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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军、湘军大量裁撤、遣散，被裁遣者，生活无着，遂沿袭军营中结会之习，在各地开堂“放飘”，使哥老会迅速发展。据清官员奏“自咸同军兴以来，湘民释耒从戎转战者，湘军几遍寰区。从军既久，习于游隋，又兼素无恒业，遂不肯复安耕凿，每踵军营积习，结拜弟兄。”⑤咸同以降，哥老会受到天地会与青帮的影响，或与之融合，往往也带有洪门与青帮的某些特色，如哥老会一般称红帮，因有些哥老会成员也加入洪门或青帮（安清道友），故人们往往把它与青帮、洪门相混，或讹为青红帮。实际上哥老会自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独立的组织，与天地会（洪门）和青帮不同。哥老会的组织立有山、堂、香、水，如光绪年间湖南哥老会首领龙松年便立有双龙山、公义堂、五湖香、四海水。哥老会内有严格的等级，首领称正龙头、副龙头。其下设有五堂即坐堂、陪堂、刑堂、礼堂与执堂。举行仪式时，还临时设有“盟证”、“香长”，一般由五堂中人兼任。另外还设有头目，分为心腹、圣贤（又分文圣贤、武圣贤）、当家（又分披红当家、插花当家）、红旗、黑旗、巡风等。头目之下还有大九、小九、大么、小么、大满、小满。结会开堂，称为“开山”，要举行开山式，一般在深山古庙或人迹罕至之处举行。会场正面设坛，上祀五祖、关羽，并有用红纸书写之“进山东”、“出山东”，内容为誓辞、条规、檄文等。由正龙头向神坛朗诵。一般头目、会员对神礼拜，行“抖海式”立誓。一般会员入会，也要举行入会式，于清净之处举行。新会员入会，须有老会员介绍，称为“保举”。会场之布置，也与开山式相同。由管事者引保举及新入会者进入会场，新入会者跪于神前，由管事者提问，新入会者作答，内容皆有定式。然后举行“抖海式”。这时，管事者斩一白雄鸡，口称若日后背盟，即“有如此鸡”。誓毕，再行礼起立。礼毕，由管事者将新入会者之姓名，填记于“宝”即名录之中，并缴纳会费，即算入会。

    随着哥老会组织的发展，其成员遍布各省，号称其成员不持一文，可往来全国。每至一处，先谒外管，称“拜码头”，继而引见龙头，待以宾客之礼。临行时，复按其在会内之职位高低与路程远近，送给盘费。若需要巨款时，则由龙头派人“拖队伍”，即进行抢劫。

    《军录》湖南巡抚刘崐折，同治六年六月初一日。

    ② 《军录》英桂折，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③ 《军录》贵州巡抚岑毓英折，光绪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④ 《军录》左宗棠折，同治六年九月初二日。

    ⑤ 《军录》湖广总督张之洞折，光绪十八年七月廿三日。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4 章，商务印书馆9 年版。

    第二节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会党这一时期，教门在组织上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中国已陷入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之中，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则降为次要和从属地位。因此，除少数卖国分子外，全国人民都能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前深受教门影响，被视为教门“羽翼”的民间武术团体，如义和拳、大刀会、金钟罩等，纷纷同各地的地主武装——团练结合起来，组成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白莲教系统的教门组织，也发生了分化。有些成员，放弃了“反清复明”的口号，接受了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加入义和团。有些继续反对清廷，因屡遭镇压而加入了基督教与天主教②。有些则成为纯粹的封建迷信团体，在民间传播封建迷信思想，靠骗钱财来维持，如光绪八年（822）成立的一贯道，便是在原来白莲教基础上建立的，后来进一步堕落为反动会道门。

    义和团运动期间，各地会党组织十分活跃，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中，冲锋陷阵。其中较著名的事件，有四川大足龙水镇余栋臣领导的哥老会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长江流域各省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在浙江，这时还成立了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为宗旨的会党。

    终南会。属哥老会系统，也称终南山，其首领张恭、蒋天山及沈荣卿都是知识分子，思想比较开明。他们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议论时政，日益感到“四夷交侵”的险恶形势。在原首领离去后，他们改终南山为龙华会，向群众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宣传革命思想，有众2 万余，已倾向于资产阶级革命。

    双龙会是由拳师王金宝受终南会之委托而创立，亦有2 万余众，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为宗旨，提出“洋教为非当灭”等口号。

    伏虎会，亦称伏虎山，系终南会分支，由海宁人王锡桐创立。光绪二十六年（900），海宁官府支持天主教会欺压群众，王锡桐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结果遭官府关押。获释后，“立会招贤，以排外为宗旨”，创立伏虎会。光绪二十九年（903），他组织上万群众，反对外国教会，占领海宁县城，焚毁该县天主教总堂。后遭清廷镇压，事败，伏虎会并入龙华会。

    白布会。最初是浙南一带的团练组织，后来流入严州一带，变成客民的同乡会。在濮振声出任首领后，改订章程，按军事编制，建立“独立军”，从事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光绪二十八年（902）秋，“天主教民专横，官不能制”，濮振声率领白布会起义，活跃在建德、桐庐、新城三县交界处，击败清军防守营，继破从桐庐前来“进剿”的清军，占据桐庐、分水两县，并进兵严州府城。后来濮振声不幸被俘，被监禁在仁和县署。起义失败后，白布会仍在严州各地活动。

    平洋党由嵊县竺绍康创立，最初是为了向当地土豪蔡老虎报杀父之仇， 《军录》两广总督叶名琛折，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② 王明伦《团练与义和团运动》，载《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987 年版。路遥编《义和团运动》，巴蜀出版社985 年版，第27—27 页。

    由于清廷包庇蔡老虎，因而把矛头指向官府，接受了反清革命思想。

    鸟带党原是诸暨一带无业游民的组织，以“劫质富户，勒索财宝”为事。因腰缠玄带为号，故名。辛亥革命时期因王金发等人加入而重新活跃起来。王金发是嵊县人，秀才出身，有文化知识，在革命思想影响下，于光绪三十年（904）创办大同学社，以研究学术为名，进行反清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鸟带党也逐渐倾向于反清革命。

    除以上较大的会党外，还有金钱党、祖宗教、百子会、白旗会、红旗会、黑旗会及青帮系统的私贩党等。

    辛亥革命时期，教门作为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组织，在资产阶级推翻清皇朝封建**统治的斗争中，更难发挥正面的作用。一些会党则由于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联络与领导，逐渐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辛亥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反清斗争的秘密结社主要是会党。这些会党大多属于天地会与哥老会两大系统，也称“洪门”与“汉留”。其活动地区主要在两广、江浙、江西、安徽、四川、两湖及陕甘等省，甚至宁夏、新疆也发现过哥老会的活动。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状况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变化。

    首先，这时会党的成员虽然仍以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为主，但这些阶级、阶层本身已发生了变化。会党活跃的省份，大多经济比较发达，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都比较高；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多已卷入商品经济的浪潮之中，希望发展资本主义。这种要求在受到国内封建统治的阻挠与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以后，他们日益产生不满情绪，不断进行自发的反抗斗争。他们的斗争往往由于会党本身的弱点和落后性而陷于失败。一些有较高文化素养，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熏陶的知识分子加入会党以后，他们开始积极引导会党群众加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行列。其次，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一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他们中间许多人曾留学国外，接受过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在思想上同封建**制度日益格格不入，倾慕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当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腐朽的清廷采取投降卖国的政策，使中华民族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认识到要挽救祖国的危亡，必须推翻清廷这个“洋人的朝廷”，从而提出“革命排满”的口号，主张废除封建的**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亟需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的支持，而同下层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会党，便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可资利用的一支现成力量。会党也只有得到先进阶级的领导，才能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作出更多的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不仅有可能性，而且有现实的基础。

    会党具有长期从事秘密活动的经验，有互济互助，患难与共的传统和“富团结力，守秘密，重然诺，急公死义”的精神。而且有自己一套组织系统，是一支现成的队伍。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多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虽有奋不顾身的革命热情，却缺乏深入到群众中做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和发动工作的本领，他们希望有一支现成的队伍为自己所用，会党正是这样一股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的联络，虽只限于其首领，而会党的家长制统治，重义气，绝对服从首领的传统，恰好有利于革命派这种联络工作。只要首领被动员起来，便可以带动一大片。革命派通过会党，又可以进一步联系广大下层群众。

    会党长期受到清廷的镇压与迫害，具有较强的反抗意识，一直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这同革命党人“革命排满”的口号，在形式上颇为相似。经过革命派的联络与教育，会党大多从原始、落后和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组织，转化为具有民主革命倾向的团体。一些会党不仅组织上接受革命党人的领导，而且政治上也接受了革命党人的纲领，把原先“反清复明”和盲目排外的宗旨，变为以推翻清皇朝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宗旨，其活动逐渐纳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因而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两广天地会。

    辛亥革命时期两广地区的会党，主要是天地会系统的三合会与三点会。

    其成员除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外，也有一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参加，并成为会内首领或骨干。他们中间一些人，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影响，产生了民主意识，思想上已不同于以往会党的首领，所以容易并乐于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有的后来完全转变成革命党人了。如广东顺德人尤列，少年时曾肄业于广州算学馆，7 岁时曾漫游上海，继至日本长崎、神户。后来在上海“入闱”加入洪门。光绪十五年（889）充任广东舆图局测绘生，后闻香港华民政务司署招考书记员，尤列“欲借此谙习外情，遂毅然至港投考”。光绪二十一年（895）与孙中山等创立兴中会，其后又在南洋创立中和堂（洪门组织），以后并入同盟会。广东惠州三合会首领郑士良，少年时即与洪门中人相往还，后至广州德国教会开办的礼贤学校学习，皈依基督教。毕业后进入博济医院附设的华南医学堂，接受了许多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后来辍学回到惠州，专门从事会党的联络工作②。有的会党领袖虽非知识分子出身，但因曾在海外领略过资本主义的新鲜事物，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如广西壮族人王和顺，少年时曾投入刘永福部下，后来参加了三合会。光绪三十一年（905）广西起义失败后，“漫游海外、博考各国之政治典物”③，也有了新的思想。

    这些具有新思想的会党首领与骨干，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迫切要求接受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领导，把会党引导到革命的轨道上去。郑士良曾对孙中山说“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④光绪二十五年（899）兴中会邀集长江哥老会、广东三合会首领在香港举行联合会议。会党方面代表表示“现今世运大开，国事亦非昔比，吾国岂能固步自封？因此特来向诸位请教。”又说“现在如不了解国际情势，贸然揭竿而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尤列事略》，中华书局98 年版。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郑士良事略》。

    ③ 《中国日报》907 年9 月28 日。

    ④ 《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广东文史资料》第25 辑，第32 页。

    起，则将遗祸于百年之后。而我们会党之中，无人通晓外国情形，所以对孙先生期望甚切。”革命党对会党也颇重视，孙中山提到，广西会党“既然有出奇的战斗力，那么，如果给予足够的供应，谁还说他们无法从中国消灭满清势力呢？”②两广地区革命党人对会党的联络工作，采取多种方式，有的加入会党，成为其首领。如革命党人陈少白首先加入广东三合会，被封为“白扇”，其后又加入哥老会，被推为“龙头之龙头”。有的革命党人则介绍会党首领加入革命团体，如会党首领杨子华、相玉昆等加入兴中会，王和顺、黄明堂等加入同盟会。有的革命党人则使会党与革命团体合并，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如光绪二十五年（899），兴中会邀请哥老会、三合会首领在香港成立兴汉会，其纲领则完全采用兴中会的革命纲领③。

    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的过程，也就是向会党灌输革命思想的过程。会党长期以来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并不反对封建**帝制，仅反对满族人做皇帝，代之以汉人做皇帝。经过革命党人的教育，会党首领的思想起了变化，带动整个会党也倾向于民主革命。广西会党首领王和顺曾说“从孙中山先生游，得与闻国之大本，始知民族主义虽足以复国，未足以强国，必兼树国民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④会党有了思想觉悟的提高，因而积极参加革命党人在两广地区发动的武装起义。如光绪二十一年（895）广州起义；光绪二十六年（900）惠州起义；光绪三十三年（907）潮州黄冈起义；同年惠州七女湖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光绪三十四年（908）钦廉上思起义等，会党或成为主力，或全由会党群众参加。

    2.浙江的会党。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会党一部分属于哥老会系统，一部分是本地自发产生的。

    鉴于浙江各会党在以往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表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对会党十分重视，并对会党进行联络。最早联络会党的是光复会的陶成章。光绪二十九年（903）秋，王锡桐领导伏虎会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浙江籍留学生中，海宁留学生祁文豹等即建议陶成章前往联络，并为之介绍。陶成章到达海宁后，起义已经失败，但这件事却坚定了陶联络会党的决心。光绪三十年（904），陶成章与魏兰回到浙江杭州，经《杭州白话报》主笔孙翼中介绍，两次走访被囚于仁和县署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彼此“商谈颇洽”，濮振声为陶成章出具介绍函数件，名片数十纸，帮助他们往各地与会党首领接洽。陶成章与魏兰前往富阳、桐庐、分水等地，“遍谒白布会诸头目”，“历探各种秘密会党之内状”。其后，陶成章又单独取道陆路，由分水入建德、寿昌、汤溪、龙游、遂昌、松阳以至云和。他每天步行七八十里，边跑路，边调查，边联络，边进行革命宣传。继陶成章之后联络会党者，还有敖嘉庆、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党人。经过革命党人的联络、宣传、教育，浙江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8 页。

    ② 《孙中山选集》（上），第2—3 页。

    ③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8 页。

    ④ 《中国日报》907 年9 月28 日。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 册。

    各会党皆“易排外宗旨为排满宗旨”，参加了反清革命。

    3.两湖地区的哥老会。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会党主要是天地会与哥老会及其分支。辛亥革命前，这些会党曾多次自发地进行反抗斗争，有的以“劫富济贫”相号召，有的以“官逼民反”为旗帜，有的把斗争矛头直指土豪劣绅，有的则投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活动的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会党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光绪二十五年（899）冬，孙中山派史坚如、毕永年等到长江流域联络会党，会晤了湖南哥老会首领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等，向他们宣传“革命排满”的思想。为了改变湖南会党山堂林立的局面，革命党人谭人凤于光绪三十年（904）邀约湖南会党中各个山堂首领在长沙岳麓山举行“游山会”，把各个会党的会名、规章统一起来，皆称麓山道义堂，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八字为口号。

    经过革命党人的联络与教育，湖南会党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把从前“劫富济贫”、“反清复明”等口号，改为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破除数千年之**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甚至提出“使地权与民平等，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②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基础，会党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华兴会成立后，湖南哥老会大头目马福益接受了革命党人黄兴、刘揆一的领导，以同化会少将、起义副总指挥的身份，把浏醴、衡阳、常德、岳阳、宝庆五路会党的力量组织起来，动员数万名哥老会员，积极准备长沙起义。起义失败，马福益被捕牺牲。其后，湖南会党在同盟会领导下，又参加了萍浏醴起义。宣统三年九月一日（9 年0 月22 日），会党又在焦达峰领导下，为长沙起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湖北的会党，主要是江湖会、哥老会。太平天国失败后，长江、汉水沿岸哥老会的势力有很大发展，多次自发地进行反对外国教会的侵略斗争，提出“反清”、“灭洋”等口号。但因力量分散，多陷于失败。辛亥革命时期，湖北会党的势力相当可观，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对联络会党一事最初颇有分歧，认为会党“发难易，成功难。既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革命党人吴禄贞也拒绝联合会党进行革命。直到湖北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后，才开始联络会党的工作。

    科学补习所成立之时，适值湖广总督张之洞扩大新军，于是由负责联络会党的胡宗琬等，动员会党成员加入新军，致使湖北新军中有大量会党成员。科学补习所以后的革命团体如群治学社、共进会等，皆比较重视联络会党的工作。他们对分散的会党山堂，不是简单地加以联络，而是由革命党人和会党群众共同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将其置于革命党人的领导之下，使会党不再拘泥于旧日山堂的组织形式，而以个人身份参加革命团体。如共进会领导人便采用“换帖拜把”这种会党群众熟悉的方式，组织会党群众并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这样，使湖北的会党（包括新军中的会党分子）在武昌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

    4.四川的哥老会。

    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文史资料选辑》第34 辑。

    ② 《中华国民起义檄文》，《辛亥革命》第2 册，第47 页。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 页。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会党主要是哥老会。哥老会在四川通称“袍哥”，又称江湖会，所以四川人把加入哥老会称做“ 江湖”，哥老会内部称入会为“进步”或“ 光棍”。

    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的组织在四川已遍及各地城乡，并渗透到各个阶层中去。“入会者自绅商、学界、在官人役以及劳动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各个交通沿线的镇场，哥老会皆设立“公口”、“码头”，他们是一支强大的社会势力，因而受到革命党人的重视。黄兴认为，“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因而嘱革命党人李肇甫等“招邀熊克武、但懋辛、余竞成、张百祥之在会党有声望者，先后东渡，深相结合，授以机宜”②。同盟会在四川建立组织后，便着手进行联络会党的工作，他们提出“四川帮会势力强大，散布地区也广，这是我们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并制订了“因地制宜，互相联络，联合哥老，适时起义”的方针③。

    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会党接受了革命党人的领导，革命党人派一些同盟会员加入会党，并成为领导者。革命党人熊克武回到四川后，由佘英介绍加入哥老会，当了会内“大爷”；侯橘园加入广汉向阳乡的哥老会，也“当上了码头上一步登天的大爷”④。保路同志军的首领王天杰、秦载赓等，都以同盟会员身份兼任会党首领。革命党人还有意识地吸收会党首领加入革命团体，使之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在会党进行领导。会党的首领张百祥、佘英、李绍伊、张捷先、张达三等，都先后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四川武装起义的骨干。

    经过革命党人的宣传与灌输革命思想，大大提高了会党群众的觉悟。四川的哥老会，原来一直停留在旧式农民起义的水平上，“以为革命是想做皇帝”。经过革命党人的教育，他们走上了民主革命的轨道。孝义会的首领李绍伊原以“兴汉排满”为宗旨，加入同盟会后，领导同志军起义时宣称“我们这次起义的目的，只是为了推翻清王朝，打倒**余毒，恢复汉族自由，解救人民痛苦，并不是争城夺地，想当帝王。”②哥老会首领周鸿勋加入同盟会后，将所率队伍“改换旗帜，用大黄旗上书‘中华国民军’，傍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并在发布的《中华国民军邀集革命同人启》中提出“共和创政，平等分疆”③，已经完全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纲领。

    5.陕西哥老会与刀客。

    辛亥革命时期陕西的会党十分活跃，主要是哥老会与刀客。哥老会又分 石云《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哥老会》，《四川师范学院学报》983 年第 期。② 《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 册。

    ③ 《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249 页。

    ④ 广汉政协《广汉同志军的活动》，转引自隗瀛涛等《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8 页。

    杨兆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近代史资料》958 年第2 期。② 转引自隗瀛涛《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7—558 页。

    ③ 转引自隗瀛涛《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7—558 页。

    为许多山堂，比较著名的有太白山、提笼山、秦凤山、定军山、贺兰山与通统山等。这些山堂之间虽然互相联系，在反清这一点上也相一致，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组织与领导。大体上陕北较少，关中较多，陕南更多。刀客是关中地区渭河两岸的一批特殊人物，因每人携带一把“关山刀子”，作为自卫武器，人们称他们为“刀客”，主要由破产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组成。最初多三两成群，贩运私盐、私茶，或为商家充当保镖。既有反抗意识，也颇具抱打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没有具体的组织，更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统一领导。辛亥革命时期多集体加入军队。

    陕西的革命党人最初对联络会党也颇有分歧。有些同盟会员认为会党知识浅陋，难以接受革命道理，加之力量分散，难以集中，并担心会党会泄露秘密。经过长时间酝酿讨论，才最后决定联络哥老会与刀客。新军中的哥老会，经过具有哥老会与同盟会双重身份的钱鼎的活动，接受了同盟会的纲领。宣统二年（90），同盟会主要人物与新军头目，同哥老会首领在西安大雁塔举行了一次结盟仪式，在大慈恩寺佛像前供奉“关帝圣君”神位，供桌上摆着香表蜡烛，由哥老会中资深的朱福胜带领众人叩拜礼，歃血盟誓，巩固了同盟会与哥老会间的团结，为辛亥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宣统三年（9），四川保路运动给了正在酝酿中的陕西革命以有力的推动。当时西安城内盛传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将于农历八月十五日举行起义，清廷遂加强了戒备。不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使原已准备起义的陕西新军，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他们决定在九月八日（0 月29 日）举行起义，旋因新军突然接到开拔之令，起义又被迫提前举行。当时同盟会在新军中的影响远不如哥老会大，也未建立自己的组织。哥老会则在新军中建有与军队编制相应的组织系统，标有“标航”，营有“营舵”，控制着本标、营的哥老会成员。起义爆发后，新军中原有的建制被打乱，哥老会在新军中的各级舵把子和资深人物，便顺利地控制了各个队伍的领导权。所以西安的起义及攻打满城，和后来东西两路抗击清军，主力都是哥老会。这样，军政府成立后，实权便控制在哥老会手中了。这时，哥老会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哥老会首领万炳南公开争着要当大统领，张云山也同军政府领导人张凤翙唱对台戏，而且到处增设“码头”，散发“票布”，扩展势力，以为是哥老会出头的日子到了。甚至干涉地方行政事务，把“码头”置于地方行政之上。有的甚至勒索、抢劫财物，激起地方民众的义愤，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

    .海外洪门。

    辛亥革命前，海外洪门在华侨中拥有相当大的势力。美洲华侨之洪门团体，称“致公堂”，“华侨列籍堂内者，占十分之**”。在东南亚华侨中，情况也大体相同。道光年间，新加坡已有天地会成员0000 余人，占华侨总数的十分之八②。到光绪十六年（890）末，新加坡秘密会党成员已达8000余人③。在越南华侨中，从事体力劳动者，十之**都参加了洪门组织三合会④。但是，海外洪门组织，主要在华侨中从事互济互助性质的福利工作，很少 《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58—278 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 集，中华书局98 年版，第39 页。

    ② 俞云波《海外天地会研究》，见《会党史研究》，第3 页。

    ③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987 年版，第399 页。④ 广东文史资料选辑《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27 页。

    政治内容，以“联卫共济，手足互助，患难相顾”为堂规，以“捍御祸害”，“赒恤同人”为义务，成为华侨藉以对付逆境，互济互助的福利性团体，在北美曾以“华人共济会”的名义，在当地政府注册。各个“堂口”之间，往往为了各自的利益或意气之争，互相斗殴，称为“堂斗”，影响了华侨内部的团结。而且有极深的门户之见，凡非洪门弟兄，皆视为“细仔”，即奸细。所以当孙中山最早在美洲宣传革命时，因未入洪门，“洪门人士无助之者，即以其非同盟手足也”。孙中山感到，“非列籍洪门，不足以联络多数之同志”，遂于光绪二十九年（903）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并成为“洪棍”。这使他后来在美洲的革命活动，得到洪门组织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孙中山加入洪门后，不仅向洪门成员灌输反清革命的思想，而且从组织上加以整顿，纲领上加以改造。他首先提出重订洪门章程，规定各地洪门组织“前有名目不同者，今概改正，名曰致公堂，以昭划一”。并且明确美洲致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宗旨。其次，又倡议洪门总注册，以整顿美洲各地的洪门组织。再其次，为了争取更多的海外华侨加入革命组织，孙中山与美洲洪门首领黄三德商定，将美洲致公堂与同盟会合并。在《致公总堂广告》中提出“同盟会员热心祖国，全体公认其未入洪门者，一律入围，联成一体。”“尽释从前门户之见，冀赞将来光复之伟业”②。经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努力，美洲致公堂从原来一个华侨中福利性组织，变成了倾向于反清革命的团体，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为革命党人举行的历次武装起义筹款。为了支援反清革命，美国和加拿大的致公堂建立了“洪门筹饷局”，为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筹集活动经费与购买军火之资金。宣统三年（9）广州起义前夕，急需军火，加拿大维多利亚的致公堂，因临时捐款“缓不济急”，遂决定把该地致公堂堂楼向银行抵押30000 元港币，全部汇给设在香港的革命军统筹部。其后各地致公堂纷纷效仿，“变产助饷”。其次，组织洪门成员积极回国直接参加武装起义。光绪二十一年（895）广州起义前，檀香山洪门成员邓荫南返回广东，“时常来往于香港、广州间，为义师尽力”。陈南、黄复、邓子瑜、许雪秋等洪门中人，都积极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光绪二十六年（900）惠州起义时，有大批洪门成员参加。据《香港西报》所载，当时惠州起义时革命党人与深圳会党“联成一气”，并有“在美洲及新嘉坡之会友相助”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 集，《致公堂与孙总理》。

    ② 近代史资料专刊《华侨与辛亥革命》，第287 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3 页。

    ② 《辛亥革命》第 册，第239 页。

    第十五章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兴起从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82 年 月 日）清廷开办京师同文馆至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905 年9 月2 日）清帝诏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止，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开办经历了44 年之久的漫长岁月，从而使延续了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被近代教育制度彻底取而代之。这44 年晚清新式学堂开办的历史，可划分为洋务学堂的开办，维新学堂的开办，新政学堂的开办三个历史发展时期。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开办，留学运动也随之兴起。

    第一节洋务学堂的开办与留学生的派遣洋务学堂的开办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清廷在洋务派的推动下逐渐开展了洋务活动，希图通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求富强。这样，讲求西学、兴办洋务学堂成为洋务派开展洋务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包括专习“西文”和专习“西艺”两类专门新式学校。专习“西文”的近代学校，主要有京师同文馆（同治元年，82），上海广方言馆（同治二年，83），广州同文馆（同治三年，84），湖北自强学堂（光绪十九年，893）等。专习“西艺”的近代学校，主要有马尾船政学堂（同治六年，87），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同治八年，89），天津电报学堂（光绪五年，879），天津水师学堂（光绪七年，88），上海电报学堂（光绪八年，882），天津军备学堂（光绪十二年，88），广东陆师学堂（光绪十二年，88），广东水师学堂（光绪十三年，887），湖北铁路局附设化学堂、矿学堂（光绪十五年，892），天津军医学堂（光绪十六年，893），湖北武备学堂和南京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一年，895）等等。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开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开中国近代新式学校之先河。依据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以后中外交涉的条约均用英文书写，仅在3 年内可以附用汉文。当时清廷急需翻译人才，以免受制于人，为此，同治元年（82），恭亲王奕上《奏设同文馆折》，认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主张设立同文馆。并以“止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为条件，延聘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英文，汉人徐树琳教习汉文，并暗中兼为稽察，同文馆由此产生。同文馆开办不到一年，于同治二年（83）又添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奕奏设同文馆的目的仅仅在于培养满族翻译人员，所以，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82年8 月20 日）奏定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是仿照乾隆年间在清帝赞助之下创办的俄罗斯文馆的章程制定的。“章程”共有六款。主要内容是（）学生先定0 名，最多不超过24 名；（2）中国教习工作两年而有成效者以知县录用；（3）设立提调，满汉各一员；（4）考试仿俄罗斯文馆旧例分月考（每月初一）、季考（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初一日）、岁考（十月初十日前）三种；（5）限年仿俄罗斯文馆旧例改定，每三年由总署大臣亲试，优者一、二、三等分授七、八、九品官，劣者分别降、革、留学；（）中国教习年俸与学生钱粮均仿旧例。

    与此同时，同治二年（83）李鸿章奏请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同样的外语学校，他认为“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迪晓。”②因此，李鸿章设想中的新学校应比京师同文馆具有更广泛的目标，即在教授欧洲语言时，也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李鸿章的建议得到批准，上海同文馆于同治三年（84）在上海道台的监督下兴办起来。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第29—35 页。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3 页。

    所取除0 名已经通习中文，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外，另外限取40 名由有声望的官绅保送的4 岁以下的青年。学生们除了读经、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等汉文课程之外，还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讲授英文，由一位中国教习讲授数学。广州同文馆根据李鸿章的奏折，在同治三年（84）夏以同样的方式创办。

    由于科举考试仍然是教育士子、铨选官吏的唯一制度，因此这些专习“西文”的洋务学堂，一开始就面临着给学生以什么样的出身和前途的问题。根据同治元年（82）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第五款规定，京师同文馆三年制优等毕业生可以被保举为七、八、九品官。然而，上海和广州的学校却不能享受这个条款；因此，上海和广州两地的同文馆中的学生不得不在学习英文和数学的同时，也练习作八股文，以准备应乡试取得功名。

    同治四年（85），同文馆课程逐渐增添，此后两年内，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建立，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军事企业，对西方近代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需求。在李鸿章、左宗棠关于培养掌握新技术洋务人才主张的影响下，同治五年（8）冬，奕、文祥上奏，请于同文馆内专设科学馆，讲习天文算学。他们认为外国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没有一件可以离开天文、算学，制器练兵如果不从这一根本上下着实功夫，徒然袭其皮毛，仍无用处；并主张鼓励举人和举人出身的官吏学习新开科目。同治五年十二月（8 年 月），奕等又奏请鼓励进士，甚至翰林院编修报名学习新开科目，并在三年课程结业之后给予“格外优保”。然而，科学馆的开办在清廷官吏中颇有反对者。同治六年（87），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书反对，认为天文算学是“机巧”，对士习人心产生有害的影响。是年二月十五日（3 月20 日），大学士倭仁也上书反对，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并攻击奕等人想让中国人“奉夷为师”②。奕上书与之辩驳。结果同治帝赞同奕的观点，诏谕“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科学馆终于开办。但由于倭仁的影响，那些报考同文馆天文数学科的正途士子遭到同乡和同僚们的讥笑与嘲讽，士大夫中形成了非正式的约定，不受诱于总理衙门所提供的新机会。奕等向皇帝报告说，由于倭仁的奏章已众所周知，“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奕等被迫放弃了原来鼓励士大夫学习近代技术的计划，而仅仅请求皇帝批准按照原计划举行新科目入学考试，以接纳那些包括满、汉两族的72 名报考者参加了入学考试。被录取的学生有30 名，但最后毕业的仅只5 名。由于没能坚持让有声望的士人肄习西学，同文馆开设科学馆的原有意义几乎完全被消除了。纵使如此，同文馆由此也从一个翻译学校逐步转变为一个实用科学的学校。继科学馆开设后，输入的新课程有算学（88 年），李善兰为教习；化学（8年），先是赫德兼，后请法国人毕利干为教习；万国公法（89 年），英国人丁韪良为教习；医学生理（87 年），英国人德贞为教习；天文（877年），美国人海灵敦为教习；物理（879 年），英国人欧礼裴为教习。科学馆开办的第二年（89 年），经总税务司赫德的介绍，任命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这是同文馆的第一任校长。丁韪良总管校务达三十二年之久，光绪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47—48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

    二十年（894）由欧礼裴继任总教习。光绪二十六年（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两宫西狩，同文馆一度解散。次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译学馆。以上为洋务派举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的历史，它反映出洋务时期七所专习“西文”洋务学堂开办的概况。

    同治年间，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办，洋务派开办了一些专习“西艺”

    的洋务学堂，解决“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的困境，以培养军事将领与军备军械制造人材。这些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中，以同治六年（87）左宗棠创办的马尾船政学堂和光绪七年（88）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较为完备，影响也较大。马尾船政学堂是第一个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8 年 月25 日），左宗棠在奏请设立福州船政局时请求在船政局内设置学堂。次年初，学堂开办，分前后两学堂，聘请洋人担任教习，总名为求是堂艺局。前学堂注重法文，专习舰船制造，主要课程包括算术、代数、画法几何和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以及机械学；此外，学校还进行船体建造、机器制造与操纵的实践教育。后学堂注重英文教习，专习管轮驾驶，主要课程包括算术、几何、代数、平面三角和球体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以及地理，这些课程规定在三年半内学完；此后，学生需参加一年半至两年的在训练船上进行的包括航海技术、射击技术和指挥的训练。同治五年十二月一日（87 年 月 日），两学堂同时开学，学生除本地考选的聪颖子弟外，还从香港英国学校中挑选优秀者前来肄业。前、后学堂分别按法国和英国海军学校成规，学习年限都为五年，学成后优异者分赴英法两国留学。前学堂的目的是培养“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后学堂的目的是培养“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材所自出”②。除前后两学堂外，后因需要，又添设绘事院及艺圃两所。同治六年（87）冬，福州船厂法人监督日意格认为“中国匠人多目不知书，且各事其事、恐他日船成，未必能悉全船之窥要。”于是主张开设新科。次年初，绘事院成立，分为两部一部学习船图，一部学习机器图，待遇与前后学堂学生大致相同，目的是培养船舶设计制造工程师。两个月后又创设了艺圃，专门招收十五六岁的艺徒，实行半工半读，以培养领班工头。据沈葆桢在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日（872 年5 月2 日）和同治十二年二月十六日（873 年3 月4 日）给皇帝的奏章中报告，学堂共有学生和艺徒300余名②。继马尾船政学堂后，专习“西艺”的洋务军事学堂纷纷在各地创立。这些新创办的军事学堂的章程基本都是仿行船政学堂的章程，到光绪七年（88），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才对旧的章程有所突破。这一突破主要表现为改变以往的就近招收的办法。《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第一条规定“无论天津本管或邻县或外省寄管良家子弟，自十三岁以上十七岁以下”③都准报考，这就使军事学堂从以往的地方性学校进入到全国性学校。据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统计，洋务派共创办军事学堂 所，在学堂的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22—24 页。

    《左文襄公奏稿》卷20，第2—8 页。

    ② 《左文襄公奏稿》卷20，第2—8 页。

    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辑上册，第435 页。

    ②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辑上册，第47 页。

    ③ 《万国公报》第3 卷。

    数量和学堂授课的课程上，都大大超过了专习“西文”的洋务学堂。

    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萌芽时期，因此极不完善，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正如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指出的今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等洋务学堂“不能得异才何也？”是因为“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④。此外，还有个“病根”是受外国人的支配。如同文馆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海关拨款，受总税务司赫德的支配与控制。许多洋务学堂的校长和教习为赫德所推荐，如同治八年（89），在其建议之下，丁韪良被任为同文馆总教习，和满汉提调一起工作，任职达32 年之久，丁氏自称对同文馆说来，“赫德算是父亲，我只是一个看妈而已”。尽管洋务学堂存在这么多的缺点与局限，仍不可忽视其开办的重大历史意义。首先，它们是中国第一批近代性质的新式学校，打破了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垄断教育的局面。新学堂内不仅开设了西文，还开设了大量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近代自然科学课程，这就大大推动了西方近代技术的引进与传播。其次，它们的开办第一次冲击了晚清科举取士制度，揭开了近代教育改革的序幕。同治六年（87），同文馆开设科学馆并由此产生的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大论争，其意义是深远的。此外，它们的兴办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早期留学生的派遣。留学生的派遣同治十一年（872），第一批留美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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