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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四年（7）山东地区发生严重的蝗虫灾害。在“天命论”和崇佛思想的影响下，老百姓对蝗虫无能为力，在路旁烧香磕头，乞求上天开恩，眼看着蝗虫食禾苗，不敢捕杀。满朝文武也都一筹莫展。唯独姚崇上疏积极主张捕杀蝗虫。他引经据典，极力说服玄宗“《诗》云！‘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此除蝗谊也。”他又提出了灭蝗办法，“且蝗畏人易驱，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惮勤。请夜设火，坎其旁，且焚且瘗，蝗乃可尽。古有讨除不胜者，特人不用命耳。”他建议派遣御史，名为“捕蝗使”，分头督促各地灭蝗。
当时朝议鼎沸，众口一词蝗虫是天灾不宜捕，唐玄宗也一时犹豫不定。
姚崇力排众议批评说“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凡事有违经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适权者。昔魏时山东有蝗伤稼，缘小忍不除，致使苗稼总尽，人至相食；后秦时有蝗，禾稼及草木俱尽，牛马至相噉毛。今山东蝗虫所在流满，仍极繁息，实所稀闻。河北、河南，无多贮积，倘不收获，岂免流离，事系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按诸王出刺外州，此处说是群臣所请，未明言姚崇。汪篯考定说姚崇在睿宗时曾建议诸王外刺，又诸王外刺恰好在姚崇当权用事时实行，当是姚崇协助玄宗。见《汪篯隋唐史论稿》。今从其说。
②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
安危，不可胶柱。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最后，姚崇还表示“陛下好生恶杀，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牒处分。若除之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②玄宗也认为，蝗虫是天灾，“诚由不德而致焉。卿请捕蝗，得无违而伤义乎？”姚崇则回答“捕蝗之术，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古人行之，所以安农，陛下行之，所以除害。臣闻安农，非伤义也，农安则物丰，除害则人丰乐，兴农去害，有国之大事也，幸陛下熟思之。”玄宗听了才下决心，高兴地说“吾与贤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敢议者死！”姚崇虽然说服了唐玄宗，但是公卿百官中的许多人仍疑惧不安。卢怀慎担心他捕蝗不成，反会丢了官爵，就私下劝他说“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今犹可复，请公思之。”姚崇则毫不动摇地说“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杀蛇，其福乃降。赵宣至贤也，恨用其犬；孔丘将圣也，不爱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礼。今蝗虫极盛，驱除可得，若其纵食，所在皆空。山东百姓，岂宜饿杀！此事崇已面经奏定讫，请公勿复为言。若救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②姚崇忧国忧民，他的治蝗行动受到人们钦佩，评价他说“姚元崇为相，忧国如家，爱民如子。”③开元四年（7）四月间，山东再次发生严重蝗灾。姚崇一如既往，立即派“捕蝗使”，促令各地捕蝗救灾。汴州刺史倪若水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刘聪时，尝捕埋之，为害益甚。”因此对抗御史，不肯从命。姚崇听到此事后，不胜愤慨，立即牒报倪若水说“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他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警告他说“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其无德致然！”倪若水见牒以后，十分恐惧，不敢抗拒，只好乖乖地照令行事。五月，姚祟又派遣使者去各州县进一步检查捕蝗情况，并把各州县官吏捕蝗的勤惰、政绩大小上报朝廷，以促进州县捕蝗救灾。姚崇督责捕蝗，始终如一。因此捕蝗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仅汴州一州，就捕蝗十四万石，投入汴渠顺流而下者尚不可胜数。把蝗灾减少到最低限度。虽然山东连年发生蝗灾，也没有造成很大的饥荒。
晚年恩遇优渥开元四年（7）十一月，黄门监卢怀慎病卒，姚崇也患了疟疾，卧床不起。玄宗因姚崇居第僻远，咨询政事殊感不便，让他迁居罔极寺，每天派使者数十人，前去探望病情。每有军国大事，都令宰相源乾曜去征求姚崇意见。每当源乾曜奏事时，凡是符合旨意的，玄宗便说“此必姚崇之谋也。”有时不合乎他的旨意，则说“何不与姚崇议之？”为了咨询方便，源乾曜奏请唐玄宗，请姚崇迁往四方馆。姚崇以四方馆华丽宽大，且有不少簿书，不是病人应住的地方，坚决推辞。唐玄宗说“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② 《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郑棨《开天传信记》。
② 《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③ 《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②不久，姚崇辞去了宰相职务。辞职原因一是由于他的两个儿子广交宾客，一再接受别人馈赠的财物，招致了人们的非议；二是中书省主书赵诲为姚崇所亲信，他接受了蕃人的贿赂，事情揭发后，唐玄宗亲自审讯，被捕入狱，定为死罪，姚崇又设法营救，玄宗很不满意。正赶上曲赦京城罪犯，敕令中特别标名赵诲，“杖之一百，流岭南”。于是，姚崇忧惧不安，以为自己不宜再做宰相，数次申请，要求回避相位。最后，唐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根据他的举荐，由宋璟取代了宰相职务，他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罢知政事。姚崇与宋璟共事多年，深知其德行和才能。他的举荐，颇受史家好评。
宋人洪迈说“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宋璟继任为辅相，建言行事，绳愆纠过，对朝政多所裨益，与姚崇并称为开元贤相。
开元五年（77）正月，玄宗将巡幸东都，却突然发生了太庙崩坏的事件。当时的宰臣附会阴阳灾异之说，妄加解释说“陛下三年之制未毕，诚不可行幸。凡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东都。”说得唐玄宗六神无主，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他又询问姚崇“朕临发京邑，太庙无故崩坏，恐神灵诫以东行不便耶？”姚崇客观地分析太庙崩坏的原因，说“太庙殿本是苻坚时所造，隋文帝创立新都，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庙，国家又因隋氏旧制，岁月滋深，朽蠹而毁。”他还建议说“以臣愚见，旧庙既朽烂，不堪修理，望移神主于太极殿安置，更改造新庙，以申诚敬。车驾依前径发。”玄宗听后高兴地说“卿言正合朕意。”②遂赐绢二百匹。
此后，唐玄宗命姚崇五日一朝，仍然入阁参与朝议，恩遇更加优厚，遇有重大的军国之事，仍然要咨询姚崇。开元八年（720），又授官太子少保。开元九年（72）九月，姚崇病故，终年七十一岁。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贞②。
姚崇临终前，曾先把家里的田园资产分成几份，让他的儿子、侄儿各守其分，以免死后儿子们发生争执。并且作了遗令，告诫子孙不要厚葬。遗令说“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须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季之衣，各一副而已。”姚崇生前反对佛教，在遗令中不惮其烦地列举了北齐、梁武帝、胡太后、中宗韦皇后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的历史事实，告诫子孙不得迷信佛教，“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余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③。严禁为他“追福”而挥霍大量财物。
姚崇是唐代杰出的政治家，他与宋璟等人辅佐唐玄宗，前后三任宰相，皆兼兵部尚书。直到至德元年（75），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到成都，当得知唐肃宗任命房琯为将时，他喟然长叹说“此不足以灭贼也。”又说“若 洪迈《容斋随笔》卷五。
② 《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两《唐书》本传皆说姚崇享年七十二岁，而张说《姚崇神道碑》说“七十有一”。此从碑文。② 两《唐书》本传皆说“谥曰文献”，碑文作“文贞”。今从碑文。
③ 《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姚崇在，贼不足灭也。”并盛赞他的“宏才远略”④。
④ 《大唐新语》卷八；《新唐书》卷二二三《李林甫传》略同。
第二节张说历仕四朝张说（7—730），字道济，一字说之，祖籍范阳，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南），后迁居洛阳。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知其父官职卑微，仅为洪洞县丞。张说为文运思精密，年轻时很有造诣。垂拱四年（88），武则天策试贤良方正，亲临洛阳城南门主考，张说应诏对策为天下第一。武则天以为近古以来没有甲科，张说遂屈居为乙等，授任太子校书，迁左补阙。长安初年（70），诏令张说与徐坚等人撰修《三教珠英》，由麟台监张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峤总领此事。昌宗不学无术，只是广引文词之士，高谈阔论，“历年未能下笔”。唯张说与徐坚“构意撰录，以《文思博要》为本，更加《姓氏》、《亲族》二部，渐有条流”②。书修成后，迁右史、内供奉，兼知考功贡举事，后又擢任凤阁舍人。
长安三年（703），女皇男宠张昌宗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与人私议“太后老矣，不若挟太子为久长”，称此是谋反，并胁迫张说作证，张说应允了。当上廷作证时，再次威胁他，张说却慷慨陈词，对女皇说“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诬证之耳！”张昌宗阴谋败露后，又气急败坏地反诬称张说与魏元忠同谋反。张说又据理反驳，最后并说“且臣岂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灭！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诬之耳。”张说理正词严，揭露了张昌宗的非法行为，保护了耿直大臣魏元忠，但武则天却不分是非曲直，反认为张说是“反复小人”，再次鞫审，最后竟被无辜流放于岭外。唐中宗复位后，张说入为兵部员外郎，后转工部侍郎。景龙年间（707—709），遇母丧离职，服丧未满，中宗欲起复授黄门侍郎，当时“风教颓紊，多以起复为荣”②，张说却推辞不受，颇受有识之士的称赞。服丧期满，复授工部侍郎，不久改为兵部侍郎，加弘文馆学士。
景云元年（70），唐睿宗即位，张说迁任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这年秋天，谯王李重福潜入东都，欲谋夺皇位。兵败后，东都留守捕获了其党羽数百人，审讯多月，迟迟不能定案，睿宗即命张说前去审理。张说很快查清了此案，一宿即捕获了谯王的主谋张灵均、郑愔等，弄清了其全部罪状，其余误捕下狱的一律宣布无罪释放。张说办事干练，深受睿宗的嘉奖，称赞他说“知卿按此狱，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岂能如此？”翌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
这时，李隆基尚居东宫为太子，张说为侍读，备受亲近礼敬。太子姑母太平公主交结朝臣，朋比为奸，干预朝政，图谋废掉太子。这年二月，唐睿宗曾对待臣说“有术者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侍臣们明白，此事显然是旨在离间挑拨父子关系，以动摇太子地位，都面面相觑， 《登科记考》卷三，《大唐新语》卷八。
② 《旧唐书》卷一○二《徐坚传》。
《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三年。
② 《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下引本传及《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不另加注。不知说什么好。张说则直言不讳地说“此是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睿宗听后十分高兴，即日下制止皇太子监国。第二年，又下制皇太子即位。
睿宗虽然退居为太上皇，但仍控制着朝政大权。太平公主仍依恃皇兄权势继续干预政事，变本加厉地谋害玄宗。她恨张说不趋附自己，便奏请睿宗，将他贬为尚书左丞，并出为东都留守。张说洞知太平公主之党暗中怀有异谋，遂遣使者献给玄宗一把佩刀，暗示他要果断行事，以铲除太平公主之党。故史称“张说独排太平之党，请太子监国，平定祸乱，迄为宗臣。”在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谋乱之后，玄宗即召张说拜中书令，封燕国公。
开元元年（73）十月，玄宗欲召回同州刺史姚崇为相。张说因与姚崇不和，暗中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玄宗不予理睬。接着，张说又使殿中监姜皎向玄宗建议，任命姚崇为河东总管，以阻止姚崇入相。玄宗知是张说的计谋，不顾一再阻挠，仍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任相后，张说就私自到岐王李范家申述诚意。姚崇告发此事，张说被贬为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边防建树张说被贬不久，又因他事牵连，再贬为岳州刺史。苏颋擢任宰相，张说以与其父苏瓖为故交，撰《五君咏》献苏颋，其中一则是记苏瓖事。苏颋读后很感动，上奏称张说为“忠贞謇谔，尝勤劳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于遐方”。开元六年（78）二月，张说迁任荆州长史。不久又迁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
幽州地与奚、契丹接壤，为北方重镇。这一年契丹首领李失活死，大臣可突于争权，发生了内乱。唐朝派兵镇压，结果失利。张说上表，陈述利害，说“臣熟知幽州兵马寡弱，率欲排比，未可即用，城中仓粮全无贮积。”因此，他请求加强战备，以防止边患。②在此期间，张说考虑到“国储未赡，边军未息”，为了“静人业农”，他上表情求屯田“臣闻求人安者莫过于足食，求国富者莫先于疾耕。臣再任河北，备知川泽。窃见漳水可以灌巨野，淇水可以灌汤阴，若开屯田，不减万顷，化萑苇为粳稻，变斥卤为膏腴，用力非多，为利甚博。”因此，他希望朝廷“不失天时，急趋地利，上可以丰国，下可以廪边，河漕通流，易于转运，此百代之利也”③。屯田既可增加国库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又方便了水利交通，是一项很有益的措施。
开元七年（79），张说检校并州大都督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他再次上表论奏边事，主张对周边少数民族实行安抚和睦政策，用兵不过是迫不得已的。④后可突于终于立李失活的族弟郁于为国主，并遣使请罪。玄宗即册立郁于，唐与契丹的纠纷终于圆满解决了。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明皇杂录》卷下，参岑仲勉《唐史余沈》卷二。
② 《幽州论戎事表》，《文苑英华》卷六一四。
③ 《请置屯田表》，《文苑英华》卷六一六。
④ 《并州论边事表》，《文苑英华》卷六一四。
开元八年（720）秋，朔方大使王晙密奏原突厥降户勾引突厥，谋陷军城，因诛杀殆尽。此事引起了散居在大同、横野军附近的拔曳固、同罗诸部的恐惧不安。为了平息事端，张说只率二十从骑，持节去各部安抚，晚上还住在他们帐中。拔曳固、同罗诸部听到后深为感动，“由是遂安”。
开元九年（72）四月，原突厥降将康待宾诱使诸降户反叛，一时攻陷了兰池六州。诏令王晙率兵讨伐，并令张说知经略。康待宾暗中与党项通谋，攻破了银城、连谷，还占据了粮仓。张说率马步兵一万人出合河关（今山西兴县）袭击，康待宾等大败而逃。张说率军乘胜追击，当追到骆驼堰时，党项部反戈。张说招抚党项流散人员，使各安其业。讨击大使阿史那献以为党项反复无常，请全部诛杀。张说制止了这一滥杀的做法，说“王者之师，当讨叛柔服，岂可杀已降邪！”即奏请设置麟州，“以镇抚党项余众”②。同年九月，召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开元十年（722），诏命张说为朔方节度大使，并去朔方巡视边防，处置兵马。这时，康待宾余党庆州方渠康愿子反叛，自立为可汗，劫掠牧马，西渡黄河出塞。张说率兵追讨，至木盘山擒获了康愿子，并俘虏三千人。为了防止这一带的突厥降户再次骚乱，于是议请将居住在河曲六州的降户五万余人强行迁往中原的许、汝、唐、邓、仙、豫等州。这样，朔方之地，空荡无人。张说因功赐实封二百户。
张说历经边镇数年，熟知边防事宜。当时沿边镇兵多达六十余万，他以时无强敌，奏请精减兵员，罢免二十余万。玄宗对裁减三分之一有些犹豫。张说解释说“臣久在疆埸，具悉边事，军将但欲自卫及杂使营私。若御敌制胜，不在多拥闲冗，以防农务。”
张说还着手对府兵进行了改造。当时诸卫府兵，成丁入伍，六十岁免役，其家又不蠲免杂徭，渐渐贫弱，大都逃亡。先天二年虽然有所改革，规定二十五岁入伍，五十岁放免，屡次征镇者，则十年免役。但实际上徒有此令，并未能付诸实施。因此这时府兵之法日渐破坏，番役更替多不按时，卫士逃匿，宿卫之士无法得以保证。鉴于这种情况，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玄宗同意募兵，不过十几天，即得到精兵十三万人，“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张说的精减边兵、改革府兵，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也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王夫之评论说“张说所奏罢之二十万人，无一人可供战守之用，徒苦此二十万之农民于奉拚除、执虎子、筑■场，供负荷之下。故军一罢，而玄宗知其劳民而弱国也，而募兵分隶之议行，渐改为长从，渐改为彍骑。穷之必变，尚可须臾待哉？”②政改与文治开元十一年（723），张说进为中书令。在政治制度上所进行的重要改革是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在唐初设于门下省，为宰相议政之所。贞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八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九年。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年；《新唐书》卷五○《兵志》。② 《读通鉴论》卷二二。
观之后，中书省权力渐重。武周时裴炎由侍中改任中书令，为便于政务推行，迁政事堂于中书省，但仍是宰相议政之所。张说任中书令后，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并“列五房，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同时，政事印为“中书门下之印”。这一改制，使政事堂有其所辖部门与属官，由宰相议政之所变为朝廷最高权力机构。
唐玄宗统治前期，经济繁荣，政治升平，进入盛世。好大喜功的玄宗粉饰文治，特置丽正书院，聚集文学之士，或修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修书使总领其事。由于文学之士受到宠遇，对其供给也十分优厚。中书舍人陆坚以为他们“无益于国，徒为糜费”，欲上奏罢免学士。张说反驳其言，说“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玄宗听到后，“重说而薄坚”②。
开元十三年（725），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定书院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张说以宰相为学士知院事。他虽然地位显赫，却很谦逊。玄宗欲授任张说为大学士，他推辞说“学士本无大称，中宗崇宠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为称。”后来在集贤院举行宴会，照旧例，官位高者先举杯，张说欲打破陈规，便对诸士子说“吾闻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阀为先后。”于是，众学士一起举杯同饮，一时传为佳话。张说雅重词学之士，善于用人之长。当时，在文学上有造诣、有名声的韦述、张九龄、许景先、袁晖，赵冬羲、孙逖、王翰等“常游其门”，赵冬羲兄弟六人，韦述兄弟六人并词学登科，张说极口称赞“赵、韦昆季，今之杞梓也。”张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是当代无人能企及的。他一生著作宏富，除了参与修撰《三教珠英》、主持改撰《开元五礼仪注》以外，还主持编撰了《大唐六典》。又奉玄宗之命，与他人一起类集要事，为诸王子习读而编写了《初学记》30 卷。后人收集他的诗词、文赋、表奏、碑文、墓志，总成文集30 卷。
积怨虽多，宠遇不衰张说有才智，但脾气暴躁，又好受人贿赂。百官凡奏事有不合他心意的，“好面折之，至于叱骂”，所以与同僚的关系不甚融洽。开元十四年（72）二月，玄宗召回河南尹崔隐甫，欲授任要官，张说却认为他不通文学，遂奏请拟任金吾大将军；前殿中崔月用与张说关系密切，便推荐他为御史大夫。玄宗拒绝了他的意见，即以隐甫为御史大夫，隐甫心里怨望张说。②御史中丞宇文融，曾建议检括天下游户及籍外占田，设置十道劝农事，分行郡县督责检查，张说担心扰民，屡次从中阻止。这时，宇文融又请求吏部设立十铨，与苏颋等分管选举，凡有论奏，张说又极力抑止，“于是铨选失序”。宇文融愤怒已极，即联合崔隐甫、李林甫共同弹劾张说，说他招引 《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册府元龟》卷三○八。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一年。
《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三年。
术士王庆则“祠祷解，而奏表其闾”，引僧人道岸“窥诇时事，冒署右职”；其亲吏张观、范尧臣依据张说权势，“市权招赂”，又擅自给太原九姓羊钱千万，言辞“丑惨”。玄宗十分恼怒，即敕令源乾曜、崔隐甫、刑部尚书韦抗于御史台鞫审张说。
源乾曜奉诏鞫审张说，罪状多属实，玄宗派高力士去看张说，见他蓬首垢面，坐在草地上，使用的是瓦器，吃的是粗食，以表示“自罚忧惧”。高力士将此情况回报玄宗，并说“说往纳忠，于国有功。”玄宗听后也很怜悯他，仅罢去中书令职务，命在集贤院专修国史，只诛杀王庆则等人，受株连者十余人。
开元十五年（727）正月，御史大夫崔隐甫与中丞宇文融唯恐玄宗再进用张说，一再上言诋毁他。于是“各为朋党”，相互攻讦。玄宗疾恨朝臣朋比为奸，因命张说致仕，隐甫被免官，宇文融也被出为魏州刺史。开元十六年（728）二月，以尚书右丞相致仕的张说兼任集贤殿学士。张说虽罢知政事，专文史之任，但玄宗对他的宠遇不衰，“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②，以征询张说的意见。
开元十七年（729），再拜张说为尚书右丞相，集贤院学士。不久，又代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相。他上任那天，玄宗特命有司供帐，奏音乐，具酒馔，并作御诗一篇以叙此事，仪式热烈而隆重。不久，又以修撰谒陵仪注有功，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其长子张均为中书舍人，次子张垍尚宁亲公主，拜驸马都尉。“当时荣宠，莫与为比。”
开元十八年（730），张说患病，玄宗每天都遣中使前去看望，并御笔写药方赐予他。由于医治无效，这年十二月病卒。时年六十四岁。赠太师，谥曰文贞。玄宗还亲自为张说撰神道碑文。
张说曾三任宰弼，擅长文学。一生掌文学之任三十多年。有助成文治之功，也颇有武略，可谓文武兼资。他明于政体，改革不合时宜的政治和军事制度。故史家称赞他“发明典章，开元文物彬彬，说居力多”，是推动“开元之治”的一位重要人物。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十五年。
第二十二章一行第一节身世一行（83—727），俗名张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祖父张公谨是唐代开国功臣，被封为郯国公。父亲张擅为武功县令。
他“少聪敏，博览经史”，常到藏书丰富的长安城南玄都观去看书，颇受观主尹崇赏识。一次，他从尹崇处借得西汉扬雄《太玄经》，此书意旨深奥，尹崇自称研读数年尚不能晓，张遂仅数日就读完，并能究其义而撰《大衍玄图》一卷。尹崇大惊，对人说“此后生颜子也。”年轻的张遂成了长安城里的知名学者。
时值武则天之侄武三思任春官尚书，封为梁王。武三思有权有势，但没有才学，想与张遂结交。张遂为逃避纠缠，到嵩山出家当了和尚，取法名一行。
一行不仅道学功底深厚，也刻苦钻研天文学和数学。他曾到天台山国清寺（在今浙江天台）投师学算。开元五年（77），一行被唐皇朝强征回京，由于他不愿做官，被安置在长安城内的华严寺编译佛经。开元九年（72），“太史频奏日食不效”。当时所用《麟德历》行用了五十多年，误差渐大，已需改革历法。于是，唐玄宗诏令一行负责主持制订新历。
一行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从开元九年到开元十五年（72—727），为了编制新历法，在一行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天象观测工作。为适应实测的需要，又必须首先创制一些新的科学仪器，如“覆矩”、“黄道游仪”和“水运浑象”等。最后，在大量新的实测数据的基础上，编制出《开元大衍历法》即《大衍历》。
开元十五年（727），《大衍历》草成，就在这年，一行在随驾去洛阳的途中死于新丰（今陕西临潼新丰镇），年仅四十五岁。一行去世后，唐玄宗诏张说与历官陈玄景写定《大衍历》，分为《历术》（又称历经）7 篇、《略例》 篇、《历议》0 篇，到第二年完成，开元十七年（729）起正式颁行。一行在科学方面的贡献主要在天文仪器制造、大地测量、编制《大衍历》三个方面。尤其是《大衍历》受到世人的称颂。如道士邢和璞称赞一行说“汉之洛下闳造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必有圣人正之。’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谬，则洛下闳之言信矣，非圣人而何？”可见当时人们对一行贡献的崇敬。
《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
第二节在仪器制造及天文观测方面的成就天文仪器制造天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天文观测的新成果。一行十分重视天文实测工作。
他受命改治新历，首先就策划为配合改历所需的一系列实测工作。他奏请朝廷“今欲创历立元，须知黄道进退，请太史令测候星度。”但是，当时太史局所用测候星度的浑仪上没有黄道环，不能直接测出天体的黄道入宿度②。于是，一行提出要制造一架新的仪器，并与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先用木料做了一件黄道游仪的模型，后于开元十一年（723）制成了铜仪。一行、梁令瓒所制的黄道游仪的结构为三重环组。最外一重有三个环，包括地平、子午和卯酉环。其中卯酉环为过天顶和正东、西方向的一个圆环，这一重环组是固定不动的，起骨架作用。最里一重环组是夹有窥管的四游环，它的外圆周是一丈四尺六寸一分，即以四分弧长为角的一度。中间的一重与李淳风的三辰仪相当，所不同的是在赤道环上每隔一度打一个洞，使黄道环能沿赤道环移动，以适应古人所理解的冬至点沿赤道退行的岁差现象。这是浑仪发展过程的一个创举，第一次在仪器上体现了岁差现象。同时，这也是黄道游仪的名称由来。由于黄道和白道的交点也是在不断移动的，因而也在黄道上每隔一度穿一个孔，过一定时间后，就把白道环移动一孔。
此外，为了能更方便地进行中天观测，黄道游仪中的四根支柱安放在四个斜角方向。
一行用黄道游仪做了许多工作，主要有月亮的运动和恒星的黄、赤道度数（即经度）及去极度（相当于纬度）的测定。其中月亮运动的观测对《大衍历》的制定有很大意义，特别是为交食计算的准确性提供了基础。而在恒星观测中则发现了恒星位置和南北朝以来的星图、浑象所标的位置已经有所不同。根据这些实测结果，《大衍历》革除了沿用了数百年的陈旧数据，取而代之以新的观测数值。一行在恒星观测方面是成绩卓著的。
一行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的第二件创作，是他与梁令瓒及诸术士合作制造的一台名叫“水运浑天俯视图”的浑天象。它不但能演示天球和日月的运行，而且立了两个木人，按刻击鼓，按辰撞钟，集浑天象与自鸣钟于一体。《旧唐书》对此台仪器的结构有详细的记载“铸铜为圆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全得运行。每天西转一匝，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转有余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行匝。仍置木柜以为地平，令仪半在地平下，晦明朔望，迟速有准。又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前置钟鼓。以辰刻，每一刻自然击鼓，每辰则自然撞钟。..当时共称 《旧唐书》卷三五《天文志》上。
② 李淳风于贞观七年（33）制成一架浑天黄道仪，这架仪器有三重环组，中间一重环组由黄道环、赤道环和白道环组成，称为三辰仪。它不仅能直接测得天体的入宿度，而且还可以区别黄道度与白道度。但是，李淳风制造的这架仪器被放在宫内，皇家天文机构所用的浑仪仍然是后魏制造的铁仪。 这些变化经研究都可以解释为由岁差原因所引起。见席泽宗《僧一行观测恒星位置的工作》，《天文学报》第4 卷第2 期（93），第22—27 页。
其妙。”一行还创造了一种测量北极出地高度（即所测地的地理纬度）的专用新仪器——“覆矩”（又叫“覆矩图”）。关于覆矩的式样，史料没有详细记载。研究者猜想它可能如图 所示的形式②。
根据我们的考证，“矩”在我国古代天算典籍中有两种含义一是形似木工曲尺的平面区域，即所谓的“积矩”；一是勾股形中的勾边加股边夹一直角构成的直角折线，即所谓的“矩线”③。“覆矩”当理解为将积矩开口向下。《旧唐书·天文志》有“以覆矩斜视，北极出地”多少度的记载，又说“以图（即覆矩图）校安南，日在天顶北二度四分”。这说明一行的覆矩是一种用“角度”表示地平高度的测量工具。如图 所示，在覆矩的直角顶点系以重锤，在两直角边间安装一个0 到9.3 度（因我国古代历法多取圆周为35.25 度，故直角当为9.3 度）的量角器。使用时，把覆矩的一个特定边指向北极，使此边恰好在人眼和北极的连线上，则重锤线即能在量角器上直接读出北极的地平高度。
一行发明的覆矩是一种简便的测量北极高度的仪器，它在一行领导的开元年间天文大地测量活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子午线测量一行受诏改历后组织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天文大地测量工作。这次测量，用实测数据彻底地否定了历史上的“日影一寸，地差千里”的错误理论，提供了相当精确的地球子午线一度弧的长度。
一行发起这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主要目的有二。其一，我国古代有一种传统理论“日影一寸，地差千里。”刘宋时期的天算家何承天根据当时在交州（今越南河内一带）的测量数据，开始对此提出了怀疑，但长期未能得到证实。隋朝天算家刘焯则提出了用实测结果来否定这一错误说法的具体计划，他说“交爱之州，表北无影，计无万里，南过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实差。”他建议“请一水工，并解算术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数百里，南北使正。审时以漏，平地以绳，随气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则天地无所匿其形，辰象无所逃其数，超前显圣，效象除疑。”但这个建议在隋朝没有被采纳。一行的测量则实现了这一计划。其二，当时发现，观测地点不同，日食发生的时刻和所见食象都不同，各节气的日影长度和漏刻昼夜分也不相同。这种现象是过去的历法所没有考虑到的。这就需要到各地进行实地测量。
这次测量过程中，由太史监南宫说及太史官大相元太等人分赴各地，“测 《旧唐书》卷三五《天文志》上。
② 梁宗巨《僧一行发起的子午线实测》，《科学史集刊》，959 年第2 期，第44—49 页。③ 李继闵《商高定理辨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 卷第 期（993），第29—4 页。 《周髀算经》、《尚书纬·考灵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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