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26 (第1/3页)

称为展限，也分为三限。宋代田赋交纳时限的法令，比唐、五代更适应农作物的收获季节，也比较完备。

    预催“先期而苛敛”，五代时除后唐明宗、后周世宗时期外，都非常严重。

    北宋中期（含）以前和南宋孝宗时期解决得较好，孝宗以后，愈演愈烈，较之五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南宋初已是普遍现象，夏税原规定八月半纳毕，户部决定夏税必须七月底以前送到首都临安，各地就必须六月，甚至五月就要收完夏税。到宋孝宗时，送达临安的时间，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淳熙四年（77）二月，“刘溥奏近年诸郡违法预催夏税，民间苦之”，孝宗认为“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采取动用南库的库金（储备的军费）临时垫交户部，解决当年的朝廷经费，待次年春季田赋解到后拨还南库，以解决田赋“夏税”的预催问题。但在孝宗以后，预催问题日益严重。

    预借提前征收本年度田赋或征收下一年及以后年度的田赋，称为“预借”。

    建炎四年（30），“于浙西民间预借秋料苗米”，是预借当年田赋。绍兴六年，“预借江、浙来年夏税绢之半，尽令折米”，则是预借次年田赋。“绍兴和议”以后，预借的事件更是不断发生，甚至预借第三年的田赋。淳熙五年，有官员指出“是名曰借，而终无还期，前官既借，后官必不肯承。”可见所谓预借，实际是额外增税，其后宋孝宗明令以库金归还，并“委制、总及漕臣考核实数补填。自今后预借，官以违制论，吏以盗论”，因而有所遏制。

    淳祐八年（248），陈求鲁指出“常赋之入尚为病，况预借乎！预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预）借淳祐十四年者矣”，反映了南宋末年的严重情况。支移、折变（折纳）

    民户将田赋由应交纳地点改为输往其他地方，实际是服力役。最初只实行于西、北边境，最远不超过300 里，称为支移。元二年（087），改为一、二等户300 里，三、四等户200 里，五等户00 里，不愿支移的交纳“道里脚钱”，后又在不承担支移的地区也征收道里脚钱，多的达到正赋的三分之一以上。北宋末年，已规定随田赋两税交纳，正式成为田赋的附加税。

    将田赋的谷帛折变为钱，或将钱折变为谷帛，或将谷粟与布帛相互折换， 《宋史》卷74《食货志》上二《赋税》。

    《五代会要》卷25《租税·杂录》。

    《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3，建炎四年五月壬寅；《宋史·食货志·赋税》。甚至先将甲物折变为钱，又将钱折变为乙物，再将乙物折变为钱等等，称为折变（折纳）。朝廷利用抬高或降低“物价”的手段，千方百计变相加赋，以致实际交纳数达正常赋额的二倍以上。折变成了变相加赋的重要手段。绍熙元年（90）有人指出“古者赋租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②，反映了南宋的折变情况。

    省耗、雀鼠耗及会州另有加纳十分之一谷粟，称为省耗，后唐明宗取消，后晋时恢复了省耗，并增为加纳十分之二；还增收十分之二的雀鼠耗，宋代沿袭征收。

    五代时，田赋夏税收毕，州府官吏调各县有关官员来州、府核查帐目，称为“会州”或“会末”、“会钞”。属县官吏即向州、府官吏行贿，行贿费则向民户征收，又乘机勒索，成为税户的沉重负担。后周显德四年（957）曾明令禁止，宋乾德元年（93）再次下诏禁止，情况才改变。

    沿纳宋朝建立后，史称“每以恤民为先务，累朝相承，凡无名苛细之敛，常加划革，尺缣斗粟，未闻有所增益”③，其实划革的并不多。唐末五代，田赋以外收取各种物品，相继折变为税赋，称“杂变之赋”，也称“沿纳”。明道二年（033），以类合并，分粗细两类，随田赋两税征收，有省耗、雀鼠耗、仓耗、头子钱等，还有“丁身钱米”、陪钱、地钱、食盐钱、牛皮钱、篙钱、鞋钱等，只有少数得到减免。如开宝四年（97），将南汉原先所用的大斗，改为用标准斗“省斗”（一大斗相当于省斗一斗八升）；淮南杨行密，在两税外以“借”的名义增加十分之五的税收，直到庆历五年（045），扬州知州韩琦奏请后才取消；而“江东路（在南唐时）输苗米（两税）一石者率皆纳一石八斗”，至北宋末宣和三年（2），在官吏奏请后才“改正”；江南西路地区，南唐时的两税增收三成，直到南宋绍兴十八年（48），地方官也只是“乞先将沿纳一项钱米，特免支移、折变”，而未敢提出废除。原南汉、楚、闽、吴越所收的“丁身钱米”，宋真宗、仁宗时才逐渐免除“丁钱”，而“丁米”仍依旧征收，以后有些地区才有所减少。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仅南唐旧统治区的“沿纳”就有4 项，如盐博绢、加耗丝棉、户口盐钱、耗脚、斗面、盐博斛斗、酝酒曲钱、率分纸笔钱、析生望户钱等，其中如征收酝酒曲钱，原先是允许民户私下造酒；而征收盐博绢、盐博斛斗等，也支付官盐。宋代禁止私人造酒，盐又不再支付，但照旧“沿纳”，完全成为“白取”。

    和买（折帛钱）、和籴② 《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文献通考》卷5《田赋考》五《预借》。③ 《宋史·食货志·赋税》。

    《宋史·食货志·赋税》。

    《宋史·食货志·赋税》。

    和买也称预买、和预买，咸平二年（999），朝廷决定在春天借钱给需钱的民户，预买绢匹，绢价也高于市价，民户随夏、秋田赋交纳绢，试行之后，“公私便之”，逐渐推及全国②。仁宗时，改为三分给钱，七分给盐。后又变为硬性分配预买绢数，预付的钱又收利息。徽宗时，改盐钞法后，占绢价七分的盐不再给，以后其余三分的钱也不给，完全成为“白著”（白取），变成田赋的附加税，而且绢每匹的重量由2 两提高为3 两，少 两纳200 余文。南宋建炎三年（29）开始，将田赋绢与“和买”绢，每匹都折钱2 贯交纳，称为“折帛钱”，以后增至 贯，甚至0 贯，和买绢由实物税演变为货币税，随田赋交纳。

    宋代为军需而征购粮草，称为和籴，后改为按户等、家产等强制征购。

    南宋时，征购的配额不少地方已与田赋相等甚至更多，支给的“籴本”大多是官告、度牒，部分为纸币，实际上已成为田赋的变相附加税。

    ② 唐代尚书省户部颁布法式，由太府寺所造的标准斗，称为“省斗”。五代、北宋前期仍由太府寺校造，熙宁四年（07）末开始，改由文思院校造“省斗”。

    第二节五代、宋的商税五代十国商税五代十国各地割据者所收税种名目繁杂，如后蜀有鱼膏税、米面税、行铺赁地钱、嫁娶资妆税等。长江沿岸又设“撞岸司”，每艘船靠岸收取00钱至200 钱不等。南汉在码头或渡口，收猪、羊、鹅、鱼和果品税，农村集市出卖柴、米，每人收 钱，有的则收4 或5 钱，称为“地铺税”，还在各州设立制置务，不属州县管辖，收取商税。“十国”大多对鱼、鸭之类，不论是否出卖，无不收税，甚至只要带盐、米出城门也收税。这些大多在宋代已逐步取消。

    宋代商税宋初，在陆续取消五代十国以来苛杂税收的同时，颁布“商税则例”，并不断修订，“关市之税，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豕，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驼，及商人贩茶、盐，皆算。”淳化四年（993）又规定“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收税）”，逃税的没收其货物的三分之一③。

    商税分为过境税和营业税，税率为百分之二和百分之三，“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从地宜而不一焉”。而竹、木等物，则实行“抽解”制，也称“抽分”，抽取十分之一的实物为税。

    凡用船运输的物品，除正常纳税外，另据船载量多少加征“力胜”钱，以后车载也征力胜钱。海南岛征收入境货物税，依船的大小分为三等。元丰三年（080），改为以所载货物价值征税。

    民户买卖田地、房屋、牲畜、车船等，凭契约赴官府纳税加盖官印，称为印税，另收牙契税，否则即是无效的白契。此外，商税的附加税还有头子钱、包角钱、席角钱、市例钱等。

    税务部门征收过境税后，给付凭证“公引”，绢帛则加盖朱色“税印”。如改变原申报或规定的路线、地点，则另收“翻税”，也称“翻引钱”，税率大体与过境税相当。

    盐、茶、酒、醋、铜等专卖与商税五代、宋代的茶、盐等商品，常由官府专卖，即禁榷制。盐、铜、酒、醋、矾、香料等，五代时即行禁榷，茶、铅、锡等则自北宋初开始实行禁榷。少数情况下或部分地区则实行自由通商，官府只征收商税。更多的则是官府控制下的通商制，商人必须用钱、金银、粮食及其他物品，向官府购买有关的钞、引等有价证券，到指定的地方支取商品；如商人运送粮食等到边境后③ 《宋会要辑稿》食货70 之2、4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咸平二年五月丁酉。

    换取钞、引，再贩买有关的商品，称为入中、折中或折博法；商人凭钞、引或直接用钱、物向生产者取得或购得有关商品，再到官办场、务办理手续，支付各项费用，称为贴射法；需要补交钱款才能支取有关商品的，称为贴纳法；都要交纳住税、过税，一次性的事后结算或随时交纳，可概称为钞引通商法。乡村、镇市常实行商人或富户承包销售，称为买扑法。官府专卖与钞引通商经多次反复，北宋政和二年（2），茶、盐全面实行钞引通商，钞法更严密，茶笼、盐袋都由官办合同场、盐仓、盐场印封，除交纳正常的过税、住税外，都还要交纳头子钱、秤提钱、市例钱等等，南宋时大体上沿行。官府专卖的特殊商品，还有酒、醋、矾、铜、铅、锡、香料等。酒，五代即已实行“禁榷”，宋代沿行，但有少数地方允许民间酿造。醋，五代时曾实行“禁榷”。五代末，允许民间酿造。北宋则官榷、民营并行，南宋严禁私自酿造。凡行榷酒处亦榷醋，镇市大多实行买扑法。

    矾用于染色，五代、宋都行禁榷，官设矾场、务煎炼出卖，允许商人以金银、钱、帛于京城榷货务请引贩运。以后部分产矾地区改为炼矾的“镬户”，以产品的四分之一作为赋税交纳，其余产品全部卖给官矾务，官设矾场出卖。仁宗时，晋州（今山西临汾）既设官炼矾务，又曾实行商人入纳钱、茶，“算请”生矾自炼熟矾出卖。经神宗时禁榷及元祐时通商的变化，北宋末及南宋，实行商人纳钱于榷货务买矾引，到矾场领矾贩卖，大体与茶、盐钞引通商法相似。

    铜，既用于制造日用器物，又是铸钱的主要原料，五代、宋代都严禁销熔铜钱制造铜器。五代初期，允许铜及铜器自由通商；后晋时，允许私人开矿炼铜并免税，但只许自行铸钱或卖入官府。后周初，允许铜及铜器自由通商；显德二年（955）又实行“禁榷”，规定“起今后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佛寺、道观所用法器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所有铜及其他铜器全部卖入官，严禁私相贸易，铜镜由官府制造在首都设场出卖，允许商人贩卖。

    宋代对铜也实行禁榷，禁止私自开采冶炼铜、铅、锡三种铸钱原料，并禁止通商。日用铜器由官府文思院制造，官“杂卖场”出卖，允许商人凭官“引”贩卖，其他特殊铜器的制造应报官府批准。锡，在产地允许商人纳税后贩卖锡器，非产锡地的锡由官卖，商人可以贩卖及造锡器出卖。

    香料是五代、宋代的主要进口商品，实行禁榷，由市舶司“抽解”十分之一，有时多达十分之四的进口税，其余由官府收买后专卖。

    宋代的商税务宋代首都设商税院（务），府、州设都商税务，基层收税机构称商税务，不少县设有镇、市、场的商税务，商税务通常只称“税务”或“务”。税额多的专设官员，称为监税；县的商税务如税额较少，由县令或县尉等兼领。镇的商税通常由镇官“监镇”兼领，镇、市的商税也常由驻该地的县尉或巡检等兼管。小的集市或乡、村，常设有“税场”或“税铺”，由商税务派员流动收税，也常由当地豪富“买扑”，承包税额，乘机剥削，有的还私设“税铺”收税。各商税务普遍设置专栏，有拦头、书手等，负责确定应收商税的 《宋会要辑稿》食货7 之3。

    种类、税额及收税，栏头的妻、女常进入船舱内进行搜检，被称为女栏头。商税务规定只在本处收税，允许在不超过五里的地方拦税，不少税务机构则远在二三十里外，以“发关引”为名进行拦税。甚至将乡村中土产竹木等不必纳税的物品，以“钓税”为名进行收税。有的税务分为几处甚至十多处收税，称为“分额”。同一货物三番五次甚至十多次重复收税，称为“回税”。并将不应收税的货物，巧立名目进行收税，称为“虚喝”。把普通货物作为贵重物品，以一作百称为“花数”。对过往空船并无应交税的货物，照旧以容载量纳税，收取“力胜”税钱。以船上吃用的米麦作为粮食、以穿用的衣被作为绢帛，照样征收商税。商人缺少现金而用货物作价交纳，常常是十文钱的货物只算作二三文钱，称为“折纳”。或因不能满足税务、税场要求，将驾驶船只所用篙、梢作为漏税货物收缴，商人或船主被迫以重金“缴税”赎取。拦税人各带武器截拦，查检货物时还常在船上搭建临时棚屋，称为“排停”，将船上所有人，包括老人、小孩、病人、产妇，全部驱赶上“排停”，然后入船恣意搜查，还常用七八尺长的铁锥，称为“法锥”，穿插箱笼，以致其中的衣服绢帛多被锥破。商税务中，尤以沿江的池州（今安徽贵池）雁■、黄州、鄂州为甚，分别被称为**场、小法场、新法场。淳熙五年（78），南宋朝廷列出5 项非法收税或骚扰商旅的情况，用大字公布于各税务门前，严行禁绝。宋孝宗还颁布了一些其他有关商税的禁令，非法征收商税的现象有所减少。南宋中期以后政事日非，甚至“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或有货物，则抽分给赏，断罪倍输，倒囊而归”。大小税务官吏与商人、民户“不啻仇敌，而其弊有不可胜言矣！”进口商品来自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除香料外，还有铁、硫黄、铜器、药品、棉毛纺织品，以及工艺品，宋初无不全由官府垄断，不久改为除“抽解”以外，官府收购一部分，其余允许出售而征收商税。出口货物主要是丝绸、陶瓷品、金银铜铁器及各种日常用品，征收商税。禁止铜钱出口，实际流失很严重。宋初禁止华商出海经商，不久改为向“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允许出海贸易，否则没收货物。外商将货物如运向市舶司、务以外的地方贩卖，也要“于市舶司请公凭引目”，“如不出引目”，即按偷税处理。

    北宋商人与辽、西夏的商人，南宋商人与金朝的商人进行贸易，只能在官府设置的榷场进行，征收商税。宋、金榷场贸易，还征收千分之五的榷场交易税，南宋对金急需的货物加征出口税、边境税，如茶每引原价二十二、三贯，茶商贩往临近金朝的楚州（今江苏淮安）、盱眙军（今盱眙），“各贴纳番引钱十贯五百文”，属边境商税；如前往淮北金朝地区，“每引更贴纳钱十贯五百文，盱眙军（榷场）每引（还）收回货税钱二贯”，前者系出口商税；后者却是当地增收（不管是否购货回宋），后被免去。税率高达80—00％。

    宋代的杂税与经、总制钱 《宋史》卷8《食货志》下八《商税》。

    《五代会要》卷27《泉货》。

    《庆元条法事类》卷3《商税》；《宋史·食货志·商税》。

    宋代的杂税名目之多，有如牛毛，朱熹说的“古者刻剥之法，本朝俱备”②，还不足以概括，杂税中有许多是宋代所新创。杂税在宋代财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南宋官员说，“即今财用赋入之利，莫大［于］杂税、茶、盐出纳之间”③。杂税中的很大一部分，已列在北宋末、南宋初相继创设的经制钱、总制钱内，包括茶、盐的许多附加税。“经制、折帛钱为诸州之害，板帐、月桩为诸县之害”。

    北宋宣和三年（2），陈遘经制东南七路财用，设经制使司于杭州，除移用诸路经费外，陆续增收杂税，总名为经制钱，后又推行京东、京西、河北诸路，靖康元年（2）废。南宋建炎三年（29），又征经制钱，所收杂税有权添酒钱、量添卖糟钱、人户典卖田宅增添牙税、官员等请俸头子钱并楼店务增添三分房钱，合称五色经制钱，北宋时征收的，还有牛畜等契息钱等多种。南宋又新增杂税，如“增添三分白地钱”等，而且在原税目内不断增收，如“添酒钱”每升酒原只收九文钱，现在提刑司、转运司、发运司、提举司、学事司及无额上供钱等都分别加收自一文至十文不等，为原数的数倍，改称“诸色添酒钱”。

    南宋绍兴五年（35），孟庾提领总制司，创总制钱，除一部分系移用其他财政专款外，全是杂税，如勘合米墨钱、省司头子钱、常平司头子钱、二税畸零剩数折纳钱、投税印契税钱、（买卖田宅）得产人勘合钱、增添七分商税钱、茶盐司袋息等钱等数十种，许多是新创的杂税。

    南宋绍兴三年（33）四月，开始“计月桩办大军钱物”②，称为月桩钱，原是调拨其他经费，后因有定额而又无从调拨，各县遂“作法以取诸民”，江南、荆湖诸路为害尤重。“其间名色，类多违法”，“举其大者，则有曰曲（酿酒用）引钱，曰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贴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③。

    南宋初年，朝廷借印板帐而征收的无名杂税，也称“印板帐钱”，主要行于两浙、福建路，各县有定额，于是“非法妄取”。如交纳田赋时，多收“耗剩”粮的数量；交纳钱、帛时，多收“糜费”的钱、帛数；被偷抢的财物，不归还失主而归板帐钱等，“其他如罚酒、科醋、卖纸、税酱、下拳钱之类，殆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

    此外，宋代重要的杂税还有二税盐钱、蚕盐钱、丁绢、丁盐钱、僧道免丁钱、秤提钱、市例钱、折估钱、折布钱、布估钱、畸零绢估钱，等等，真是“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44 之2、。

    ③ 《宋会要辑稿》食货3 之。

    《朱子语类》卷0。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4 之89。

    ③ 叶適《水心文集》卷4《实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绍兴三年六月乙巳。

    第三节五代、宋的役法五代役法五代徭役可分为三类，即夫役、职役和官户役，大多数是继承唐末的役法，也有部分为五代所创设。

    夫役也称力役，主要从事修筑城池、官廨，治理河道，维修堤堰、驿路，为军队运送军需物资，等等，普通夫役由民户服役，重大夫役如治河、修城等，则随时征集民户，事毕遣散。如显德四年（957），“诏发近县丁夫城镇淮军（时置于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六年，“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浚汴河”②。至于经常性的修缮城池、官舍，维修河堤、道路等，更是不计其数。夫役涉及面广，征役无节制，劳动强度大，服役者主要是中下民户，在三种徭役中最为繁重。

    职役，也称吏役，轮差民户担任州县吏职，下至州县役使的杂职、乡村的壮丁等。如后汉隐帝时，“于诸州、府百姓内差散从、亲事官”，其中散从官“大府五百人、上州三百人、下州二百人，敕本处团集管系，立节级检校教习，以警备州城”③。亲事官、散从官属州役，由民户轮差。

    显德五年，后周进行“团并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每三年进行一次。这是轮差乡村大户担任耆长的职役，属乡役。

    五代职役见于记载的不多，宋初继承五代的职役，有衙前、里正、户长、乡书手、耆长、弓手、壮丁、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县押司、录事以下，州孔目官以下的吏职，各种杂职和虞候、拣子等。

    官户役，是由专门的民户负担官府特殊需要的徭役，常被称为官课户等，而其他服夫役、职役的民户则被称为“散户”。所以，本书称之为“官户役”②。

    官户役也和夫役、职役一样，袭自唐制，五代时又有所发展。

    如“羊、猪、纸、炭等户，并羊毛、红花、紫草及进奉官月料”等户，“官课户，庄户，俸户，柴、炭、纸、笔户等”。进奉官月料户即是课户，创始于唐贞观十二年（38），“改置胥士七千人，以诸州上户充，准防阁例，输课二年一替，计官员多少分给之”，官员的料钱（官俸外的津贴）由此而出，负担料钱的民户被称为课户。至于官员的俸钱则由俸户负担，唐高宗时“薄敛一岁税，以高户主之，月收息给俸”。后屡经变革，后梁开平三年（909）虽曾规定“其百官俸、料，委左藏库依则例全给”②。但从后唐、后汉及后周末年以前的情况来看，地方官的俸、料由朝廷支付的，只是州府长官及高级属官，而州府的其他属官如判官、司户、司法等以及县令等县官的俸、料，② 《文献通考》卷9《征榷考》六之《月桩钱》、《板帐钱》。

    ③ 《文献通考·征榷考·板帐钱》。

    《旧五代史》卷4、7、9，《世宗纪》一、四、六。

    ② 《册府元龟》卷0《帝王部·革弊》二；《旧五代史》卷03《隐帝纪》下。 《五代会要》卷25《团貌》。

    ② 史学界对此种役法很少涉及，“官户役”名系撰者所定。

    则由俸户、课户分担。后汉乾祐三年（950）规定“诸道州府令、录、判官、主簿，宜令等第支与，俸户逐户每月纳钱五百，与除二税外，免放诸杂差遣，不得更种职田。所定俸户，于中等无色役人户内置，不得差令法直及赴衙参。”③同时规定了由俸户负担的县令、主簿，州府的判官、司户等俸禄数，朝廷的一部分低级官员的俸禄也是由俸户负担的。

    由于俸户、课户，以及负担官府猪、羊、炭、纸、笔等的民户，都可以免除各种夫役、职役，其至可以免除两税。所以实际上“并是影占大户”，因而“凡差役者是贫下户”。后周广顺元年，首先在柴荣任镇宁军（今河南濮阳）节度使时，将“属州帐内”的羊户、猪户、进奉官月料户等，“并放为散户”，和其他农户一样负担各种夫役、职役。显德五年，制定了县令、主簿，州、府属官，及朝廷的京百司、内诸司的低级文官的俸禄，从显德六年三月起，全改由朝廷支付，“其俸户并停废”。还规定“官课户，庄户，俸户，柴、炭、纸、笔户等，望令本州及检田使臣，依前项指挥勒归州县”。“如今后更有人户愿充此等户者，便仰本州勒充军户，配本州牢城执役”④。周世宗这次全国性的改革，很快得到执行，在宋朝继续贯彻的情况下，官户役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乾德四年（9）七月还曾下诏“给州县官俸户”。

    宋代的夫役北宋建国之初，沿袭后周末年的役法，主要为夫役和职役。北宋初期，民户所服夫役的种类繁多，一如唐末、五代。五代时，常以兵士从事原先由民户负担的夫役。宋代扩大兵士从事夫役的种类，并形成制度。

    宋太祖为了巩固皇权，建国之初即改革军制，将各地军队中精壮者选为禁军，而将老弱兵士留作地方军，“初置壮城、牢城，备诸役使，谓之厢军”。以后逐渐扩大厢军的兵种，“或因工作、榷酤、水陆运送、通道、山险、桥梁、邮传、马牧、堤防、堰埭”等，都“因事募人”编为厢军，因而设立新的厢军号。诸路厢军的军号多达200 以上，其中大部分军号标明了服役的内容，如维修京城的广固军、制造武器的作院军、治理黄河的河清军、维修淮河的静淮军、维护海堤的捍海军等，各州府普遍设置壮城军维修城池，牢城军则是“皆待有罪配隶之人”，从事各项杂役。以及杂作都、梢工都、桥道军、装卸军、船务军、兴造军、窑务军、司牧军、铁木匠营、酒务营、竹匠营等军号的厢军②，首都的东西八作司、南北作坊等70 多个部门，都有作工匠或服杂役的士兵，也是厢军的一部分。仁宗初年，枢密使王曙说“天下厢军止给诸役，而未尝教以武技。”神宗也曾说“置厢军五十余万，皆以当直、迎送官人占使。”③其任务即是“擎肩舆、供伎巧、服厮役”。北宋虽曾设教阅厢军，但大部分厢军的性质未变。到南宋时，甚至“今之禁军，送③ 《册府元龟》卷0《帝王部·革弊》二《五代会要》卷28《诸色料钱》下。④ 《唐会要》卷93《诸司诸色本钱》上。参见《资治通鉴》卷294，显德五年十一月丙戌。 《文献通考》卷5《禄秩》；《五代会要》卷27《诸色料钱》上。

    ② 《册府元龟·帝王部·革弊》二；《五代会要》卷28《诸色料钱》下。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原注“准汉乾祐二年敕”，二应作三。

    迎出入番休寓直，与厢军无异”，担任攻防战守的是屯驻大军。

    厢军所从事的杂役，如果发生因役过重或待遇过差，以致厢军“数口之家不能自庇，于是相挺逃匿，化为盗贼者不可胜算，朝廷每有夫役，更籍农民以任其劳”②，说明民户承担的夫役已由厢军担任，在厢军逃亡的情况下，也就只好再征民户服夫役。

    由于厢军承担了原先由民户所负担的日常夫役，因而“惟诏令有大兴作而后调丁夫”。南宋章如愚说“古者，凡国之役皆调于民，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作营缮，民无与焉。”③虽不无夸张，但大体上反映了宋代的情况。

    宋代的普通夫役虽基本上已为厢军所代替，但黄河的治理，却并非厢军的河清军等所能全部承担。乾德“五年（97）正月，帝（太祖）以河堤屡决”，于是“分遣使者发畿甸丁夫缮治，自是岁以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毕”，这是宋代“春夫役”

    的开始。至和元年（054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