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3/3页)
》影印明成化本。《圭斋集》所存碑、铭、制、表虽不多，但所涉及的皆为欧阳玄同时代的重要人物或事件。
《清容居士集》、《揭文安全集》、《滋溪文稿》、《金华黄先生文集》《清容居士集》50 卷，袁桷（2—327）撰。袁桷出身南宋官僚世家。成宗大德后，入居翰林长达30 年。泰定初，辞归。袁桷文章“博硕伟丽、文风风流”，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所著有是集与《延祐四明志》等。《清容居士集》凡辞赋2 卷，诗4 集，文34 卷。所撰碑铭、墓志、行状、传记达八十余篇，均可用以补证史事，是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文化的重要文献。通行版本为《四部丛刊》影印元刻本。
《揭文安全集》4 卷，补遗 卷。揭傒斯撰。傒斯（274—344），字曼硕，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元后期著名文士。幼年家贫，刻苦读书，延祐初，以程钜夫、卢挚荐，入翰林国史院为编修官。此后，又历仕集贤学士、翰林直学士、侍讲学士等职。文宗、顺帝朝，先后参与编修《经世大典》和辽、金、宋三史，并任修辽、金、宋三史的总裁官。至正四年（344），《辽史》成，傒斯因寒疾卒。傒斯诗文，为时人所称道。他与当时虞集、范梈、杨载并称为“元诗四大家’。是集共收傒斯诗4 卷，制、表、序、记、碑、志、杂文8 卷，续集2 卷。其门人燮理溥化校录，传世者仅见钞本。补遗一卷不知何人所补。集中多记元成宗朝至宁宗朝时事，史料价值较高。通行有《四部丛刊》影印乌程蒋氏密韵楼所藏旧钞本，所录诗文较他本完备。另有《四库全书》本、《豫章丛书》本。98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出版了《揭傒斯全集》。
《滋溪文稿》30 卷。苏天爵撰。因其藏书之滋溪书堂而得名。原为37卷，今诗稿7 卷已佚而余30 卷。系苏天爵任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时，其属掾高明、葛元哲所编。集中所收碑志、行状、传等凡08 篇，叙事详明典赅，对研究元代典制、人物、史传略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一部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文化的重要文集。
《滋溪文稿》有北图元刊本，但仅存5 卷（二十六至三十卷）。《四库全书》亦有收录。常见有《适园丛书》本。
《金华黄先生文集》43 卷，黄溍撰。黄溍（277—357），字文晋、晋卿，婺州义乌人（今属浙江）。延祐二年登进士第，授台州宁海县丞，转诸暨州判官，压抑豪强，平反冤狱，颇有政绩。后调任翰林应奉、同知制诏、兼国史院编修官，升翰林直学士。至正十七年卒。
是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初稿3 卷（内诗2 卷和文 卷），为黄溍未及第时所作，临川危素所编次。另一部分为续集40 卷（诗3 卷，文37 卷），为其登第后所作，门人宋濂、王祎编次。集中行状、碑铭、墓志、世谱、家传达22 卷之多，其中拜住、也速带儿、答失蛮、合剌普华、刘国杰、董士恭、董守简、揭傒斯等人的神道碑，王都中、韩性、许谦、袁易、杨仲弘等人的墓志铭以及《答禄乃蛮氏先茔碑》、《马氏（月忽难）世谱》等，均可补史传之阙，对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文化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常见有《四部丛刊》、《续金华丛书》本。又有明嘉靖九年刻《黄文献公集》乃虞守愚、张俭据危素所编23 卷本删订重刻。《四库全书》所录以及清代所刊刻者均出此本。
《道园学古录》、《道园类稿》、《至正集》《道园学古录》50 卷，虞集（272—348）撰。虞集“平生为文万篇”，然而稿存者仅十之二三，传世凡5 种。即《道园学古录》50 卷、《道园类稿》50 卷、《道园遗稿》 卷、《翰林珠玉》 卷、《伯生诗续编》3 卷。元代皆有刊本。《道园学古录》是至正元年（34）由虞集的幼子翁归及门人李本等人搜集整理，由他自己亲自审订类目编定而成并交付福建廉访副使斡玉伦徒刊刻的，书名亦为其亲题。是集分在朝稿20 卷、应制录 卷、归田稿8 卷、方外稿 卷，共计50 卷。
《道园学古录》是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经济、文化史的一部重要的元人文集。集中保存着大量有价值的碑、铭、墓志、行状、传、记、序、题跋、制诏等史料，内容丰富，为史学工作者所借重。如对于仁宗朝奸臣铁木迭儿之专权跋扈，虞集在贺胜、杨朵儿只、张珪等三人的神道碑、墓志铭中所记甚详。他以当时人记当时事，屡赞三人刚直不阿，对研究仁宗、英宗二朝的政治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序、跋部分也是研究宋元文学、艺术、理学的重要材料。此外，《道园学古录》中还保存着许多有关南方道教的资料。虞集家居江西，深受当时龙虎山道和建康（今南京）茅山道的影响，并与玄教宗师吴全节等道士有着密切的交往，还为他们撰写了诸多碑板记事之文，多见于方外稿中。台湾学者孙克宽在《元代文化之活动》一文中提到《道园学古录》的价值时这样说“《道园学古录》全集的价值，仍在传志碑铭、序跋之文。尤其是方外稿的全部文章，皆是元代道教史的宝贵资料”。陈垣先生在他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中，以《道园学古录》中的《岳德文碑》与吴澄所撰的《天宝宫碑》相佐证，考订了宋元之际大道教派产生和发展的状况。再有，虞集在《道园学古录》中对元代典章制度也有别具特色的注释，对研究元代政治制度有重要价值。
《道园学古录》的版本有明景泰七年（45）郑达、黄江翻元刊本，常用的《四部丛刊》初编本即据此本影印。
《道园类稿》50 卷，是虞集传世5 种文稿之一，刊刻于《道园学古录》之后。至正六年（34），当时任职于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的虞集门人刘沙剌班，以所流传的《道园学古录》“字画差小、遗逸尚多”为由，责成临川郡学重新刊印，将《道园学古录》中的在朝稿、应制录、归田稿三部分中的篇目混合，按碑、铭、序记、题跋、应制等文体重新分卷，而删除方外稿，总成50 卷，是为《道园类稿》。欧阳玄为其作了序。
尽管删除了方外稿，但对于元史研究者来说，《道园类稿》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价值上都不次于《道园学古录》。首先，《道园类稿》按类编次，分类清晰，在篇目安排上优于《道园学古录》，其次，从史料内容来看，《道园类稿》总共300 多篇诗文中，《道园学古录》所未收的多达443 篇，其中重要的碑铭、序记、题跋等文字达4 篇，就史料价值而言，《道园类稿》和《道园学古录》是相辅相成、并存不废的。关于《道园类稿》在元史研究上的价值，台湾学者刘元珠曾作过专门的论述。
《道园类稿》自元至正六年初刊以来，即属罕见的古籍。在重刊的次数和流通方面都不及《道园学古录》。清乾隆间敕修《四库全书》时，《道园类稿》虽经地方官进呈，但却未被采用。现存版本有元抚州路儒学本，北京图书馆馆藏，不全，卷十七至二十配清抄本。南京图书馆馆藏 册清抄本附补遗一卷陈琦、李昌隆、黎久序。台湾中央图书馆有明初复刊元抚州路儒 刘元珠《<道园类稿>在元史研究上的价值》，（台）《食货月刊》，第 卷第、2 期合刊。学刊本，现收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刊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五、六辑中。
《至正集》8 卷，许有壬（287—34）撰。有壬，延祐二年进士，自仁宗至顺帝诸朝历任内外职近五十年，顺帝时官至中书左丞，为元后期名臣，《元史》有传。其文章、词赋均臻上乘，与欧阳玄齐名，为时人所重。本集系在世时其门生所编，似未刊刻，流传不广，《元史》本传亦不详其卷数。现存明、清抄本及《千顷堂书目》所著录皆8 卷，《四库全书》即据抄本收录。宣统三年聊城邹道沂始用家藏抄本石印，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所刊《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将此本影印收入。有诗词赋33 卷，序记4 卷，碑志2 卷，公移4 卷，其余为题跋、赞、颂等文。碑志多载重要人物及官署，公移22 篇皆建言时政，尤以英宗时所上《风宪十事》、泰定初所上《正始十事》议论剀切，涉及当时诸多重要政事。
许有壬又有自编《圭塘小稿》3 卷（圭塘为其所居安阳别墅名），别集2 卷（其弟有孚编），续集 卷（五世孙颙编），附录 卷。多有《至正集》未收诗文，如《怯烈公（镇海）神道碑》等重要碑志。
第二章蒙、藏、回鹘文资料第一节蒙古文资料蒙古文资料包括用畏兀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蒙古文写成的两类。
畏兀字蒙文资料畏兀字蒙古文创制于成吉思汗时代。据《元朝秘史》第203 节载，成吉思汗建国后，任命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命他“把一切领民的分配和判断的案件都造青册写在上面”，并下令“[凡] 失吉忽秃忽向我建议拟定而写在青册白纸上的，直到子孙万代不得更改”。可见青册（..-debter）是蒙元前期最重要的档案文书，可惜没有保存下来。《世界征服者史》记载说，成吉思汗命蒙古人习学畏吾字，把所颁札撒（jasaq，法令）书写在卷帙上，称为札撒大全，保存在为首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大会，就拿出这些卷帙，依照上面的话行事。这就是汉文史料所载的“太祖金匮宝训”或“祖宗大札撒”。《大札撒》原本今已不存，只在汉文和波斯、阿拉伯文史料中保留有其中的一些条款②。
《元朝秘史》最重要的蒙古文资料自然是始编于228 年，后又增补了续编部分的《元朝秘史》——这是明初（洪武年间）译者根据原文书首题记“忙豁伦纽察脱察安”（Moggol-u i’uфaTobá’a，蒙古的秘史）转译的书题。许多学者认为其真正书名应是原文首行的“成吉思合罕纳忽札兀儿”（iggis qaqa-uHuja’ur，成吉思汗的根源）。此书无疑是用畏兀字蒙古文写成的，原本保存在元廷档案中，后为明人所得，用汉字音译全文，逐词旁注词义，并分段（共282 段）加上汉文节译。由于原本早已佚失，这部明初汉字音译本就成为此书现存唯一的完本；因其译音用字非常规范，可据以较准确地了解和恢复原文。此外，元、明间应当还有原文抄本流传在蒙古地区，但今已不存，幸有清初成书的罗卜藏丹津《黄金史》（蒙文）从某一抄本采录了全文的大约三分之二，虽有不少抄误、脱漏和改动之处，但仍是我们认识原文的最好依据。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德国学者海涅士、苏联学者柯津、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法国学者伯希和、匈牙利学者李盖提、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先后发表了原文（根据汉字音译）的拉丁字音译本。987年，我国学者亦邻真在充分研究汉字音译本和《黄金史》所抄录的原文，以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28。
《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柯九思《宫词》注。
② 参看梁赞诺夫斯基《蒙古诸部习惯法》，929 年哈尔滨出版（英文本）；拉契涅夫斯基《成吉思汗的札撒及某问题》，第2 届国际亚洲学会报告集。
及中古蒙古语诸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元朝秘史》的畏兀字蒙古文复原工作（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刊行），这是本书第一部完善的复原本。本书有各种文字译本多种。今列《元朝秘史》文献要目如下明初翰林译员《元朝秘史》——忙豁仑纽察脱察安，汉字音写、汉文傍译及总译8（俄）П.КфоСтинное монгол ьское ск-зние о Чингисхне俄文译本（据汉文总译）
907（日）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日文译注本*935（德）B.HaeishMaghol u iua Toba’a 拉丁字音写本94（德）B.HaeishGeheime Geshiehte der Mog-ole 德文译注本*94（俄）..КозинСоковенное скзние拉丁字音写及俄文译本94（日）小林高四郎《蒙古の秘史》日文译本943（日）白鸟库吉《音译蒙文元朝秘史》拉丁字音写、校注本947（蒙）Ts.DamdisureMoghol u ihuha To-bhiya 近代蒙文译本*949（法）.elliotHistoire Serete des Mogls 拉丁字音写及法译（前六卷）本*949（土）hmed TemirMogllari Gizli Tarihi 土耳其语译本950（伊朗）Tarih-i sirri-ye moghula 波斯文译本（据elliot法译）
95（中）谢再善《蒙古秘史》汉文译本955（捷）.ouhaTaja roia mogolu 捷克语译本95（中）谢再善《蒙古秘史》汉文译本（据Damdisure）
957（蒙）Ц.ДмдинсузнМонголын нууцтоЧоо新蒙文译本（97 年再版改订）
90-（中）姚从吾、札奇斯钦汉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译并注，汉文译注本*92（匈）L.Lige■ Mogolo Titos T.rteete 匈牙利文译注本93（英）.WaleyThe Seret History of the Mogolsad other iees英文译本（前十卷）
970-7（日）村上正二《モンゴル秘史——チンラス·カン物语》日文译注本* 下列诸译本据括注者外，均系据汉字音写蒙文译出。有*号者为重要文献。本表参阅了原山煌编《元朝秘史文献目录》，日本蒙古学会，978 年。
97（匈）L.LigetiHistoire serete des Mogols 拉丁字音写本*97-83（澳）I.de RahewiltzThe Seret History ofthe Mogds英文译注本*972（澳）I.de RahewitzIdex to the Seret Hisr-tory of theMogols（附）拉丁字音写本ンンチ979（中）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汉文译注本98（中）巴雅尔《蒙古秘史》古蒙文复原、近代蒙文译本982（美）F.W.leavesThe Seret History of theMogols 英文译本*987（中）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兀体蒙古文）复原本*碑铭及其他现存最早的畏兀字蒙古文资料是225 年所立的一块石刻（国外学者称之为“成吉思汗石”），文仅5 行2 个词，述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大聚会时，移相哥（成吉思汗弟合撒儿之子）射中远的。其后有240年河南济源紫微宫碑上的三行蒙文24 年贵由汗谕教皇信（波斯文）上所钤蒙文印玺；257 年外剌部驸马所立释迦院碑上的蒙文碑记；259 年、2年和28 年的少林寺圣旨碑等。至元六年（29）颁行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以后，规定凡元廷诏敕及其他官文书均用新字。但在其他场合，特别是蒙古地区和各汗国，仍继续通用畏兀字蒙古文。现存文献有碑铭、汉籍和佛经的蒙文译本、牌子、伊利汗文书等。中外学者对这些文献分别做过大量研究（详本书“元史的研究”篇）。97 年，匈牙利学者李盖提所编的《蒙古语文献汇编》（Moumeta Liguae Mogoliae olleta）第二部《前古典时期文献，Ⅰ，3 和4 世纪》于布达佩斯出版，此书收集了世界各地发现的畏兀字蒙古文遗物六十多件，原文均用拉丁字音写，并说明其形状、来源、保存地和年代，附有参考文献书目。这是迄今最完全的一部蒙元时代畏兀字蒙古文文献总汇。983 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我国学者道布编辑、注释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蒙文）。
八思巴字蒙文资料八思巴字的正式名称是“蒙古国字”（初称蒙古新字）。忽必烈即位后，鉴于辽、金朝都制有“国字”，遂令国师八思巴制作蒙古字，以代替原先借用的畏吾字拼写蒙古语，并作为通用字母译写各民族文字。八思巴及其助手们依据藏文字母，参照蒙古语音、汉语语音并仿汉文方体字型加以改造，制成字母4 个，至元六年下诏颁行，定为“国字”。此后，凡诏敕及诸王后妃令旨、懿旨，印信、牌符文字，省、部、台、院的奏章及行移文书事目等，规定都要用蒙古字书写，为此在中央置蒙古翰林院，各机关都设了蒙古必阇赤。大都设蒙古国子学（上都设分学），诸王位下、各蒙古千户及各路均设蒙古学校，用蒙古字译《通鉴节要》等典籍作为教材推广教习。用八思巴字拼写蒙古语虽比用畏兀字更准确，但因字形繁难，且各音节分开，把多音节的蒙古语词割裂了，很不便识读，故难于推广应用。至于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就更难通行了。因此，其实际使用范围很有限。现存文物，有八思巴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圣旨、令旨、帝师法旨（绝大多数为碑刻，只有少数文书原件）、官印、牌子、钞币、碑额文字、崖刻、器皿题字，以及居庸关石刻、元顺帝上皇太后尊号玉册、《孝经直解》蒙译本残页等。此外，还有为译写汉字需要而编的《蒙古字韵》和《百家姓蒙古文》。
早在上世纪中叶，学术界就开始注意到八思巴字文物资料的价值并进行研究。近几十年来，我国学者韩儒林、蔡美彪、亦邻真、照那斯图，国外学者伯希和、鲍贝、阿尔托、李盖提、福赫伯、博森、小泽重男等人，都在考释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献方面作出了贡献（详本书“元史的研究”篇）。94年出版的鲍贝著《方体字》（Квдтн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Москв；英文本改书名为《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献》The MogoliaMoumets i hhags-pasript，Wiesbade，957）一书，刊布并译释了十余件圣旨和牌子，研究了八思巴字蒙古文的正字法、语音学和词态学特点。97 年，李盖提所编《蒙古语文献汇编》第三部《八思巴字文献》（Moumets e eriture hhagspa，Budapest）出版，此书汇集了元世祖至元顺帝时代的圣旨、令旨、懿旨2 件，牌子4 件，居庸关石刻及其他文物多种（均用拉丁字译写，并有简短介绍），收罗颇富。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文献》第二册《文献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99），收圣旨、懿旨、令旨、法旨等碑刻、文书27 件，牌符4 件，书籍残页2 件及居庸关石刻等，是目前最完全的元代八思巴字资料汇集。我国各地现存的碑刻、文书及其他文物尚多，近年陆续有新发现，有待于专家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其中，305 年怀宁王海山赐给乌思藏沙鲁寺的令旨为原件（意大利藏学家图奇发现，刊布于其所著《西藏画卷》第2 卷，由伯希和作考释），其余均为碑刻。
第二节藏文资料藏文资料有综合性通史、教法源流、世系、传记、文集，以及档案文书、金石碑刻等，相当丰富。
《红史》元代是藏族史学发展成熟时期，其代表性成就无疑首推公哥朵儿只（u-dgah rdo-rje，309-34）所著《红史》（蒙古语书名Hu-ladeb-ther，藏语作Deb-tber dma-po）。公哥朵儿只出身噶尔氏贵族，至治三年（323）任搽里八万户（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一，地在今拉萨东南）万户长，至正十二年（352）让官于其弟，出家为僧。他博学多才，著述甚丰。《红史》始撰于34 年，成书于33 年。全书内容次第为.从世界开创至释迦牟尼诞生的传说王统、佛教的建立和传承、印度王统；2.汉地历史简述周至唐、唐朝帝系及唐代吐蕃（据译成藏文的《资治通鉴·唐纪》及《唐书吐蕃传》摘录）、梁至南宋灭亡；3.西夏历史；4.蒙古王统——至元顺帝失国（元末部分系后人所增补）；5.吐蕃王统——至朗达磨被杀和吐蕃分裂；.佛教在吐蕃的后期弘传、纳里速（今译阿里）王统及其地佛教的传播；7.萨斯迦世系与历任帝师、本钦、都元帅；8.吐蕃佛教的传承；9.噶当派传承；0.噶举派各派的传承——达波、加尔麻（噶玛）、伯木古鲁（帕竹）、必里公（止贡）、搽里八（蔡巴）。最后以元成宗护持吐蕃僧人诏书作结。所载吐蕃各教派历史尤详于元代，是研究元代西藏史的最重要史料；有关南宋和元朝历史部分也有一些不见于他书的珍贵资料，如宋少帝在元英宗时被害于萨斯迦，元顺帝即位前的皇位空悬期间由燕铁木儿摄政等。《红史》是藏族史学中第一部综合性的通史著作，其体裁为后来的藏文史籍所承袭。9年，锡金甘托克出版了此书排印本；94 年，日本学者稻叶正就、佐藤长的日文译本（有校注）在京都出版。98 年北京民族出版社所出校注本，系我国学者东嘎·洛桑赤列利用北京和西藏所存九种本子校勘整理而成，根据西藏档案馆存的两种写本增补了国外刊本所缺的40 页内容，并征引汉、藏文资料详加注释，是目前最完备的版本，陈庆英、周润年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988）即据此译出。
《佛教史大宝藏论》元代著名高僧布思端所著《佛教史大宝藏论》（亦名《善逝教法史》，bDe-gshegs bsta-pai-hoshbyug），记述印度和西藏佛教的历史、来藏的印度高僧和西藏译师名单及所译经典目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郭和卿汉译本（民族出版社，98）。
《汉藏史集》明、清时期藏族史学更加繁荣，出现了大批各种类型的著作。其中对元史研究具有特殊重要价值的是班卓儿藏卜（sTag-tsha■-rdzo■-padalhbyor-■za■-po）所著《汉藏史集》（rGya-Bod-yi-yig-tsha■）。作者为后藏达仓宗人，生平不详。此书著于434 年，但“汉地之王统”一篇，记事迄于景泰五年（454）。其体裁与《红史》基本相同，而记述史事更为详细。特别是元朝时期，除叙述蒙元历朝皇帝外，还记载了元朝的行政制度（中央各主要机构和各行省），在吐蕃的括户和驿站的设置，乌思藏十三万户的建置及其户口数，伯颜丞相和桑哥丞相的传记等。与《红史》比较，所载萨斯迦派和伯木古鲁万户的历史以及西藏与元廷的关系，均更详尽；还增加了沙鲁万户、达那宗巴（当即《元史》所载之熬笼答剌万户）的历史和江孜法王世系等内容，也主要是记述元代史事。作者生活年代去元不远，得以利用许多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如现已大部分散失的《大元通制》、乌思藏宣慰司档案文书等，以及遗民故老口述的亲身见闻，因而所载元代史事就更为丰富、可信，且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汉藏史集》传本甚少，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据我国藏学家王尧提供的国外抄本铅印出版，有陈庆英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98）。
《青史》、《新红史》软奴班（gZho-u-dpal，39—48）所著《青史》（Deb-t-her s■o-po），成书于478 年，记事止于47 年。全书分5 篇（sabs），是一部大型著作。第一篇述释迦族起源和佛教的建立、吐蕃王统（迄于朗达磨诸子）、汉地王统（周至明成化年间，包括蒙元帝系），第二、三篇述佛教在吐蕃的后期弘传和密藏的翻译，第四篇述萨斯迦派历史及历任帝师、本钦、都元帅事迹，第五篇以下述吐蕃各部教法的传承。作者为乌思（前藏）地区一寺庙住持，曾受教于各派名僧，博学多才。他利用了大量文献，包括寺庙志、高僧传记、古编年史以及《红史》、布思端《佛教史大宝藏论》等，取材宏富。此书大部分内容是各部教法传承，含有大量元代西藏高僧的传记和各派、各寺庙的历史，十分珍贵。所载史事、人物的年代，较他书更为详细、准确。《青史》著成后即付刊刻，原版于乾隆末散失了一部分，复刻新版。俄人藏学家列里赫译为英文，附有详细索引，分两册，于949、953年在加尔各答出版（The Blue als，Royal siati Soiety of Begal，Moograph Series T.VII）。985 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铅印本。有郭和卿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985）。
锁南札思巴（ bSod-ams-gras-pa ， 478 — 554）所著《新红史》（Deb-ther-dmar-po gsar-ma），成书于538 年，体裁仿照《红史》，而叙事简要。此书主要特点在于不是按教派，而是按各地方政治势力来分别叙述，除依藏文史书体例略述印度、吐蕃、汉地、西夏、蒙元王统外，逐个记载了萨斯迦、牙不藏、加麻瓦、必里公、思答笼、伯木古鲁及琼结、仁蚌等20 家地方大小势力，尤详于伯木古鲁，对我们了解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的情况和元末明初伯木古鲁（明译帕木竹）地方政府兴盛的历史非常有用。有图奇的英译本（罗马，97）和黄颢的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985）。《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记》史家巴卧·祖拉称瓦（dah-bo sTsug-lag phre-ba，504—5）于54 年写成的大型著作《智者喜宴》（mhas-pa■idga■-sto，民族出版社98 年原文刊本），综合叙述西藏教法史和政治史。作者充分吸收各类文献，大量抄引在注释中，因而资料尤为丰富。成书于43 年的五世**喇嘛的名著《西藏王臣史》（Bod-yi deb-ther dpyid-yi rgyal-mo■iglu-dbya■s。有郭和卿汉译本，民族出版社，983），从历史传说起一直写到明末顾实汗入主西藏。书中分别叙述了萨斯迦派、蔡巴（搽里八）噶举派、止贡（必里公）噶举派和帕竹（伯木古鲁）噶举派的政教史，以及仁蚌巴等十余家地方贵族、大臣的世代事迹，是研究元代西藏史必须利用的资料。
其他资料元代以降，西藏各教派和各地贵族出于维护本家势力的需要，编出了大批世系宗谱和先贤传记等类著作。其中著名者如《朗氏宗谱》（rLas-yipo-ti bse-ru，详细记载伯木古鲁派和掌握此派政、教大权的朗氏家族历史）、《萨斯迦世系》（Sa-syagdu-rabs，最详细的萨斯迦派历史，且收录有元朝诏诰和萨斯迦高僧章奏、文告等档案文书）、《沙鲁世系》（Zha-lugdurabs）、《萨斯迦班智达传》、《布思端译师传》（Bu-sto lo-tsa-■bahi ram-par-thar-pa）、《历辈噶玛巴简传》（hos-rje arma-■pasu-hphre rim-byo-hyi ram-thar mdor-bsdus）等，都是很重要的元史研究资料。此外，有两部晚出的教法史，也是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一是松巴堪布（Sum-pa mha-po，名也摄班珠尔Ye-shes dpal-hbyor）的《印度、汉地、西藏、蒙古佛教史，如意宝树》（hphags-yul rgya-ag he-po bodda■ sog-yul-du ■dam-pahi hos-hbyu-hul dpag-bsam ljo-bza，748年成书），搜罗资料极为丰富，书中的《方格年表》（Rehu-mig），自027年至74 年，每年皆列有史事，是研究西藏史最佳的工具书；二是89 年蒙族僧人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Gu-shri-da- bu-pa blo-bzag-tshe-‘phel）所著的《蒙古佛教史》（Hor hos-■byu），对藏传佛教与蒙古的早期关系有详细的记载。此书同时有蒙文本，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其抄本，990 年，陈庆英、乌力吉根据藏、蒙文本译为汉文，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西藏地区还保存有许多元代的档案文书，这是最珍贵的原始资料。沙鲁寺所藏十一件帝师法旨，经意大利藏学家图奇收入其所著《西藏画卷》（Tibta aited Srolls，罗马，949）并译为英文，已为学界所熟知。在萨斯迦寺和其他寺庙保存的此类资料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利用。此外，还有印章（如“白兰王印”）等各种实物资料。
第三节回鹘（畏兀）文资料八世纪时，七河地区的突骑施人最初用粟特文字母拼写突厥语，其后回鹘人在此基础上创制了回鹘文，主要在西迁到天山东部地区的回鹘人（元代改译为畏吾、畏吾儿或畏兀、畏兀儿）中通行，直到十五世纪，以后逐渐被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维吾尔文完全取代。
现存回鹘（畏兀）文资料，大别之可分为宗教文献和世俗文献两类。前者有佛教、摩尼教、景教的经典和宗教歌诗、故事；后者有历史、文学作品，医学、历法、语言书，碑刻，以及二百多件官私文书，包括谕令公文（主要是有关赋税徭役的）和私人间的钱物借贷契约，土地和人口的买卖、典当、租种契约，养子过继文书，货物贸易合同等等。可以确定属于十三、十四世纪蒙元时期的回鹘（畏兀）文官私文书在0 件以上，这是研究元代畏兀人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状况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随着回鹘（畏兀）文文献的不断发现，中外学者陆续刊布文献的原文、译写和翻译，发表研究论文。重要者有俄国拉德洛夫的《回鹘语文献集》（928），马洛夫的《古突厥文献》，德米特里耶娃等编的《亚洲民族研究所藏突厥语手稿文献概述》一、二（95，975），德国米勒编的《回鹘文献研究》4 卷（908—93），班额、冯加班合编的《吐鲁番突厥语文献》 卷（929—934），前东德科学院编的《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中的回鹘文献各册，法国出的《伯希和中亚考古丛刊》中的回鹘文文献册（97），我国学者冯家昇与他人合撰的《回鹘斌通卖身契三种》（《考古学报》，958），耿世民的《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983）。冯家昇、耿世民以及俄人吉洪诺夫、基比罗夫、马寥夫金、伯恩斯坦，德人勒柯克、茨麦、冯加班，日人护雅夫、山田信夫、庄垣内正弘、梅村坦等许多学者，对各种文书分别作了深入研究，在他们的论文、著作中也刊布了多件文书的译写和译文。9 年京都出版的《西域文化研究》第四册刊有羽田明、山田信夫编的《龙谷大学所藏回鹘资料目录》以及多篇有关研究论文。987 年以来，新疆《喀什师院学报》连续刊载袁丁的《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选注》；李经纬的《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选注》汇集了08 件文书（即将出版），是目前国内收罗最多的一部回鹘文书集。
蒙元时期的回鹘（畏兀）文碑铭，有《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在甘肃武威），《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碑》（在甘肃酒泉），《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在酒泉）。耿世民、卡哈尔、刘迎胜先后对这些碑铭作过研究介绍。
美国学者克拉克（V.lar）所著《十三—十四世纪东突厥斯坦畏兀儿世俗文书概论》（975）中说，在其研究的4 件文书中，可断定是十三—十四世纪遗物的有0 件。这还没有囊括所有已发现的文书，七十年代以来陆续又有新的发现。
第三章国外资料第一节波斯文资料三部蒙古通史十三世纪蒙古征服的结果，使所有说波斯语、用波斯文的地区都处于蒙古统治之下，先后受大蒙古国的阿姆河行省和元世祖之弟旭烈兀建立的伊利汗国的统治达一百多年（河中地区受察合台汗国的统治，时间更长）。波斯文化素称发达，留下了大量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是三部大型史书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拉施都丁主编的《史集》、瓦萨甫的《瓦萨甫史》。
《世界征服者史》作者志费尼（‘la’u al-di‘ta-Mali-i-Juwayi，22—283），呼罗珊志费因（今伊朗霍腊散省内沙布尔西北）人。其祖任花剌子模国财政大臣（Sahib-diwa）；父巴哈丁，233 年为蒙古人所俘，被呼罗珊蒙古长官成帖木儿录用为财政官（仍称Sahib-diwa），其后一直在阿姆河行省担任此职。志费尼以大臣子出任阿姆河行省长官阿儿浑的书记，曾三次随阿儿浑入朝，前两次皆中途折回，第三次于252 年复抵达蒙古首都哈剌和林，至253 年秋返回。在蒙古逗留期间，他开始撰写《世界征服者史》（Ta’rih-i-Jaha-Gusha）。此后，他跟随旭烈兀讨灭木剌夷（亦思马因派）和报达哈里发国。259 年被任命为报达副长官，直到去世，可能因公务繁忙，20 年以后就不再继续写他的著作了。其书始于蒙古兴起，只写到257 年灭木剌夷国，还有若干拟定的章节没有写，是未完成的著作。书分三部分，第一部述蒙古建国及其征服畏兀儿、西辽和花剌子模，窝阔台至贵由时期的蒙古政事和拔都西征；第二部述花剌子模兴亡史和统治波斯的历任蒙古长官（成帖木儿、阔里吉思、阿儿浑）事迹；第三部述蒙哥登基和旭烈兀西征，木剌夷兴亡史。作者精熟中亚历史，且所记载的大部分是亲身见闻，故非常详细、确实，尤其是成吉思汗西征、旭烈兀西征和蒙古对波斯的统治等部分。作者亲睹蒙哥登基后对政敌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大臣的无情镇压，这段史事在《元史》中多被删略或隐瞒，所以他的详尽记载更是珍贵。此书一直以抄本流传，本世纪初，伊朗学者卡兹维尼以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最古的290 年抄本为底本，用其他多种抄本进行校勘，于92、9 和935 年先后出版了一、二、三卷波斯原文集校本（《吉伯丛书·旧编》第十六号，伦敦）。英国波斯学家波义耳据此译为英文，并加详细注释（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958）。何高济据英译本重译为汉文（上、下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98）。
《史集》主纂者拉施都丁（Rashid al-Di Fadl llah，247—38），哈马丹人，先任伊利汗阿八哈（25—282 年在位）御医，后为合赞汗（295—304 年在位）赏识，擢任宰相，辅佐合赞汗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政绩甚著。完者都汗（304—3 年在位）时期，仍任宰相，权位益隆，诸子并任地方长官。37 年，因政敌进谗，被不赛因汗（37—335 年在位）罢黜。次年处死。拉施都丁于300 年奉合赞汗旨主持编纂蒙古历史。307 编成进呈，复依完者都汗之命增编世界各民族历史和舆地图志，3 年完成。全书定名为《史集》（Jami al-Tawarih），按原书总目录，分作三卷（mojalad）。第一卷为蒙古史，系奉合赞汗旨所修，完者都汗钦定称为《合赞汗祝福史》（Tarih-iMubara-i Ghazai），分两章（bab）第一章——蒙古、突厥诸部族志；第二章——成吉思汗先世纪，成吉思汗纪，窝阔台合罕、术赤、察合台、拖雷、贵由汗、蒙哥合罕、忽必烈合罕、铁穆耳合罕纪传，旭烈兀、阿八哈、帖古迭儿、阿鲁浑、海合都、合赞六代伊利汗传。第二卷也分两章第一章为完者都汗传；第二章为世界史，包括古代波斯诸王、穆罕默德和历代哈里发、波斯诸穆斯林王朝（哥疾宁、塞尔柱、花剌子模、法儿思、木剌夷）以及乌古斯、中国、犹太、拂朗、印度诸民族史。第三卷为《诸域志》（Sawaral-qalim）。现存各种抄本均无第三卷和第二卷中的完者都汗传，可能并未编成。927 年，土耳其学者托甘在伊斯坦布尔Topapi Sarayi 图书馆发现了《史集》的一个附编的单独抄本，称为《五世系谱》（Shu‘ab-iajgaa），包括阿拉伯、犹太、蒙古、拂朗、中国五民族，可能原是第二卷的附录。
《史集》是伊利汗国的官修国史，拉施都丁及其助手们利用了伊利汗宫廷档案如《金册》（lta debter，可能就是元朝颁发给各汗国的《实录》）等，以及波斯、阿拉伯历史著作如《世界征服者史》、伊本·阿昔儿的《全史》等，还征询于任职伊利汗国的蒙、汉及其他民族官员，收集了大量书面和口头资料， 尤其是熟悉蒙拉施都丁《史集》刊本、译本表年代译校者书名出版地内容83 E.Quatrem.re Djami el-Tevarih; Histoire des Mogolsde la erse.aris 旭烈兀汗传原文校订、法文译注本 .bersiht der .ltestet.rishe, tatarishe , зи部族志德文译本858 И.Н.ВеезинСоник Летописей,刊于Tpy ды Восто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мпетоскогохе ологиского Оществ(简称TBO),T.V部族志俄文译注本8 同上同上,TBO,T.VII, 部族志原文校订本88 同上同上,TBO,T.XIII,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纪(至即位)原文校订及俄文译注本888 同上同上,TBO,T.XV成吉思汗纪(即位至死) 原文校订及俄文译注本900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一上、下《太祖本记译证》成吉思汗纪汉文译文(据еезин9 E.BlohetDjami el-T.varih; Histoire g..raledu mode: Histoire des Mogols, vol.2 Leide元太宗至成宗纪原文校订本940 arl JahGeshihte ■■ z ■ -H■ ’s aus demTa’rih-i-Mub ■ ra-i ■■ z ■ ■des Ra ■■ d al-D■ Lodo合赞汗传原文集校本94 同上Ta’rih-i-Mub ■ ra-i ■■ l ■ ■ desRa ■■ dal-D ■ ;Geshihte der Ilh■ e b ■■■ bis Gaihatu,raha阿八哈汗至海合都汗传原文校本(附德文摘要)94 СоникЛетописей,T.III, Москв旭烈兀汗至合赞汗传俄译本947 邵循正《剌失德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清华学报)元世祖纪(前半)汉文译注95 arl JahHis toir Uiverselle de Ra ■■ d al-D■:Histoire des Fras,Leide拂朗史原文校本、法文译注本952 Л..Хетгуов Соник Летописей,T.. кн.Москв部族志俄文译注本952О.И.Сминов同上T..кн.2 同上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纪俄文译注本957Ю. П.ВеоховскийДж■ми г Твих,T.Щ,ку 旭烈兀汗到合赞汗传原文集校本及俄文译本90M-T.D ■ esh-ajuhM.Modarresy Соник Летописей,T.II, Москв元太宗至成宗纪俄文译注本90 ..омскевич.хетгуовJ ■ ■ r ■ h(art of the Ism■‘■ l ■ s History) Tehra亦思马因史原文合校本95 Джми‘т Тв■йх,Т..ч.. Москв 部族志原文集校本续表年代译校者书名出版地内容95 дж■ми т-Твих,т,кн. ку 部族志原文集校本95 Rash ■ d al-D ■ ’s History of Idia The Hague 印度史原文影印本99 同上Die Geshihte der Oguze des Ra ■■ d ad-D ■ Wie 乌古思史原文刊本97 同上The hiageshihte des Ra ■■ d ad-diWie 中国史原文刊本97 J..Boyle The Suessors of Geghis ha, ew Yor 元太宗至成宗纪英文译注本980 Д ж м и‘ т -Т в ■ йх,T.2 ч.Москв 元太宗纪原文集校本983 余大钧、周建奇《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一卷第二分册(据俄译本)，北京部族志、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纪985 同上同上，第二卷(据俄译本)， 同上元太宗至成宗纪汉文译本98 同上同上，第三卷(据俄译本)， 同上旭烈兀汗至合赞汗传汉文译本古典故和元朝制度的孛罗丞相给了拉施都丁以最大帮助。这使得此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部族志》一章，一一记载了蒙古高原上的所有部族、部落，正好弥补了汉文史料对十至十三世纪这一地区记载的贫乏；有关蒙古兴起和蒙古早期历史的记载，也远较汉文史料详细。《史集》有多种抄本传世，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各国学者先后出版了各部分的原文校勘本和译本（见表）。
《瓦萨甫史》T’arth-i Wassaf 是瓦萨甫（Shihab al-Di‘bd llahSharaf Shirazi，24-334）所著《地域之分割与岁月之推移》（itabtajziyat al-msar wa tazjiyat al-’sar）一书的简称。作者为泄剌失人，担任伊利汗国税务官，得到宰相拉施都丁的赏识和庇护。他编撰此书，意在续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故始于257 年旭烈兀灭木剌夷后进兵报达之役，体裁亦仿志费尼书。32 年，因拉施都丁之荐，谒见完者都汗于新都孙丹尼牙，呈献其书并献颂辞，由此获得“御前赞颂人”阅读最新最全的小说 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