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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虎”之称。后受守旧权臣的忌恶，被降任知州，不得再任转运使等“监司”官。包拯虽由守旧派人物王拱辰荐为御史，却不为政派所囿，极力主张复用三人，终于使杨邠、王鼎、王绰先后又被起用为荆湖南路转运使、河北路提点刑狱、江西路提点刑狱。
包拯在经“庆历新政”之后，也提过一些改革建议。如主张严格选拔官员，裁汰冗杂，对年满70 岁者应强令致仕，以解决冗官问题。他还主张停止招募士兵，拣斥老弱，以解决冗兵问题，同时应选练精兵强将，训练义勇，以充实边备，防御契丹。他向仁宗建议“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当考以应敌制胜之略，询以安边御众之宜”，然后“擢而用之”②。他向仁宗条陈《七事》，建言应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又奏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③，因其所言恳切，且合情合理，切中时弊，故多为朝廷所采纳。包拯还特意奏上《进魏郑公三疏札子》，希望仁宗能以唐太宗善纳魏徵之谏的故事为龟鉴。任地方官时，包拯也善于体察民情，兴利除弊，因而颇有政绩。任京东转运使时，他曾巡察各地访问贫困冶铁户，并据实情申报转运司，豁免了这些户所欠的官铁，同时又鼓励有能力者开炉冶铁，发展生产。
第三节清官“阎罗包老”
包拯尤为人称道的是其断讼执法的明敏正直。出知天长县时，包拯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某日有一农人至县衙，状告歹徒割去其家耕牛的舌头，请求捉拿罪犯。割去牛舌并无财利可图，故包拯推断此事必属怨家的报复行为，于是命农人宰牛卖肉以引罪犯上钩。宋代宰杀耕牛是犯法的，不出包拯所料，割牛舌者见牛主杀牛，欲加其罪，果然前往县衙首告，遂自投罗网，疑案立破。
包拯执法之刚正不阿在其出知庐州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庐州是包拯的家乡，任知州时，他的亲朋故旧多以为可得其庇护，干了不少仗势欺人，甚至扰乱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决心大义灭亲，以示警戒。时恰有一从舅犯法，包拯不以近亲为忌，在公堂上将其依法责挞一顿，自此以后，亲旧皆屏息收敛，再不敢胡作非为。
权知开封府时，包拯也做了两件深得民心的事。一是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开封府旧制，凡往告状者，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则由府吏通知。由于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包拯革除此弊，大开正门，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于是审案也更能公正合理。二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称蔡河，原自东京至通许（今属河南），直达淮河。后为了水运之便，又自新郑引闵水汇入，使之流量大增。时惠民河常涨水为患，大水时“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② 《包拯集》卷9《论边将一》。
③ 《宋史》卷3《包拯传》。
中系栰渡人”。包拯查知河水泛滥的原因乃“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使河水得以畅通。有些权贵持伪增步数的地券与包拯相争，包拯皆通过实地测量、验证，揭示其伪，并上朝劾奏，要求严惩。
东京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素以难以治理著称，而包拯“立朝刚毅”，凡以私人关系请托者，一概拒绝，因而将东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因他执法严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动都下”，在他以天章阁待制职名任知谏院时，弹劾权贵，“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②包拯的严于律己，廉洁著称也是十分突出的。23 岁时包拯受到出知庐州的刘筠嘉许，声名大盛，家乡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请他赴宴叙谈，一位李姓同学欣然欲往，而包拯却严肃地说“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③可见他为官前即确立了从政不徇私情的志向。端州以产砚著名，端砚历来是文人士大夫寻觅的珍品，包拯出知端州时不仅革除了诸前任在“贡砚”数额之外，加征数十倍，以饱私囊和贿赂权贵的流弊，而且任满离去时“不持一砚归”。973 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时，在包拯及其子孙墓中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无端砚，也足证史载之确。包拯曾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不仅如此说，而且还躬身力行并教之于后代。为使子孙永志其教诲，包拯订立了一则《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他还将《家训》镌刻于石碑，竖立于堂屋东壁，以昭示后人。包拯长子包绶、次子包绶、孙包永年，皆居官清廉，颇获世人好评，实与包拯的孜孜教诲有关。《宋史·包拯传》记载“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时人也称其“有凛然不可夺之节”，“有所关白，喜面折辱人”，据此可见，包拯的为人已清正刚直得近乎执拗，甚至还有些不近人情，然而，这也正是他与一些庸吏的根本不同。
包拯以其政绩和品行为人爱戴，因而包拯去世的噩耗传出时，朝野震惊，全城尽悼，“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同以强直敢言著称的吴奎在所作《包公墓志铭》中称“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并盛赞包拯“竭力于亲，尽瘁于君。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及终，言行必一，..惟令名之皎洁，与淮水而悠长。”现藏开封博物馆的北宋《开封府题名记》碑，上刻83 位开封知府的姓名和上任年月，而包拯的名字却已磨去，据说这是因为人们在观赏碑记时，由于敬仰包拯而经常用手抚摸指点其名，天长日久，竟将碑字磨去。
《宋史》卷《五行志·水》。
② 《宋史》卷3《包拯传》。
③ 《朱子语类》卷29《本朝三》。
吴奎《包公墓志铭》。
包拯在社会享有盛誉，因而人们广泛传诵他的事迹，并加以理想化和艺术化，衍生出许多轶闻传说。南宋时有以包拯为主题的故事和戏曲，元杂剧中更有大量的包公戏如《陈州粜米》。包拯是以龙图阁直学士（后世讹为大学士）职名任权知开封府，包拯世称包龙图。有小说《包公案》（《龙图公案》）流行，遂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第三十三章狄青郭逵第一节狄青狄青（009—057），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父亲狄普，为一农家子。狄青自幼习武，善骑射。25 岁那年，为征赋税事与村中人发生争执，他愤而来到京城，应募在拱圣营入伍。由于他身材魁梧，又有武艺，很快从骑御马直选为骑御散值。不久，因偶触军法，被判死刑，幸而知河南府范雍惊其体貌，极力营救，得以面部刺字而免死。
宋仁宗宝元初（038），西夏元昊，不断骚扰宋沿边州郡，而沿边将帅又多为元昊所败。狄青就是在这时应诏从边，先后在军中任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挥使。前后四年，在大里、清化、榆林、归娘岭东女之崖、木匮山、浑州川、白草、南安、安远等地，大小25 战，计中流矢8 次。狄青在战斗中能身先士卒，受伤后，仍顽强杀敌。有一次，他受伤后，临阵披发，戴铜面具，继续战斗，所向披靡。几年来，■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族一一被他所收服。他还修了桥子谷城，以及筑招安、丰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是军事要地，对保卫宋朝沿边州郡具有重要作用。
狄青的才略，深得经略判官尹洙的赏识，并以良将之材向经略使韩琦、范仲淹推荐。范仲淹一见惊为奇才，特地送给狄青一部《春秋左氏传》，勉励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由此狄青遂折节读书，研究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法，弄得十分精通，因而更知名了。狄青以战功，累迁西上閤门副使，秦州刺史，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等。
庆历元年（04），元昊派兵攻打渭州，逼近怀远城，行营总管任福领兵迎战，桑怿为前锋，中西夏军埋伏，于好水川西的羊牧隆城附近，被打得大败，任福、桑怿皆战死。庆历二年（042），西夏军再次进军定川，宋军大败，总管葛怀敏战死，西夏军队直抵渭州城下。这时，仁宗急调狄青前去应战，狄青到达前线，乘对方不备，短兵相接，一举把西夏军打得大败。这时，由于西夏正逢旱灾，财力不济，又加之连年战争，死伤极多，元昊已无力攻宋，只好息兵。狄青以军功从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移真定路副都总管。不久，迁侍卫亲军、步军、马军殿前都虞候，历惠州团练使、眉州防御使、保大军节度观察留后，迁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遂领彰化军节度使，又知延州，不久召为枢密副使，加检校司空。
皇祐四年（052），南方广源州侬智高起兵反宋，攻陷邕州、横州。由于州府地方毫无防备，侬智高很快占领了横、贵、藤、梧、康、端、龚、封八州，并继续包围广州，东南大骇。这时，朝廷深为忧虑，宰相庞籍推荐狄青。狄青也慨然上表请行。于是狄青除宣抚荆湖南北路，还提举广南经制盗贼事，岭南诸军皆受狄青节制。当狄青向广南进军之际，广西钤辖陈曙偕同殿直袁用，提步兵8000 人，盲目袭击侬智高，结果大败于昆仑关。狄青集将佐于幕前说“令之不齐，所以致败”。决定将陈曙、袁用等军校32 人斩之，以整肃军纪。
皇祐五年（053）春正月，狄青率军夜度昆仑关，袭击侬智高。侬智高 《宋史》卷290《狄青传》。
《宋史纪事本末》卷3《侬智高》。
的据点在昆仑关下的归仁铺。狄青表面上休整军队，暗中则自将前军，孙沔将次军，余靖殿后，以一昼夜到达昆仑关。次日黎明交战，再次大败侬智高。侬智高由合江口败走大理，广南基本平定。在宋军入城收拾战场时，发现有一具尸体穿着金龙衣，众以为此尸就是侬智高，可以上奏请功。狄青却拒绝这样做，说“安知其非诈邪？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②这种不虚美、不贪功反映了他的务实精神。后来查明，侬智高果然逃到了大理。两年之后大理国杀侬智高，由余靖函其首级送至京师。狄青以平定广南之战功，拜为枢密使。
狄青在枢密使任上四年。至和三年（05），受谣言中伤，罢为护国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嘉祐二年（057）三月，狄青病死，终年48 岁。死后赠中书令，谥武襄。
第二节郭逵郭逵（022—088），字仲通，祖籍钜鹿（今属河北）。宋初，其先人徙居京师，后卜葬洛阳，遂定居。父郭斌。郭逵以父荫补北班殿侍。宝元、康定年间，西夏元昊扰宋朝沿边州郡，郭逵兄郭遵为延州西路都巡检使，被西夏兵杀死，宋廷优恤，录郭逵为三班奉职。时范仲淹正任陕西都部署，郭逵即隶其麾下，待他如子侄一般。
郭逵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很有战略眼光，为众佩服。当时，有这样两件事反映了郭逵的才智。一是军中议论攻西夏取灵武。郭逵表示反对，他说“地远而食不继，城大而兵不多，未见其利。”结果出师不久，泾原任福全军覆没。众佩服郭逵有先见之明。二是对将领葛怀敏的看法。郭逵认为他“喜功徼幸，徒勇无谋”，故“他日必败朝廷事”②。不久，葛怀敏果然兵败身死。由此郭逵被众誉为知兵者。后调任真定兵马监押，平保州兵变。
郭逵办事，极为精细认真。庞籍镇河东时，以郭逵权知忻州。这时，契丹来使请求割取天池庙地。庞籍久不能决，于是委托给郭逵处理。郭逵查阅有关文书档案，发现有一通太平兴国年间契丹写给天池县的信，提到“遥祀天池庙有应，以属南朝地，未敢擅修。”③据此，向契丹使者出示信件表示拒绝，使契丹无法再争，大为折服。
嘉祐初年，湖北溪蛮彭仕羲反宋，郭逵加带御器械，为荆湖北路兵马钤辖兼为澧州知州。郭逵先抓获了彭仕羲的亲信，安置在自己身边为小史，并向他了解那里的山川地形和防务虚实。嘉祐三年（058），即以小史为向导进兵围剿，连破罗城峒及贺府等二十多处险隘，攻拔新州，乘夜向彭仕羲的根据点桃花州挺进。彭仕羲弃城逃跑，余部皆降。郭逵以战功迁为礼宾使，徙荆湖南路兵马钤辖、邵州知州。累迁容州观察使、泾原路副都部署。
治平二年（05），郭逵以检校太保同签书枢密院。出领陕西宣抚使，判渭州。宋神宗即位后，迁静难军留后，改宣徽南院使，判郓州，又改镇鄜州。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朝廷拿不定主意。边将种谔接受了西夏嵬名山的② 《宋史纪事本末》卷3《侬智高》。
《宋史》卷290《郭逵传》。
② 《宋史》卷290《郭逵传》。
③ 《范太史集》卷40《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郭公墓志铭》。
投降，并攻取了绥州，但西夏人却杀死了宋朝官员杨定。朝廷舆论认为，应该放弃绥州，皇帝甚至下诏，要焚烧后放弃绥州。郭逵坚定地认为，绥州不能烧，也不能放弃，而应当坚守，用以安置嵬名山举族而归降的.3 万人。因此郭逵果断地隐匿了诏书。不久，西夏提出用塞门砦和安远砦来交换绥州。郭逵认为这很可能是空口欺诈，他提出一个条件，即必须先行交出塞门、安远二砦，才可交移绥州。由于郭逵派出的使者有西夏西平王在祥符间写的一封信，证明塞门、安远二砦的界址在长城岭下，西夏使臣无法驳斥，此事遂以宋朝保有绥州而告终。朝廷下诏表彰了郭逵，说“渊谋秘略，悉中事机。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郭逵加检校太尉、雄武军留后。
熙宁九年（07）正月，交阯李乾德攻陷广南的邕州等地，朝廷拜郭逵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经略招讨使，兼荆湖南北路、广南东西路宣抚使，携同在鄜延与河东的旧将士，前往征讨。郭逵认为广源州是咽吭之地，兵甲精锐，不先攻取必有腹背受击之患。他又分析到刘应纪是彼方的谋主，不先擒刘应纪，则军声不会大振。于是确定了攻击重点的方针。一战而胜，刘应纪投降，军威大振。接着，又攻拔了决里隘，并乘胜攻取了桄榔、门州等地，与李乾德在富良江决战。李乾德无路可走，奉表请降。这时，郭逵原有的30万大军，由于冒着炎热进入瘴疠之地，伤亡逾半数，军粮也尽，虽一水之隔不能再进，乃班师回朝。后贬左卫将军，西京安置，闲居了十年。哲宗即位后，一度起知潞州，进广州观察使，知河中等职。以左武卫大将军致仕。元祐三年（088）病故，享年7 岁。死后赠雄武军节度使。
《范太史集》卷40《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郭公墓志铭》。
第三十四章欧阳修第一节生平与政绩欧阳修（007—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永丰）人。幼年孤贫，依叔父家于随州。天圣八年（030）举进士，擢甲科，调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交游，开始为“古文”，已负文名。
景祐元年（034）入朝，为馆阁校勘。这时，范仲淹以言事被贬，在朝诸人如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等纷纷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贬。于是欧阳修写了《与高司谏书》，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欧阳修也被贬为夷陵令。
贬官夷陵，对他颇有好处。他后来在《与焦殿丞书》里说“某再为县令，然遂得周达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为益。”又洪迈《容斋随笔》卷4记张芸叟与石司理书云“顷游京师，求谒先达之门，每听欧阳文忠公、司马温公、王荆公之论，于行义文史为多；唯欧阳公多谈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请‘大凡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谕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私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是时苏明允父子亦在焉，尝闻此语。”这段记述又可为欧阳修贬官之后“周达民事，兼知宦情”的旁证。
康定元年（040），范仲淹复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辟欧阳修为掌书记。他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庆历三年（043），欧阳修知谏院。这一年范仲淹参知政事，施行新政。欧阳修身居此职，于是连上奏疏，对于内政外交，无不极谏。现存于《奏议集》中知谏院时的奏疏多达0 卷。这些奏疏都是庆历新政时期的重要的政论文章，所论者都是针对时弊的当务之急。
庆历四年（044），欧阳修奉命出使河东，又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权真定府事。在这期间，他便进一步调查情况，又写出《河东奉使奏草》、《河北奉使奏草》。在《河东奉使奏草》中有《条列文武官材能札子》，还有《论不才官吏状》，对于吏治得失，论述极详。与此同时，欧阳修对于西北边患，也曾多次上书。他就在《论乞与元昊约不攻唃厮啰札子》中说臣自去年春，始蒙圣恩，擢在谏列，便值朝廷与西贼初议和好。臣当时首建不可通和之议。前后具奏、状、札子十余次论列，皆言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利害甚详，恳切亦至。然天下之士，无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无一人采臣说。今和议垂就，祸胎已成，而韩琦自西来，方言和有不便之状；余靖自北至，始知虏利急和之谋。见事何迟？虽悔无及！当臣建议之际，众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诚难力夺众议。今韩琦余靖亲见二虏事宜，中外之人亦渐知通和为患，臣之前说，稍似可采。但愿大臣不执前议，早肯回心，则于后悔之中，尚有可为之理。
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重大的军事问题，也曾十分认真建议。在当时的和议问题上，具有眼光，力排众议，坚持己见，作为一个谏官，知无不言。在当时的情况下，既然不可言和，就不免用兵。欧阳修一面反对言和，一面主张备战。对于军事，他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庆历五年（045），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相继罢官、外放，新政失败。这时欧阳修正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他一面“自劾乞罢”，以“同其退”，一面上了一封《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此状一上，欧阳修遂为“群邪”所恶，造谣诬陷，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到了滁州，欧阳修对于政治风云之险恶似乎有所觉悟，初以“醉翁”为号。但他胸怀旷放，并不怨嗟。在《与尹师鲁书》中写道“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
庆历八年（048），欧阳修徙知扬州。元祐元年（049），移知颍州。
一年之后，又留守南京。至和元年（054），召判流内铨，旋改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嘉祐二年（057），知贡举。《宋史》本传说“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一知贡举，即痛抑“险怪奇涩之文”，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关于此事，沈括《梦溪笔谈》也有一段记载“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险怪之语，学者歙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力也。”嘉祐三年（057），欧阳修加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宋史》称他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嘉祐五年，拜枢密副使。嘉祐六年，参知政事。《宋史》称欧阳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②在这期间，欧阳修因“濮议”之争，蒙受“不根之谤”。他为了辩诬，连上奏札，请求根究蒋之奇对自己的诬陷，甚至“期于以死必辨而后止”。于是治平四年（07）三月四日，即位不久的神宗乃遣中使赐下“御札”，告以言者已被“降黜”，并已“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虚妄”，且云“事理既明，人疑亦释，卿宜起视事如初，无恤前言。”经过这一次被诬，欧阳修对于人生仕途似乎更有所悟像他这样切直刚正的人，是不适于做官的。在这之前，已一再求退，在这之后，就更坚决求退。由于再三请求，终于得罢参知政事，出知亳州。后又知青州、蔡州。熙宁元年（08）春在亳州时，曾上《乞致仕第一表》，此后又连上数表，请求致仕。
在这期间，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欧阳修时在青州，有《言青苗钱札子》，表述自己对于“俵散青苗钱”的意见。在俵散青苗钱的过程中，还有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抑配”，二是“俵散秋料钱”。欧公在《言青苗第二札子》中有很透辟的分析。他说臣窃见自俵青苗钱已来，议者皆以取利为非。朝廷深恶其说，遂命有司条陈申谕，其言虽烦，而终不免于取利。然犹有一说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见，若夏料钱于春中俵散，犹是青黄不相接之时，虽不户户缺乏，然其间容有不济者。以为惠政，尚有说焉。若秋料钱于五月俵 沈括《梦溪笔谈》卷9。
② 《宋史》卷39《欧阳修传》。
散，正是蚕麦成熟、人户不乏之时，何名济缺？直是放债取利尔。..以此而言，秋料钱可以罢而不散。
这些意见，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对青苗钱作了具体分析，不是一概否定。他所不赞成的，是俵散“秋料钱”。对于“秋料钱”，他曾一面“奏陈”，一面“擅止”。未经批示而“擅止”，应得“擅行止散之罪”。但朝廷“特予放免”，并未加罪。他在《谢擅止散青苗钱放罪表》中说道“虽具奏陈，乃先擅止，据兹专辄，合被谴呵。”
在这前后，欧阳修又曾屡上表札，请求致仕。熙宁四年（07）六月，欧阳修终于得到朝廷的“敕告”，除太子少师，以观文殿学士致仕。随即回到颍州。八月，朝廷行“明堂大礼”，又召他“赴阙陪位”，他有《札子》辞谢。这时，他的身体确实十分衰惫了。因此，一年之后，熙宁五年（072）八且病逝于颍州。著作有《欧阳文忠公集》、《新五代史》等。
第二节“蓄道德而能文章”
曾巩称赞欧阳修“蓄道德而能文章”。欧阳修自己也说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②又说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③“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④看来欧阳修把道和文的关系看得十分密切。欧阳修论道，不尚空谈，而重实际。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讲到“学者有所溺”时，反对有人“弃百事不关于心”。他是把“道”和生活中的“百事”密切联系起来看的，但是他所谓“道”也不等于“百事”。欧阳修另有《与张秀才第二书》，对于道讲得比较具体。他说“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而取信者是也。”又说“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欧阳修的这些话，虽然从周公、孔子谈起，但最终是取其“切于事实”，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与宋代的道学家之“道”有所不同了。
欧阳修在这封书里还反对“诞者之言”，反对“以无形为至道”。“以无形为至道”指什么呢？是不是对道学家的批评呢？这里讲得不很明确，但在《答李诩第二书》里就更明确地批评宋代某些儒者的性理之学了。他说“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但是，“今之学者”，“好为性说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他认为，作为“君子”，应该“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理以为言。”欧阳修的这些话是反对宋儒性理之学的较早的言论。
欧阳修的道不同于道学家，却近似韩愈。他一面反对性理之学，一面也 《元丰类稿》卷《寄欧阳舍人书》。
② 《东坡后集》卷《祭欧阳文忠公文》。
③ 《欧阳文忠公集》卷47《答吴充秀才书》。
④ 《欧阳文忠公集》卷8《答祖择之书》。
反对佛老。他有《本论》上下篇是专门辟佛的。上篇说“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他认为“去之”之方，不是“操戈而逐之”，也不是“有说以排之”，他认为，“千岁之患”，“非一人一日之可为”，“非口舌之可胜。”“去之”之方，全在“修其本”。其所谓“本”，也就是“礼义”。他说“礼义者，胜佛之本也。”可以看出，辟佛，他与韩愈是一致的，但辟佛的方法，则有些不同。他在《本论》下篇还特别提到不必“火其书而庐其居”。但是，单靠“礼义”能否解决问题呢？所谓《本论》，实际上也仍是书生之论。这样的理论也并没有超过韩愈。所以苏轼说“论大道似韩愈”，甚至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却也并不等于韩愈。韩愈比较迂腐，欧阳修则比较切实。而且，在出处进退、立身行事方面，欧阳修的刚正不阿、无所畏惧，又远在韩愈之上。尽管在行文之时，欧阳修不像韩愈那样气势磅礴，声色俱厉，但他那“容与闲易”、“不大声色”之中，也自有“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之势。这就形成了他的文章的思想特点和风格特点。
欧阳修也不像韩愈那样急于作官，但他却很重视作个谏官。重视谏官，当然又同韩愈有些相似之处。例如韩愈写过《争臣论》，欧阳修也写过《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这些文章都表达了他的为人之道。王安石所谓“读其文，则其人可知。”确实如此。尤其读后一篇文章，更可见其为人。在《上范司谏书》中欧阳修说“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又说“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可以看出，欧阳修之所以如此看重谏官，就是因为谏官能够“行其言”，也即是能够“行道”。在他看来，作个谏官。乃是“行道”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就因此欧阳修对于谏官的要求很高。他说“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而一旦遇到那“非材且贤者”时，他也就不能容忍。他的《与高司谏书》骂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就是因为高若讷丧失了做谏官的基本品质。
高若讷身为谏官，而当范仲淹无辜被贬时，他不但不敢谏诤，反而诋毁范仲淹的为人，这就引起了欧阳修的愤怒。他说希文（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恕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这篇文章可谓“气尽语极，急言竭论”，但又委曲宛转、极尽挖苦之能 苏轼《居士集序》。
事。话讲得非常明白，文写得非常艺术。千古文章，难得这样的佳作。
欧阳修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有他的道德基础，不是任何人都写得出来的。他在《与尹师鲁书》中曾经讲到“士有死不失义”，大义所在，就不该“俯仰默默”。于是，敢说敢骂，就成了他这篇文章的特色。当然，写出这样的文章，是要冒着风险的。正是由于这篇文章，他也遭到贬谪。
欧阳修并不因此而消极。此后他还是继续写这样的文章。庆历三年，他被推荐而作了谏官。一有这个“行其言”的机会，他便知无不言，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字。到了庆历五年，当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又因“朋党之议”而相继罢官时，欧阳修便立即义正词严地写了《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直接同庆历四年十一月朝廷所下的“诏书”相对抗。
也就在这期间，欧阳修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朋党论》（“论”当作“议”），驳斥“朋党之说”。他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于是他说“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这篇文章引古证今，史实俱在，是非分明，很有说服力。当时被指为“朋党”的人，与其说是“同党”，不如说是“同道”。范仲淹是“朋党”中的头面人物，欧阳修替他讲话，并没有个人私情。范仲淹是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这样的为人之道正是欧阳修所赞成的。因此，所谓同党，不过是同道而已。这是可以从他的很多文章看得出来的。如有一篇《读李翱文》，就是赞扬“以天下为忧”的作品。这篇文章里赞赏李翱不愿叹老嗟卑而忧以天下，并且联系宋朝的现实发表了评论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在欧阳修看来，宋朝的天下是比唐朝的天下更可忧虑的，但宋朝的执政者却不肯以天下为忧；如有以天下为忧的人如范仲淹等，又都遭到贬斥。文章所谓“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云云，是深有愤慨的话。欧阳修的这种愤慨之情，随时都有发泄。《尹师鲁墓志铭》也是这样的作品。这篇《墓志》首先讲尹师鲁的文学、议论和才能，为天下之士所共知；但欧阳修所更强调的，是他为人之“大节”。他说“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于是欧阳修也就突出地表彰他这一方面。文章说“天章阁待制范公贬饶州，谏官御史不肯言，师鲁上书，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贬监郢州酒税。”“谏官御史不肯言”，尹师鲁则挺身而出，“愿得俱贬”。这种不怕丢官、勇于仗义的行为，是欧阳修十分赞赏的。
从《尹师鲁墓志铭》这类文章来看，欧阳修所说的“道”，也就是为人的“大节”。从为人的大节来看，欧阳修的道虽然和韩愈相似，但也有和韩愈不大相同的地方。例如韩愈贬官之后，他那直言敢谏的气概便有所收敛，不似贬官之前。他在潮州写的《谢表》、《祭鳄鱼文》等，骨气就很不够了。欧阳修不然。他对韩愈本是非常推崇的，但他对于韩愈的这一表现也很不满意。在《与尹师鲁书》中他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这是对韩愈很痛心的批评，从而也表明了自己的志气。他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就是说，不要作韩愈那种“戚戚怨嗟”的文章。
欧阳修告诫安道不要写“戚戚”的文章，他自己也确实是实践了这个主张的。他在滁州所作《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就没有“不堪之穷愁”，只讲“山水之乐”。例如《醉翁亭记》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又说“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身在贬谪之中，而大讲禽鸟游人的山水之乐，这样的文章不仅与韩愈不同，与柳宗元也并不相同。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欧阳修有《答李大临学士书》说得明白“修在滁三年，得博士杜君与处，甚乐。..今足下在滁，而事陈君与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能达于此而无累于心，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必与贤者共，然后登临之际有以乐也。”这里说的“达于进退穷通之理”，也即是《尹师鲁墓志铭》中所说的“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意思。这就是说，一个人立身行事，不管处于什么地位，也不可改变为人的大节。既敢于伸张正义，就不能惧怕任何灾祸。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那么，无论遇到什么困境，也就处之泰然了。由此看来，欧阳修贬官滁州，不作“戚戚之文”，而盛称“山水之乐”，正是他的为人大节所在，并不是或不仅是暗示他自己治滁的政绩、或隐寓古人的“乐民之乐”，更不是消极颓唐而寄情山水。
总的看来，欧阳修的各类文章都是体现着他的为人之道的。宋人的文章往往喜欢论道，哪怕是传记文或游记文，也往往夹些论道的成分。这是宋代文章的一个特征，不止欧阳修一个人如此，曾巩、王安石、苏轼无不如此。不过，欧阳修的文章写得自然，论道而不说教，这是他“蓄道德而能文章”的一个主要特征。在宋代，除了苏轼，很少有人能够企及。
第三节博古通今之学欧阳修作《尹师鲁墓志铭》，曾称尹师鲁“博学强记，通知古今”。这八个字对尹师鲁不免溢美，但在欧阳修自己，足以当之。他不但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学者。于经学有所发明，于史学有独立的著作，于金石之学且有开辟之功。
欧阳修的经学，曾受唐人影响，敢于提出自己的创见。唐人的经学，在魏晋六朝之后，思想是比较开阔的，不全拘于汉儒的师说，如啖助、赵匡、陆淳之于《春秋》，就打破了三传的门户之见。但一般说来，唐代的诗人作家，不治经学。宋代不同了，欧阳修对于《春秋》、《诗》、《易》，都有研究。苏辙曾经说他“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这对于宋朝一代的学风是有影响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毛诗本义》也曾指出“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提要》对宋儒 苏辙《栾城后集·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的“新义”是有所不满的，对欧阳修的“敢议毛郑”也不是完全肯定的。但从这些话里却可看出，欧阳修治经，对于尔后的“宋学”，起了“发难”的作用，在学术史上影响不小。《提要》又说欧阳修对于毛郑二家之义也不是随意翻新，而是“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这些话比较符合欧阳修所著《毛诗本义》的实际。
欧阳修在经学上的主要成就还不在于《诗》，而在于《易》。他曾认为《易》之《系辞》不是“圣人之作”。他说《系辞》里的“先言何谓而后言子曰者，乃讲师自为答问之言尔，取卦体以为答也。亦如《公羊》《榖梁》传《春秋》，先言何曷，而后道其师之所传以为传也。”②欧阳修还认为，不仅《系辞》不是“圣人之作”，另一些篇章也非“圣人之作”。他在《易童子问》里说“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在《易或问》里也说“或问《系辞》果非圣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论，何也？曰何止于《系辞》？舜之涂廪浚井，不载于六经，不道于孔子之徒，盖里巷人之语也。”在欧阳修看来，古书之托为“圣人之作”者，往往是后人所作。这是符合古代书籍的实际情况的。但是，欧阳修的这一见解，曾经长时不为人们所接受，他曾深有感慨地说“余谓《系辞》非圣人之作，初若可骇，余为此说迄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为然也。”由此可见，欧阳修的这一见解，在当时是很大胆的。
欧阳修又不止怀疑过《易》之《系辞》等等，他对于别的经书，也常常信经而不信传。他在《春秋论》里就说“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书，予不知也。”又在《春秋或问》里说“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他的这些看法，当时赞成者不多，但他十分自信。他说“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屡为说以黜。而学者溺其久习之传，反骇然非余以一人之见决千岁不可考之是非，欲夺众人之所信，徒自守而莫之从也。余以谓自孔子殁至今，二千岁之间，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又二千岁，焉知无一人焉与修同其说也？”由此看来，欧阳修在经学上的这些看法，在当时确是独到之见。
欧阳修在经学方面虽有很多大胆的创见，但他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却是谨慎的。例如他对毛郑之诗虽有疑难，却并不随意改动二家之说。他说“予疑毛郑之失既多，然不敢轻为改易者，意其为说不止于笺传，而恨己不得尽见二家之书，未能遍通其旨。夫不尽见其书，而欲折其是非，犹不尽人之辞，而欲断其讼之曲直，其能果于自决乎？其能使之必服乎？”虽有怀疑，却不轻为改易，这种治学态度是很严肃的。其所以如此，又同他的治学目的很有关系。据说他治经学，是“务究大本”，而“不过求圣人之意以立异论。”②所谓“大本”，就是“圣人”立言的本意。欧阳修是个又迂又直的儒者，他虽不满“后儒”，却很迷信“先圣”。因此，他的治学目的，就是要弄清“先圣”的思想实质，并不想自己标新立异。他还有个看法是“圣人之言，去② 《欧阳文忠公集》卷5《传易图序》。
《欧阳文忠公集》卷43《廖氏文集序》。
《欧阳文忠公集·诗谱补亡后序》。
② 韩琦《欧阳文忠公墓志铭》。
人情不远。”他所不满后儒的，是因为他们“未得其真”。他也不是毫不尊重后儒的意见，他曾说过“然亦当积千万人之见，庶几得者多而近是。”③他只是反对那种离开经的本义而擅自为说的人。他说“凡今治经者，莫不患圣人之意不明，而为诸儒以自出之说汩之也。今于经外，又自为说，则是患沙浑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尽去，则水清而明矣。”④因此，他主张对于“杂乱之书”，要能“指摘其谬”，做到“功施后世”，“非止效俗儒著述，求一时之名。”这也是治学的一个可贵的态度。
欧阳修的史学造诣，尤为世人所称。在“二十四史”当中，欧阳修所参与编修的，竟达两部，其中《新五代史》，且属个人专著。这在古今史家当中，成就是很突出的。欧阳修平生是有志于史的，他说过“予于五代书，窃有善善恶恶之志。”他与尹师鲁商量写作《五代史志》时又说过“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后世之名。”②欧阳修是相信《春秋》的褒贬义例的，因此，他所谓“善善恶恶之志”，也就是要学《春秋》的褒贬。他认为五代之乱，有如春秋。他说“五代终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有足叹者。所以他于《新五代史》每篇发议，几乎都以“呜呼”冠于篇首，寄以无穷的感叹。欧阳修作史，目的也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以为当代的借鉴。北宋前期的文人学者，凡是关心世事的，大抵留心前朝史事，历观成败得失，联系现实，引为教训。欧阳修著《新五代史》的最终目的，也在于此。
欧阳修作史于宋代，而要依仿《春秋》的义例，自然难免迂腐之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于《春秋》的义例，也自有取舍。例如他于五代之梁，多所贬抑，却不以为“伪”。他在《梁本纪》中发议论说“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失《春秋》之旨。..予应之曰..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这就是说，事实是什么，便写什么。为君为篡，各传其实。这样的义例是可取的。
在写法上，《新五代史》也有异于《春秋》的地方。欧阳修自有义例，例如《司天考》不书灾异，他发端即声明道“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异于圣人哉！其文虽异，其意一也。”他认为《春秋》虽书“日食星变之类”，但“孔子未尝道其所以然者”。因此，他只讲“人事”，不讲“天意”。他对于秦汉以来史书之记灾异、讲天人感应，是不赞成的。他说“呜呼，圣人既殁而异端起，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矣。天文五行之说，不胜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异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可以说，《新五代史》不书灾异，不讲天人，这在中国历代史籍中是个创举。义例虽依《春秋》，却又“不得不异乎《春秋》。”依《春秋》未免迂腐，而异乎《春秋》，则是科学的态度。
《新五代史》总结前代经验、引为鉴戒的事例很多，其中《唐六臣传》之论朋党，是最有代表性的。他说③ 《欧阳文忠公集》卷9《答宋咸书》。
④ 《欧阳文忠公集》卷8《答徐无党第一书》。
《欧阳文忠公集》卷39《王彦章画像记》。
② 《欧阳文忠公集》卷7《与尹师鲁第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