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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沐英入滇，军兴之际，焚毁图籍，云南文化遭一大厄。自杨慎在滇，传播中原文化，培植人才，开启一代学风，其流风遗教，世代受人景仰。
需要提及的是，杨慎身为戍卒，因役事之间而往来各处，他不可能随身携带许多图书资料，况且地处偏僻落后的云南，图书资料也缺乏而难于寻找。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从事文化学术活动，这是难能可贵的事。所以杨慎许多时候和场合下，凭记忆写作，产生了许多失误，从而影响其著述的准确和质量。同时，在杨慎身上也不免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某些毛病，间亦有弄虚作假的缺点，但这与他传播中原文化和在文化学术活动中孜孜不倦的追求相比，始终是瑕不掩瑜。
著作等身杨慎幼承庭训，甚警敏。既在翰林，见闻益广。武宗叩问疑义，众不能答，杨慎广征博引，一一作答。尝奉使过镇江，谒见杨一清，阅所藏书，叩以疑义，一清随口成诵，杨慎十分惊异，于是克服松懈自满情绪，愈加肆力于古学。既戍云南，戎余多暇，书无所不览，尝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他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由于杨慎勤于学问，史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其“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清代修《明史》时，尚有许多杨慎的著述还未刊出。近人根据新都升庵祠堂藏书、《四川省图书馆书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古今图书集成》、《新都县志》、《新都年鉴》、丛书《函海》、《升庵合集》、《绛云楼书目》、《文瑞楼书目》、《顾修汇刻书目》、《益部谈资》、《万有文库》、《丛书集成》等统计，杨慎著作则有四百种左右。这是一个粗略的统计，佚而不传的亦在其中，其中有重复的书目，因为杨慎的著述经多次刊刻和编辑，有一些书名是后人分类的类目，而并非升庵著作 《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参阅陈廷乐《简辑杨升庵著述评选书目》，载《昆明师范学院院报》。的原名。
有的是他人的著作，也有伪托杨慎所著，这些尚待进一步考证和清理。
目前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或私人藏书中，可见到的杨慎著述，包括杨慎所撰、所编、所辑、所选、所评注、所批点的共约一百三十四种。②还必须指出，署名为杨升庵的著作中，有一些并非杨慎所撰，有的是刻书之误，张冠李戴，有的是有意伪托。这些情况有的已经考证出来，有的已露痕迹，尚待进一步清理。如清代胡蔚把明人倪辂所撰的《南诏野史》列为杨慎的著作，并为之作序。此本初刻于乾隆，再刻于光绪，原版存云南省图书馆，印本流传颇广，故世人皆以为杨慎撰《南诏野史》。近人的《丛书书目汇编》亦将该书列为杨慎著作，即编者以讹传讹而编入之。③又《滇载记》一书，今各家均以杨慎之作目之。近人方国瑜研究结果表明，此书非杨慎所作，据《滇载记》嘉靖二十二年刻本，该书有姜龙的序，姜龙字梦宾，嘉靖初以副使任云南兵备道，《明史》有传。姜龙与慎极相友善，杨慎初来滇，姜龙适在任上，龙于五年解职，杨慎有诗文记颂其政，姜龙归后，二人亦诗文日相往来。姜龙原序说“（龙）俄起废承乏边圉，杨子用修由侍从论时事忤旨，谪戍博南，相得甚欢。暇则相与稽古问俗，茫然莫溯其源，漫索之民间，得敝帙于故博士张云汉氏，曰《白古通》。白，即僰从省也。其事怪，其词鄙，盖滇地与身毒密迩，汉使之入也，假道于彼，则其怪也，有所蒙袭，无足究者。其书不著作者姓氏，亦不审昉于何代，意其经几译，而后属之书，文何由雅也。余辄以慁杨子，芟薙芜陋，括以文章家法，成一方之志，词旨简奥，足补史氏之阙。”结合其他史料考较，该序表明，杨慎与姜龙稽古问俗，时在嘉靖四年，删正其书，亦在该年。姜龙解职后，携该书归，与陆粲共赏而校刻之，在嘉靖二十二年。姜、杨从张云汉处得到的《滇载记》，已从僰文《白古通》屡经译述，转为汉文。姜龙所得即为已译述为汉文之本。惟其词鄙陋，经杨慎芟薙芜陋，括以文章家之法，稍加整理而已。再从《滇载记》的内容看，有的史事出自《白古通》，有的录自汉文史籍，乃编纂之书。且该书未经仔细考校，多有粗疏错讹，如言南诏王会隆立于会昌十三年，会昌仅六年，何言十三？此书出自杨慎，当不至此。再从该书刊行情况看，陆粲最早刊行。收入丛书，则为嘉靖二十三年陆楫的《古今说海》最早。陆楫刻此书时，削去姜龙之序。后辗转传刻，亦无姜序。杨慎于是捏造作书经过，言其由僰文《白古通》、《玄峰年运志》翻译而成。万历《云南通志》为之铺张宣扬，于是，点窜前人之作而据为己有的事实遂不为世所知。
梁启超曾经指出，杨慎撰述文章很好，但手脚有点不干净，喜欢造假。也就是说，杨慎的治学态度颇不严谨。如其杂著中的《汉杂事秘辛》，不著撰人名，杨慎自序述云，“得于安宁州土知州万氏”。明人沈德符指出，此乃杨慎所伪作，许多学者也持相同看法。②杨慎著述中的杜撰、附会等不实之处，在明代就有人进行清理过，如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沈德符《万历野② 参阅《杨升庵研究论文集》，杨升庵博物馆、新都县杨升庵研究会编印，984 年。 参阅《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四《滇载记》；王文才、张锡厚辑《升庵著述序跋》上卷《滇载记》。 参阅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评语》。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三”。
获编》都有一些记载。明人陈耀文撰《正杨》四卷，系统地考正其误。据近人研究，杨慎著述多成于云南，但其所记与云南有关者，除词章外则甚少。惟《滇程记》记其入滇之经历。所撰《云南山川志》，简略而无足取，世人因重其人而屡刻其书。其《丹铅总录》以博雅著称，其中关于云南史事者仅数条而已，且大多错误，殊无价值。有的人认为杨慎对云南地方史事颇有研究，这实在是一个错觉。盖杨慎有关云南所作，大多诗歌词章，或乘雅趣而发之，有裨史事之著作则极少。③一般来说，杨慎的学术性著述可分为五种类别，第一类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如《转注古音略》、《异鱼图赞》、《滇程记》、《古音骈字》等。《转注古音略》尤见功力。顾炎武撰《唐韵正》时，引用了很多杨慎的材料。《异鱼图赞》则被认为可以与宋祁之《益部方略》相颉颃。第二类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书本身在体例、内容、征引等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如《奇字韵》，慎作该书时，对汉唐学者的研究成果似乎不曾注意，因而大大降低了该书的价值。属于这一类的书还有《古音丛目》、《古音列要》、《古音余》、《古音附录》、《水经注碑目》、《谭菀醍醐》、《丹铅总录》等。
第三类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书，如《经子难字》，其书上卷是杨慎读诸经义疏所记，有《易》、《诗》、《书》、《三传》、《三礼》、《尔雅》，下卷是读诸子所记。杨慎读书时“或摘其文句，或摘其字音，绝无异闻，盖随手杂录之文，本非著书”②，其孙杨宗吾“过珍手泽”而编帙成册，这样的书当然没有什么价值。又如《六书索引》，杨慎著此书时，其所征引“不注所出者，十之四五”③，使人们不得不怀疑它的可靠性。类似的还有《谢华启秀》、《檀弓丛训》等。
第四类是他人之作，如《滇载记》、《别本家礼》。《别本家礼》题作杨慎撰，实乃丘濬之《家礼仪节》。④类似的还有《广夷坚志》、《翰苑琼琚》、《词林万选》等。
第五类是杨慎的伪作。如《汉杂事秘辛》，清初学者胡震亨指出，该书的内容与汉代典章制度不符，虽杨慎复生，也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与胡震亨意见相似的还有姚士粦、沈士龙、王谟等。⑤《汉杂事秘辛》虽然是伪作，然而其文字佳丽，描写精细，颇有生气，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具有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和欣赏价值，不以史作目之，可划属文学史上传奇小说的范畴。杨慎的伪作还有《石鼓文音释》，据杨慎称，《石鼓文》拓本得于李东阳之手，李东阳告之曰“我犹及见东坡之本，篆籀特全，音释兼具”云云。③ 参阅《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四《南园续录·滇载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五“子部谱录类”。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经部小学类存目一”。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经部小学类存目一”。
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五“经部礼类存目三”。
⑤ 参阅胡震亨《汉杂事秘辛跋》，姚士粦《汉杂事秘辛跋》，沈士龙《汉杂事秘辛跋》，王谟《汉杂事秘辛跋》，均转引自王文才、张锡厚辑《升庵著述序跋》。
杨慎《录石鼓文音释序》，参阅《升庵著述序跋》。
后来陆深、朱彝尊等学者发现了杨慎作伪的明证②，又李东阳犹叹惜“拾阙补残能几何”，怎么能有“篆籀特全”的东坡拓本送给杨慎？很明显，《石鼓文音释》是一部伪作，这样的伪作则毫无价值。
杨慎的诗歌在明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正嘉之际，明诗由台阁体转向李梦阳等的前七子时代。李梦阳、何景明等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文坛上影响极大。杨慎受诗法于李东阳，他在贬谪云南之前，即与何景明订交，论诗谈艺，而颇有异同。杨慎不赞成李、何等人专崇盛唐的主张，认为应上溯汉魏六朝及初唐，从中汲取营养。杨慎善七律、七绝，其诗或自然清丽，或绮藻丽辞，或雄浑蕴藉，追踪汉魏六朝，仿佛三唐，取得较高的文学价值。总之，杨慎独立于前七子之外，独树一帜。尤其贬到云南后，接近人民群众，诗的风格和内容更臻至境。前七子之后，复有后七子之兴起，论明诗者，多着墨于一代文学的主流，于杨慎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有所忽略。
总之，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先进的汉民族中原文化乃是杨慎的主要历史功绩，同时杨慎还是一位诗人、文学家，一位知识广博的学者。
② 参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经部小学类存目”，《石鼓文音释三卷》。第二十四章严嵩徐阶高拱第一节严嵩《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这个结论概括出相当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一方面，并非一意媚上，严嵩得罪世宗之处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对政事颇多议论，特别是对正德年间的政治有所批评。这两方面也都应引起注意。
入阁之前严嵩（480—55），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江西分宜人。
他出生于寒士家庭。自小学习声律，少年聪慧，善于作对。如地方父母官口占一联“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他随口应对“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②对得很是工整。弘治十一年（498），中乡试；十八年（505），中进士，列二甲第二名，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读，初露才华，阁臣李东阳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咸伟其才”。正德二年（507），授翰林院编修。不久，以病请归，在分宜县境内的钤山隐居读书，有十年左右②。刘瑾执政期间，在焦芳的挑唆下，对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针，特别提出“毋得滥用江西人”③。严嵩辞官与此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但他长期养病，可能是受到朝中斥退江西籍官僚的影响。
严嵩在钤山过着相对平静和清贫的生活。据他自己说，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④。“近知理俗事，学种南山田”⑤，这也是他当时生活境况的写照。在钤山时，李梦阳曾经拜访过他，赠诗曰“问奇颇类扬雄宅，醒酒真轻李相庄。”严嵩和诗为“地僻柴门堪系马，家贫蕉叶可供书。莺花对酒三春暮，风雅闻音百代余。”⑦过着这样的田园式生活，“颇著清誉”也是自然的。
正德十一年（5），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他多次提到，“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⑧。对于武宗的其他许多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关于运楠木北上，他写道“今湖南运殿材巨楠数千株，联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围丈余，长可五十尺，诚天地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②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五《严分宜》。
严嵩《钤山堂集》，崔铣序。
② 据《明史》本传。严嵩自己则说“卧痾钤山阅八稔。”
③ 《明武宗实录》卷五九，正德五年正月己卯。
④ 严嵩《钤山堂集》卷二《感述》。
⑤ 《钤山堂集》卷二《乙亥年雪》。
李梦阳《空同集》卷十八《题严编修东堂新成》。
⑦ 《钤山堂集》卷三《奉酬空同先生垂访》。
⑧ 《钤山堂集》卷三六《太子少保吏部尚书恭肃周公墓表》。
间奇声。然此木一株，山伐陆挽水运至此，费数百金矣。”正德十六年（52），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嘉靖四年（ 525），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为止，可以说，世宗对他并没有特别注意，也没有迹象表明，他积极参与了嘉靖初期围绕议礼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尽管他也写过“濮园仪礼伸舆论，代邸崇恩本圣情”②，尽管他在南京任官，与同在南京的张璁、桂萼有接触的机会，他与桂萼同是江西人，儿子与桂萼之子同延请一师等等。严嵩与桂萼有诗书往还，多所颂扬，这在士大夫中极为普遍，不能作为加入党争的凭证。③当时反对内阁和部院大臣的安排，赞成皇帝尊崇兴献王的主张的，多是一些地位很低的官僚，即不但品秩低，而且是非清要部门的官员。议礼一案，给他们创造了改变地位的极好时机。严嵩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没有与张璁、桂萼等采取同样的行动，是合乎逻辑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大多数翰林官，坚决拥护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官僚集团的主张，而取审慎的态度。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④之类的话，也有人批评他，任祭酒时就不清白了⑤。
嘉靖七年（528），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派往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称“所在旱荒，尽食麻叶、树皮，饥殍载路。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子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闻洛阳、陕州、灵宝诸处尤甚，人相残食，旬日之内报冻死二千余人”。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称“白石产枣阳，有群鹳集绕之祥”，“碑物入江汉，有河水骤长之异。”立碑时，“燠云酿雨”，“灵风飒然”。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记之。②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对于前一疏，世宗批道“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③对于后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诚不可泯。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④进献符瑞，是世宗所乐于接受的，救灾安民，是当年的世宗所关心的。可以说，这一次外差，使严嵩得到世宗的欣赏。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532），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53），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 《钤山堂集》卷二七《西使志》。
② 《钤山堂集》卷七《奉近慈圣歌》。
③ 严嵩《历官表奏》卷九《奏乞休致》。
④ 严嵩《振秀集》卷一“予少孤多病..诗”。
⑤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五。
严嵩《历官表奏》卷一《使过河南见所在灾荒奏》。
② 《明世宗实录》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丙申。
③ 《使过河南见所在灾荒奏》。
④ 《明世宗实录》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丙申。
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嘉靖十七年（538），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严嵩在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学会了如何应付性情乖僻多变的世宗。
勤勉加上温顺，严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当时在西苑值宿并不时得到召见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勋、成国公朱希忠、驸马都尉崔元、阁臣夏言和顾鼎臣，以及礼部尚书严嵩，严嵩作为世宗亲信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角逐庙堂嘉靖二十一年（542），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这是他经历第一场重大斗争所取得的结果。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57）进士。严嵩曾为该科会试的同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夏言以议礼贵，比严嵩早发达。他建议立南、北二郊，实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赏识，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入阁以后，他推举严嵩任礼部尚书。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对严嵩傲慢无礼，以门客视之，两人关系迅速恶化。而此时，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满。严嵩适时地利用世宗的不满，攻击夏言，更使世宗下决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544），首辅翟銮因事削籍，严嵩成为首辅，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地位。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地位就完全巩固了。
威胁仍然来自夏言。世宗曾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字）二字，表现出对夏言的眷恋之情。严嵩闻知此事，主动提出，“故辅臣夏言可诏用”。或称，世宗复思夏言，是因为“微觉嵩贪恣”。
夏言再次成为首辅，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严嵩。凡有批答，他独自拟稿。凡是他憎恶的官僚，或与严嵩亲近的官僚，一概逐斥。严嵩知世宗眷宠所在，噤不敢言。
与夏言相反，严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世宗一直保持谦恭的态度，并注意不让世宗感到他在独执朝政。他曾声言“臣每次独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议，窃不自安。..今臣希忠，臣元，臣赞，臣璧，凡有宣召，乞与臣同。”②在生活细节上，他也颇为留意。他后来对徐阶讲过一个故事“贵溪再相，每阁中令馔，不食大官供。家所携酒肴甚丰饫，器用皆黄金，与某日共案而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于慎行《穀山笔穀》卷四。
② 《明世宗实录》卷二九五，嘉靖二十四年闰正月戊辰。
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对，乘二载未尝以一匕见及。”③这种情况反映给世宗，他自会有一番想法。谦恭，不但是严嵩打败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长期维持世宗恩宠的主要手段。
直接导致夏言失败的因素是“复套”事件。嘉靖二十五年（54），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夏言极力支持。世宗本来也赞同此议，对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严加训饬。但在朝廷一片“复套”的呼声和积极筹办之中，他又改变立场，提出一系列疑问“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变化未必由严嵩引起，而严嵩的机会却由此而得。他立刻声称，“复套”之议不当，且借机攻击夏言的专擅“臣与夏言同典机务，事无巨细，理须商榷，而言骄横自恣，凡事**..一切机务忌臣干预，每于夜分票本，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嘉靖二十七年（548），世宗命夏言致仕。严嵩又利用掌管锦衣卫的都督陆炳与夏言的矛盾，总兵官仇鸾与曾铣的矛盾，联合陆、仇二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奸的罪名，置他们于死地。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
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嘉靖三十一年（552），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507—557），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沈鍊传》说他“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名士徐渭也赞“以奇惊一也”，始补府学生，以文奇；始知溧阳，以政奇；擢经历锦衣卫，以谏奇；最后，谪斥为民，以憨奇。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鍊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嘉靖三十六年（557），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鍊被杀。②杨继盛（5—555）字仲芳，号椒山，北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任兵部武选司郎中。他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专政，③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简傲》。
《明世宗实录》卷三三二，嘉靖二十六年正月癸未。
徐渭《徐文长三集》卷二五《赠光禄少卿沈公传》。
② 《明史》卷二○九《沈鍊传》。
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结尾处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政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
严嵩被论，主要在贪贿和揽权方面，而特别是揽权。虽然一时未起作用，但潜在的影响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对严嵩产生恶感，曾经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会促使他早下决心。因此，言官对大臣的弹劾，也是一种形式的较量。在与夏言的较量中，严嵩主要依靠他的谦恭，而在与言路的斗争中，他更多是依靠对世宗心理的揣度。
议处政事严世蕃，号东楼，是嵩之独子，自视为天下才。史称，严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实际上，对许多重大问题，严嵩还是在不断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甚至是与世宗相左的见解。
对灾情和赈济灾区的事务，严嵩仍然关注。如吴鹏奉旨赈济南直隶受灾地区，他起草的敕书写道“命尔前去会同彼处抚按官及营田都御史，督同该府州县官，将被灾人户查审以完，计口给赈，如前项银米不敷，即查各府州县预备仓粮，及在库无碍银两相兼支用，分投给散，务使贫民各沾实惠，毋致里书人等侵留作弊。”嘉靖三十二年（553），他与世宗讨论赈济问题，又谈到“请以太仓米数万石平价发粜，或可稍纾日前之急。其山东、河南等处当多发临、德二仓米给赈。”“发米出粜，虽米价稍平，但四处饥民有身无一钱者，未免仍坐毙道路。请于十万石内以八万石出粜，济在京军民，二万石敕户部委官运赴城门外各厂，每早召集饥民，人给一升，庶得并沾实惠。”②嘉靖二十四年（545），分宜等县旱荒，民众乏食，严嵩还将世宗所赐银二千余两买稻谷五千余石陆续赈济饥民。严嵩说，这样做是为了“以广圣泽”③，或者说，是为了维护明朝的稳定。
北边的民族关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从借收复河套的争议杀夏言、曾铣，到“庚戌之变”，不过两年时间，而严嵩又一再告诫主持战事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不要轻战。值得注意的是，不可轻战是严嵩的一贯思想，而非出自权宜。他对北边形势的认识从来是不乐观的。嘉靖二十一年（542）八月，也就是刚刚入阁不久，严嵩与世宗谈论边事“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 《明史》卷二○九《杨继盛传》。
严嵩《直庐稿》卷一《敕刑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吴鹏》。
② 《明世宗实录》卷四○三，嘉靖三十二年十月戊戌。
③ 严嵩《历官表奏》卷十三《请立桥建名额》。
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④疏论中对“择大将”、“募壮勇”、“足粮饷”、“严法令”、“信赏罚”等问题均有精采的论述，最后归结为“此数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见诸实行者，无乃未得其人欤？诚得人，以视国如家为心，以之择将必无私举，以之募兵必得实用，以之处粮必无空乏，以之定赏罚必无轻纵。”世宗读后连连称叹，说它是“探本穷源”之论。尽管言之壮烈，严嵩的基本主张仍是守险。嘉靖二十八年（549），再次与世宗讨论北边形势，他的守险主张更加明确。世宗问“北虏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岁一驱逐，今如遵举一行，可欤？”严嵩无关痛痒地颂扬了世宗“圣谟弘远”一番，然后说“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②出于守险的需要，严嵩对边墙十分重视。嘉靖三十六年（557），鞑靼一部逼近永平、迁安等处。他提出“须将各口原修未竟边墙，作速修补坚固”，“须严敕督抚官遍阅已修者，增坚未修者，作速修完，务在实行。”③对于各边粮饷，严嵩也很关心。嘉靖三十七年（558），大同地区丰收。严嵩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臣等伏念此时发银该镇，令趁时籴买，备半年饷。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来春二、三月时，米价腾贵，银二两才可得米一石耳。”④对于倭寇问题，严嵩也发表过不少见解。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倭寇成份的看法，他说“倭寇之起，因闽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众盛，遂起狂谋。去岁只在沿海侵犯，今则各地深入。据报，真倭数不满千，皆系漳温近海贼徒结伙导引，一如北虏我逆之导也。”⑤这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二是扩大统帅的权限。他认为，数年来东南战事不利，“皆本之铨曹及督抚诸司怀欺不忠，号令不一，寡谋失律之所致”。他起草的给总督胡宗宪的敕谕中宣布“其在军门及行军之际不用命者，武职自参（将）、游（击）、都指挥以下，许以军法从事；副总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杀贼；文官四品以上指实参究，五品以下径自拿问。”胡宗宪对平定倭寇海盗起了不小的作用，严嵩的信赖和扶植，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嵩在建储问题上的表现最得官僚们的称赞。嘉靖三十二年（553），在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安排裕王朱载垕（即后来的穆宗）、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严嵩不同意。这虽是先年亲王旧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浅窄，出府未免与外人易于相接，在亲王则可。今日事体不同，臣等再三计之，实有未安”。他认为可以“俱留在内成婚，亦于保护为便”。世宗不客气地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回答“储贰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④ 严嵩《历官表奏》卷二《论边事》。
《明世宗实录》卷二六五，嘉靖二十一年八月辛巳。
② 《明世宗实录》卷三四六，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庚寅。
③ 《明世宗实录》卷四四六，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己丑。
④ 《明世宗实录》卷四六三，嘉靖三十七年八月壬戌。
⑤ 严嵩《历官表奏》卷十二《计处倭件（二）》。
严嵩《直庐稿》卷一《敕谕兵部左侍郎兼左佥都御史胡宗宪》。
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②一年以后，严嵩又进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首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颙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首则告举行。”③这是严嵩最能直言，也是世宗最不肯接受的一件事。世宗甚至说此论“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再有复请者，必“重加以刑”。史家对此事的评价却颇为公允。对严嵩素无好感的官僚徐学谟说“嵩此论既虑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虑二王在外主势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废言也。”世宗崇信道教，严讷、郭朴、李春芳、袁炜等人都因为善写青词而入阁，被称为“青词宰相”。严嵩也善于撰写青词，但他经历了多次官场上的权力斗争，对朝政自有一番见解，他是“政治宰相”而不是“青词宰相”。
盛极而衰严嵩的权势超过了他以前的任何一个阁臣。他在位时，“江右士大夫往往号之为父。其后，外省亦稍稍有效之者”②。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其他官僚对严嵩的敬畏“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残破。分宜当国妄奏寇平。时徐文贞（阶）为次相。其子仰斋入都，将谒分宜。文贞恐其应答差讹，商议两日夜，始参谒。分宜无他所问，惟讯江南倭寇若何。仰斋答云‘势甚猖獗。’分宜不怿。文贞知之，率仰斋请罪，始释然。”③严嵩对严世蕃的宠爱和放纵，几乎是有文必录。他以东楼（严世蕃别号）称呼儿子，这在明代恐怕没有第二例了。至于对家人，严嵩也并非一味放纵。有一个叫林一新的官僚，任江西佥事，严嵩家仆有不法者，加以笞责。后林一新入贺京师，严嵩对他“甚加敬礼”。但由于严嵩的权势过大，严府的仆隶亦成为士大夫结识的对象。管家严年号萼山先生，公卿“得与萼山先生一游者，自谓荣幸”②。因此，对于严世蕃和严府家人的作为，严嵩当然是负有责任的。
严重的是，严嵩的傲慢态度在世宗面前渐有显露。嘉靖四十年（5），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③。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他。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④。几个月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
② 《明世宗实录》卷三九三，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壬辰。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十七。
②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
③ 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一。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严嵩传》。
②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
③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五《大臣恣横》。
④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八《惑溺》。
这一年严嵩八十二岁，对许多问题不能正常进行思考和判断，或许和年龄有关。如十月，永寿宫火灾，他请世宗暂徙南城离宫，而南城是英宗在景泰年间被软禁的地方，这当然使世宗很不高兴。应付世宗本来就不容易，何况是垂老之人。严世蕃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从严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参政。严嵩接到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世宗日益亲信徐阶，严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一次道教活动决定了严嵩的命运。世宗召徐阶推荐的方士蓝道行入禁中，常使预卜祸福。一日，严嵩有密札言事。徐阶事先通报蓝道行，蓝道行降神仙语，称“今日有奸臣奏事。”看到严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礼拜神仙的世宗对他究竟是忠是奸发生了疑问。正在一内侍处避雨的御史邹应龙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好时机，上疏论严嵩父子不法状。结果，严嵩被勒致仕，严世蕃先是发戍，后以通倭罪被杀。籍没严嵩家，上报金三万二千余两，银二百余万两，另有珠玉宝玩数千件②。但抄收上来的家产，不及十分之三③。抄家牵涉面很广，“江右小民，疮痍数十年犹未复”④严嵩回到江西，尽管他曾为家乡父老做过一些好事，却晚景凄凉，“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这是在嘉靖四十四年（55），终年八十六岁。⑤严嵩的诗文主要收在《钤山堂集》中，此外，奏疏被编为《历官表奏》，草敕被编为《直庐稿》，诗被编为《振秀集》等。唐顺之说他“于诗文，各极其工”。杨慎称赞他“字字皆诗，句句有味”⑦。这些评语或许太过，但严嵩的著作对于研究他本人，对于研究正德、嘉靖朝，特别是嘉靖朝的政事和人物，无疑有重要的价值。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
②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二五。
③ 《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九，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丁丑。
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籍没二相之害》。
⑤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十六《大学士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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