譞、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人过从甚密，联成一气，“以不谈洋务为高”，坚守封建的纲常名教。他们对奕等人提倡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先进技术，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其外交政策强烈不满，认为是擅改祖制，以夷变夏，伺机进行攻击。同治五年（8）十二月，奕以“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为理由，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指出“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②。为保证质量，要求招收30 岁以下的满汉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的官员入学，并厚给薪水，住馆学习，聘请西人担任教师。还规定学习3 年试居高等者，“均准各按升阶，格外优保班次”。对此，顽固派极为恼火，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奏表示反对，紧接着倭仁亲自出马，对奕此举大张挞伐，兴师问罪。他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折，力言“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指出令学士、大夫学习制器之理，且用升官、银钱去引诱他们，这是重名利轻气节，“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倭仁尤其反对“奉洋人为师”，他质问奕“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术，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倭仁的保守思想和言论得到守旧的满族贵族、官僚士绅和许多八股士子的拥护。一批守旧卫道之士群起效尤。一时“谤议繁兴”，闹得“京师口语藉藉”。对倭仁等人的攻击、非难，奕毫不示弱。他直截了当地斥责倭仁“守旧衰谬，不识时务”，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指斥倭仁“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徒以道义空谈”，是极其谬误的。奕故意将倭仁一军，请旨饬令倭仁“着即酌保数员”，并“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办讲求”，与同文馆“互相砥砺”。上谕发抄，卫道之士大哗，倭仁更是啼笑皆非，狼狈不堪，只好向朝廷明白回奏，“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恳求朝廷取消原来的奏议。奕仍不罢休，决心再出个难题给倭仁去做，奏请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要他直接参与为其所深恶痛绝的“洋务”活动。急得倭仁食难下咽，夜不安枕，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倭仁屡疏恳辞，奕再三驳斥，致使倭仁无法申辩，十分尴尬，只好硬着头皮走马上任，“中途故坠马，遂以足疾请假”②。这场斗争，使顽固派的气焰有所收敛。是时，各地人民起义相继被镇压，奕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第33 页。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3 页。

    《洋务运动》第8 册，第23 页。

    ② 《洋务运动》第2 册，第33 页。

    所谓的“心腹之患”暂时减轻了。于是他在处理朝政时，较多地注意“抵御外侮”方面。同治九年（870），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奕要他议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海防，以备御侮。为捍卫海疆起见，他支持左宗棠自行设厂造船的建议和实践，认为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倘若“制于人而不思制人之法与御寇之方，尤非谋国之道”。同治十年（87）七月，沙俄乘中国西北边疆动乱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悍然出兵侵占伊犁。奕认为“沙俄既于伊城遂其鸠居之计，复于各处冀为蚕食之谋，其心殊为叵测”，赞同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匪帮的叛乱后，奕又全力支持左宗棠大军屯兵新疆，准备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同治十三年（874），日军入侵台湾，奕奏请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防，指示沈葆桢“示以兵威”，决不能对日本示弱惧战。但他后来还是接受了李鸿章关于“兵端不可遽开”，只有“力保和局”的建议，向日本妥协，签订了屈辱的《台事专约》。这对奕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深感自办洋务以来，往往“空言自强”，事实上“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乃至“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为有效地御侮，他提出了“练兵、简器、设厂、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具体建议，强调建设中国海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奕的建议被各省督抚称之为“救时要策”和“切要之图”。福建巡抚丁日昌为此草拟了《海军水师章程》六条，奏请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经奕敦促，清廷原则上采纳了筹建三洋水师的建议，但限于财力，决定“先于北洋创设一军，俟力渐充，由一化三”。于是，中国近代海军正式筹建了。同时，奕还倡导和支持各地洋务派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以商为战，收回利功”，“以防外人争利”。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第八节被罢黜闲置同治十三年十二月（875 年 月），同治帝崩。载淳无嗣，慈禧太后以旁枝侧出，立醇亲王奕譞之子、年仅4 岁的载湉为帝，改元光绪，再度垂帘听政。为驾驭群臣，控制“内轻外重”的政治局面，慈禧太后暗中放任“清流”议论时政，裁量人物，“以清议维持大局”②，并进一步排挤和控制奕。慈禧太后还笼络奕譞，利用奕譞与自己的姻亲关系，以及他政治上的幼稚短视、性格懦弱等特点，促使他们兄弟矛盾深化，手足参商。在慈禧太后的鼓弄和支持下，“醇邸挟太上之尊，树用私人，结党相倾”，“日伺恭王之短而攻之”。奕因遭慈禧太后的排挤，又迭遭奕譞和某些清流人物的交相攻击，“势渐孤”，在大臣中的威望日益下降。其间，奕为重振势力曾作了些抗争。如同治八年（89），由慈安太后和年少的同治帝出面，命令山东巡抚丁宝桢以“内监擅离京师，祖制当斩”的罪名，就地诛杀潜过山东境内的慈禧太后幸臣、总管太监安德海。慈禧太后当然知道其幕后策划者是奕，表面上不能不承认斩杀安德海是正确的，心里却难免对此耿耿于怀。同治十三年（874），慈禧太后以“召对失仪”的罪名，把奕降为郡王，并夺去他的长子载澂的贝勒爵位。但是第二天又恢复如故。慈禧太后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目的无非是让奕明白只有她才掌握奕及其全家的荣辱和生杀予夺大权。奕在慈禧太后的打击下，忧虑自己的身家地位，对慈禧太后处处退让，竭力委曲求全。即使如此，奕仍没有逃过慈禧太后对他的严重打击。光绪十年（884），中法战争失败，奕受到“言路交章论劾”。慈禧太后乘机将奕等军机大臣全体罢黜，把他及其势力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全部清洗出去。这次奕被罢官长达0 年之久。在罢官期间，奕过着“超然尘事外，..不知忧与患”②的赋闲生活。只是于光绪十四年（889），光绪帝亲政后，他对慈禧太后明作撤帘而暗中操纵深为不满，曾上疏指责慈禧太后贪握权柄，有悖祖制。慈禧太后置之不理。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8，第34 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

    ② 胡思敬《审国病书》，《国闻备乘》。

    第九节对日主和，反对变法光绪二十年（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信任李鸿章，避战求和，又招败绩。清皇朝危机四伏，矛盾重重。慈禧太后被迫再次起用奕，想借重其过去的声望来调和各种矛盾，打击帝党势力。八月底，她发布谕旨，令奕“在内廷行走，管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十月初，清廷成立督办军务处，光绪帝发布谕旨，“派恭亲王督办军务，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旋复授其军机大臣职务。然而，此时的奕年老多病，并无实权；多年失势，对政务亦有所隔膜，加以他一再遭受慈禧太后的打击，锐气大减。重新上台后，只敢顺着慈禧太后的意旨办事，不敢稍有出格。光绪二十一年（895）春，清廷派李鸿章到日本马关谈判。四月初三日（4 月27 日），李鸿章电告清廷和约十条，奕表示赞成，力主“再不能言战”。四月十七日（5 月7 日），李鸿章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五月初二日（5 月25 日），奕会同奕劻等人请求尚在迟疑的光绪帝批准条约，并派伍廷芳等赴烟台换约。未几，“三国干涉还辽”事起，翁同龢等人主张延期换约，奕却以“不换约则兵端立至”②为由，赞成换约，出卖民族权益。

    戊戌维新变法期间，奕针对清廷某些弊端提出了诸如兴办学堂、修筑铁路、振兴工商、改革武科考制等主张。但它基本上是洋务派主张的老调重弹，实际上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等变法主张的抵制。他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份对光绪帝时加牵制，而且和“议论专主变法”的帝师和军机大臣翁同龢严重对立。早在光绪二十二年（89）初，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其僚属、户部主事陈炽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拟请光绪帝陆续颁行。翁同龢将这些新政诏书“商之于恭邸”，想争取他对变法的支持，殊料竟遭奕的坚决反对。奕还奏请慈禧太后，撤掉汉书房，将翁同龢赶出毓庆宫，使他失去了和光绪帝“造膝独对”的机会。此后，奕和翁同龢“议事龃龉”，“论事不合”，对翁同龢的政治主张和赞助康、梁变法的行动很不以为然，往往从中作梗，阻挠变法。他还指斥翁同龢揽权、狂悖，每每对他裁抑、刁难，施加压力，阻止他对维新变法的帮助支持。光绪二十四年（898）初，沙俄强占旅大事件发生后，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危，“以变法为急务”，立志改革。奕“默然”不答。不久，康有为上书请开制度局，定国是，奕也表示反对。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898 年5 月29 日），奕旧疾复发，旋病重而死，时年7 岁。清廷优加恩典，皇帝临奠，辍朝五日，赐益曰“忠”，配享太庙。

    奕《萃锦吟》卷。

    《清季外交史料》卷97，第3 页。

    ② 《翁文恭公日记》第34 册，第25 页。

    第九章光绪帝第一节冲龄即位光绪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满族，生于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87年8 月4 日）。4 岁继承皇位，因在位年号为光绪而被称作光绪帝，是清朝自顺治帝以来的第九位皇帝。

    载湉是同治帝载淳的七叔醇亲王奕譞之子。本来按清皇朝家法，在同治帝身后无子的情况下，应当从皇族近支中的晚辈里挑选一人立嗣继承皇位，然而载湉却是作为载淳的同辈接替了皇位，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事情是清廷内部矛盾与争斗的结果。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875 年 月2 日），年仅9 岁的同治帝病死，作为其生母的慈禧太后在悲痛之余关注更多的是怎样继续得以垂帘听政的问题。从慈禧太后的角度来看，假如从溥字辈挑选一人为帝，那么她就会因此被尊为太皇太后，这固然已很尊贵，但相差两辈的疏远会直接影响她对清朝统治大权的操纵，在权力欲的支配下，她决意从与同治帝同辈的人中选择了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帝位继承人。为掩人耳目，慈禧太后在“懿旨”中称立载湉为嗣皇帝乃不得已之举，表示“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帝”③。此时载湉只有4 岁，待他有子再承接同治帝的帝位，至少要有十几年的时间。慈禧太后立载湉为帝，以便继续垂帘听政。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875 年2 月25 日），清廷在紫禁城太和殿为载湉举行了登基典礼。接着，两宫皇太后又以皇帝年幼为名再度垂帘听政，重演同治帝即位时的故伎。载湉虽成了皇帝，而操纵政局的人物却仍是慈禧太后。

    ③ 同上书，第38 页。

    第二节幼帝生涯载湉经过嗣称帝，与慈禧太后形成了“母子”关系。本来，载湉作为咸丰帝的侄子和慈禧太后外甥的双重身份已与慈禧太后是亲上加亲，慈禧太后选中载湉为帝除了有揽权的用意之外，她也是考虑到由其胞妹之子接替皇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小皇帝入宫后，离开了他的亲生父母，慈禧太后自然要对这个幼童予以关怀，据她自己对臣属说载湉“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当然，这种爱怜是具有既出于对幼童体贴的人情味，而又试图通过不断调教使载湉依附于慈禧太后的双重含意。载湉入宫后，“其父母不敢给以食物”②，表明载湉只能与慈禧太后之间有“母子”之情。慈禧太后还叮咛载湉身边的侍从对载湉讲他已不是醇亲王的儿子，他应当“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③。随着载湉长大懂事，慈禧太后又搬出“家规”要求载湉每日向她问安一次，并常常用孝道来训导载湉对她要俯首贴耳，恭敬听命。作为皇帝的载湉在向慈禧太后请安时，不命之起不敢起，太后稍不如意，就罚令长跪。慈禧太后外出时，载湉“亦必随扈，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以至于载湉每次面见慈禧太后，总是“战战兢兢”，“胆为之破”②。幼小的光绪帝迫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产生了对慈禧太后畏惧的心理，甚至听见锣鼓、吆喝、雷电等声都会感到震惊，这种怯懦的心理可以说对他的一生都带来了无法摆脱的影响。

    在载湉即帝位 个多月后，慈禧太后于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二日（87年 月8 日）颁发“懿旨”，称“皇帝冲龄践阼，亟宜乘时典学”，决定让光绪帝在毓庆宫入学读书，并派内阁学士翁同龢、兵部左侍郎夏同善“授皇帝读”③，一切读书事宜由醇亲王奕譞管理。翁同龢当初曾在弘德殿为同治帝授读，他第一课所讲的明代张居正的《帝鉴图说》即以生动自然博得小同治帝的喜爱，由他再充任小光绪帝的师傅显然堪称此任。

    在光绪帝入读毓庆宫前，翁同龢等人在养心殿对其进行了入学前的启蒙教育。光绪二年正月二十二日（87 年2 月 日），为光绪帝开蒙的第一天，翁同龢先是握着光绪帝的小手临摹“天下太平”、“光明正大”8 个字，然后教他认“帝”和“德”两个字，接下去讲解《帝鉴图说》的首篇《三皇五帝》。开蒙4 个月后，5 岁的光绪帝于四月二十一日（5 月4 日）在毓庆宫正式入学读书。根据清朝对幼帝进行教育的惯例，光绪帝所学的课程主要有“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圣祖圣训”等先帝治术，由满、汉师傅分别用满文与汉文讲解，还要由武臣教会拉弓射箭等武功。读书的头两年，以认字和听讲书为主，规定生书每日读20 遍，熟书读50 遍。小载湉起初厌烦读这么多遍书，经翁同龢的变通，采用以读会为准的办法，逐步使光绪帝喜欢上读书。翁同龢不仅教书，还从生活上关心体贴光绪帝，以长辈的厚爱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 册，总第2 页。

    ② 《戊戌变法》第4 册，第223 页。

    ③ 徐珂《清稗类钞》第3 册“宫闱类”，第3 页。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74 页。

    ② 徐珂《清稗类钞》第3 册“宫闱类”，第45 页。

    ③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57 页。

    跨越了君臣名份的阻隔，使光绪帝受到创伤的心感受到温暖，以至于他们二人通过毓庆宫的读书与教书关系而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翁同龢等人针对光绪帝伴随年龄的增长需要新知的特点，在光绪八年（882）载湉 岁时，增添授课内容，讲解了贺长龄、魏源所辑《皇朝经世文编》，两三年后又进讲了越南、朝鲜、日本、中国台湾地图书和魏源撰《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随后又讲解有关洋务的折件，使光绪帝眼界大开。到光绪十二年（88）载湉虚龄 岁时，即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已为**之际，据称就已具备了“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④的能力。在告别幼帝生涯的当口，光绪帝所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能否顺利地亲政。

    ④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23，第7 页。

    第三节亲政波折当初两宫皇太后立载湉为帝、再度垂帘听政之时，曾把听政解释为“一时权宜”之举，保证“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十日（88 年7 月 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了前面所说的话，并宣布“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表面看来，慈禧太后是在信守诺言，而实际上幼帝长大后迟早都要面对亲政的问题，慈禧太后早做预谋，目的是在无可奈何地让光绪帝亲政后她仍然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操纵清廷大权。对于她的这个用意，醇亲王奕譞是心领神会的。奕譞在两年前的“甲申朝局之变”中取代了恭亲王奕在朝廷的地位而成为慈禧太后的心腹。他在慈禧太后准备让光绪帝亲政的“懿旨”颁布后仅5 天，就上奏称与各位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恳请慈禧太后“训政”，并表示皇帝“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他提出的训政模式为“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②。慈禧太后顺水推舟，表示接受奕譞的训政请求。这年十月，礼亲王世铎就训政的细则奏报慈禧太后允准，其中“凡遇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③一条，实质上与垂帘听政并没有什么区别。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887 年2 月7 日），清廷为光绪帝举行了亲政仪式。这与其说是光绪帝亲政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慈禧太后通过训政的方式为其日后归政于光绪帝而铺平了一条能够长期对皇帝加以控制的通道。

    在慈禧太后训政两年之后，光绪帝的大婚典礼于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889 年2 月25 日）在清宫隆重举行。此时，慈禧太后没有打破幼帝一经大婚便要亲理朝政的祖宗之法，只好搬出皇宫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已甘心地去让光绪帝行使皇权，而是在归政前后搞了一连串的活动，以便对亲政后的光绪帝加以控制，继续操纵清廷大权。为对光绪帝施加她的影响，在光绪十四年十月择定由她的侄女叶赫那拉氏为光绪帝的皇后。为加强对朝廷的控制，她在文武官员的安排任命上多用对其效忠之人，以至于光绪帝亲政之时所面对的几乎尽是太后听政与训政时期的重臣。为便于把握光绪帝的动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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