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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字模、浇铸中文铅活字之始，故史学界把807 年作为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年份。马礼逊的行为引起基督教旧教的忌恨和清朝官府的注意。刻工因怕招致灾祸，便将所刻字模付之一炬。这使他的尝试遭受重大挫折。7 年之后，马礼逊为避免重蹈前辙，派助手Dr.及新收教徒到马六甲设立印刷所，并于89年印成第一部《新旧约中文圣经》。与此同时，英国人马施曼（Dr.JoshuaMarshma）在槟榔屿译印《新旧约圣经》，因托汤姆氏（..Thoms）在澳门镌刻字模，浇铸中文铅字。以上二例，是早期在中国用西法制作中文铅活字的开端。此后，西方各国纷纷效仿，研究制作中文活字，印刷中文书报。 张树栋、张耀昆《中国印刷史简编》，百家出版社99 年版。
西方铅活字技术用于中国，最大难题是数以万计的汉字活字之制作。对此，美华书馆的姜别利功勋卓著。咸丰八年（858），姜别利（Willia Gamble）来到中国宁波，主持美华书馆事务，翌年始创电镀（铸）华文字模。其法是以黄杨木镌刻阳文，再镀制紫铜阴文，镶入黄铜壳子。此法不仅大大减少镌刻用工，而且质量甚佳。姜氏还把中文活字制成大小与西文活字相同的七种字号，创用“元宝式”排字架，既解决了中西文混排难题，又提高了排版速度。
（ii）泥版与纸型铅版的传入。铅活字印刷系直接印刷，弊端是印后拆版，重印则需重排。因有此弊，遂有泥版和纸型做型版浇铸铅版之发明。泥版传入中国的时间，当在铅活字印刷传入不久。美国设在澳门的花华圣经书坊，上海的字林西报、著易堂、申报馆等创建初期曾用之。泥版浇铸铅版，只能一次性使用，浇完即碎，不久即为纸型所取代。
纸型系在排好的活字版上压制而成，于浇铸铅版后可以收存、反复使用，且可方便地运往外地浇版印刷。中国采用纸型在光绪中叶（890 年前后），上海修文书局始用之。
凸版印刷于纸型铅版之后，是照相铜锌版的传入。照相铜锌版采用当时先进的照相术。照相术用于制版并传入中国，大大加速了中国近代印刷事业的发展进程。
（2）平版印刷术的传入。
平版印刷是用图文处在同一平面上的印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始于塞纳菲尔德（lois Seefelder）于79 年发明的石印术，包括石版、珂罗版、照相平版（以上为直接印刷）和胶印（间接印刷）等。
石印术是率先传入中国的平版印刷术，传入时间不晚于832 年。石印术分单色石印、彩色石印和照相石印三种，在传入初期均系单色石印。随后，彩色石印、照相石印、影印、马口铁平印、珂罗版平印、金属版平印、胶印，及其相应设备陆续传入。这些平版印刷术及相应设备的传入多为国人自行引进。
（3）凹版印刷术的传入。
凹版印刷是用图文部分低于空白部分的凹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主要是雕刻凹版印刷，我国古已有之。近代传入的凹版印刷，有雕刻铜版和影写版两种。其中雕刻铜版的传入分南北二系。南方为意大利派，经日本传入中国；北方为美国所授。
意大利派的雕刻铜版首先传入日本。中国元和王肇鋐游学日本，因将其所绘地图付镌于日本某印书局而发现日本有雕刻铜版印刷之法，遂努力考求、学习，尽得其法，并于次年撰就《铜刻小记》一文，详细记述了当时雕刻铜版的工艺技术及过程。数年后，上海江海关印务处开始采用雕刻铜版印花，直到光绪三十一年（905），商务印书馆聘得日本雕刻铜版技师来华，雕刻铜版技术才得以发展。
光绪三十四年（908），北京（当时称北平）度支部印刷局派遣陈锦涛赴美考察印刷，聘请美国雕刻家海趣为技师，到该局传授雕刻凹版技术，用雕刻凹版工艺印制邮票、钞票等有价证券。此为北方采用雕刻凹版印刷之始。2.近代印刷术的发展。
修文书局为日人开设于上海，铅印，其版多为纸型浇铸之铅版。
近代印刷术的发展，需从工艺技术的演进及其相应设备的引进、众多印刷机构的建立两个方面加以描述。
（）工艺技术的发展。
（i）凸版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前已述及，泥版、尤其是纸型铅版的应用，为活版印刷的重大发展。此后，又有石膏版、照相铜锌版等凸版印刷术的传入和研制，尤其是三色照相网目铜版之应用，使得凸版印刷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凸版制版方面取得的发展和成就。
凸版印刷发展的另一成就和标志，是凸版印刷机械设备的更新和发展。
西方最先传入的凸版印刷机是手扳架，每日印数不过数百张。同治十一年（872），上海申报馆始用手摇轮转机，效率大为提高。此后，蒸汽引擎和自来火引擎以代人力的印刷机、以电气马达为动力的华府台单滚筒印刷机相继传入。至此，凸版印刷处在即将高速发展的前夜，预示着中国近代印刷业崛起之日的来临。
（ii）平版印刷术的发展。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传入的石印术，是直接手书上版的单色石印。同治十五年（87），英人美查在上海开办点石斋印书局，采用石版印刷《康熙字典》等书籍。光绪八年（882），国人自办的上海同文书局开业，购置石印机2 架，影印《康熙字典》、《二十四史》等书籍和字画碑帖。形成了同文书局、拜石山房与点石斋印书局在石印业的三足鼎立之势。此后，石印业迅速发展，光绪年间，仅上海一地就有石印所50余家，为铅印所之两倍有余。原因是石印业投资少、见效快，致使光绪年间石印较之铅印占有明显的优势。
石印术传入约半个世纪，同业中出现了彩色石印。此后彩色石印因其能以区分图像的浓淡层次而饮誉一时，是清末石印术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之标志。
875 年，珂罗版、胶印工艺传入中国，使得平版印刷工艺技术更是锦上添花。上海土山湾印刷所曾用以印刷精致的圣母画。87 年有正书局用其大量印刷书画碑帖。902 年文明书局又出版了大批书画册。商务印书馆于907年采用此工艺，印品质量十分精美。清末珂罗版印刷也曾饮誉一时，颇受青睐。
中国9 年前引进、使用的平版印刷机，均采用直接印刷。最先使用的是木质石印架，到英人美查创办点石斋印书局，改用轮转石印机。石印架和轮转石印机均系手工操作，效率低且费人力，后改用自来火引擎以代人力，印数稍有增加。光绪末年，商务印书馆购进轮转铝版印刷机，印数可达500张/小时，为平版印刷术之重要改进。宣统三年（9），上海英美烟草公司购进小型胶印机，为间接印刷在中国之首先采用者。胶版印刷的引进和发展，为近代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近代民族印刷业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iii）凹版印刷术的发展。近代雕刻凹版技术传入后，于光绪三十一年（905），商务印书馆聘请日本雕刻技师和田满太郎等来华传授雕刻凹版技术。这时雕刻凹版技术除手工外，开始采用机械。凹版印刷得到初步的发展。908 年清政府在北京建立的度支部印刷局，规模之宏大，技术之先进，堪称亚洲之最，在中国印钞和凹版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909 年，该局从美国购进“万能雕刻机”全套设备和打样机、试印机；90 年，美国技师海趣亲自设计、雕刻了大清银行钞票的钢凹版。该版分一元、五元、十元、百元四种，图案设计精致，雕刻线条清晰，层次分明，六色印刷。这套钞票的印制，对中国印钞及凹印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该局又陆续添置了切纸、铅印、石印、打孔，以及电动凹印等设备。其规模建制、技术设备，均居亚洲领先地位。
（2）近代印刷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i）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的印刷机构。据不完全统计，840—99 年，仅西方基督教徒在中国建立的印刷机构就有50 多家，另有一些外国商人也投资印刷，在中国建立印刷机构。外国人所建印刷机构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和申报馆。
“墨海书馆”系英国伦敦布道会于843 年在上海创办。初建时仅拥有中文铅字二副，西文铅字七副，并从英国运来印刷机三台。因当时上海尚无电力，出现了用牛拉机器进行印刷的奇闻。
美华书馆系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设，前身是844 年创建于澳门的花华圣经书房，80 年经宁波迁到上海，是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的活版、机械印刷机构。
申报馆系英国商人美查于872 年创建于上海。二年后，用其所获利润又开办了点石斋印书局和图书集成铅印书局及申昌书局。其中，点石斋设有在当时来说全国最大的石印工场。
（ii）国人自办的近代印刷机构。清末民初，国人自己也创建了一些新的印刷机构，其中影响或规模较大的，当属同文书局、商务印书馆、度支部印刷局和中华书局。
人们较为看重同文书局，是因为同文书局——还有与其同时建立的拜石山房的创建，打破了外国人建立的点石斋印书局称霸中国石印业的局面，形成了点石斋、同文书局、拜石山房在石印业的三足鼎立之势。它的创立，既是西方近代印刷在中国已站稳脚跟并开始加速发展的标志，又是中国近代印刷业蓬勃发展之先兆。
897 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北京路开业。900 年又盘入日办修文书局的印刷机、铜模和铅字。至此，商务印书馆已初具规模。903 年，商务与日本合资，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设备，使商务迅速发展。此后，商务在技术、设备、管理诸方面，一直处在国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对近代民族印刷业的崛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908 年，清政府批准在北京建立了亚洲最大的印钞企业度支部印刷局。
该局909 年购进美国先进的“万能雕刻机”及全套设备，设备先进，技术精良，承担着国内纸币、邮票等有价证券的印制任务。
92 年，以出版发行业务为主的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次年，该局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设立分局，95 年开始自办印刷厂。到9 年，该局在各地的分局多达40 余处。各厂的铅印机、胶印机以及相关设备数百台。是国内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第二大出版印刷企业。
从上述四个大型印刷企业、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创立及发展不难看出，西方近代印刷术从十九世纪初传入后，经过约一个世纪的发展，到二十世纪初，逐渐取代中国传统印刷之势业已形成。
第五章土地制度、租佃关系的演变及自然经济的分解第一节封建土地制度的演变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封建社会主要存在着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封建国家（清皇朝）占有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私人占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其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绝对支配的地位，从而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基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这一基本特点，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封建土地关系不仅继续得以保存，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日益结合起来。
尽管封建地主经济继续保存了下来，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封建土地制度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首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土地制度。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加剧了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道光三十年十二月（85 年 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它严重地动摇了清皇朝的统治，也打击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及其有关政策集中反映在它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中。《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是要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全部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广大农民。它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根据这个原则，制定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以每亩土地按一年产量的多少分为三级九等，然后好田坏田互相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分田“不论男妇”， 5 岁以下者减半，等等。可以看出，这些主张虽然带有绝对平均主义的色彩，而且在实际上也没加以实施，同时也不可能实现。但是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一定范围内，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太平天国起义所到之处，命令大地主交纳金银、粮食等物品，征收地主的田赋。所到之处，“地符庄帐付焚如，官牒私牒总扫除”。使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受到不同程度打击。第二，在太平天国起义影响下，有些地方的农民把租种的土地暂时当成自己的产业，不交地租，使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受到了冲击。第三，太平天国后期，有些地区采取了允许地主收租纳粮的办法，但对地租率严加限制，监督和限制地主的收租额。
其次，封建军阀、官僚、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出现了许多非土著地主。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土地集中趋势日趋严重。由于清军的野蛮烧杀，人民大量死亡，不少地区土著死亡殆尽，土地大量荒废，地价非常便宜。江苏嘉定，原地价“亩至二十余金，地狭民稠之处，有贵至四五十金者”。起义失败后，“亩不过三五金”。与此同时，地主、富豪和商人趁机大量购置和侵占土地。安徽南陵土著地主“死亡殆尽，地广人稀、劳工缺乏。..因致土地几等无价值，乃有他处豪富，多量收买，而造成四家大地主，其有田最多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57 年版，第32 页。者，约两万余亩。”大军阀大官僚兼并土地更为突出。他们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抢劫巨额财富，大量收买和强占民田。曾国藩及其亲属，仅在湖南长沙、湘乡就有田.3 万多亩，李鸿章一家在安徽合肥就占地0 万亩。其他官僚军阀在各地兼并的土地也很多。到清朝末年以后，随着封建军阀势力的不断增长，地方割据逐步形成，土地兼并的现象更为激烈。袁世凯在河南一些地区占有田产400余顷，徐世昌在辉县有地50 多顷。至于那些中小军阀也同样在各地大肆兼并土地。
中国近代土地集中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是，除了封建官僚、军阀兼并土地之外，商人和高利贷者也参与了土地的兼并。在封建剥削依旧保存并在农村占优势的情况下，一些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也是主要的土地兼并者，他们当中不少原来就是由地主商人转化而来的。他们在投资近代工业同时，也热衷于对土地的投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迹的产业资本家，如大生纱厂的张謇、恒丰纱厂主聂缉椝等，都在农村占有大量土地。
这一时期，军阀、官僚、商人和资本家所以热衷于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主要原因是在帝国主义控制下，封建制度根深蒂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二者之间求得发展，工商收益没有保障，利润很不稳定，而地租率则往往高于工业利润率，土地收益较高又可靠，土地经营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即使工商业中有较高盈利，也往往为求得持续稳定的收入，而不断购置土地，从而使一部分资金流向土地。
土地兼并的结果，一方面使土地高度集中，土地占有的不合理状况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土地兼并的主要对象是自耕农，这一时期，也造成自耕农户显著减少和佃农的增加。如江苏昆山县，全部农户中自耕农所占的比例由光绪三十一年（ 905）的2％下降到94 年的.7％，与此同时，佃农由57.4％上升到7.7％。南通也有同样的情况，自耕农的比重由光绪三十一年的20.2％下降到94 年5.％，而佃农同时期由5.9％上升到.5％。佃农比例上升，不仅意味着大量农户的破产和自耕农的没落，而且破产后，仍是束缚于土地上的贫苦农民。因此，这一时期总的反映出，土地所有权的更加集中及土地使用权的更加分散和缩小。
再次，官田公地的逐步私有化。
官田公地主要指清廷的屯田、旗地等各种官田，及庙田、学田、族田等等。清末以来，这些官田大量转入私人手中。屯田和旗地原来是不准买卖的，然而实际上，在暗中已经出现了典卖这些土地的现象。虽然历经政策上的变化，但是，旗地、屯田买卖之势已成必然。进入民国以后，北洋军阀政府更加彻底地实行出卖官田的政策，逐步完成了官田私有化进程。清末以来各种官田大量低价转让给私人，首先得利的仍然是一些大官僚、大军阀及新兴地主。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土地所有制，虽然出现了“官田”私有化，但是这种变化，大大削弱了自耕农经济和发展中的农村资本主义因素，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实质，封建剥削制度仍然占着明显优势。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辑，三联书店957 年版（下同），第7 页。第二节封建租佃关系的演变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封建土地关系得以继续维持下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占主要地位的土地占有形式。这种土地占有制反映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特殊结合方式，它在经济上主要采取了租佃制度和赋税制度。前者是地主阶级以个人出面对农民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后者是地主阶级以国家出面对农民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这里仅就租佃关系进行分析）
租佃制度是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掌握了大量的土地所有权，将土地分租给农民，对农民榨取地租的剥削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封建地租有三种形式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和劳役地租。马克思指出“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因此，不管地租采取何种形式都是地主阶级凭借其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剥削的手段。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到近代，地主将土地分割成小块出租给农民榨取地租，仍是封建土地经营的主要方式。
但自太平天国以后，随着封建土地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其剥削形式反映在租佃关系上也有了一些新的特点。
.永佃制在一些地区广泛地出现。
所谓永佃制，就是在土地租佃关系中，佃农有永久耕种和处理所佃土地耕作权的一种租佃制度。永佃制是以土地所有权与土地耕作权相分离为前提，地主拥有土地所有权，负担田赋，有权收租，但不能随意加租或夺佃。佃农享有土地耕作权，即佃权，并有权将其田出卖、典押或出租，出租以后，佃农也可以收取地租，但这不影响其向地主交租的数量。佃农如果欠租不交，地主可以撤销佃农的佃权。
永佃制的扩大，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太平天国失败后的安徽、浙江等广大地区，由于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在安徽，“地主以荒芜之地，无从利用，乃令佃农设法垦殖，允其有永佃权。盖若开垦后，而无长期耕种之保障，则佃农非所愿耳。地主为奖励起见，故特让以田面之权，令其永久佃耕，以安其心”。浙江一些地区在战争之后，“居民大半逃散，田地荒芜者甚多。..招徕荒民开垦成熟后，许其有佃种权。固有之田主只能收取租息，完粮为业，佃户可以永佃”②。所以，永佃权制是地主阶级诱使农民开垦种地，以便获得地租的一种剥削手段。二是在湖北、江西部分地区，自耕农欲逃避各种捐税或为环境所迫。故而将田地低价售给地主富豪，求得保留其永久佃种的权利，这实际也导致了自耕农的破产。
永佃制的租佃关系，没有改变封建地主占有土地的所有制，也没有改变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剥削关系。它是地主被迫对农民让步的一种措施，也是地主阶级与佃农之间的租佃关系的一种调整。永佃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封建地租的剥削程度，使地主任意加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有些地方佃农对佃租的土地有了一定的支配权，地主不能随意收回自耕地，这使地主土地所有制 马克思《资本论》第3 卷，人民出版社975 版，第74 页。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辑，第25、252 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辑，第25、252 页。
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农民对地主依附关系也有所放松。
2.封建地租形式仍以实物地租为主，但个别地区货币地租趋多；另外，劳役地租也仍然存在。
在中国近代的地租剥削形式上，实物地租率通常有两种确定形式一种是分成地租制，它是按收获量的一定比例收取地租，地租的多少与农业收成的丰歉有直接关系。这种地租制多盛行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地主为了保证其地租剥削，往往对佃农的生产活动进行干预，因而妨碍了农民的独立经营，分成地租制的存在并成为主要形式，反映了中国近代农业经营落后的状况。另一种是定额地租制，即地主按耕地面积定期向农民征收固定数量的地租。这种形式一般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获得普遍的发展。而且到了近代有了加快发展的趋势。定额地租制可以是实物地租，也可以是货币地租。但定额地租较之分成租制表现了农业生产的进步，有利于提高佃农生产的积极性。首先由于定额租制的租额是固定的，增产部分归佃农所有；其次，由于租额固定，地主所得地租与农业收成好坏无关，地主不再直接干预生产，佃农有了较多的经营自主权，减轻了人身依附关系；再次，由于定额租制可以采取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两种形式，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在租额不变的情况下，实物地租加快了向货币地租转化的进程。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地租有了逐步的推广，当时的货币地租，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折租；另一种是约定的货币地租。
折租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小部分地出现，在这一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扩大，以江、浙一带较为普遍。所谓折租，只将原定额的实物地租按市价折成货币，再向地主交纳的租，即把实物地租折成货币征收，是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过渡的一种形式。地主一般在农作物收获前，谷价较高时折价，新谷上市粮价降低时收租，这样，即使租额不增，农民实际负担则大大加重。折租的扩大反映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约定的货币地租是地主与农民直接订立有货币地租的契约，这是纯粹的货币地租。这一时期货币地租已有相当增长，这是甲午战后二三十年间，地租剥削的一个变化。货币地租首先出现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是自然经济的对立物，它是封建地租的解体形态。因为货币地租的出现，把基本的封建关系——人身隶属关系变成“纯粹的货币关系”。所以，货币地租的出现，意味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标志着封建自然经济的开始分解。
另外，这一时期劳役地租仍是实物地租的重要补充形式。劳役地租主要存在于边远地区的某些少数民族中。
3.地租剥削程度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地租剥削形式除正租外，还有押租、预租和各种附加租。而且超经济强制手段仍存在。
到了近代，地租额不仅高而且一般有增长的趋势。由于土地集中，农民破产增多，城市工业发展不充分，不能吸收更多的剩余劳动力，破产农民除了佃种土地外，别无出路，争相租田的结果，促使地租日益加重，尤其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比较突出。山西省可种美棉的土地，每亩地租由—2 元涨至3—4 元，甚至高达0 元。天津李家嘴的沙田70 亩，由40 个农民分佃，光绪十八年（892）种植谷物，每亩每年纳租 元，光绪三十四年（908）地主全改种蔬菜，加租至3 元，租额明显增长。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955 年版，第3 页。押租制在近代也日益普遍化。佃户为了佃种地主土地而事先交给地主的一年抵押款，押租额一般高于地租额。而且还有逐步增加的趋势。如四川灌县，光绪四年（878），押租相当地租的5 倍以上。地主握有押租可以任意增加正租，当佃农遇有荒灾之年不能交租时，地主即可从押租中扣除，所以押租成为地主阶级加强对农民剥削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近代，预租也比较普遍，农民为预付租金而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此外，地主阶级还巧立名目，索取各种附加租。例如，订立租约时有“认东酒”，改佃时的“退佃酒”；交租时有手续费。还要交纳各种生产物或副产品，等等。附加租可以是实物地租，也可以是货币地租。有的地方，佃农还要定期或不定期为地主提供各种无偿劳动。可见，对各种附加租的索取，实际上是对佃农的**裸的掠夺。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近代，超经济强制在有些地方仍然存在，而且是各种地租实现的重要手段。超经济强制的重要表现，就是地主以强制力量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不许佃户任意退佃。同时，还强迫农民交租。这些都受到清廷法令的保护。《大清律例》规定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有的地区，如江苏常熟县地主为逼租而设私刑就有24 种之多。
《大清律例》卷27，道光五年，第2 页。
第三节自然经济的解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也是中国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一个时期，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曾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进行过顽强的抵抗。但是，这种抵抗只能延缓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在中国倾销的增长和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因为小生产竞争不过机器生产，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征服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同时，由于东西海上交通条件的变化及产业革命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完成等，都加强了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竞争力，从而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的进程。所以自咸丰末年起，中国的自然经济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解体的道路。这种解体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外国机制棉纺织商品的倾销，导致城乡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而与农业分离；另一方面是外国资本加强对中国原料的掠夺，使中国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
城乡家庭棉纺织业的衰落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就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具体表现为“耕”与“织”的结合。“耕织结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核心。这种结合的经济单位就是家庭。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社会生产形式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而城乡家庭棉纺织业的衰落与农业的分离，是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标志。
咸丰末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及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棉纺织品的生产费用迅速下降，产品成本降低，再加上东西海上交通条件的改善，即同治八年（89）沟通地中海与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的正式通航，它缩短了中美航程的四分之一左右，并促进了轮船的普遍使用；同治十年（87）香港与伦敦间海底电线接通，使贸易消息得以迅速传递。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二年（872—88），棉纱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②因此，在咸丰末年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市场的迅速扩大，输入商品也在急剧增长，同治六年（87）外国棉纱、棉布进口总值仅37 万两，到光绪二十一年（895）增长到5209 万两（海关两）③，增长了近3 倍。这样，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棉纺织业，终究抵挡不住外国机制棉纺织品的冲击，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省开始解体。
当洋纱布大量输入的时候，中国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遭到破坏并逐渐与农业分离。这个过程经历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洋纱代替土纱。使纺与织分离；第二步是洋布代替土布，使织与耕分离。
纺纱和织布，是纺织的两道工序。在中国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中，纺和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955 年版，第72 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卷，人民出版社975 年版，第494 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辑，第489 页。
织是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的机器生产，使纺纱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据有关资料估计，一个机纺工人的出纱能力相当于一个手纺工人出纱能力的80 倍，而一个机织工人的出布能力只相当于一个手织工人出布能力的4 倍。因此，洋纱的价格比土纱要低得多。光绪十三年（887）在山东牛庄，土纱每包（300 斤）售价银87 两，而洋纱只售57 两②，相差如此悬殊，土纱自然难与洋纱竞争。
另外，自咸丰末年以后，由于印度和日本棉纺织业的发展，印度国内对棉花需要的增加使印棉输入中国的数量逐渐减少；日本因纺织业的发展，开始输入中国棉花做原料。加之西欧国家也间或收购中国棉花，这就促使中国棉花价格的提高。面对原料价格的提高和洋纱的价格优势，中国传统的手纺织业陷入困境。“随着大量洋纱进口，土纺织业已经几乎全部停止了”③。“土纱和洋纱不能在价格上竞争，文昌女工即失其纺纱织业，便转入织布”④。山东的纺工放弃纺车后转而以编制草帽为生。在洋纱跌价的情况下，沿海和通商口岸邻近的城市手工棉纺织业者均用洋纱代替土纱织布，接着，洋纱逐渐畅销内地。如江西南昌，农家世世代代生产一种簆布，但“光绪中岁以后，簆布之业寝微，妇女愁叹坐食，机杼不闻；间有织者，以洋纱为经，棉纱为纬，或经纬皆用洋纱，求昔之簆布无有矣”。甲午战争前后，在四川和云南一些边远省份，也出现类似情况。
洋纱代替土纱所出现的“纺废织存”，反映了手纺与手织的开始分离。
从现象上看，似乎这种手织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织业一样。而实际上已改变了自给自足的性质。洋纱代替土纱的结果，使手纺趋于没落并与手织分离，一贯穿衣自给的广大农民，不得不买进洋纱，织布售卖，不但部分地依赖市场了，而且在原料上也依赖外国。在价格上要受外商控制。这种生产性质已不同于原来的手织业。因此，这个过程就是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解体的第一步。
在洋纱取代土纱的同时，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也在进行。这是自然经济结构解体的第二步。
中国手工所织的土布，在明朝时期就曾远销国外，销往美国西欧等地。
在9 世纪初期的30 多年内，土布的出口，在当时中国对欧美的贸易中，仅次于茶叶和丝，居第三位。但此后，随着外国的机器棉纺织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土布的出口迅速下降。咸、同年间（85—874），随着洋纱大量输入，洋布也大量运进中国。这样，中国土布原有的质地耐穿和价格便宜的优越性，被洋布更低廉的价格所压倒，“其染色更娇艳夺目”，“自比土布为可爱”②。因此，到同治年间，“过去中下层人因土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说已不存在了”。出现了无论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 页。
② 同上书，第77 页。
③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三联书店957 年版，第207 页。④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三联书店957 年版，第207 页。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220、29 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220、29 页。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22 页。
“衣大布者不过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②的严峻局面。这说明了在全国许多地区手织业已经衰落，有些地区的农民，不仅放弃了纺纱，而且也放弃了织布。他们的穿衣不再靠自给，而只得通过市场购买洋布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农民家庭手织业就整体来讲开始衰落，手织业与农业也开始分离，但是手织业的衰落要比手纺业缓慢得多，也就是说，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比洋纱代替土纱来说要缓慢得多。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六年（872—890）间，洋纱进口量增长20. 倍，而洋布只增长27％③。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国农村手织业者为了生存，利用洋纱价格的低廉，加上织机的改良，使用洋纱织成土布，降低了成本，增强了土布的竞争能力。第二，洋布的劳动生产率低于洋纱的劳动生产率，洋纱的竞争能力远比洋布大。第三，土布原有的质地耐穿的优点，使土布在国内外市场上仍有一定的销路。在甲午战争以后，手工织布业一度还有较大的发展。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未被破坏，实质上手工织布业已经开始与农业分离，自然经济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
总之，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同治朝以后，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开始了解体的过程，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耕织结合为核心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另外，造成中国原有的家庭棉纺织业的破坏和解体的，主要在于物美价廉的洋纱洋布的大量倾销。有史料记述“近年洋货骤赢，土布骤绌，中国每岁耗银至三四千万两，则以洋布洋纱畅销故也。盖其物出自机器，洁白匀细，工省价廉，华民皆乐购用，而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同时，这种解体就全国来讲，在深度上、广度上也不平衡。一般说，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一些省份较明显，手工棉纺织业遭受破坏的程度比较重，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偏僻地区则不太明显或洋货根本没有输入，受破坏的程度比较轻。
需要指出的是，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资本主义国家棉纺织品的倾销动摇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础。其他商品的输入也冲击了中国相关的手工业，中国的冶金、制铁、榨油，部分制糖、磨粉等手工业，也和棉纺织工业一样，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下趋于没落。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外国机制产品和市场的依赖程度。这就意味着自然经济的广泛解体。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自咸、同年间以来，中国自然经济结构初步分解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这是城乡手工业遭到破坏和外国资本主义掠夺农产品原料的结果。
由于棉纺织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和其他手工业的被破坏，动摇了自然经济的基础，迫使广大农民不得不到市场上购买生产和生活必需的工业品，也参与了某些商品作物的经营。从而扩大了农副产品商品的市场。另外，外国商人在中国市场上出售机器工业品之后，加强了对中国农产品原料的掠夺，以满足其本国工业的需要。同治朝以后，我国农产品的输出（不包括茶叶）② 同上书，第223 页。
③ 同上书，第99 页。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233 页。
从同治十二年（873）的280 多万元，增加到光绪九年（883）的2800 多万元，在全部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也由2.％上升到5.％。出口的增长也刺激了农产品生产商品化的发展。下面对这一时期的主要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茶叶。茶叶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是我国的主要经济作物和出口商品，鸦片战争以后，外销茶叶激增，从而刺激了茶叶种植面积的急剧扩大，遍及福建、广东、安徽、江西、湖南等地。但光绪六年（880）前后，由于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叶的竞争，茶叶出口锐减。因此有的地方“自光绪七年后，茶价甚低，每年头春嫩庄七**两，粗庄三四五两银。开茶庄及采箱者，屡年折本，倾家荡产，人多不以茶为正项生理。..叹种茶者，勤劳艰苦，大受茶累矣”。到了光绪十三年（887）时，茶园已“十荒七八”，到了甲午战争以后，普遍出现了衰败的情况。
2.棉花。棉花是中国较早的商品之一。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还是棉花的输入国。同治朝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棉纺织业的普遍发展和中国资本主义棉纺织业的相继产生，刺激了对棉花的需求，从而引起中国棉花出口的增加和价格的提高，这就刺激了棉花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如上海、南汇等地“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②。如皋、通州、海门也“一望皆种棉花，并无杂树”③。以前不种棉花的地区，也开始普遍种植棉花了。“江西、浙江、湖北等处，向只专事蚕桑者，今皆兼植棉花。”甲午战争以后，棉花的种植发展速度更快，“植棉之地，年有扩张”，“几乎全国均从事植棉”②。河北、山西、山东、陕西、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等省，均成为全国棉花重要产地。
3.蚕桑。中国农民养蚕植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生丝的出口数量增长很快，促使国内蚕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如江苏高邮，“民素不饲蚕。..近年湖东西以农兼桑者不可胜计，至丝成时，江南贩丝者无岁不至”③。又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受到破坏后，农民转而种桑养蚕卖茧，如江阴县，“素业织土布。自洋布盛行，其利已薄。光绪中，西人始至内地市茧。..乡人获利，育蚕者骤增，不数年，境内每岁售茧所获逾百万金，且递增不已”④。原来不饲蚕或饲蚕不多的州县到同、光年间都已经广泛饲蚕了，甚至在北方一些地区，如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也日渐饲蚕，并有所发展。
4.烟叶。鸦片战争前，种植烟叶已经是商品性的农作物生产，但烟草出口不多，主要在国内销售。光绪朝开始，出口增加很快。光绪十年（884）出口数量为2.4443 万担，光绪二十年（894）为.388 万担，由于英美烟草公司的大力推广和抢购及本国民族资本卷烟业的兴起，促进了烟叶生产的发展。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辑，第447 页。
② 同上书，第48 页。
③ 同上书，第49 页。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 辑，第9—98 页。
②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 辑，第9—98 页。
③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辑，第427—428 页。
④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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