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第3/3页)
77），黄怀信凿渠引船将御苑金明池作为大船坞以修理龙舟的方法；绍兴七年（37）处州知州张觷在造船时，创用“先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这种先做模型再放样造船的方法，创造了船模放样的造船技术。金朝正隆年间（5—0），张中彦也“手制小舟才数寸许，不假胶漆而首 陈元靓《事林广记》卷0。
《宋会要辑稿》食货50 之4。
② 《宋史·岳飞传》。
《三朝北盟会编》卷7。
尾自相钩带”②。而宋代文献中所说“船样”，可能就是船图和工料定额。如施德操《北窗炙炙录》记载当时造700 料船，每船要用铁钉400 斤，后来又降为200 斤。此外如采用水密隔舱、采用铁锚和平衡舵、有些船增设浮板等，也都是改进船舶性能的重要措施。以上这些都是这一时期称得称道的造船技术成就。
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造船技术的提高和指南针的发明及应用，辽宋夏金时期的航海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宋代到南海诸国的航线包括了东南亚、阿拉伯以及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区。当时海船所到的地区和国家有五六十处，远远超过了唐代的活动范围。与此同时，中国的航海技术也有了相应的进步。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在航海技术方面有三项重要成就一是对海洋潮汐的研究，二是航海图的绘制，三是指南针用于航海③。如我国唐代可能就已经有了引导船舶航行的航海用图，但据今所知，到了宋代才有关于航海图的明确记载。宣和五年（23），徐兢所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提到“谨列夫神舟所往岛、洲、苫、屿而为之图”，但可惜的是现仅存该书文字部分而图已失传。南宋末金履祥曾建议朝廷派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攻打燕京，并详细绘制了一幅海图，备记海船所经岛屿的航路，“难易远近，历历可据以行”。但南宋朝廷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后来元人得到了金履祥绘制的图和说明，并经实地考察后，据以绘成图本，作为海上漕运的实用海图，元明两代又将其刻印成书，此即著名的《海道经》。航海图是海上航行的重要依据，在西方，直到4 世纪才出现为实用目的而绘制的航海图。
② 《宋史·张觷传》。
③ 《金史·张中彦传》。
第八节造纸辽宋夏金时期的印刷业极为发达，对于纸张的需求大为增加，因而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这一时期是造纸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国古代造纸技术获得了全面的提高，尤其是竹纸兴起，其制造技术日臻成熟。此外，还发明了多种造纸新工艺，创制了一些为当时和后世所称道的名纸，纸的用途也更加广泛。
竹纸竹纸的兴起及其制造技术的成熟，是宋代在造纸方面的重大成就。竹材质地坚密，结构复杂，要将其中的茎秆纤维分离出来作为纸料，其难度是相当大的，因此用竹造纸也比较晚。竹纸究竟起源于何时，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主要有东晋和唐两说。宋代赵希鹄《洞天清录集》提到“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增补事类统编》载梁萧子良曾提到张茂作箈纸，据考证，箈即嫩竹，等等。这是主张竹纸始于东晋的基本文献依据。但不少学者对此有异议，认为这些说法并不可靠。唐代关于竹纸则有可信的明确记载，如李肇《国史补》卷下载有“韶之竹笺”，段公路《北户杂录》提到睦州（今浙江淳安西）所出之“竹膜纸”等。近年一些纸史专著引用北宋苏轼所说“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或认为这种说法与史实不符，或认为这说明竹纸在当时还是一种新事物，对其渊源尚缺乏了解。实际上，苏轼的原话是“昔人以海苔为纸，今无复有，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王逸少竹叶帖，长安水丘氏传宝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见其摹本于雷寿。”由上下文可见，竹叶帖是在竹叶上书写的，“以竹为纸”当指竹叶，将其解释为竹纸，显然是望文生义而造成的误解。北宋前期竹纸产量也许还不大，但并不鲜见，如有文献记载王安石好用小竹纸，士大夫翕然效之，等等。
北宋初期所造竹纸比较脆弱，质量较差。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说“今江浙间有以嫩竹为纸。如作密书，无人敢拆发之。盖随手便裂，不复粘也。”蔡襄《文房杂评》也说“吾尝禁所部不得辄用竹纸，至于狱讼未决而案牍已零落，况可存之久远哉！”这种情况表明当时竹纸制造技术还不成熟，其生产工艺仍在不断的改进之中。著名书法家米芾曾在《越州竹纸诗》中写道“越筠万杵如金版，安用杭由与池茧”，说明竹纸质量有所提高，甚至超过了杭郡“由拳”和池州“茧纸”等皮纸。他在《书史》和《评纸帖》中还提到，他在50 岁时始用竹纸作书，并曾亲自捶打加工竹纸，“予尝捶越竹，光滑如金版”，“十日数十纸”。陈槱《负暄野录》卷下说“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剡溪竹纸更是名满天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提到“然今独竹纸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仿佛，遂掩藤纸矣”，“竹纸上品有三，曰姚黄，曰学士，曰邵公，三等皆佳”。这些记载表明，南宋时期竹纸制造技术已经成熟，并且制出质量上乘的著名品种，这是我国造纸术的重大 《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988 年版。
苏轼《东坡志林》卷9。
进展。当时竹纸的产量也很大，以致超过了其他纸种，成为图书典籍、官府文牍和私家信笺等的主要用纸。
辽宋夏金时期竹纸的主要产地有浙江、福建、四川、江西、广东、湖南、湖北等省，其中尤以杭州、建阳、成都（双流）等地的竹纸生产最为发达。关于竹纸的生产工艺，宋代文献中仅有一些零星的记载，如南宋陈槱提到“又吴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晾令干，反复捶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澈，是为春膏，其色如蜡。”这段话涉及选取竹料、淋水浸沤、加工捶洗等工序，但其记述较为简略，且非造竹纸的全过程。直到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篇才有关于竹纸制造技术的详细记载。
造纸新工艺这一时期的造纸原料，除竹子外，还有树皮、麻、藤、麦秆、稻草等。
以楮、桑等抄造的皮纸在产量上仅次于竹纸，居第二位，藤纸则因资源有限而逐渐被淘汰。此外还有竹、树皮及竹、麻的混料纸，以及利用废旧纸张经处理回槽并掺入新纸浆所造的“还魂纸”等。
这一时期在造纸工艺方面也有不少新的发明和改进。如元费著《蜀笺谱》提到四川锦江旁以纸为业者说“江旁凿臼为碓，上下相接。凡造纸之物，必杵之使烂，涤之使洁，然后随其广、狭、长、短之制以造。”用水碓舂捣纸料可节省人力，提高工效，保证质量，是造纸技术的一项重要革新。在我国，水碓古已有之，一般用于舂米，到元代王祯《农书》还介绍了更为先进的连机碓。上述引文虽出自元人作品，但一些纸史论著认为宋代已用水碓捣纸，这是有道理的。20 世纪0 年代，有学者到我国南方进行调查，发现当时有些地区仍将水碓用于造纸②。
向纸浆中添加某些植物粘液作为造纸悬浮剂，对改进纸张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是反映造纸技术进步的一项重要新工艺。我国古代曾将这类植物粘液称为“滑水”、“纸药”或“纸药水”。我国何时在造纸过程中使用纸药尚不清楚，对此最早的文献记载则见于宋代。如南宋周密《癸辛杂识》提到“凡撩纸，必用黄蜀葵梗叶，新捣，方可撩，无则不可以揭。如无黄葵，则用杨桃藤、槿叶、野葡萄皆可，但取其不粘也。”由此可见，当时最常用的纸药来自黄蜀葵、杨桃藤等植物。在世界造纸史上，使用植物粘液作为造纸悬浮剂当以中国为最早。
在宋代，巨幅“匹纸”的出现，也表明了当时造纸技术的进步。宋代以前，长卷之类的长幅巨纸，一般是将一张张小幅纸用由楮树汁、面粉和白芨末制成的浆糊粘连起来的。而在宋代已能直接制造长达3 丈至5 丈的巨幅纸。苏易简提到“黟、歙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复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帘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薰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自尾，匀薄如一。”陈抄造这样大的纸张，需要有相应的巨型纸帘、抄纸槽和烘干设备，还要数十人统一指挥，协同动作，其难度是相当大的，其场面也颇为壮观。这充分反映出当时纸工们的智慧和创造精神。这种匹纸产量不高，价格② 乾隆《绍兴府志》卷8《物产志》。
陈槱《负暄野录》卷下。
昂贵，使用者较少，但至今尚有样品传世。如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长卷，长达3 丈有余，中无接缝，纸面朱地描以泥金云龙纹图案，其制造和加工技巧确实令人赞叹不已。
各种名纸和加工纸从五代到辽宋夏金时期，还出现了不少为当时和后世所称道的名贵纸张以及加工特制的纸张。这也是这一时期造纸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
五代时最著名的纸是澄心堂纸。“澄心堂”为南唐烈主李昇任金陵（今南京）节度使时的闲居之所。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说“南唐有澄心堂纸，细薄光润，为一时之甲。”沈括《梦溪笔谈》说“后主（李煜）时，监造澄心堂纸承御，系剡道其人。”这种纸纸面光滑，细密坚韧，质量很好，在南唐时极为贵重，百金难得一枚。梅尧臣在诗中说它“滑如春冰密如茧，把玩惊喜心徘徊”，“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梅尧臣还提到澄心堂纸的造法“寒溪浸楮舂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金曾不疑。”②这里涉及备料、舂料、抄造和焙干等工序，其中“寒溪浸楮”、“敲冰举帘”则为制造澄心堂纸之类好纸的特殊工艺。据蔡襄《文房四说》记载，澄心堂纸产于“江南池、歙二郡”，即今安徽南部的黄山市地区，然后将原纸运往金陵进行加工。由于澄心堂纸是一种质量上佳的名纸，所以自宋代至清代均曾有人仿制，颇受书画家的欢迎。
宋代最著名的纸当属金粟山藏经纸。浙江海盐西南有金粟山，山下有金粟寺，寺中曾藏有北宋时的大藏经数千轴，其纸每幅背上有小红印记“金粟山藏经纸”。这种纸多为硬黄类桑皮纸，由数层粘制而成，纸质较厚，无纹理，内外皆蜡，有些类似现在的牛皮纸，而质量远胜之。金粟山藏经纸后来被逐渐盗出，散入民间，剥取为装潢之用，并称为“宋笺”。到了清代，书画家和收藏家多喜用它作为珍贵书画的引首。如周嘉胄《装潢志》说“余装卷以金粟笺、白芨糊，折边永不脱，极雅致。”
温州蠲纸始于唐而盛于宋，在当时也是一种很有名的高级纸。程棨《三柳轩杂识》说“温州作蠲纸，洁白坚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最多，此当为第一焉。由拳皆出其下，然所产少。”蠲纸是桑皮纸。明弘治《温州府志》载有加工方法“其法用糨粉和飞面入朴消，沸汤煎之，俟冷，药酽用之。先以纸过胶矾，干，以大笔刷药，上纸两面。候干，用蜡打如打碑法，粗布缚成块揩磨之。”②这种纸产量不高，但宜书宜画，颇受人们喜爱，《清波别志》说“蠲纸，今出永嘉，士大夫喜其发越翰墨，争捐善价取之，殆与江南澄心堂纸等。”
除上述者外，他如新安皮纸、四川麻纸、天台玉版等，也都是备受时人赞誉的良纸。
在宋代，对于纸张进行砑光、砑花、涂粉、施胶、加蜡、泥金、染色等加工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各种加工纸。其中最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979 年版，第03—04 页。② 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
梅尧臣《宛陵集·永叔寄澄心堂纸二幅》。
② 梅尧臣《宛陵集·答宋学士次道寄澄心堂纸百幅》。
著名的为谢公十色笺。谢景初（09—084），字师厚，庆历进士，历任余姚知县、成都府路提点刑狱等，为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岳父。元代费著《蜀笺谱》说“纸以人得名者，有谢公，有薛涛。所谓谢公者，谢司封景初师厚，创笺样以便书尺，俗因以为名”，又说“谢公有十色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即十色也”。“谢公笺”是谢景初创意制成的艺术信笺，与“薛涛笺”齐名。宋代也曾仿制过薛涛笺。
在宋代还专门创制出一种印书用的椒纸。这种纸也很有特色，尤其是具有良好的防蛀性能。清人叶德辉提到宋版《春秋经传集解》书末有钤记淳熙三年（7）四月十七日，秦玉桢等奏闻“《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多为蠹鱼伤牍，未敢备进上览。奉敕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四年九月进览。”这里所说的“椒纸”，可能是用花椒等芸香科植物果实或其树皮浸水处理过的纸，可以杀虫防蛀。据说，由宋传至清的《埤雅》和《史记表传》两书，因系椒纸所印，数百年间“无一蠹伤虫蛀之处”②。纸制品和纸类论著辽宋夏金时期，随着纸的产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纸的用途也更加广泛。纸张除大量用于官私文书和印制书籍外，还用来制作纸衣、纸帐、纸被、纸冠、纸枕、纸鸢、纸瓦、纸牌等丰富多采的纸制品。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纸的一些新的重要用途，如印制纸币和制作霹雳炮等，这两者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金属货币到纸币的转变，可说是货币史上的一次革命。我国则是世界上最早发行和使用纸币的国家。据考证，早在汉武帝时，我国就创制过“皮币”，唐代又有了类似后世汇票的“飞钱”，说明人们很早就已开始了用其他币种替代金属钱币的尝试。但真正使用纸币，则始于宋代。最早出现的纸币是北宋真宗时四川商民自行印发的“交子”，此后官府又设置“交子务”，专门负责印制和发行“交子”，并禁民私造。马端临《文献通考·钱币考》载“初，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人十六户主之。其后，富人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寇瑊尝守蜀，乞禁交子。薛田为转运使，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诏从其请，置交子务于益州。”在两宋时，还曾发行“钱引”、“关子”、“会子”等，均为纸币。但后来由于财政危机，滥发纸币的现象非常严重，如南宋理宗绍定六年（233）纸币发行量高达3.2 亿多缗（每缗为000 文），通货膨胀，纸币贬值，以致“弃掷燔烧，不复重惜”。此外，金朝也发行过纸币“交钞”，后来元朝也发行了交钞和宝钞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还曾将当时中国通行纸币的情况介绍给欧洲。
这一时期纸的另一新用途是用来制作火器。例如，“霹雳炮”就是一种纸壳爆炸性火器。著名诗人杨万里在《海鳅赋》中介绍了其制作方法用纸 亦称有六百函，可能是分别按大藏经装订或存放的不同方式而作出的不同估计，见清张燕昌《金粟笺说》引《金粟寺记》，《金粟寺志》，胡震亨《海盐县图经》等。
② 弘治《温州府志》卷7《土产》。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
卷成管状，里边装入火药和石灰，再加导火装置。这种纸炮类似于爆竹和花炮，爆炸后可伤人或迷人眼目，有较大的威力，并用于宋金战争中。此外，有些“火箭”和“火炮”也都是纸管中装填有火药的管形火器。②造纸业的发展、造纸术的进步，以及纸对社会生活的重要影响，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因而宋元时期出现了一些研究纸的专门论著。苏易简（957—995）《文房四谱》（98）中的《纸谱》，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关于纸的专著。《纸谱》分为叙事、制造、杂说、辞赋四部分，记述了纸的源流、名称、制作、加工、用途、特点等，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陈槱《负暄野录》和赵希鹄《洞天清录集》等书，也都有论纸专篇。此外，米芾《书史》和《评纸帖》关于纸的评论，《太平御览》纸都收录的关于纸的事项，周密《癸辛杂识》、程棨《三柳轩杂识》等宋人笔记中关于纸的记述等，都是纸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元代费著《蜀笺谱》和鲜于枢《纸笺谱》等，也是很有价值的纸类专著。但这些著作的内容大多偏重于纸的掌故和诗赋文字，很少涉及具体的造纸方法，对研究造纸技术尚有所不足。
② 戴家璋主编《中国造纸技术简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994 年版，第27 页。第九节印刷雕版印刷的盛行五代是中国印刷史上雕版印刷开始盛行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民间印刷业有所发展，而且出现了由朝廷提倡和组织的较大规模的刻印书籍活动。例如，后唐宰相冯道等奏准刻版印卖儒家群经，作为儒生学用的标准文本。当时，自后唐长兴三年（932）始据唐《开成石经》校刻《九经》（《易经》、《书经》、《诗经》、《三礼》和《春秋三传》），历后晋、后汉，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共用二十余年时间方告完成。这“九经”世称《五代监本九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雕印的儒家典籍。五代时在蜀、南唐、吴越、闽等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社会相对安定，印刷业也比较发达。如在四川成都，前蜀雕印的贯休《禅月集》，后蜀雕印的增广《唐本草》（《蜀本草》），毋昭裔主持雕印的《九经》、《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都很著名。在杭州，吴越王钱俶曾雕造《宝箧印经》8.4 万卷。从湖州天宁寺、杭州雷峰塔和绍兴城关镇等处发现的钱俶印经来看，其中有些经卷，扉画线条明朗精美，文字清晰悦目，纸质洁白，墨色精良，千年如新，说明吴越的印刷品不但数量多，质量亦臻上乘，可见当时雕版印刷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钱俶出资用绢素印的2 万幅24 种应现观音像，则是我国最早用丝织品印刷的版画。后来如开封、杭州、成都、建康、福州等都发展成重要的出版中心。
辽宋夏金时期刻书成风，官、私、坊刻均有很大发展，雕版印刷业趋于鼎盛。两宋时，刻书地点已相当普遍，尤其是开封（今属河南），杭州（今属浙江），成都、眉山（今皆属四川），建宁、建阳、福州（今皆属福建），建康（今江苏南京）等地都刻印了大量书籍。据估计，宋代刻本当有数万部。所刻书籍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道、天算、医药、类书、丛书等，丰富多采，品类齐全。当时最早进行的大规模雕版工程是在成都开雕，自宋太祖开宝四年（97）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历时2 年才雕印完成的《大藏经》（世称《开宝藏》或《蜀藏》），共07 部，5048 卷，所雕印板达3 万块。宋神宗元丰三年（080）至徽宗崇宁二年（03）福州东禅寺刻印《东禅寺大藏》（世称《崇宁藏》或《福藏》）达434 卷。以后刻的福州《毗卢藏》，湖州《圆觉藏》、《资福藏》，平江（今苏州）《碛砂藏》等，也都达五六千卷之多。宋代刻印的几种《道藏》，如《宝文统录》、《大宋天宫宝藏》、《政和万寿宝藏》，也分别有四五千卷。这一系列大型雕印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宋时期雕版印刷的能力和雕印技术的成熟。宋代有不少著名刻工，甚至有妇女参加雕版，刻写精细。宋版书多由善书者书写上版，字体常用名家书体，且纸墨精良，装帧版式美观大方，素被后世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代印刷中心是南京（或称燕京，今北京）。所刻《辽藏》和僧人行均的字书《龙龛手镜》都很著名。辽代约在辽兴宗耶律宗真景福元年（03），雕成全部木板《大藏经》，世称《辽藏》或《契丹藏》。这是辽代最大的雕 杨万里《诚斋集》。
印工程。《辽藏》系据宋藏翻刻，并赠送了5 部给高丽。后来高丽显宗王询又曾据《辽藏》和《开宝藏》刻成《高丽藏》。重熙十三年（044），契丹贵族志智和尚在燕都募钱造经一藏，“以糯米胶破新罗墨，方充印造，白檀木为轴，新罗纸为幖，云锦为囊，绮绣为巾，织轾霞为绦，■苏枋为函”。这是一部用高丽纸墨印造，上好材料装裱，白檀木做轴的卷轴本佛经，其中以糯米胶调墨印书，色泽极好，是辽代印工的一项创造。974 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一批辽代印刷品，其中有辽代刻经、辽版书籍和彩色佛像等，印刷年代最早的是统和八年（990）燕京印造的《上生经疏科文》 卷。这些发现是研究辽代印刷史的珍贵资料。此外，辽代还有一些汉文书的契丹文译本，但现尚不知是否有契丹文印本。
金代的印刷业也比较发达，其印刷中心主要在中都（今北京）和平水（今山西临汾）。所印书籍有经、史、文集、科技书、医药书、释藏、道藏等。金代监本书和有些坊刻书，刻印精良，可与宋版书相媲美，说明金代的印刷技术也有很高的水平。金代最大的雕印工程是释藏《赵城藏》。据研究，《赵城藏》主要是据宋《开宝藏》翻刻，当有7000 余卷，现存近4500 卷，其中有不少是其他藏经所未收的。另一项可与之相比的是道藏《大金玄都宝藏》，共455 卷，要比《政和万寿道藏》多近000 卷，可说是最完备的一部《道藏经》。此外，金代还刻印有多种汉文书的女真文译本，但可惜的是至今尚未发现有何种传留至今。
西夏也很重视印刷业，印刷中心在其都城兴庆（今宁夏银川），官、私刻书为数不少。据文献记载，最大的印书工程当属西夏文《大藏经》，但是否刻印全藏已难详考。西夏刻书除佛经外，还有用西夏文创作的语文、法律、诗歌、谚语、医术、历书，以及由汉文翻译的儒家经典、诸子、史传、小说、兵书、医书等等。
除印制书籍外，两宋时期印造纸币和茶盐钞引等，是雕版印刷术的又一重要用途。当时所印交子、会子绘有人物图样，北宋徽宗时还特别铸造六颗印记，并饰以花纹图案，以便印行彩色纸币，南宋孝宗时又采用铜版印造会子，这些都为后来印刷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毕昇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两宋时期，虽然雕版印刷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种印刷方法费工费时，一套书版只能印一种书，而保存书板又要占用很大空间，因此其缺欠和局限性是很明显的，自有改革的必要。于是，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04—048），印刷技术又出现了重大的突破，这就是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沈括《梦溪笔谈》对此有详细的记载“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冯道）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 冯家昇《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上海人民出版社958 年版，第23 页。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关于毕昇的生平事迹，迄今尚未找到更多的确切资料。有些涉及印刷史的论著，根据沈括所说“布衣毕昇”，推测他是出身平民的雕版良匠或雕版刻字工，恐怕不妥。“布衣”一般指平民百姓，特别是未做高官的读书人。毕昇无疑是位平民，但他当是生活在北宋仁宗时的一位对刻印书籍有兴趣并很熟悉雕版印刷技术的知识分子，而不大可能是有些文化的普通工匠。他看到了当时对书籍的大量需要，也看到了雕版印刷的缺欠，因而致力于研究一种节省人工物料且效率较高的新的印刷方法。起初，他试制出木活字，由雕刻木版到制作木活字，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却没有成功。后来，经过反复试验，他终于发明了相当成熟的胶泥活字印刷术。另外，沈括《梦溪笔谈》卷20 还提到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一位老锻工毕升。从生活年代和称呼来看，“布衣毕昇”和“老锻工毕升”，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沈括关于毕昇活字印刷术的记述是非常具体翔实的，其中包括制作活字、排版、印刷、拆版、活字存放、检索、补刻冷僻字等完整的活字印刷工序，以及活字印刷的优点及其适宜于大量印制的情况。从沈括的记述看，毫无疑问，毕昇用他创制的胶泥活字印过书，但遗憾的是史缺有间，现在还难以说出他究竟印制过何种书籍。
毕昇之后，特别是由于沈括的记载，活字印刷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发展。例如，95 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修复过程中，曾发现北宋崇宁二年（03）前后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残页。不少专家以其中“杂色金刚”的“色”字倒置等为据，推断此《无量寿经》为北宋泥活字印本。果真如此，则这一印本是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刷品。不过，有些学者对此还存有疑义。此外，据有关专家研究，989 年甘肃武威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残卷，及西夏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城西佛塔遗址发现的《维摩诘所说经》5 卷（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都是西夏文泥活字印本，刊行年代应为2 世纪中叶，不迟于3 世纪初。南宋绍熙四年（93），时任观文殿学士兼判潭州（今湖南长沙）的周必大，在给友人程元成的信札中写道“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首■台览。尚有十数事俟追记，补段续纳。”周必大运用沈括所记毕昇活字印刷术，印制《玉堂杂记》，这是现在已知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泥活字印本。其中铜板比铁板传热性能好，以之代替铁板，是对泥活字印刷术的改进。
这一时期木活字印刷术也有所发展。毕昇曾试制木活字，但因沾水变形和不易拆版而改用泥活字。如果选用适当木料和改变拼版方式，这两个问题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89 年版，第47 页。
即满《妙行大师行状碑》，见陈述辑校《全辽文》卷0，中华书局982 年版。 沈括《梦溪笔谈》卷8《技艺》。
金柏东《温州市白象塔出土北宋佛经残页介绍》，《文物》987 年第5 期。 孙寿龄《西夏泥活字版佛经》，《中国文物报》994 年3 月27 日。是不难解决的。因此当时一些工匠按照毕昇的技术思想从事木活字实验，并取得了成功。清代以来藏书目录中著录了七八种宋活字本书籍。其中如缪荃孙所藏南宋嘉定十四年（22）刊范祖禹《帝学》，清宫天禄琳琅阁旧藏宋刊《毛诗》等，多认为是宋代木活字本，但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方能定论。99 年，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其中由藏文译成西夏文的藏传佛教密宗典籍《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印本9 册，有些汉文数字倒置，经专家鉴定，其刊印于2 世纪下半叶西夏仁宗时期（40—93），相当于南宋高宗至孝宗时期，为西夏文木活字印本，也是现在已知最早的木活字本②。从其木活字技术和印本装订方式看，显然受到中原的影响。此外如西夏黑水城佛塔发现的西夏文《三代相照言集文》（现藏于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卷尾发愿文汉译文有“字活新印者陈集金”，灵武县发现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5（现藏日本京都大学）题记汉译文有“都发愿令雕碎字勾管为印者都罗慧性”，该书卷40（现藏北京图书馆）题记汉译文有“实勾管作选字出力者”等③。在西夏文中，“字活”、“碎字”的意思都是汉文中的“活字”，“选字”则为拣字和排字。据研究，这些西夏文文献以及俄藏西夏文《德行集》等，都是木活字印本。西夏的木活字技术是由内地传入的，刊印工作也大多是由党项族工匠和汉族工匠共同完成的。然而在两宋文献中迄今尚未发现有关木活字印刷技术的更多记载。到了元代，著名科学家王祯才在《农书》中对于木活字技术作了系统的总结并且有所创新。
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印刷技术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的出现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大约在3 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入朝鲜， 世纪经朝鲜传入日本。大约也是在3 世纪，活字印刷术经由新疆传入波斯，后来又经过蒙古军西征等不同途径传入欧洲。在这种经济、方便，尤其适用于拼音文字的中国印刷术的直接或间接的启发下，德国谷腾堡于455 年前后发明了用铅、锡等合金制成的金属活字和其他印刷设备，推动了欧洲印刷业的迅速发展，而大量印行的书籍，又在传播希腊古典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谷腾堡的发明已比毕昇晚了400 多年。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对于人类文明的又一伟大贡献。
② 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北京图书馆馆刊》，997 年第 期。③ 周必大《周益文忠集》卷98《与程元成给事书》。
第十节制瓷五代时期的瓷业五代时期的瓷业主流仍然是“南青北白”，而制瓷技术则继唐之后有所发展，其中尤以越窑青瓷与定窑白瓷最为著名。吴越国的越窑青瓷，多为贡品，胎质细腻，胎壁较薄，施釉均匀，釉色青润有光泽，造型和纹饰端整秀丽，反映了越窑瓷器在原料处理、烧造技术和装饰手法等方面的进步。如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件杯式执壶，流长而微曲，颈部加高，把手也较唐代的形式略长，壶腹近似圆球形，釉色明润，造型秀美，使用轻巧方便。又如浙江嵊县出土的青瓷七子纹盒，盒盖上贴印七个儿童，形象栩栩如生，装饰花纹层次分明，极为精美。这些都可说是越窑的代表性产品。吴越王钱元瓘墓出土的龙身涂金瓷罂，是当时用金银装饰的所谓“金■越瓷”，是一件难得的珍品。五代越窑制瓷工艺的另一成就，是烧制缸、瓶等大件瓷器，这在成型和烧成技术上都是相当困难的。
唐代白瓷最有名的是邢窑。到了晚唐和五代，河北曲阳定窑的白瓷产品逐渐兴起，其声誉也逐渐超过了邢窑。如河北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器物有碗、盘、灯、碟、罐、盒、瓶、枕及玩具等，胎质一般都很细腻，胎体较薄，釉色也较莹润，说明其工艺水平是相当高的。
五代时的柴窑瓷器曾被列为五大名瓷之一。明张应文《清秘藏》、谷应泰《博物要览》都载有关于柴瓷的精彩描述。如张应文提到“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此必亲见，故论之如是其真。”②谢肇淛提到柴窑时说“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柴窑的“雨过天青”瓷器受到如此之高的赞誉和推崇，可见当时烧造技术的高超水平。但可惜的是明代人就已见不到柴窑的成器了。而柴窑的具体窑址迄今尚未发现。有人认为柴窑即在后来的钧窑范围之内，也有人认为在郑州，但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柴窑仍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
宋代制瓷技术的发展辽宋夏金时期的制瓷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名瓷名窑遍布南北，特别是陆续形成的定窑、钧窑、耀州窑、景德镇窑、越窑、龙泉窑和建窑等八大窑系，以及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各具特色，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北方的定州窑，后称“北定”，以烧造白瓷为主。定窑白瓷继承和发展了邢窑白瓷的技术成就。其胎质细薄，釉色滋润、洁白，造型端巧，装饰讲 牛达生《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中国印刷》994 年第2 期。② 史金波、黄润华《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整理集》，《文献》985 年第4 期。 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纲要》，轻工业出版社989 年版，第2 页。 张应文《清秘藏》卷上《论窑器第六》。
究，烧造技术已臻完善。根据化验结果，定窑白瓷胎泥中氧化铝和氧化钛含量较高，尤其是氧化铝约在30％以上。瓷釉配方中，以白云石代替石灰石，氧化镁含量也较一般为高，而氧化铁则在％以下，烧成气氛为氧化焰，烧成温度应高于00℃。定窑工匠发明的覆烧工艺，是把盘碗之类的器皿倒过来烧，并用较薄的垫圈支垫，以代替过去的匣钵。这种装烧方法，不仅节省窑位，而且节省物料和更充分地利用热效，因此使得产量增加，成本下降，后来得到了普遍的推广。②由于覆烧法制成的器皿，沿上多不施釉，称为“芒口”。有些定瓷芒口处包镶有金、银、铜口，以增强其装饰效果。定瓷在装饰方法上有刻花、划花、印花及浮雕等，纹饰精美，对当时及后世各地瓷窑都有很大的影响。除白瓷外，定窑还烧绿釉、黑釉和酱色釉器等。
汝窑主要烧造宫廷用瓷。汝窑青瓷是北宋青瓷的杰出代表。胎体较薄，胎泥极细密，呈香灰色，釉层较厚，釉色天青。谷应泰《博物要览》和高濂《遵生八笺》称汝窑瓷器“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针”。汝窑青瓷以支钉支烧，对支烧方法有所改进，对铁含量的掌握和还原火焰的控制也都十分准确。
浙江处州章氏兄弟的哥窑和龙泉窑（弟窑）瓷器一向享有盛名，哥窑瓷器制作精巧，胎骨大都为紫黑色或棕黄色，底足未挂釉处呈现铁黑色。西哥窑釉为无光釉，色调比较浅淡，有粉青、奶白、米黄等色。釉层极厚，釉面有大小各异的裂纹，俗称“百圾碎”，这是由于胎釉热膨胀系数相差过大的缘故。裂纹的出现原本是一种缺陷，但因其自然美观，遂变病为美，成为一种天然装饰。龙泉青瓷胎骨白色，釉无纹片，釉汁透明，釉色以粉青和梅子青最为著名。粉青釉亦称虾青釉，釉层肥厚，釉表光泽柔和，具有青玉的质感。梅子青釉是青釉的登峰之作，釉层更厚，颜色碧青，柔和淡雅，色调可与翡翠相媲美。
官窑也为宋代著名瓷窑。北宋时在汴京（今开封）烧制。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载“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东京官窑瓷器是专为宫廷烧制的名贵青瓷。青釉釉色很淡，光泽晶莹，胎釉很薄，并有冰裂和梅花纹等。但由于较早的文献记载仅有上述一条，北宋官窑官址至今尚未发现，且传世官窑器物釉色和造型与汝窑多有相似之处，所以一些陶瓷史家怀疑北宋官窑是否在开封实有其址，也有人认为北宋官窑即是汝窑。宋室南迁后，南宋朝廷在杭州置官窑，称为南宋官窑。据文献记载，杭州有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修内司官窑水平很高。《负暄杂录·窑器》说它“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明曹昭《格古要论》也谈到“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
河南禹县的钧窑独树一帜，烧造出丰富多采的彩色瓷器，尤其是创造性地烧制成功铜红釉，以及“钧红”等著名产品，从而突破了传统青瓷的范畴，为后来景德镇釉里红等铜红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据分析，“钧红”施用的是一种乳浊釉。“钧红”的红色是由于在300℃的高温下还原铜的呈色作用。红釉的成分中含有少量的铜（氧化铜含量约为33％），烧出的釉色青中带红，有如蓝天中的晚霞。又由于釉中含磷（2O5）较高，所以釉呈乳浊色。至于钧釉的紫斑则是有意在青蓝色釉上涂上一层铜红而造成的。钧瓷的青色也不② 谢肇淛《五杂俎》卷2。
同于一般的青瓷，浓淡不一，多近于蓝色。蓝色较深的称为天蓝，较淡的称为天青，比天青更淡的称为月白，施用的是一种蓝色乳光釉。但其化学成分及呈色机理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钧窑的窑变，绚丽多彩，形态变化复杂，是窑变中的代表，为当时和后世许多窑场所仿制。在烧造技术方面，钧窑及汝窑、德化窑等还根据需要建有阶梯式窑床，对窑炉做了一些改进。
北宋时景德镇瓷业和制瓷技术已有很大发展，南宋时期已成为白瓷的主要产地，后称“南定”。当时制品中以青白瓷最负盛名。青白瓷又称影青瓷，是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这种瓷器的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泛青，其白度和透光度都已接近现代水平，而且胎薄而坚，釉质晶莹，声音清脆，表明影青瓷的瓷质以及当时制瓷技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外如河北磁县的磁州窑，烧瓷品种有白釉瓷、黑釉瓷等，产品多为盘、碗、盆、罐、瓶、壶、枕等日常生活用品，造型和装饰具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有些还有俗称“宋加彩”的彩绘图案（有些学者认为“宋加彩”并非宋代所创而是金代所创）。磁州窑系及其他一些窑系不仅广泛应用化妆土以增加瓷器白度，而且还进一步利用它来剔划出各种花样，形成了不少别致的新品种。陕西铜川的耀州窑主要烧造青瓷，产品以民用为主，兼烧白釉、黑釉等，其造型、釉色乃至花纹都达到了成熟阶段。尤其是耀州青瓷向以具有优美的地方风格，刻花、划花和印花取材广泛，技巧纯熟而著称于世，对邻近省区的瓷业产生了重要影响。耀州窑还采用耐火材料砌筑炉栅，并用煤作燃料烧窑，这在制瓷工艺方面也是很先进的。属于建窑的是福建的两处著名窑场建阳窑和德化窑。建阳窑烧造黑瓷、青白瓷和白瓷，尤以黑瓷最为著名，称为“黑建”或“乌泥建”。这种黑瓷胎泥含铁成分较多，胎色紫黑，胎体厚重，黑釉光亮如漆。其中名品有“兔毫”、“油滴”、“曜变”等，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德化窑主要烧造白瓷，创烧于宋代，后来其烧造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到了明代，所产白瓷胎质致密，透光度极好，釉面为纯白色，光润明亮，且造型种类繁多，纹饰丰富精美，从而成为明代制瓷业中具有代表性的品种。德化白瓷也是我国外销瓷器的主要品种之一。
辽、夏、金的制瓷业辽夏金的制瓷业也比较发达。据研究，辽代瓷窑大约出现在辽太宗会同年间至辽世宗一段时间之内（938—950）。其制瓷工艺渊源于中原地区，与邢窑、定窑有密切关系。其造型和纹饰则吸收了中原的传统，又具有民族的特点。从林东辽上京窑、南山窑、白音戈勒窑、赤峰缸瓦屯窑、辽阳江官屯窑、北京龙泉务窑、山西大同青瓷窑等处考古发掘结果看，辽瓷大体上可分为高温细胎白釉和黑釉瓷器，高温缸胎茶绿、黑、赭等杂色釉大型瓷器及低温三彩釉陶器三种。在烧造技术方面已有施用化妆土、覆烧法、使用耐火材料等先进工艺。但烧窑所用的燃料为柴草，迄今尚未发现有用煤作燃料的辽瓷窑场。辽代陶瓷的造型和纹饰则多种多样，总的来说可分为中原形式和契丹形式两大类。后者有长颈瓶、凤首瓶、筩式瓶、穿带壶、注壶、鸡冠壶、鸡腿瓶、海棠花式长盘、暖盘、三角形碟、方碟等。在装饰手法上，以塑贴花纹最有特色，如塑贴皮条、皮扣、皮穗、皮绳，甚至加以缝线的针迹，仿照契丹人传统的便于携带的皮囊形状，尤为逼真，这也是适应于契丹民族游牧生活的反映。金代前期东北地区的陶瓷产品，绝大多数为日用粗瓷。如辽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冮官屯窑，都是在辽代基础上继续生产的瓷窑，其产品胎质粗厚，釉面不匀，且多为单色釉，造型不规整，装饰简单，但瓶、壶、罐等往往附有双系、三系或四系，这是前期金瓷较突出的器型特点。金代后期即迁都燕京后在关内广大地区的陶瓷生产，则有了很大的发展。如金代的定窑，河北磁县观台窑、钧窑、耀州窑，山东淄博磁村窑，山西浑源窑，安徽萧县白土镇萧窑、宿州窑与泗州窑等，不仅北宋时的瓷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且有所创新。如在造型方面，白釉黑花葫芦形瓶、黑釉桃形壶等，就是金瓷特有的器物。金瓷以实用的生活用瓷居多，花纹装饰趋于简化，装饰技法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笔绘、塑贴、加彩和纹釉等。其中白釉加彩即先施白釉初烧后再绘上红、绿、黄等彩色低温覆烧，这是金代工匠新创的瓷器品种（但也有人称之为“宋加彩”）。另外，为满足瓷器大量生产的需要，有一部分金代瓷窑不用覆烧法而采用砂圈叠烧工艺。这样烧造出来的器物如碗或盘心一圈无釉，内底出现刮圈露胎的现象。西夏陶瓷业，除少量高级瓷器由宋朝输入外，大部分为自己烧造。所产瓷器，大多胎质比较粗糙，器型单调，工艺技术较为落后，但其中也不乏佳品。如95 年在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敏盖村发现的两件酱褐釉剔花瓶，造型凝重大方，瓶身刻有牡丹花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夏陶瓷工艺所能达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