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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朝的发展进入后期之初。《金史·哀宗纪·赞》称“章宗志存润色，而秕政日多，诛求无艺，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极衰始。”章宗没有随着女真族封建化完成，进一步抓住当时社会中的弊政加以新的改革，促进金朝强盛的持续，进而统一全国。他是世宗的继承者，只是从守成出发使当时封建制更加完备，所以在章宗时北宋以来及本朝中的封建弊病，没有得到应有的医治，女真族 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39《忻州修学疏代郝侯作》。
封建化完成及封建制度更加完备之日，也就是金朝统治走下坡路的开始。金章宗时，随着社会繁荣而来的便是人口的急剧增长，浮食者众，与社会生产所能提供的人民之需发生矛盾。再加上北对鞑靼和南对宋入侵的战争，以及严重自然灾害的侵袭，在财政的收支上又发生严重矛盾。金章宗为应付财政困境而滥发纸币。金章宗在政治上也是“秕政日多”。婢妾和近臣擅朝政，统治阶级内部和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以及民族矛盾加剧，致使社会不安。至卫绍王时更加**，加之蒙古军南下，国势渐微，金朝衰落和灭亡的诸征象已在各方面暴露出来。
金宣宗尚欲有所作为，但只知守世宗的老政策，对摆脱当时的困境和抗击蒙古军的南下，均无根本的良策。金朝中兴已成为不可能，遂走向崩溃的阶段，金宣宗南渡是由衰落走向崩溃的一个重要的转折。金宣宗南渡后，括地不成，屯田无效，更加动摇了统治的经济基础，同时战争的浩劫和自然灾害的侵袭，更加速了生产大破坏。有数字可查的，河南军民田总共97 万顷有奇，能耕种者只有9 万余顷，荒芜一半。南京（今河南开封）一路旧垦田398.5 万余顷，兴定（27—223）间则“饥民流离者太半”。叶县（今叶县北）耕地荒废7000 亩有奇②。及至哀宗，金朝已处于灭亡的前夕。
《金史》卷47《食货志》二。
② 《金史》卷2《刘从益传》。
第二节金在北方的统治金初战争和奴隶制对北方地区的破坏金朝前期之初，一方面继承辽和北宋之末的社会经济残破和已经崩溃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女真族正处奴隶制上升的时期，虽然打着统一战争的旗号南下侵宋，但奴隶制的掠夺性对已经残破的北方社会更加上一层战争的野蛮摧残和破坏，接着的是对北方汉族人民的落后统治。这种战争要比中原改朝换代的战争的破坏性更严重和残酷得多。在金初战争的年代中，金军进入中原大肆烧杀掠夺，城市和农村遭到严重破坏。“虏骑所至，惟务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掳妇人，焚毁屋舍产业”③。金兵所到之地，无不被其害，人口逃散，城市农村都被摧毁。当时北宋都城东京，猫犬残尽，黄河南北，两河、京东和淮南，农村被烧毁；破瓦残垣，田野荒芜。人民有的被掠为奴隶，有的成为驱丁。并强行把女真族的习俗加在汉人的头上，其中突出、为害深的是“薙发易服”，金元帅府下令髡发，禁民汉服，稍不如式，即被斩首。女真统治者以对待奴隶的办法对待北方人民，于诸州郡大起地牢，严刑峻法，视民如草芥。宗翰采用大同尹高庆裔的建议，凡窃盗赃一钱以上的皆处死，甚至在市上拾遗钱和行人拔菜圃的葱皆被处死。金对户籍和人身的控制极严，使北方人民丧失行动自由和阻碍了商业往来。
金初战争中所实行的民族政策是反动的。金朝灭辽后是作为中国北方政权而出现在历史上的，对宋的战争也有统一的问题。但不能以奴隶制统一先进的汉人地区，这样女真族和所建立的政权为适应对全国进行统治的需要，就要用先进的制度改革其自身。金太宗在灭亡北宋后，在统治的制度和政策上相应地有了变化。他为医治战争和初期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创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由于战争还未结束，他下诏抑制游手，使各务本业，“其令所在长吏，敦劝农功”。下诏“若诸军敢利于俘掠辄肆荡毁者，底于罚”。实行“南北选”，选拔能吏，招安地主恢复家产，使民归田，悉均辽人士庶赋役，天会十年（32）社会“小安”②。
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熙宗、海陵王时，确定了和平时期以文治国的方针，恢复、发展生产，如《金史·食货志》所述“熙宗、海陵王之世，风气日开，兼务远略，君臣讲究财用之制，切切然以是为先务。”彻底废除宗翰掌权时所采取的一切设施，废除刘豫政权的苛政，减轻赋税，史书记载熙宗时“内外皆得人，风雨时，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元好问称海陵王天德（49—53）为“小康”。海陵王对南宋发动统一战争是失策的，由于战争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和劳役的负担，又一次破坏生产，加深了民族和阶级的矛盾。世宗的政③ 《三朝北盟会编》引《赵子崧家传》。
《金史》卷3《太宗纪》。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244 引《金虏图经》“天会十年，海内小安。” 《金史》卷0《思敬传》。
策主要是恢复了“南北讲好，与民休息”，采取措施发展生产，促进民族合作和社会安宁。金朝为对中原进行统治，把猛安、谋克向中原迁徙，与汉人杂居，其目的是为统治、镇压和监视汉人。到金世宗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号称小尧舜”②。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当时许多女真奴隶主贵族成为封建地主，这些新兴的地主以他们特殊的权势和贪婪性展开对土地的掠夺，通过各种途径和使用各种手段侵占民田和多占、冒占官田。这样不仅加深了地主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了女真贵族地主与各族（包括女真在内）中小地主、农民之间的矛盾，这成为金朝的一个严重的问题。金世宗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既未吸取历史上的可行经验，又无新的良策。他把括地的对象不限于掠夺土地的女真贵族地主，而扩大到一般的民田，结果受害的是一般农民，而从中渔利的是官府和女真贵族地主。随着女真贵族地主的兴起，便是贫富变更与赋役不均，金世宗推行“通检推排”之法，他下令“凡监户事产，除官所拨赐之外，余凡置到百姓有税田宅，皆在通检之数。”名义上是均赋役，实际上变成国家强行掠夺人民财富的一种手段。时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财物为功，“妄加民产业数倍”，如诉于官府，反遭刑罚，甚至当场被杖死。通检推排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是灾祸。
腐朽没落的金后期金朝后期在北方的统治，是前期发展繁荣中已孕育着的诸消极因素的恶性发展，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其统治都是不成功的。从经济上看，后期的括地始于章宗，而宣宗时其议尤甚。宣宗南渡，从河北迁到河南的军户，都靠国家供养，因而使河南地区的租赋负担加重，金朝为维持其统治局面，抗击蒙古，欲括河南民地，以处置来自河北的军户。过去在河北、山东括地，“民之茔墓井灶悉为军有，怨嗟争讼至今未绝”，因此“闻者无不骇愕”。后期战争的浩劫和自然灾害的侵袭更加速了生产的大破坏，而金朝官府仍是加重剥削和肆意勒索，人民的赋役负担三倍于平时，军国所需都由河南人民担承，“有司不惜民力，征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于它境。力竭财殚，相踵散亡”，而无法禁止。官吏酷暴，擅括宿藏，怙势营私，官府所得才十分之一。“州县长吏不知爱养其民，督责征科，鞭笞逼迫，急于星火。文移重复，不胜其弊”②。叶县（今河南叶县北）耕地荒废.7 万亩有奇，而其岁入7 万石如故③。自章宗以来的币制紊乱，也成为金后期统治中一大弊端，宣宗贞祐（23—27）、兴定（27—222）间，屡次更改钞的名目，钞价不断跌落，物价上涨，直接影响是对人民剥削的加重，商旅不行，市肆皆闭，铜钱多外流于宋，经济瘫痪。
金后期的统治，在政治、军事上也表现极为**不堪。宣宗后期喜刑罚，把吏治发展为对人民的残暴统治。皇帝为保护其统治地位，以侍御治军。近② 《金史》卷8《世宗纪·赞》。
《金史》卷4《食货志》一。
《金史》卷47《食货志》二。
② 《金史》卷05《温迪罕缔达传》。
③ 《金史》卷2《刘从益传》。
侍擅权，皇帝既被群小包围掣其肘腋，而又轻信谗言，致使奸臣得以专横朝政，政刑大失。刘祁《归潜志》记述“金人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以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以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曰监战，每临机制变多为所牵制，遇敌则先奔，故师多丧败。”
金自纥石烈执中、术虎高琪用事后，风俗为之一变，“朝廷矫宽厚之政，好为苛察”，“将帅鄙儒雅之风，好为粗豪，然用非其宜，终至跋扈”④。纥石烈牙吾塔，“为人鸷狠狼戾，好结小人，不听朝廷节制”。他曾入朝，诣省堂，诋毁宰执，宰执也不敢吱声。矜暴不法，不喜欢文人，僚属有穿长裾的，则以刀裁去，又喜欢凌侮使者，凡朝廷派使者来，他就让喝酒，如果不喝，连吃的都不给，只好饿着肚皮而去。司农少卿张用章以行户部过宿在他那里，牙吾塔要他饮酒，张以寒疾推辞不饮，牙吾塔笑着说“此易治耳。”命令左右持艾来，使张卧在床上，灸之数十。又以银符佩妓，屡往州郡取赇，州将的老婆都得远远相迎，号“省差行首”，厚贿之。当时称他为“卢鼓椎”，并用他的名来吓唬哭着的小儿。其子阿里合，同样残暴，世人目之曰“小鼓椎”。
刘祁《归潜志》从各方面揭露了宣宗南渡后金朝在北方统治的**，如当时为将帅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完颜白撒止以能打球称，完颜讹可也能打球，号板子元帅。完颜定奴，号三脆羹。也有以刚愎残忍号为火燎元帅的。宣宗南渡后，在位者多苛刻，如右丞徒单思忠，好用麻椎击人，号麻椎相公。当时朝廷宰执已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抑压改革者。近侍权重，以谄谀成事。在位者临事，互相推诿，不负责任，号“养相体”。宰执用人，专选无锋芒而软弱易制的，叫做“恐生事”。奖用胥吏，抑压士大夫，凡敢为、敢言者多被斥逐。军制亦益弊，以任子为兵，士大夫充厮役。
金朝后期的统治，说明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是掌握在当时最腐朽的集团手中，但还不能说当时整个封建制度已面临最后崩溃，在末期大乱之中仍有局部的治理与恢复。金朝在北方统治的经验教训，《金史·食货志》认为没有“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仿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常有恤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敛之名，而不能致富国之实”。刘祁《归潜志》卷2《辨亡》比较客观地概括了金朝发展的过程，认为其为政之所以不能长久，是由于“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没有“尽行中国法”，只知“保守整顿以防后患”，没有积极的改革措施。金朝因缺少长久、富国之策，所以金朝的发展繁荣受到限制，其贡献也受到影响，但金朝毕竟是构成历史发展的一个时代。
④ 《金史》卷《赞》。
《金史》卷《纥石烈牙吾塔传》。
第三节金末红袄军起义红袄军大起义金朝后期的统治和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在金朝内部孕育着新的大分裂。蒙古军南下，金朝内部分裂为抵抗与投降、逃跑两派。金宣宗屈辱求和，蒙古军暂自中都（今北京）撤退，宣宗弃中都迁汴（今河南开封），金朝从此走上灭亡的道路。中都北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失陷，官员、地主纷纷叛金降蒙古或叛金自立。张鲸、耶律留哥、蒲鲜万奴称王，标志着各族以及女真族内部的分裂。蒙古军进入河北、山东，肆意掳掠，与此同时山东、河北等地人民也纷纷举行反抗金朝黑暗统治和残酷剥削的武装起义。《金史·仆散安贞传》称“自杨安儿、刘二祖败后，河北残破，干戈相寻。其党往往复相团结，所在寇掠，皆衣红纳袄以相识别，号‘红袄贼’。官军虽讨之，不能除也。大概皆李全、国用安、时青之徒焉。”后来把这次人民起义概称为“红袄军起义”。
金末人民起义是一种巨大的群众性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起义的原因主要是统治阶级残酷剥削与压迫所造成的。金朝廷在山东、河北等地长期向汉人搜刮土地，腴田沃壤尽入于权要势家，而剩余的瘠恶土地为汉贫民所有。由于金统治者所造成的土地矛盾和军民间的对立，必然遭到广大人民的愤怒反抗。据《遗山先生文集》卷28《临淄县令完颜公神道碑》“贞祐二年（24），受代有期，而中夏被兵，盗贼充斥，互为支党，众至数十万，攻下郡邑，官军不能制。渠帅岸然以名号自居，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其中“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便是红袄军起义的最重要原因，也是金朝统治失策之所在。金章宗为适应女真族封建化的完成而解放奴隶，但他仍保留处于农奴地位的驱丁。金时寺院二税户已沦为奴隶，章宗解放二税户允许其为驱丁，金末良民被掠为驱丁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金末人民起义与反对农奴化的斗争不无关系，这也是起义的一个原因。当时河北、山东屡遭战争所扰，加上赋敛益横，连年饥馑，地主对佃户的凌辱，不胜其酷，人民只有起义一途，可以求生。
金末红袄军起义，其发展规模与活动地区已相当广大，少者数万人，多者数十万。金末人民起义，可以上溯到金章宗泰和（20—208）时期。《大金国志》卷2 泰和五年（205）“时岁饥，耕猎皆废，河北、河南、山东之民，贫悴饥疲，无力以耕，寇盗蜂起。”当宋对金战争开始，山东人民聚众反金的斗争已拉开序幕。
杨安儿起义杨安儿是益都（今山东青州）人，本名杨安国，因以贩卖鞍材为业，市人称他为杨鞍儿，遂自名杨安儿。当南宋韩侂胄“开禧北伐”时，山东人民聚众起义，杨安儿从这时起便开始领导反金斗争的活动。后来由于形势所迫受金招安，累官刺史、防御使。大安三年（2），命为铁瓦敢战军副都统戍边，行至鸡鸣山（今河北宣化东南），中途赶回山东，与张汝楫等共同举起反抗金朝统治的起义大旗。于是“攻劫州县，杀略官吏，山东大扰”。贞祐二年（24），杨安儿领导的起义军日益强大，潍州（今山东潍坊）李全也于这年起义，与其兄李福聚众至数千人，在潍州、安丘、临朐一带与杨安儿配合作战。接着刘二祖、彭义斌等也都起义。由杨安儿、刘二祖、李全领导的起义军成为当时起义斗争的三支主力。
蒙古军撤退后，金派最精锐部队“花帽军”，前往山东镇压。杨安儿败于益都城东，转战莱阳，莱州徐汝贤以城降，军势复振。登州（今蓬莱）刺史耿格也开门迎降。杨安儿遂称帝，置官属，改元天顺。起义军乘胜陷宁海（今牟平），攻潍州，以元帅方郭三守密州（今诸城），略取沂（今临沂）、海（今江苏连云港西区）；李全略临朐，据穆陵关（临朐东南），欲取益都。后为仆散安贞等军所败，杨安儿与汲政乘舟渡海，欲走岠嵎山（今栖霞东北），被舟人曲成所击，落水而死。仆散安贞派牙吾塔等破巨蒙等四堌及马耳山（今五莲东北），以集中捕灭刘二祖起义军，刘二祖被擒。杨安儿、刘二祖领导的起义军相继失败后，在兖州泗水（今属山东）人郝定领导的起义已结集至 万人。这支起义军接连攻陷滕（今属山东）、兖、单（今单县）诸州及莱芜、新泰（今皆属山东）等0 余县。郝定称大汉皇帝，设百官。后被仆散安贞军队所镇压，郝定被擒，送至汴京被杀。
李全、杨妙贞起义军起义军虽先后被镇压而失败，但没有因此而屈服，停止战斗。杨安儿被击败后，其妹杨妙贞（四娘子）勇悍，善骑射，自称“梨花枪天下无敌手”。刘全收集余众，奉妙贞称“姑姑”，至磨旗山（今莒南东北）与李全联合并结成夫妇。刘二祖死后，先后由霍仪、彭义斌率领起义军继续斗争。但红袄军继续作战的条件越来越艰苦，这主要是因为金廷不断加强军事镇压和政治招诱；山东经战火焚毁，皆为赤地，人烟亦绝。起义军面临严重军事进攻和粮荒，致使内部分化，乃至互相火并。
当红袄军面临最严重的困难关头，主要是继续坚持抗金和抗蒙古，但南宋对起义军在政治上有相当诱惑力，因此起义军在金、蒙古、宋之间便出现聚结和分化的关系。在金廷的军事镇压与政治的招诱下，有一部分起义军中不坚定分子相继投降金朝。如张汝楫、孙邦佐降金，张汝楫想再次反金，因孙邦佐告变被杀，金以孙邦佐为德州（今陵县）防御使加节度。国用安，淄州（今淄博南）人，是杨安儿、李全的残部。时青，滕阳（今滕州）人，初与其叔父时全俱为红袄军。此二人于杨安儿、刘二祖败后皆降金。后复归宋，不能自立。
李全、石珪、夏全、裴渊等在兴定二年（宋嘉定十一年，28）后归宋，但李全归宋之初仍坚持高举反金的旗帜，曾分兵袭密州，擒金将黄掴械至楚州城（今江苏淮安）。次年又曾说服**以青（今属山东）、莒（今莒县）、密、登、莱、潍、淄、滨（今滨州西北）、棣（今惠民）、宁海、济南（今属山东）等2 州、府归宋。同时拒绝金宣宗对他的招降，表示“宁作江淮之鬼，不为金国之臣。”李全在后来发展为一个地方割据势力，由一个农民 《金史》卷02《仆散安贞传》。
周密《齐东野语》卷9《李全》。
起义的首领堕落为一个扩展个人势力唯利是图的罪恶分子。
坚持抗蒙、反金的彭义斌起义军在起义军中也有一部分归宋的人民起义将领，一直坚持抗金的道路，还英勇抗击蒙古，这主要是以彭义斌为代表的起义英雄人物。
南宋朝廷对北方金统治下的红袄军起义，和北宋一样采取的是违反民意的反动政策，并没有把起义军争取过来成为抗金抗蒙的力量。一方面想招诱起义军，授以官号，以联合抗金；但是另一方面，又惧怕起义军，甚至惧怕起义人民比惧怕金朝统治者更厉害。南宋朝廷对南渡归宋的人民，并不妥善收容，相反的，封锁淮水不许南渡，甚至目为“盗贼”，明揭榜示，来者即行剿杀。《鹤山先生大全集》卷8《奏议》应诏封事云“而山东、河北、关陕之人，归疆请吏，无岁无之。其在襄阳、蜀口者，号曰约回，而实杀之。惟山东之民蜂屯蚁聚，势力不可却，于是不得已而纳之。”另外，南宋对归顺的北方起义军，则实行对他们分化、削弱的政策。《宋史·贾涉传》记载“分（石）珪、（陈）孝忠、夏全为两屯，李全军为五砦；又用陕西义勇法，涅其手，令诸军汰者三万有奇，涅者不满六万人。正军常屯七万余，使主胜客。”所以，当时忠义将校气愤地说“不若有官者弃官，无官者归山东为百姓。”
起义军之间发生利害冲突与斗争，使斗争的性质和关系更加复杂化。兴定三年，李全自涡口（今安徽蚌埠西北）大捷战胜纥石烈牙吾塔之后，便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自己的友军季先。四年，暗杀红袄军领袖之一季先，而贾涉也趁势欲收季先的部队，遭到其部下裴渊、宋德珍、孙武正、王义琛、张山、张友等反对。裴渊等乃迎石珪为统帅，贾涉阴谋未成，又企图分化石珪军为六。而李全在合并石珪部众时迫使石珪等投蒙古，造成起义军与宋之间的裂痕与矛盾。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223），李全又并贾涉等部忠义军，此后又企图火并彭义斌所部等。在李全火并友军时，彭义斌在继续反金抗蒙的同时，又展开反对李全火并友军的斗争。到金哀宗正大二年（宋宝庆元年，225）五月，彭义斌致书沿江制置使赵善湘说“不诛逆全，恢复不成。”彭义斌坚持抗蒙，七月，与蒙古军战于内黄五马山（今河南内黄西），兵败被俘。在蒙古统治者向他诱降时，他厉声说“我大宋臣，且河北、山东皆宋民，义岂为他臣属耶！”慷慨就义，誓不降敌。
金末农民大起义的特点金末红袄军起义的特点，其主力是北方的佃户和驱丁，此外还有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及少数家奴参加。起义军以各行业、各阶层的劳动者为主体，以红袄为标识，说明起义军有共同的组织行动。起义军一开始即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后来结集，但始终未形成统一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尚保有北方人民山水寨组织的特点，如周密《齐东野语》称杨安儿为“堡主”。起义军前后期发生很大变化，随着起义军斗争的性质也有不同。金末人民起义直接打击金朝廷和地主阶级，致使地主阶级组织自己的武装，即所谓“义军”、 《宋史》卷47《李全传》。
“乡兵”，直接参加金朝廷镇压起义的罪恶活动。定兴（今属河北）人张柔，在“金贞祐间，河朔扰攘，土寇蜂起，公聚族党数家，壁西山东流埚，选壮士团结队伍以自卫，远近惮之莫敢近。（金）以功授定兴令，累迁清州（今青县）防御使”。这些大地主一方面与金朝廷合伙镇压起义军，另一方面又趁势发展和扩大自己的地方势力。当蒙古进入中原后，金朝廷已无力保护他们的权益时，又多降蒙古，充当蒙古灭宋的先锋。由此可见，当时人民起义是在金朝廷和地方地主武装联合镇压下而失败的。
在封建社会中，当一个皇朝的各项制度及其统治已经极端**时，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有挽救社会生产力由枯萎转向新的发展的作用，它冲击社会那些不符合发展要求的旧东西，为新的调整和改革扫清障碍，金末红袄军大起义正是起了这种在历史上所应起的作用。在金朝末年社会丧乱中，对社会发展恢复和有利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力量，还有朝廷上下主张改革，反对对人民残暴的统治阶级内部的进步势力；有从金朝分裂出的地方性的促进社会局部恢复和发展的积极势力，他们都是新皇朝复兴的基础。但这些力量对皇朝的统治所能起的作用是有限度的。红袄军大起义打击和制止了反动的括地的企图，宣宗在人民反抗斗争的打击下，不得不罢去括地的命令，他说“朕恐括地扰民，罢其令矣。”起义不仅打击和震动整个金朝的统治者，也打击了地方统治的反动势力，使一些有远见的统治者能在一些地方施行某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使社会经济局部地有所恢复。完颜仲德在陕西，“招集散亡，得军数万，依山为栅，屯田积谷，人多归焉。一方独得小康，号令明肃，至路不拾遗”。起义是人民以武力保护被压迫阶级在死中求得生存的一种行动，它一方面能最大可能地保护创造社会财富者自身，另一方面逃避山林水泊，开发生产，或在起义区内冲破封建束缚和限制，得到土地，或把已被官府、地主夺去的财物再夺还，这些都是有利于将来社会有更大发展的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与此同时，起义也削弱了封建生产关系，在金朝后期某些文人所强调的重民思想和不分华夷的平等思想，不能说与当时阶级斗争的推动无关。
《元朝名臣事略》卷《万户张忠武传》。
《金史》卷9《完颜仲德传》。
第四节金朝的灭亡蒙古侵金蒙古各部在金初大多臣附于金，随着蒙古各部势力的发展，双方矛盾日益突出，不断发生战争。金世宗时为了削弱蒙古各部的势力，曾采取每三年出兵剿杀蒙古各部的成年男子，称为“减丁”或“灭丁”，并掳掠蒙古各部人民作奴婢，给蒙古人民带来世代难忘的苦难，引起蒙古各部更大的反抗，金朝虽加强镇压，但叛降不定。大定二十一年（8）三月，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西北近六百里边境，修整与新建“边堡”数十处，取直列置，作为防御堡寨。承安二年（97）九月，枢密使兼平章政事完颜襄行省于北京（今宁城西），又在临潢府西北部边堡一线前山地，使用人民和军队挖壕筑障数百里，作为边防屏障，抗御蒙古骑兵南侵。
蒙古建国后成吉思汗仍贡岁币于金，金章宗派卫王永济在净州（今四王子旗西北）受贡，成吉思汗对永济不行礼。永济遂请攻蒙古。不久，永济嗣位，是为卫绍王，诏书送到蒙古，成吉思汗得知金朝的新帝是永济，即加以唾骂并骑马北去。卫绍王也定计等成吉思汗下次入贡时加以杀害，成吉思汗得知后遂与金绝交。
金大安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五年，20），金修筑乌沙堡（今河北张北西北）准备先发攻蒙古。次年春，成吉思汗挥师南下，事出金军意料，乌沙堡未防备，遂被蒙古军攻占。八月，蒙古军向野狐岭（今张家口西北狼窝沟）进发，率军0 万驻防于抚州（今张北）的完颜承裕（胡沙）不敢抵抗，退至宣平（今张家口西）并连夜南逃，次日为蒙古军追及于会河堡（今宣平西南），金军全军溃败。九月，蒙古军攻占宣德（今宣化）、德兴府（今涿鹿）、居庸关，直抵金都中都（今北京）城下，掳掠后退兵。
金崇庆元年（蒙古成吉思汗七年，22），成吉思汗再克昌（今内蒙古太仆寺旗南）、桓（正蓝旗北部）、抚等州府。
金至宁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八年，23）七月，成吉思汗攻占宣德、德兴、怀来（今河北怀来东），进至古北口，金兵退保居庸关。成吉思汗出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拔涿、易（今易县）二州，迂回北上，再次攻占居庸关。
八月，在蒙古军兵临城下之际，金廷发生政变，金帝卫绍王被杀。九月，金宣宗即位。成吉思汗留下部分军队围困中都，自率主力肃清河北、河东及山东诸城邑。
金贞祐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九年，24）三月，金献公主、金银、马匹等求和，蒙古退兵。金宣宗因河北残破，于同年五月迁都南京开封，命完颜承晖等辅佐太子完颜守忠留守中都。六月，金“糺军”以边地部落降蒙古，成吉思汗即派军南下会合并再围中都，金太子逃往开封。贞祐三年二月，金从开封出兵进援中都，三月，进至霸州（今属河北）被蒙古军击溃。五月，金中都留守完颜承晖自杀，蒙古军占领中都。金宣宗贞祐四年，成吉思汗既得金中都后，即谋取南京。八月，命三摸合率万骑，假道西夏，趋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以取潼关，未能攻下，改由小路越过潼关，攻占汝州（今属河南），直达金南京近郊，但遇到金朝从河东开来援兵的抵御。三摸合退向陕州（今三门峡市西），适冬季黄河冰合，遂渡河北去。
金兴定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二年，27）八月，成吉思汗以木华黎统领蕃汉诸军经略中原，木华黎攻取河北、山东大量州、府，而金统治集团只想用重兵屯驻南京开封以自固。
当金贞祐二年（宋嘉定七年，24）二月，金宣宗向蒙古求和之际，遣使告宋，请宋早给两年的岁币。七月，金宣宗到开封后遣使通知南宋，宋真德秀看到金已衰弱就奏罢给金的岁币。次年二月，宋向金提出岁币由每年30万两、匹银绢，减为“隆兴和议”规定的各20 万两、匹，遭到金朝的拒绝，南宋终于决定完全停给岁币，这对金的经济实力打击很大。金宣宗遂于兴定元年（宋嘉定十年）攻光州（今河南潢川），分兵攻樊城、围枣阳（今属湖北），西路军攻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东路金军被宋将赵方等打得大败。六月，宋宁宗也下诏讨金。十二月，双方在大散关展开争夺战，次年春，金军烧关退兵。金兴定三年二月，再次侵宋，又被宋击败，宋将赵方、扈再兴再次大败金兵于枣阳，金军从此不敢再窥襄、汉。金元光元年（宋嘉定十五年，222）二月，命元帅左监军讹可、签书枢密院事时全统三路军马由颖（今安徽阜阳）、寿（今凤台）渡淮侵宋，五月，金军全军覆没。从此，金侵宋战争才停止。金哀宗即位后，于正大元年（宋嘉定十七年，224）六月，才正式下诏不再侵宋。金朝连年侵宋，皆以失败告终，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国势更加衰弱。
蒙、宋联合灭金蒙古成吉思汗在临终时曾立下遗嘱，要假道于宋以灭金，金正大七年（蒙古窝阔台汗二年，230）七月，窝阔台汗自将入金陕西，命四弟拖雷及侄蒙哥率师渡黄河趋凤翔。次年二月，克凤翔，并下洛阳、河中（今山西永济西）诸城。五月，窝阔台汗将大举攻金，命拖雷据守宝鸡，遣速不罕诣宋请假道以捣河南，到沔州（今陕西略阳）被宋统制张宣所诱杀。十二月，攻占金河中府。金天兴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四年，232）正月，窝阔台汗渡黄河，拖雷已渡汉水北上，窝阔台汗即诏诸将进发，拖雷于钧州（今河南禹州）南三峰山，大败金师0 余万，金军精锐损失殆尽，从此金军不能再振。蒙古军遂攻下陕西、河南诸州县，金潼关守将出降，蒙古军长驱进入金南京路。三月，蒙古军围南京，金哀宗百计守城。四月，蒙古军以天热将还师，适金遣使求和，以金帝之侄曹王完颜讹可为人质，并奉献大量金帛，窝阔台汗许和。和议既成，蒙古军解围退师河、洛之间，而留速不台、拔都的3 万兵镇守河南。七月，窝阔台汗遣唐庆使金促降，不意金飞虎军士申福、蔡元擅杀蒙古使等30 余人于馆，而金哀宗下诏赦其罪。由是和议又绝，战争再起。八月，金聚兵20 万在郑州（今属河南）以西抗蒙古，但已无济于事。十二月，金京城粮尽，金哀宗率兵 万北渡黄河，企图收复东平（今属山东）、卫州（今河南卫辉）二城，被蒙古军击溃，复渡河南返。天兴二年（蒙古窝阔台汗五年，233）正月，金哀宗逃到归德（今商丘南）。同月，金南京将领崔立兵变降蒙古。四月，崔立将金太后、皇后、宗室500 余人押到蒙古军前献纳。六月，归德粮绝，金哀宗又逃到蔡州（今汝南）。南宋因早已接受了蒙古提议的共同攻金之约，派兵与蒙古军合围蔡州。234 年，蔡州城破，金哀宗自杀，金亡。
金朝的兴亡，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辽、北宋的衰亡是留给金再建的废墟，而辽、北宋崩溃中孕育着的诸积极因素是金再兴的条件和基础。金朝的崩溃也为元朝的再兴孕育着这种条件和基础。而这些就是历史发展的联系，也就是历史向前推进的根本原因。历史的事实证明，一个后进的民族能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首先必须成为当时先进的一员，与汉族一起共同发展和推动历史的前进，中国也就成为各族的中国，中华也就成为各族的中华。
附表金世系表（5——234）
第十三章西夏第一节党项的兴起及与宋、辽的关系党项的兴起党项是我国古代羌族中的一支，又称党项羌。南北朝末期，已活动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河曲一带。他们按姓氏结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互不统属。以畜牧为生。没有法令、赋税，也没有文字、历法。其时党项社会大约处于氏族社会的父权制阶段。
隋末唐初，党项羌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在“东距松州（今四川松潘北），西叶护（今新疆境），南舂桑、迷桑等羌（今青海南部），北吐谷浑（今青海北部）的广大地区内，散居着大大小小无数个部落，著名的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大，后来建立西夏的就是拓跋氏。
隋开皇四年（584）党项羌有千余家归附隋朝。次年，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部落内迁到旭州（今甘肃庆阳境），被授予大将军称号。唐贞观三年（29），党项细封部首领细封步赖率部落附唐，唐朝在其住地设立轨州（今四川松潘境），授步赖为刺史。同时在其他内附的部落地区，分别设立崌、奉、岩、远四州，各以其部落酋长为刺史。到贞观六年，党项居住的河曲一带已设有 州，人户30 万口。贞观九年（35），在唐朝不断施加的政治诱逼与军事压力下，党项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也率部落降唐，唐朝在其原居地，分别设立了懿、嵯、麟、可等32 个羁縻州，以松州为都督府，拓跋赤辞被封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
唐玄宗时期，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强盛起来，不断袭击党项诸部，迫于吐蕃的威胁，拓跋部首领请求内徙②。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党项拓跋部辗转经历了从原居地松州向今甘肃和陕西北部一带的大迁徙。一支迁到夏州（今陕西靖边境）的部落，被称为平夏部。西夏就是在平夏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唐末农民大起义时，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帮助唐朝廷镇压黄巢起义，被任为夏州节度使，爵夏国公，再赐李姓，建夏州为“定难军”，统辖夏、绥（今绥德）、银（今榆林境）、宥（今靖边境）、静（今米脂境）五州地区， 《新唐书》卷22《党项传》。本章叙述参考《隋书·党项传》，《新唐书·党项传》，《旧唐书·党项羌传》，新旧《五代史·党项传》，《辽史·西夏传》，《宋史·夏国传》，《西夏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不一一具注。又按党项八部中野利氏，新旧《唐书》称野辞氏；《新五代史》卷74《党项传》作野利氏。野利氏本党项大姓，故野辞或野利之误。
《册府元龟》卷977；《资治通鉴》卷93。《唐会要·党项羌》“五年诏遣使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
② 《册府元龟》卷977；《资治通鉴》卷93。《唐会要·党项羌》“五年诏遣使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又《旧唐书》卷9《吐蕃传》吐蕃从贞观八年（34）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到仪凤三年（78）“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
《东都事略》卷27、28《西夏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 作“四州八县”。从此开始出现以夏州为中心的党项李氏藩镇割据势力。
五代时期，党项夏州李氏僻居西北一隅，充分利用藩镇势力之间的矛盾，增强自己的势力。在这50 多年（907—90）中，李氏政权对中原的梁、唐、晋、汉、周及北汉政权，相继保持着“臣属”关系，实际上尽力于摆脱中原皇朝的约束。后唐长兴四年（933），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死，其子彝超继为“留后”，后唐明宗企图用调任延州（今延安东北）节度留后的办法，迫使李彝超离开夏州，以图兼并夏州。遭到了夏州李氏的军事抵抗后被迫妥协②，任命李彝超为节度使。清泰二年（935）李彝超死，李彝殷继任节度使，后周显德元年（954）受封为西平王。随着党项政权政治威望的提高与军事实力的加强，党项羌活动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一些党项部落更进入汉族居住的地区，或入居州城，与汉族杂居，接受汉族的封建文明，被汉人称为“熟户”，与散处于山野、以游牧为生的党项“生户”相对③。吐蕃势力衰微后，“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④，说明党项羌势力进入吐蕃地区，并与回鹘势力接触。“献地”与抗宋宋朝建立后，党项李氏政权处在宋、辽两大政权之间。五代时“向背不常”的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这时派族子银州防御使李光睿奉表贺宋太祖即位，并避宋讳改名彝兴。建隆元年（90）三月，受宋太祖诏遣部将李彝玉领兵御北汉兵于麟州（今神木境）。建隆三年，又向宋朝贡马。宋太祖也特别优礼，加太尉，亲遣使赐玉带，死后追封夏王。彝兴子光睿、孙继筠相继为定难军节度使时，曾出兵进攻北汉，声援宋朝，和宋朝保持友好关系。
太平兴国七年（982），党项政权内部因承袭问题发生矛盾难于解决，新任定难军节度留后李继捧于五月十八日（ 月22 日）朝见宋太宗时，不得已向宋朝献出所管辖的夏、银等五州地。李继捧族人也被召来京师居住。太宗对李继捧重加赏赐，并晋升官职。宋朝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党项李氏世代相承辖的领土。
李继捧归附宋朝，引起了党项内部的急剧分裂。李继捧族弟李继迁，时任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不愿内迁，留居银州。召集弟继冲和亲信张浦商议对策。李继迁认为“吾祖宗服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李继冲也认为，不能放弃夏州故土，就像“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脱于渊”一样，主张乘夏州不备，杀宋朝诏使，以绥、银为据点，抵抗宋朝。张浦在分析了双方形势和实力后认为，用兵要能屈能伸，不因小失大，主张“不若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未为晚也”。李继迁采纳了张浦的建议，率部落亲属数十人伪装出逃，在夏州东北300 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驻扎，出示祖先拓跋思忠像，号召部族，抗宋自立。
从这时起到雍熙三年（98）是李继迁独立反抗宋朝时期。前后四年，三起三落。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李继迁初攻夏州，闻宋朝援兵来，不战而回。次年五月攻葭芦川（今陕西佳县西北佳芦河），九月又攻三岔口（今靖边北② 《旧五代史》卷32《李彝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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