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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清朝以武功定天下，入关前就建立了著名的八旗制度。入关后又在进行武力征服和巩固统治的过程中，建立起人数更多的绿营兵制。同时对原有的八旗作了整编和改组，形成了禁旅八旗、驻防八旗和绿营兵的新的军事体制。
早期以三百丁为一牛录（后改为一二百丁），立一牛录额真，汉称为佐领。五牛录为一扎拦（甲喇），立一扎拦额真，汉称为参领。五扎拦为一固山（汉译为旗），立一固山额真，汉称为都统。固山额真立左、右美凌额真，汉称为副将。以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种颜色的旗纛相区别，名为八旗。最先建立的是四正色，后扩充为四镶色。初建时仅为八旗满洲，继之又建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合之实为二十四旗。因为人数无论如何增加，只扩大牛录的数目，旗始终不变，所以总称八旗。清入关后，分置八旗满、蒙、汉军于北京城，按左、右翼方位而居左翼镶黄在东北，依次而南正白、镶白、正蓝；右翼正黄在西北，依次而南正红、镶红、镶蓝。星罗棋布，“拱卫宸居”。据乾隆后所编《大清会典》记载，京城的满洲佐领六百八十一，蒙古佐领二百零四，汉军佐领二百六十六，驻防佐领八百四十，总共近二千个佐领。八旗军队总兵额约二十万，其中十余万为禁旅八旗②。
侍卫处禁旅八旗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守卫皇帝的任务。原来清朝皇帝自领八旗中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称为“上三旗”，余称“下五旗”。侍卫处即由上三旗、宗室及“外藩”中选拔材武出众的子弟为侍卫，并以勋戚大臣为统帅而组成的一支军队。顺治元年定制，设官领侍卫内大臣正一品，内大臣从一品，散秩大臣从二品，等。侍卫分一二三四等。领侍卫内大臣“掌上三旗侍卫亲军之政令”，在内大臣、散秩大臣协助下，宿卫扈从，执行禁旅大将军的职能。侍卫处设协理、主事、笔帖式分掌章奏文书。侍卫掌营卫轮班宿卫，并受侍卫班领、署班领、侍卫什长分辖。
骁骑营始于入关前的随营马兵阿礼哈超哈。顺治初定制为八旗都统所直辖。由马甲、领催、匠役等人组成。马甲按满蒙、汉军各佐领数抽调，各为营。领催又是从马甲中选拔的优秀人才。匠役是每佐领均有弓、矢、鞍、铁匠等。设官与八旗同，都统从一品，掌骁骑营之政令，副都统正二品，参领正三品，佐领正四品，分管上命下达及户口、田宅、兵籍等具体事务。前锋营始于入关前的噶布什贤超哈，为精锐的前哨兵，田八旗满洲、 福格《听雨丛谈》卷“八旗方位”。
② 魏源《圣武记》卷“兵制兵饷”。
《光绪大清会典》卷82。
蒙古佐领下抽调组成。顺治元年定营制，分左、右翼。设官为前锋统领，正二品，左右翼各一人，参领正三品，侍卫正四品，前锋校正六品，等。统领掌前锋营之政令，参领、侍卫掌督率前锋“警跸宿卫”，或与前锋校等分管文书事务。
护军营由八旗初设的巴牙喇营发展而来，从八旗满洲、蒙古中选拔的精锐兵组成。设官有护军统领正二品，参领正三品，副参领正四品，委署参领给五品顶戴及护军校正六品，等。统领掌护军营之政令，担负皇帝一切护卫任务。参领、副参领率护军扈从和宿卫，或与护军校等分掌文书章奏。步军营清初已有满、蒙、汉军组成的步军营，总计步军二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人。康熙十三年（74）定步军统领兼提督京城九门事务，三十年又兼管巡捕三营事务，乾隆时扩编为五营。于是步军营设官称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从一品，由皇帝亲信大臣兼任。统领掌九门管钥，统帅八旗步军五营将士，周围巡哨，以卫京邑，总兵佐之。步军营的特点，一是合满、蒙、汉为营，皆隶于统领；二是五城巡捕营步兵万人皆绿旗兵，亦隶步军统领，附于八旗禁旅。
此外禁旅八旗还有圆明园护军营、火器营、健锐营、虎枪营等营制和官兵，担负各种特殊任务。
清军入关后，建立八旗驻防制。将十余万八旗劲旅派往京畿、东北、内地及边疆险要驻扎。各地驻防八旗，合满、蒙、汉军为营，编佐领，官兵旗籍仍隶京旗佐领。驻防官署称为衙门，有将军衙门、都统衙门等，均将官衔列于衙门之上而连称。衙门机关根据事务繁简设主事、笔帖式办理日常事务，长官主要有将军从一品，都统从一品，专城副都统正二品。他们带领军队，驻扎一个地方，“掌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②，构成一个小社会，无所不管。有的还设参赞大臣、领队大臣、总管、副总管、城守尉、防守尉及参领、协领等官，协助为治。各省以将军、都统、副都统等为首的驻防分布大致是盛京将军（驻盛京，今沈阳市）、吉林将军（驻吉林，今吉林市）、黑龙江将军（驻齐齐哈尔）、绥远城将军（驻绥远城，今呼和浩特市）、江宁将军（驻江宁，今南京市）、福州将军（驻福州）、杭州将军（驻杭州）、荆州将军（驻荆州，今江陵县）、西安将军（驻西安）、宁夏将军（驻宁夏）、伊犁将军（驻伊犁）、成都将军（驻成都）、广州将军（驻广州）、热河都统（驻承德）、张家口都统（驻张家口）、密云副都统（驻密云）、山海关副都统（驻山海关）、青州副都统（驻青州，今益都）。此外有山西驻防城守尉两人，一驻太原，一驻右卫（今右玉县），河南驻防城守尉一人，驻开封，均隶巡抚管辖。
绿旗兵，又称绿营兵，因使用绿色旗帜而得名。清入关后始建绿旗兵， 魏源《圣武记》卷。
② 《清史稿》卷7《职官四》。
主要是收编明朝的汉人旧军队，将官也是用明朝军队的旧名称。这支绿旗武装兵额在六十至八十万左右，超过八旗兵三倍以上，是清朝建立和维护在全国统治的经制兵，起着重要作用。
清朝的绿旗兵，除少数驻防北京城，直隶禁旅以外，绝大多数驻防全国各省。绿旗兵以营为基本单位，营制构成系统是标、协、营、汛。在地方上属总督、巡抚、总兵、副将等统率。总督为最高长官，其直属之兵称为督标，依次是巡抚，所属称抚标，提督所属称提标，总兵所属称镇标。驻防将军、河道总督、漕运总督所属分别称为军标、河标、漕标。副总兵（副将）所属称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属称营。千总、把总所属称汛。
绿旗兵单独营制的最高长官是提督，全称提督军务总兵官，从一品，掌节制镇、协、营、汛。下设镇守总兵官正二品，统辖本标官兵。副将从二品，为提镇分守，或综理军务。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或分掌分防军政，或充中军并兼理营务、粮饷等。清代各省绿旗提督主要有直隶提督（驻古北口），四川提督（驻成都），广东陆路提督（驻惠州，今惠阳）、水师提督（驻虎门），广西提督（驻柳州），云南提督（驻大理），贵州提督（驻安顺），江南提督兼水师（驻松江），陕西提督（驻固原），甘肃提督（驻甘州，今张掖），新疆提督（驻乌鲁木齐），福建陆路提督（驻泉州）、水师提督（驻厦门），浙江提督兼水师（驻宁波），湖北提督（驻襄阳），湖南提督（驻辰州）。尚有安徽、山东、山西、河南、江西巡抚兼提督。
第二节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产生的历史背景议政王大臣会议，是“议政王”与“议政大臣”集议诸事的一种议政形式，在清朝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为皇帝指挥下议处军国大政的最高权力机构。这种特殊的治理国政制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是与八旗制度及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密切相联的。
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分封子侄为旗主贝勒，辖治旗下人员，两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君臣君民的隶属关系。天命年间，努尔哈赤亲领正黄、镶黄两旗，大贝勒代善是正红、镶红两旗的旗主，二贝勒阿敏主镶蓝旗，三贝勒莽古尔泰辖正蓝旗，四贝勒皇太极领有正白旗，镶白旗为汗之长孙杜度辖领。汗之其他子侄、孙阿巴泰等贝勒，也各自拥有汗赐予的若干牛录。
由于各旗主贝勒的强大权势及其激烈争夺汗位，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22）三月初三日向八旗贝勒宣布，今后要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 《光绪大清会典》卷43。
度，新汗由八贝勒商议后“任置”，军国大政由八贝勒议处，汗与八贝勒并肩而坐，同受大臣国人朝拜。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病故，经大贝勒代善提议，诸贝勒“任置”皇太极为新汗，以汗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为主，辅以诸贝勒，议处全**政要务。
雄才大略的皇太极对这种“共治国政”制十分反感，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极力压抑旗主贝勒权势，提高汗的权力。天聪四年，他借二贝勒阿敏放弃永平之事，将其定为欺君误国**罪，幽禁终生，以忠顺于己的济尔哈朗继任镶蓝旗旗主。天聪九年底，又追定已故三贝勒莽古尔泰及其亲弟德格类谋叛大罪，将正蓝旗并为己有，独掌正黄、镶黄、正蓝三旗，并借故训斥大贝勒代善。这样一来，旗主贝勒的权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难以延续下去了，因而议政王大臣会议应运而生。
崇德年间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天聪十年（3）四月，大贝勒代善等八旗贝勒大臣尊天聪汗皇太极为“宽温仁圣皇帝”，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皇太极分封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岳讬、豪格为和硕亲王，阿济格为多罗郡王，杜度、阿巴泰为多罗贝勒。崇德二年（37）四月，帝又命贝子尼堪、罗托、博洛等与议国政，各旗又各设议政大臣三员。此时的亲王、郡王皆是议政王，杜度、岳讬、阿巴泰等在天命年间就是“议政贝勒”，此时继续与议国政，八固山额真原来便系在议政处，“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加上各旗专设议政大员三员，及几位被帝指定议政的贝勒，这就是“议政王大臣会议”或“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的全部成员，约有四、五十人。
崇德元年起，清国正式进入在皇帝指挥之下，由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军国大政的新时期。崇德年间（3—43），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职掌不算广泛，各旗内部事务由该旗旗主贝勒处理，特殊者交六部，一般事务，如举行科举，佥拨差役，分配人畜财帛，兴建殿、堡、山陵工程，等等有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政务，由各管理部务之王贝勒督责本部官员，分别处理，只是当各部事务“有不能决断者”，才由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议决。此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之职掌主要有二，一是军务，“凡遇出师，必先议定而行”，二是审理满洲王公大臣刑案。
这七、八年中，议政王大臣会议主要是遵依皇帝之旨，对宗室贵族过误予以议处，以压抑王权，提高君权，加强**集权制。第一件大案就是对岳讬的惩治。岳讬是礼亲王代善之子，封成亲主，主镶红旗，长期“统摄”兵部，机警聪睿，善于用兵，是当时诸贝勒中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岳讬早年与皇太极交往密切，在任置皇太极为新汗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正因为其有才有权有功有势，与其父代善一起，红旗势力过分强大，故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俩父子成为皇太极打击的主要对像。崇德元年八月，皇帝命诸王及大臣，议处岳讬，以根据不足之六事，给其定上心怀异志对君不敬之罪，实际上是罗织罪状，有意加害。王大臣拟议岳讬论死，或免死监禁、籍没，皇帝却命革亲王爵，降为贝勒，罚银千两。次年八月十八日，皇帝命岳讬在八旗王公大臣较射时射箭，岳讬以臂痛推辞未遂，随意拉射，弓堕地，掷向蒙古，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以其妄自尊大，议论死或幽禁籍没，皇帝命降为贝子，解兵部任，罚银五千两，暂令不得出门。
第二件大案是处罚代善。崇德二年六月，皇太极命法司审理上年进攻朝鲜时违令人员。法司断言，代善犯有多选十二员侍卫、秣马于王京等六罪，拟议削王爵。皇帝命王贝勒贝子大臣会审，议政王贝勒大臣赞同法司之议。可能皇太极知道，法司与议政王大臣系揣摩己欲压抑红旗势力，因而小题大作，太过分了，不利于政局的稳定，故仅“以代善罪状宣谕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群臣”，而“悉宥之”②。
此后，议政王贝勒大臣又遵依帝旨，多次议处代善、岳讬及其他王公，如豫亲王多铎、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英郡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郡王阿达礼，贝勒阿巴泰、杜度、罗洛宏，贝子尼堪、博洛、公扎喀纳、篇古、博和托、屯齐喀、和讬、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等，皆因各种过失而遭受议处。这样一来，诸王权下降，君主权上升了。
顺治年间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发展顺治元年（44）清军入关后，事务纷繁，摄政王多尔衮、福临给予议政王大臣会议更加广泛的职权，议处军国大事。顺治元年六月，多尔衮与在京王贝勒大臣定议，“应建都燕京”，遂由沈阳迁都北京③。顺治四年七月，多尔衮命内大臣、六部尚书“偕诸王定议”，进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之事，王大臣遵谕赞同此议。顺治五年十一月，摄政王出京行猎，闻喀尔喀部落二楚虎尔临近边界，立“集诸王大臣议”，决定遣英亲王阿济格、郡王博洛、硕塞等，统兵戍守大同。六年六月，多尔衮统军离京往征大同叛将姜瓖时，谕令各部事务由内大臣、大学士、固山额真谭泰等人裁处，“其军国大事，集英亲王、议政大臣、固山额真，公同商议”②。
摄政王多尔衮充分利用议政王大臣会议来打击反对派，惩办与己不和的王公大臣，首先是集中打击肃亲王豪格及正黄、镶黄二旗拥戴豪格的大臣。 《清太宗实录》卷30，页29。
《清太宗实录》卷38，页0。
② 《清太宗实录》卷3，页2。
③ 《清世祖实录》卷5，页5。
《清世祖实录》卷4，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44，页2。
早在入关前夕，顺治元年四月初一，正黄旗满洲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讦告其主肃亲王豪格欲与属员杨善等谋乱，辱骂多尔衮，于是，“诸王、贝勒、贝子、公及内大臣会鞫”，遂“夺其所属七牛录人员，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诛杨善等四员大臣③。同年十月，以豪格从征，仍复王爵，但顺治五年三月初六日，豪格又被人讦告徇隐部将冒功，欲将杨善之弟机赛补护军统领，“于是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后奏称，“豪格应拟死”，多尔衮假示宽大，命免死幽禁，夺其所属人员④。豪格寻即幽死，妻被叔父多尔衮霸占。就在幽禁豪格之前两天，诸王大臣会议，郑亲王济尔哈朗与两黄旗索尼、图赖、鳌拜、巩阿岱、锡翰、谭泰、图尔格、塔瞻等八大臣，于太宗死时谋立豪格为君，拟议处死郑亲王、鳌拜、索尼、革塔瞻、锡翰、图尔格等人爵职，多尔衮降旨，降郑亲王为郡王，罚银五千两，鳌拜免死赎身；索尼免死革职赎身，黜为民；塔瞻等分别削爵、革职。
多尔衮运用议政王大臣会议来制裁反对派，固然收到了很大效果，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自己很快也要成为议处的对象。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多尔衮病故，次年正月十二日福临亲政，议政王大臣会议进入到新阶段，活动频繁，成员增加，议题广泛，权限很大。
福临相继命亲王硕塞、富绶，郡王多尼、济度、岳乐、勒都、罗科铎，贝勒尚善、杜尔祜、杜兰议政，加上原有的议政王济尔哈朗、满达海、博洛、尼堪、勒克德浑，以及贝子务达海、锡翰，镇国公韩岱，共有二十名议政王、贝勒、贝子、公。皇帝又规定，六部满蒙尚书、蒙古八旗固山额真皆系议政大臣，大学士满洲希福、额色黑、图海，汉军范文程、宁完我一度也被任命兼议政大臣，后因“其在内院办事，不宜又在议政大臣之列”，方予取消。一些内大臣、侍卫、长史、护军统领如鳌拜、索尼、额尔克戴青、遏必隆等人，也被任为议政大臣，加上各旗议政大臣三员，多达六七十人，人数之多，成员之广，空前绝后。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职责和权限也扩大了，并常与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联合会议。从其议处的内容看，主要包括以下十项。第一，审断重大案件。这主要是议处反对皇上的宗室王公及其党羽，如追论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谋叛大罪，尽夺其母、子、妻封典，削爵籍没，将其正白旗改隶于皇帝，处死其亲兄英亲王阿济格，削爵籍没，降其亲侄多尼（多铎之子）为郡王，斩杀其党贝子巩阿岱、锡翰，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吏部尚书谭泰、内大臣冷僧机等人。
第二，议处宗室王公、满洲大臣爵职的袭承晋封。顺治八年正月初十日，皇帝“命议政诸王、固山额真、大臣会议睿亲王子多尔博承袭事”（时尚未③ 《清世祖实录》卷4，页3。
④ 《清世祖实录》卷37，页5。
《清世祖实录》卷37，页2—4。
追罪多尔衮）。王大臣拟议，其俸禄、护卫名数及诸用物，三倍于亲王，将其原有百名护卫，裁去四十名，帝命留八十员。第三，商议军务，议定对策，惩治败将。顺治十一年，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拒不听抚，抗不剃发，皇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密议速奏”，王大臣会议郑成功“不降之心已决”，请敕该督抚整顿军营，固守汛界，勿令其兵登岸，骚拢生民，若有乘间上岸者，即时发兵剿捕，皇帝从其议。后郑成功进攻沿海州县，海澄公黄梧奏请诛戮其父郑芝龙，部议立即正法，皇帝谕“议政王贝勒大臣密议以闻”。王贝勒大臣议奏，应将芝龙及其弟、子正法，皇帝命免死、籍没，流徙宁古塔②。顺治十六年三月经略大学士洪承畴以即将消灭南明永历帝，“请敕议政王贝勒大臣密议”，进攻之三路大兵，“作何分留驻守”，兵部议奏，“留拨大帅官兵，镇守滇南，事关重大，请旨定夺”。皇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王大臣等议奏，平西、平南、靖南三藩内，应移一王驻镇云南，一王分镇粤东，一王分镇蜀中，何王应驻何省，恭候上裁。皇帝命平西王吴三桂驻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镇四川（后改福建）。③第四，复议死囚情罪。顺治十一年九月，皇帝谕刑部重囚犯罪，法固难宥，但其中若万一有冤枉，死者不可复生，人命至重，恐违上天好生之心。自今以后，三法司照常核拟进奏，“复批议政王贝勒大臣详确拟议，以凭定夺施行。尔部即行传知”。
第五，改定逃人法，惩治反对重惩窝主之汉官。顺治十一年，督捕右侍郎魏琯请宽已故窝主之家属，皇帝痛斥其偏私市恩，“著议政诸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各官，会同从重议处具奏”。王大臣等议奏，魏琯应论绞，皇帝命从宽，降三级调用。兵部议处徇私庇护窝主之托拖沙喇哈番吕献忠一案，回奏迟缓，皇帝“以兵部堂司官显有受贿情弊，下诸王大臣等议处”。王大臣议奏，尚书、侍郎及满汉司官噶达浑等，应分别降级革职罚俸，帝从其议②。不久，议政王大臣等又遵旨议定“逃入法”，窝主正法，有关官员重惩，皇帝予批准③。
第六，议处蒙藏等少数民族问题。清极重视与蒙古的关系，早期特设蒙古衙门，崇德三年（38）改为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处理蒙、藏等民族事务，但遇有重大问题，仍交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顺治十年**五世入京朝贡后，奏称水土不服，请回西藏。因对**的安排，关系到喀尔喀蒙 《清世祖实录》卷52，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87，页4、；卷08，页9、20；卷09，页3、4。
③ 《清世祖实录》卷24，页4、5。
《清世祖实录》卷8，页8。
② 《清世祖实录》卷84，页3、7；卷85，页7。
③ 《清世祖实录》卷8，页5—9。
古与清廷的关系，经议政王贝勒大臣议定，厚赐**财帛，册封名号，盛情挽留，召漠南蒙古各部王贝勒会见**。不久清帝赐以金册敕文，册封**为“天下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嘛”。顺治帝曾降旨召外藩蒙古王所尚五公主及额驸来京，科尔沁部亲王吴克善、郡王满珠习礼以公主有病，奏请免朝，理藩院劾其不恭，应催令来京，严加议处。皇帝下谕二王不闻命即至，借端推诿，“尔衙门会同议政王贝勒大臣议奏”。因满珠习礼星夜赶来，免议。议政王、议政贝勒会同上三旗大臣遵旨议奏应夺吴克善亲王爵，降为贝勒，罚马千匹，皇帝命从宽免革爵，罚马千匹。喀尔喀三部土谢图汗之下索诺额尔德尼遣使进岁贡驼马，理藩院因喀尔喀部曾掠外藩漠南蒙古巴林部人畜，不敢收受，请旨定夺。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王大臣议奏应遣使往视，若已全还巴林之人，则可令来使入口进贡，否则逐之。帝从其议②。
第七，惩治渎职大臣。帝谕吏都，原大学士今任刑部尚书图海，专擅恣肆，“负恩溺职，殊为可恶”，业已革职，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从重议罪具奏。王贝勒大臣议拟论绞，帝命免图海之死，革职籍没家产③。第八，议定典章制度，改革、完善行政制度。顺治十年正月，皇帝召集议政王大臣、内三院大学士、满汉九卿，谕告诸臣各部院奏事，经朕面谕者，部臣回署录口谕票签，送内院照票批红发科，这样作，错误必多，朕日理万机，焉能记忆而一一予以改正。前都察院参吏部侍郎孙承泽双耳重听，通政使司参议董复年老，朕原谕交吏部议覆，乃传旨错误，致将二人革职。此尚易于改正，至于罪人生死，性命攸关，倘一时误杀，悔之何及！今后如何详明无误，合于大体，著定议具奏。王大臣等议奏今后部臣照常面奏，候上览毕，退，上批满汉字旨，发内院，转发该科。帝允其议④。顺治十八年三月，辅政大臣传旨，谕吏部等大小各衙门国家纪纲法度，因革损益，各代不同，必开创之初筹画精详，贻谋弘远，所定典例，可以永行无弊，“今应将大小各衙门见行事务，如铨法、兵制、钱谷、财用、刑名律例、内外文武各官一应恩恤荫赠谕祭造葬，款项繁多，难以枚举”，“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详考太祖、太宗成宪，斟酌更定，汇集成书，勒为一代典章，永远遵行”。
第十，议处特殊大事。顺治十年八月，皇帝以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系科尔沁亲王吴克善之女，为多尔衮所聘定，相处不协，谕将其降为静妃，改居侧宫。礼部奏谏，皇帝命“议政诸王、贝勒及大臣、内三院、九卿、詹事、六 《清世祖实录》卷25，页7、8；卷2，页9。
② 《清世祖实录》卷78，页。
③ 《清世祖实录》卷25，页4。
④ 《清世祖实录》卷7，页8、9。
《清圣祖实录》卷2，页5、。
科都给事中、各掌道御史会议具奏”②。
顺治年间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对扩大、巩固清皇朝的统治，维护满族贵族的利益，提高皇权，削弱王权，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消失顺治后期，十名议政王病故，五名议政贝勒贝子公中两名病逝，两名被处死，一人削职。其子嗣袭爵者，仅三人奉旨议政，议政的宗室王公已显著减少。三藩之乱时，郡王勒尔锦、贝勒洞鄂、察尼、尚善，贝子温齐，以贻误军机削爵罢议政，其后，亲王岳乐、福全、常宁又罢，亲王杰书病故，就很少见到王贝勒贝子参预议政了。这一机构也常写为“议政大臣会议”，有时也袭用“议政王大臣会议”旧词。
议政大臣的成员也减少了很多。康熙元年（2），裁去八旗所设固定的二十四名议政大臣，八年又因人员繁杂泄漏机密，停止王府长史及闲散议政大臣议政。此后，议政大臣主要由满蒙八旗都统、尚书左都御史和内大臣三种官员充任了。
康熙年间，议政王大臣会议除一般事务外，主要议处用兵、民族关系、边界和重大案件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从平定三藩之乱、取台湾、雅克萨之战、三征噶尔丹，到征讨策妄阿喇布坦与罗卜藏丹津等等重大战争，其决策、军事方略、调遣兵将，等等，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或参与处理。
三征噶尔丹前后，对漠北喀尔喀三部蒙古的安置，对青海蒙古各部的争取，派官入藏协助拉藏汗，册封六世**，等事，亦经议政王大臣商议处理。议政王大臣会议对中俄边界的签定，也作了大量工作，如议定《尼布楚条约》签定后应行事宜。
平定三藩之乱后，对靖南王耿精忠等叛逆的处理，对贻误军机之王贝勒贝子公和大臣的处治，皆经议政王大臣会议审讯议处。
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仍在议处一些军国要务，但是由于南书房的设立及康熙帝对入值书房大臣的倚任，索额图、明珠、高士奇、熊赐履、马齐、张廷玉等先后参赞机密，代拟诏稿，裁处部务，成了真正的宰相，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最高权力机构之地位和影响，受到了相当的限制和削弱。
雍正初期，胤禛充分利用议政王大巨会议来惩治反对派和威胁皇权的大臣，谕命王大臣议处廉亲王允禩、敦郡王允■、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年羹尧等人，分别将他们处死、削爵或监禁。
雍正帝为了加强和巩固绝对君权，在革除下五旗王贝勒对该旗之旗主权力的同时，于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将用兵及与此相关的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归军机处办理，从根本上动摇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基础，不叫议政王大臣② 《清世祖实录》卷77，页0。
经理政务。
乾隆前期，满蒙尚书、左都御史福敏、纳彦泰（蒙）、鄂善等人，仍按旧例列为议政大臣，称“议政处行走”，但已未见满蒙都统担任此职。议政大臣对一些具体事务尚在集议，如祭堂子典礼，出师告捷典礼，乾隆十几年用兵金川之时，它也有所活动，但军国大政已由军机处商议报乾隆帝批准，议政大臣会议已名存实亡，“议政大臣”成为虚衔，因此，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弘历下谕将其革除，谕旨称“国初以来，设立议政王大臣，彼时因有议政处，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办理。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皆系军机大臣每日召对，承旨遵办，而满洲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议政虚衔，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朕向来办事，祇崇实政，所有议政空衔，著不必兼充，嗣后该部亦毋庸奏请。”议政王大臣会议终于在成立一百五十六年之后正式消失了。
《清高宗实录》卷389，页2、27。
第三节财政管理清初财政之重建明清之际的社会动乱，曾使清初财政濒于崩溃的边缘。据顺治九年（52）的统计“钱粮每岁入数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九千余两，出数一千五百七十三万四千余两，现在不敷银八十七万五千余两”。实际上，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已难以维持封建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为此，清初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财政管理，整顿与改善财政状况的措施。
第一，建立与完善财政管理机构。清初继承与仿效明代制度，中央则政的主管部门为户部，首席长官是尚书，其职责是“掌天下之地政与其版籍，以赞上养万民，凡赋税征课之则，俸饷颁给之制，仓库出纳之数，川陆转运之宜，百司以达于部”②，户部之下设有十四个清吏司，各按省区命名，对口考核与管理各种财政的收入与支出事项。在地方，以藩司主管一省财政机构，上受中央户部管辖、下管道、府（州），分管税粮运输、储存；设盐法道主管盐税征收；设关司道，分管关税征纳。道一级的财政长官为分守道，掌钱谷征纳与会计，府一级由同知掌税征、会计、出纳诸事。州县是地方财政的基层组织，除知县负有理财职责外，县丞掌粮马、征税、户籍诸职，县的属官巡检、课税大使等也为经征赋税、办理财政收支事务官员。这样随着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机构的建立与官员的配置，就形成了由皇帝严密控制全国财政收支的组织体系。
第二，编订《赋役全书》。从稳定统治出发，清朝廷通过清理赋役簿籍，编订《赋役全书》，以整顿赋役制度，增加财政收入。顺治三年（4），“谕户部稽核钱粮原额，汇为赋役全书”③，此书系以明万历旧籍赋役原额为准编定的。顺治十一年（54）又“命侍郎王宏祚订正赋役全书”。在书中，“先列地丁原额，次荒亡，次实征，次起运存留。起运分别部寺仓口，存留详列款项细数”②。顺治十四年（57），正式按修订后的《赋役全书》执行。由于《赋役全书》详列地丁原额、逃亡丁数、田亩开垦数、赋役的实征数及留存等内容，分别按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栏汇编，这就使各地在征收赋税时有章可循，从而稳定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使各地赋役的征收完纳落到实处，清朝还同时编立鱼鳞册与黄册，使之与《赋役全书》相互配套，利于执行。鱼鳞册即土地丈量册，详载田地的形状、大小，以及上、中、 《皇清奏议》卷4，刘余谟《敬陈开垦方略疏》。
② 《大清会典》卷3《户部》。
③ 《清史稿》卷20《食货》一。
《清史稿》卷2《食货》二。
② 《清史稿》卷2《食货》二。
下田则等内容。黄册也系清初斟酌明制而定，顺治三年（4）规定三年一编审，后又改为五年一编审。黄册不仅详载人丁数，而且详列各项赋税预征数。鱼鳞册与黄册都与《赋役全书》互为表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地方官吏的私征滥派，保证了国家的田赋收入。
第三，清查田亩户口，均平负担。为了保证财政收入，清朝还把清丈田亩、查核户口、均平负担作为改善财政状况的重要措施。顺治十五年（58）派御史赴河南、山东等地去督率州县官吏“履亩清丈，分别荒熟实数，凡直省田土，悉登十一年新编《赋役全书》，其与前明万历年间《赋役全书》数符者不丈。又以山东明藩田产相沿以五百四十步为一亩，照民田例概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顺治十八年（）巡按河南御史刘源濬请以开垦荒地之初，免其杂项差役，并令地方官先给帖文，详载姓名、地址、年月，以杜争讼。”③康熙八年（9），特令“将前明废藩田产给予原种之人，改为民户，号为更名地，承为世业..与民田一例输粮，免纳租银”。由于各地田亩资料详载于鱼鳞图册，因而各地在清丈田亩的同时，还不断核实与修订鱼鳞图册。此外，从计丁授役的目的出发，又不断进行查核户口，强化对户籍（主要是人丁）的控制。“悉令州县，编置牌甲，于是制编审户口之法”②，并规定“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保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注其所往，入则稽其所来”③，也就是要控制人口流动和掌握人丁的确切数。
第四，改进赋税征收办法。《赋役全书》颁行后，各地虽以此为征收钱粮的依据，但又有胥吏巧立名目，进行私派。顺治十二年（55）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孙建宗指出“大抵今日之为百姓，不苦于额赋而苦于赋役额外之征求，苦乐不均之摊派也”④。为了免除奸吏中饱苛征，清初多次改进赋税征收方法。先是采用易知由单和截票法，征收前先将列有税率、应纳钱粮数及见交钱粮数等栏的易知由单发给花户（民户），花户按限完纳后，发给截票，官府在钱粮入库时还要填入印簿，岁末缴司报部。同时，各官府还要造粮册及奏销清册，以防偷漏贪污。其后在执行过程中又发现“截票”仍有漏洞，一些奸吏往往“借称磨对”将纳户的“截票”扣留不给，因而遂有已完作未完、多征作少征者。对此清朝又改为三联单法和滚单法。三联单分为票根、纳户执照、比限查截三联，各记载钱粮应征实数。票根给予催征差役，纳户执照给与税户，比限查截存于官，民户依次纳税。如三联单不载应征税额或不将单给予民户，准由民告官论罪。滚单法则以每里5 户至0 户为一③ 《清朝通典》卷《食货·田制》。
《清朝通典》卷《食货·田制》。
② 《清朝通志·食货略》。
③ 《清朝通志·食货略》。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顺治朝题本》敷陈类0 函20 号。
单位，只用一单，上注明纳税人姓名及应纳税额及各限应完纳数，依户滚催，不许里长柜役等征收。
第五，恢复农业，屯田垦荒，培养财源。顺治十年（53）清朝下令设立兴屯道厅，诏令规定“民愿耕而财不足”者，官贷给耕牛、种籽，三年还清后，“永为民业”；对于一度抗清而接受招抚的“自首投诚者”，也悉隶兴屯道厅，“授以无主荒田，听其挈家耕种为业”。其后，还颁谕积极奖励乡绅、富户招民垦荒，并规定“各省屯田荒地，已行归并有司，即照三年起科事例，广行招垦，如有殷实人户，能开至二千亩以上者”，“量为录用”②。同时还颁布《官员垦荒考成则例》，以官员的垦荒实绩，对他们分别予以奖惩，从而加速了兴屯垦荒措施更大规模地推行。随着农业的恢复，增加了税源，在一定程度上使清朝收到了“不烦帑金之费，而坐收额课之盈”③的效益，从而大大缓解了清初严重的财政危机，促进了社会局势的安定。以上一系列财政措施的执行，有力地促进了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财政状况的好转。以顺治十六年（59）和顺治八年（5）相比，耕地面积增加了将近一倍，各地区出现了“流亡渐集，户口渐蕃，草莱渐辟”④的局面。国家的财政有了明显好转，国库征收的银两以及米、麦、豆等都相应有了较大的增长。据《清实录》的记载，顺治八年征银二千一百一十万一百四十二两，米豆麦等五十七万三千九万四十二石⑤，但至顺治十六年已上升为征银二千五百五十八万五千八百二十三两，米豆麦等六百二十万一千七百二十石。这就是说，白银收入增加四百四十八万五千六百八十一两，米、豆、麦等收入增加四十七万二千二百九十六石。财政收入的增加不仅使清朝的国库日趋充盈，有利于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使清皇朝的统治日趋稳定和巩固，同时也为进一步开展财政改革和常规财政收支制度的确立准备了条件。
清前期的财政收入和税制清初恢复财政的措施虽然收到了效果，但是随着全国性大规模军事战争的结束和进入经济稳定发展新时期的到来，原来战时财政的措施已适应不了新形势的需要。作为清初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赋役制度的弊端已日益突出。顺治年间颁布与修订的《赋役全书》，由于按丁征银税制的缺陷和胥吏的作弊，不仅使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量流失，而且也不能有效地防止官吏的营 《清世祖实录》卷7。
② 《清世祖实录》卷02。
③ 《清世祖实录》卷2。
④ 王命岳《耻躬堂文集》卷3。
⑤ 《清世祖实录》卷，页。
《清世祖实录》卷30，页7。
私舞弊和贪污自肥。为此，清朝对财政赋役制度作重大改革。康熙、雍正时期，实行固定丁银，摊丁入地，完成了自唐中期以来的赋役合一的改革。经此重大财政改革，终于清除了清初地丁两税分征积弊，确立并完善了清前期的常规财政收入与税制，从而为开创康乾盛世奠定了一定的财政基础。
在“摊丁入地”税制改革的基础上，还产生了以“耗羡”、“平余”和“漕项”为名目的田赋附加新税种。耗羡又名火耗，原系地方官借熔铸赋银折耗，在正额之外多征“火耗”以补亏耗之数。实际上各地税吏重加勒派，“数倍于正额者有之”。雍正二年（724）清朝推行了“耗羡归公”改革办法，规定火耗银据州县大小及需要酌情增减，俟府库充裕时可以停取②。其后并无停取，但民间负担“较之昔日减大半”③，成为田赋附加的一项合法税收。“平余”是清朝继“耗羡”归公改革之后的“平色之余”的新税目。乾隆二年（737）清朝宣布于耗羡之外，每百两增收的“平色之余”的银两，提解“六钱归公”④，成为各地方上缴正项钱粮时给户部的附加部分。这种解交户部附加的“交纳之项”⑤，有的在耗羡内划扣，也有的另立名目加征，称为“平余”，实际是田赋附加税的不同形式。漕项是随漕粮而征收的附加税，有轻赍、席木、正耗加耗、船耗、官军行粮月粮，以及贴赠杂费等项目。由于这种附加征收，各地没有统一标准，征收解送手续苛烦，各地均要求将漕粮、漕项改折银两缴纳。因此到嘉庆年间，除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四省外，原交漕粮各省改以银折纳，称为“漕折”，所收漕项附加，也随同折银交纳。
盐课税是清前期仅次于田赋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清初的盐法，沿袭明代制度，按引征课，称为纲法，也叫“引岸制”。纲法规定灶户纳税后，方允许制盐，所制之盐也不能擅自销售。盐商纳税后，领得“引票”到指定的产盐区领取熟盐，再行销到指定的区域。其引课税率，初期较轻，如淮南每引征银六钱七分，淮北每引五钱五分，但其后日渐增加至一两一钱七分至一两五分不等。盐课税是清朝向食盐消费者间接征收的税项。其特点是按行引实数征税，因此它与田赋、漕粮按固定额数征收不同，全国盐课税的总收入的趋势是不断增长的。顺治初年为五十六万两，至乾隆十八年（753）已增加至七百零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一两②。
关税是清财政收入中的商品通过税，包括内地关税和海关税。内地关税 《皇朝经世文编》卷27《条陈耗羡书》。
②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3《纪耗羡归公》。
③ 《雍正硃批谕旨》。《高成龄雍正二年九月十四日折》。
④ 《清朝文献通考》卷4《田赋考》。
⑤ 《清朝文献通考》卷4《田赋考》。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8《征榷》8，《盐法》。
② 《清史稿》卷22《食货·盐法》。
又称钞关或常关税，按其所属系统又分为户、工两种税关。各关除征收正税外，还有关税盈余和杂课。关税盈余是关税正税之外的附加税，雍正七年（729）曾确定上交盈余数额，成了固定的税目，杂课是各关正税之外的加征，有“楼税”、“签量费”、“饭食”、“客费”、“陋规索银”等名目。据统计清代前期内地关税乾隆时户关收入为四百三十二万余两，工关收入为二十七万余两③。清朝统一台湾后，康熙二十四年（85）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设立海关，对进出口物品征收海关税。进口税率“为值百抽四”，出口税率“初为值百抽一点六，后改为二点六”④。随着对外贸易的增长，至乾隆中叶，关税收入已达五百四十一万五千两⑤。其中粤海关税收渐成广东地方财政收入之大宗。广东兵饷“不敷之数，在粤海关岁收盈余银两内酌筹拨给”。海关税也已成为较重要财政收入。
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杂赋也逐渐成为清代前期筹集财政收入的税项。各项杂赋的征收税目繁多，税率不一，数额不等。有的是定额包征，有的是不定额尽收尽解。征收之后有的解交户部，有的留归地方使用。据统计，乾隆三十一年（7）清朝财政收入中的杂赋约一百四十九万余两，其中“芦课、鱼课为十四万两有奇，茶课为七万两有奇，落地、杂税为八十五万两有奇，契税为十九万两有奇，牙当等税为十六万两有奇，矿课有定额者八万两有奇”。
清代前期，农业土地收益税的田赋是财政收入的最主要税源。但在农业经济恢复的同时，手工业与商业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因而至康熙中叶后，财政收入已呈多渠道税源并不断增长的趋势，从而为清前期财政税法的完善与财政收入的增加奠定了基础。自康熙二十一年（82）平定三藩后，地丁银年收入二千六百万至二千八百余万两，留存地方支用约八百三十余万两外，再加其他收入，一年财政收入近三千万两。由于财政收入税制的确立和各项税法的日趋完善，清朝的财政收入大于支出，户部库存也日益充裕。“康熙六十一年（722），户部库存八百余万，雍正间渐积至六千余万”②，及至乾隆四十六年（78）“又增至七千八百万”③两，清朝的财政状况已进入了最佳的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