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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的高度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十部算经以后，唐朝的《韩延算术》、宋朝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杨辉的《九章算术纂类》、秦九韶的《数书九章》等，都引用了十部算经中的问题，并在十部算经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后人对李淳风编定和注释 曲安京《李淳风等人盖天说日高公式修正案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 卷第 期（993），第42—5 页。
纪志刚《麟德历晷影计算方法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 卷第4 期（994），第3—325 页。② 鲍澣之《〈九章算术〉后序》，《宋刻算经六种》。
十部算经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如英国的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就说过“他大概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著作注释家。”《麟德历》唐高祖武德二年（9），颁行了傅仁均的《戊寅元历》。《戊寅元历》首次采用定朔，是我国历法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在《戊寅元历》之前，历法都用平朔，即用日月相合周期的平均数值来定朔望月。《戊寅元历》首先考虑月行迟疾，用日月相合的真实时刻来定朔日，从而定朔望月，要求做到“月行晦不东见，朔不西眺”。由于《戊寅元历》的一些计算方法有问题，颁行一年后，对日月食就屡报不准。武德六年，由吏部郎中祖孝孙“略去尤疏阔者”，后又经大理卿崔善为与算历博士王孝通加以校正。贞观初年，李淳风上疏论《戊寅元历》十有八事。唐太宗诏崔善为考核二家得失，结果李淳风的七条意见被采纳。②李淳风为改进《戊寅元历》作出贡献，被授予将仕郎。贞观十四年（40），李淳风上言《戊寅元历》术“减余稍多”，合朔时刻较实际提前了，建议加以改正，这个意见又被采纳。贞观十八年，李淳风又指出《戊寅元历》规定月有三大、三小，但按傅仁均的算法，贞观十九年九月以后，会出现连续四个大月，认为这是历法上不应有的现象。于是唐太宗不得不下诏恢复平朔。改用平朔后，《戊寅元历》的问题更多，改革势在必行。
李淳风根据他对天文历法的多年研究和长期观测，于麟德二年（5）编成新的历法。经司历南宫子明、太史令薛颐、国子祭酒孔颖达参议推荐，唐高宗下诏颁行，并命名为《麟德历》②。《麟德历》的主要贡献有二第一，在我国历法史上首次废除章蔀纪元之法，立“总法”340 作为计算各种周期（如回归年、朔望月、近点月等）的奇零部分的公共分母。
我国古历的“日”从夜半算起，“月”以朔日为始，而“岁”以冬至为始。古历把冬至与合朔同在一日的周期叫做“章”，把合朔与冬至交节时刻同在一日之夜半的周期叫做“蔀”。古历以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纪年、日，如果冬至与合朔同在一日的夜半，纪日干支也复原了，则这个周期叫做“纪”；如果连纪年的干支也复原了，则这个周期叫做“元”。古代制历都要计算这些周期，但这些周期对历法计算并非必要，反而成为历法的累赘，李淳风毅然把它废除了。《麟德历》以前的各种历法都用分母各不相同的分数来表示各种周期的整数以下的奇零部分。这些周期，如期周（回归年）、月法（朔望月）、月周法（近点月）、交周法（交点月）等，都是历法计算必须预先测定和推算的重要数据。因为这些周期参差不齐，计算十分繁琐，比较各种数据也很不方便，李淳风就立“总法”340 作为各种周期奇零部分 Josepheedham，Sieead ivilisatioihia，Vol.Ⅲ，ambridgeUiversityress，959.② 《新唐书》卷二五《历志》一贞观初，直太史李淳风又上疏论十有八事，复诏善为课二家得失，其七条改从淳风。
《新唐书》卷二五《历志》一司历南宫子明、太史令薛颐等言“子初及半，日月未离。淳风之法，较春秋已来晷度薄蚀，事皆符合。”国子祭酒孔颖达及尚书八座参议，请从淳风。②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颁行麟德历诏》“昔落下闳造汉历云‘后八百载， 当有圣人定之。’自火德洎我，年将八百，事合当仁，朕亦何让！宜即宣布，永为昭范。可名曰《麟德历》，起来年行之。”的公共分母，这样，数字计算就比以前的历法简便得多。《畴人传》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盖会通其理，固与古不殊，而运算省约，则此为最善，术家遵用，沿及宋元，而三统四分以来，章蔀纪元之法，于是尽废。斯其立法巧捷，胜于古人之一大端也。”第二，重新采用定朔。《戊寅元历》虽首次采用定朔，但因为有关的计算方法未完全解决，又倒退到用平朔。为了使定朔法能站得住脚，《麟德历》改进了推算定朔的方法。李淳风早年仔细地研究过隋朝刘焯的《皇极历》，并撰写皇极历又一卷。刘焯在北齐张子信关于日行盈缩的观测结果的基础上，创造了推算日月五星行度的“招差术”，即二次函数的内插公式。李淳风总结了刘焯的内插公式，用它来推算月行迟疾、日行盈缩的校正数，从而推算定朔时刻的校正数。为了避免历法上出现连续四个大月的现象，他还创造了“进朔迁就”的方法。《新唐书》卷二六所载的《麟德历经》说“定朔日名与次朔同者大，不同者小。”这里日名指纪日干支中的“干”。还规定“其元日有交、加时应见者，消息前后一两个月，以定大小，令亏在晦、二，弦、望亦随消息。”消息是消减与增长的意思。按这一规定，就可以做到“月朔盈朒之极，不过频三。其或过者，观定小余近夜半者量之”。这就是说，用改变一月中未满一日的分数（即小余）的进位方法，来避免历法上出现连续四个大月或小月。但应指出，这种“进朔”法是为了避免历书上出现连续四个大月而人为迁就之法，并不是日月运动规律的正确反映。按近代的推算方法，采用定朔就有可能连续出现四个大月。
《麟德历》为完成中国历史上采用定朔这一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近代精数者，皆以淳风、一行之法，历千古而无差，后人更之，要立异耳，无逾其精密也”。此说虽有溢美之辞，但由此可见《麟德历》对后世历法的重大影响。它作为唐代优秀历法之一，行用达六十四年（5 年至728 年）之久。《麟德历》还曾东传日本，并于天武天皇五年（7）被采用，改称为《仪凤历》。
《麟德历》的最大缺点是不考虑岁差。晋代虞喜发现岁差后，祖冲之首先把它用于制历，大大提高了历法的精密度。此后，隋朝张胄玄的《大业历》、刘焯的《皇极历》、唐初傅仁均《戊寅元历》都考虑了岁差。但李淳风却利用《尧典》四仲中星的内在矛盾，根本否认岁差存在。他与数学家王孝通一起责难《戊寅元历》考虑岁差，致使“岁差之术，由此不行”。后在728 年张遂（一行）在编制《大衍历》时，才重新考虑岁差。
改革浑仪浑仪是古代观测天体位置和运动的重要仪器。据考，最迟在公元前30年就已制成“先秦浑仪”②。西汉落下闳、耿寿昌与东汉贾逵、张衡都制造过浑仪。前赵光初六年（323），孔挺对浑仪作了重大改革，他创造的浑仪由两重规环，即李淳风所称的**仪与四游仪组成。北魏时，晁崇、斛兰用铁铸 《畴人传》卷十二《李淳风》。
《旧唐书》卷三三《历志一》。
② 徐振韬《从帛书“五星占”看先秦浑仪的创制》，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978 年版，第34—47 页。
造浑仪，其结构与孔挺的大体相同。这些浑仪都是赤道式装置，仅贾逵的黄道铜仪是在赤道装置上增设黄道环。
唐太宗贞观初年，李淳风指出现在灵台所用的观测仪器，“疏漏实多”，“推验七曜，并循赤道。今验冬至极南，夏至极北，而赤道当定于中，全无南北之异，以测七曜，岂得其真？”在历法计算中，要按黄道度推算日月五星的运行，才能既简便又精确地算出朔的时刻、回归年长度等重要数据，于是他在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建议制造按黄道观测日月五星运行的浑仪。
唐太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制造李淳风所设计的浑仪。贞观七年（33），此仪制成。据《新唐书》卷三一记载，该浑仪是铜制的，基本结构是“表里三重，下据准基，状如十字，末树鳌足，以张四表。”浑仪的十字形“准基”是一种校正仪器平准的装置，它是根据后魏晁崇、斛兰发明的浑仪上的“十字水平”制造的，采用这一装置可以提高仪器的观测精度。浑仪三重中的外重叫**仪，有天经双规、金浑纬规、金常规，即子午环、地平环、外赤道环，上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经纬三百六十五度；内重叫四游仪，“玄枢为轴，以连结玉衡游筒而贯约规矩。又玄极北树北辰，南矩地轴，傍转于内。玉衡在玄枢之间而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晷度。”可见四游仪包括一个可绕赤极轴旋转的四游环和一个望筒（即玉衡），望筒能随四游环东西旋转，又能南北旋转，可指向天空任一位置，测定星体的赤道坐标。这两重的基本结构在孔挺的浑仪上已经有了。李淳风对浑仪的重大改革在于在外重**仪与内重四游仪之间，嵌入了新的一重——三辰仪。三辰仪“圆径八尺，有璿玑规、黄道规、月游规，天宿距度，七曜所行，并备于此，转于**之内”。北宋沈括说“所谓璿玑者，黄赤道属焉。”可见三辰仪中有黄道环、内赤道环，还有白道规，即表示月球轨道的规环。三辰仪也能旋转，它是为了实现按黄道观测“七曜所行”而加上的。李淳风的浑仪仍然是一个赤道式装置，它除了可测得去极度、入宿度（即赤经差）、昏旦夜半中星外，还能测得黄经差和月球的经度差等，只是测得的黄道度不准确，所以它只能部分地解决按黄道观测七曜所行的问题。
李淳风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浑仪分为**仪、三辰仪、四游仪三重，其影响相当深远。唐开元十一年（72），一行与率府兵曹梁令瓒制作了一科黄道浑仪，也是三重之制。虽然一行说李淳风的浑仪“用法颇杂，其术竟寝”②，但正如沈括所指出的，梁令瓒他们是“因淳风之法而稍附新意”③。北宋周琮、苏易简、于渊制作的“皇祐浑仪”（050），也基本上是按李淳风的设计制造的。北宋末，苏颂、韩公廉制作了一架包括浑仪、浑象、报时装置三大部分的天文仪器（09），其浑仪部分也与李淳风的浑仪大体相同。李淳风的浑仪虽有其优点，但过于复杂，其规环达十一个之多，这些规环要保证同心十分困难，因而难免产生中心差；规环太多，观测时常常互相遮蔽视线，很不方便。北宋以后，浑仪就逐步由繁向简发展了。
《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宋史》卷四八《天文志》一。
② 《旧唐书》，卷三五《天文志》上。
③ 《宋史》卷四八《天文志》一。
预修《五代史志》贞观十五年（4），李淳风受诏“预撰《晋书》及《五代史》”，“其天文、律历、五行志，皆淳风所作也”。《五代史》为梁、陈、周、齐、隋五代的历史，后来其中的“十志”并入《隋书》，所以《五代史志》就是《隋书》中的“志”。
李淳风撰写天文、律历志时，对自魏晋至隋朝这段历史时期天文、历法与数学的重要成就，作了较全面的搜集和整理。
《隋书·律历志上·备数》有云“事物糅见，御之以率，则不乖其本，故幽隐之情，精微之变，可得而综也。”“率”，是中国古算所研究的最基本的数量“关系”，它在算术中有极其广泛的应用，是中算许多理论的基础和算法的源泉。李淳风首次将“率”载入官修正史而赋予其显赫的地位，足见李淳风对中算理论真谛的深刻认识。对此李淳风进一步阐述如下“夫所谓率者，有九流焉一曰方田，以御田畴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质变易；三曰衰分，以御贵贱廪税；四曰少广，以御积幂方圆；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积实；六曰均输，以御远近劳费；七曰盈朒，以御隐杂互见；八曰方程，以御错糅正负；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广远。皆乘以散之，除以聚之，齐同以通之，今有以贯之，则算数之方，尽于斯矣。”《隋书·律历志上·备数》一节还有如下记述“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这是我国现在史书中关于祖冲之圆周率的最早记载。用现代数学语言表达，就是祖冲之求出3.4592＜π＜3.45927，圆周密率为，约率为。祖冲之的圆周率已准确到小数点下第七位，他的3353227“密率”是分子、分母在000 以内表示圆周率的最佳近似分数，欧洲人在一千一百多年后才得到这一结果。祖冲之所著的《缀术》早已失传，他的这一光辉成就因被李淳风编入史书，才得以流传至今。
在《晋书·律历志》中，李淳风详细地记述了刘洪撰的《乾象历》法。
刘洪实测月行迟疾之率，创立了推算定朔、定望的一次函数的内插公式，测出黄白交角为五度多，测定近点月为27.5533 日，与今测值相近，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成就。刘洪的《乾象历》是《四分历》以后历法改革的关键性阶段，可是在《晋书》之前撰成的梁朝沈约的《宋书》，却出于偏见，略而不载，对刘洪的科学成就只字未提。李淳风则在《晋书·律历志》中，原原本本地详细记述了刘洪的科学成就。
在《天文志》中，李淳风创立了一种格式，在这一格式下，包罗了古代天文学的各个方面说明天文学的重要性和历代传统，介绍有关天地结构的理论研究、天文仪器、恒星及其测量、各种天象记事等。在介绍言天各家理论时，简要说明其理论，多引原话而不转述，写出作者简介及与其争论者的 《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隋书》卷十一《律历志》上。
名字、观点，使后人对当时探讨天地结构的论争得到清晰的概念。
六世纪中叶，北齐张子信积三十余年的天文观测，终于发现了太阳与五星视运动不均匀性现象，李淳风在《隋书·天文志》中记述了这一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堪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在《隋书·律历志》里，还记载了隋朝刘焯的《皇极历》法，其中有刘焯创立的二次函数的内插公式，和刘焯最先提出的“黄道岁差”的概念及相当精确的黄道岁差数据。《皇极历》法包含了刘焯首创的定气法、定朔法和躔衰（即日行盈缩之差）法，还有以前历法所没有的推算日月食位置、食的始终、食分多少及应食不食、不应食而食等方法，推算五星也比以前的历法精密。《皇极历》是一部优秀的历法，“术士咸称其妙”，对后世历法有重大影响，可是，由于种种阻挠而未能颁用。李淳风通过比较研究看出《皇极历》实为隋历之冠，将其详细记入《律历志》，成为中国历法史上唯一被正史记载而未颁行的历法。
《隋书·天文志》还记述了前赵孔挺制作的浑仪的结构和用途，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关于浑仪具体结构的确切记载。同一卷里还记述了从汉魏至隋朝的浑仪、浑象、刻漏的发展情况，以及姜岌关于大气吸收和消光作用与何承天、张胄玄关于蒙气差的发现。《晋书》、《隋书》天文志对那时期的日月食、流星、陨星、客星（新星）、彗星及其他天象记录，也“搜罗至富，记载甚详”。因此，它们被誉为“天文学知识的宝库”。
《乙巳占》《乙巳占》0 卷，是李淳风的一部重要的星占学著作。
星占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与天文学共生同在，可谓英华与糟粕混杂，科学与迷信并存。中国古代许多著名的天文学家都涉猎星占。受其父的影响，李淳风“幼纂斯文，颇经研习”②。他相信“政教兆于人理，祥变应乎天文”③，故于天文、星占情有独钟，《乙巳占》即是李淳风“集其所记，以类相聚，编而次之”④所成。李淳风于书中“采摭英华，删除繁伪”⑤，全面总结了唐贞观以前各派星占学说，经过综合之后，保留各派较一致的星占术，摈弃相互矛盾部分，建立了一个非常系统的星占体系，对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星占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清代学者陆心源对《乙巳占》另有独到的见解“夫灾异占候之说，原不足凭。然《易》言天垂象见吉凶，《周礼》保章氏以日月星辰、五云十二风。辨吉凶祲祥丰荒，其所由来者久矣。淳风虽以方技名，修德篇屡引经传，以改过迁善为戒，司天篇深著隋氏之失，淳淳于纳谏远佞，不失为儒者之言，非后世术士所能及也。”作为一部重要的文化史典籍，《乙巳占》中除去星占方法和应验情况外，还保留许多科学史料。如天象的记录，天象的描述，当时分至点的位置，浑仪的部件及结构，岁差的计算值，等等。《乙巳占》卷一以《天象》为第一， Josepheedham，Sieeadivilisatioihia，Vol，Ⅲ，ambridgeUiversityress， 959.② 《乙巳占序》。
③ 《晋书》卷一一《天文志上》。
④ 《乙巳占序》。
⑤ 《乙巳占序》。
列举八家言天体象者而独取浑天。在《天数第二》一节中给出了关于天球度数、黄道、赤道位置、地理纬度（北极出地）及其相应的计算公式。李淳风在《麟德历》中没有采用岁差，而被后人叹之为“智者千虑之失”。但在《乙巳占》中李淳风却明确地论述岁差的存在。如，“淳风按王蕃所论冬夏二至，春秋二分日度交道所在，并据刘洪乾象所说，今则并差矣！黄道与日相隋而交，据今正（贞）观三年己丑岁，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夏至在井十五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日在轸十五度，每六十年余差一度矣。”②另有一条“日行一度，即是日法一千三百四十分、一年行三百六十五度、一千三百四十分度之三百二十八，每岁不周天十三分矣。”③《乙巳占》成于前（约45），《麟德历》撰于后，李淳风为何在《麟德历》中否定岁差的存在，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乙巳占》中，李淳风对奇异天象的描述很有特色。如按字义猜，今人会把飞星、流星当成同一天象的两种说法，李淳风则清楚地说明了它们的区别，书中写道“有尾迹光为流星，无尾迹者为飞星，至地者为坠星。”④《乙巳占》对彗孛也给出了清楚的差别“长星状如帚，孛星圆如粉絮，孛，孛然。”⑤虽说飞流与彗孛各是流星与彗星，但一字之差却带出了形态之别，对于了解流、彗星运动方向和物理状态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除了天文占之外，《乙巳占》中的气象占和候风法还记下了重要的气象现象。李淳风在《乙巳占》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两种风向器。一种是“于高迥平原，立五丈长竿，以鸡羽八两为葆（羽盖），属于竿上，以候风”。另一种是“可于竿首做盘，盘上作木乌三足，两足连上，而升立一足（古代神话相传太阳中有三足乌）系羽下而内转，风来乌转，回首向之，乌口衔花，花旋则占之。”②这两种风向器，与汉代史籍中记载的“伣”（在长杆上系以帛条或乌羽而成的简单示风器）③和“相风铜乌”（乌状铜质的候风仪）④非常相似。
李淳风对气象学的贡献，还表现在他对风的观测和研究方面。在封建社会初期，对风的观测已比过去更为详细了。由风的4 个方位发展到了8 个方位，因之有八风之名。李淳风在观测研究和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把风向明确定为24 个。他还根据树木受风影响而带来的变化和损坏程度，创制了八级风力标准，即“动叶，鸣条，摇枝，堕叶，折小枝，折大枝，折木飞砂石，拔大树和根。”⑤李淳风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人。过了一千多年后，英国人蒲福（Frais Beaufort，774—857）于805 年才把风力定为2 级共3 个 陈久金、杜昇云《天文历数》，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992 年版，第254 页。② 《乙巳占》卷一《天数》第二。
③ 《乙巳占》卷一《天占》第三。
④ 《乙巳占》卷七《流星占》。
《乙巳占》卷十《候风法》。
② 《乙巳占》卷十《候风法》。
③ 《淮南子·齐俗》。
④ 《三辅黄图》。
⑤ 《乙巳占》卷十《占风远近法》。
等别。以后又几经修改，风力等级自94 年以来已增加到8 级。
《乙巳占》中还保留了重要的历法数据，已有学者据此考证出李淳风早年撰写的另一部历法《乙巳元历》和《历象志》。 刘金沂《李淳风的〈历象志〉和<乙巳元历>》，《自然科学史研究》第 卷第2 期（987），第57—3页。
第二节孙思邈生平孙思邈（58—82）②，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原）人。他自幼天资聪慧，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之年已通晓诸子百家，尤善谈老子、庄子并且还喜好钻研佛教典籍，曾被人称为“圣童”。
当时的社会风尚是“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缺而弗论”③。孙思邈目睹民众缺医少药，回顾自己幼遭风冷之疾，屡造医门，为治病而罄尽家产的痛苦经历，遂志学做一名“苍生大医”，毅然放弃仕途。他以历代名医为榜样，刻苦钻研医药典籍。对于诊疗疾病的方法，采药和制药的法度，养生保健之术，凡有一事长于己者，他总是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在他二十岁左右时，便打下了一定的医学基础。
孙思邈年长时，因避当时战乱和朝廷征辟，曾隐居太白山，后又隐居终南山。唐武德年间与道宣律师相识，结为知交，每一往来，谈论终夕，使他们在医学上都得到裨益。佛教的“医方明”也是有关医学研究的学问。孙思邈的医书佛教典籍中有关于印度医学的“四大”——地、水、火、风学说，百一学说，耆婆、阿伽佗诸方，天竺国按摩等内容。而道宣的医学知识对孙思邈是有影响的。相传“天王补心丹”就是道宣发明的。
据《华严经传记》卷五所载“义宁元年，高祖起义并州，邈在境内，高祖知其宏达，以礼待之，命为军头，任之四品，固辞不受，后游历诸处，不恒所居。”但他曾与亲友说过，待将来社会上出了贤明君主时，我可以出来做些济世活人的事。唐太宗即位以后，特将孙思邈召诣京师，准备授以爵位，孙思邈仍婉言谢绝。此次进京，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长安医家，阅览各类医药书籍。孙思邈与甄权甄立言兄弟关系密切。他推崇甄权的针法。深州刺史成君绰患急症，颈部肿胀，喉中闭塞，滴水不下已三日，求治于孙思邈，孙思邈请甄权会诊，由甄权针刺而愈。他还记录下了甄立言治心腹冷痛五辛汤方，指出该方有良效。②孙思邈不但重视书本知识，而且更注重实践。他遍历关中的山川，并在贞观年间南下到四川考察风土人情、采集药材、炼制丹药、沿途施诊。此行丰富了他的医药知识，开阔了视野，积累了实践经验。他曾在峨眉山道士处得高子良服柏叶法，在江州（今江津县）治愈前湘东王的脚气病，为梓州（今中江县三台）刺史李文博治愈消渴病。在此期间，他亲自为六百多麻疯病人作过治疗，治愈者达十分之一。归途上又为梁州（今陕西汉中）汉王李元昌治疗水肿获效，为陇州韩府君用马灌酒治疗风疾，还用瞿麦丸治愈了一位中流矢者，使其身上的箭头经服药后自行脱出。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孙思邈有感于医方本草部帙浩繁，忽遇急症求检困难的情况，遂博采群经，删裁繁重，务在简易，结合他个人的学术经验，② 关于孙思邈生年，据李经纬考定为58 年。还有509、54、58—59 和54 年等不同说法。③ 孙思邈《千金要方序》。
《千金翼方·针灸》。
② 《千金要方·心脏》。
于永徽三年（52）撰成了《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30 卷。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千金”两字命名。该书较系统地总结我国自古以来至唐初的医药学成就“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②。故被医家和学者所尊崇。
显庆四年（59），唐高宗召见孙思邈，欲授以谏议大夫，他辞谢不受。
此年正好是《新修本草》问世。这次应诏孙思邈在长安达十六年之久，其间曾随从唐高宗到避暑的胜地麟游九重宫等地。上元元年（74），孙思邈以疾病为由请求回乡，朝廷赐以良马代步，又将京城光德坊一所旧宅赐给他居住。于是孙思邈只得再次居留下来。当时的知名之士如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人，皆以孙思邈为师尊，请教学问。
孙思邈晚年回到故乡，住在罄玉山。这里山势巍峨，古柏茂密，胜迹颇多。他继续从事医药研究，坚持著述，于逝世前又撰成了《千金翼方》30 卷，书名取“輗軏相济”、“羽翼交飞”③之意，藉以对三十年前撰成的《备急千金要方》进行补充并对新的学术经验作一总结。
永淳元年（82），年逾百岁的孙思邈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嘱其家人薄葬，不藏冥器，不须宰杀牛羊来举行祭祀活动。但他“功在生民，则民祀之”。人们为了纪念孙思邈，尊其为“药王”，将他晚年隐居的五台山称为“药王山”。“箫鼓年年拜药王”，已成了孙思邈故乡人民千百年的习俗。
孙思邈终生精勤不倦，著述很多，除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还有《老子注》、《庄子注》、《枕中素书》 卷、《会三教论》 卷、《福禄论》3 卷、《摄生真录》 卷、《龟经》 卷等。
德识才学孙思邈学识渊博，在《千金要方·序例》中论述了作为“苍生大医”的两个基本条件“精”、“诚”。
所谓“精”，是指精深的医学造诣和精湛的医疗技术。他在《大医习业》中指出凡想学医并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好医生，首先必须熟读古代的医药典籍、熟记医学理论和各家的学术经验。如对《素问》、《甲乙经》、《黄帝针经》、《明堂流注》等书；对人体十二经脉循行及主病、三部九候的脉学理论、五脏六腑的生理病理变化、表里孔穴的位置、药物学，也要了如指掌；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名医的著作也要精读，细心领悟奥妙。同时，又须妙解阴阳、五行、《周易》、相法等数术，只有这样，才可能成为“大医”。不然犹如“无目夜行”，“动致颠殒”。其次是读医书当寻思妙理，留意钻研，这样才有探讨并与人切磋学术的起码条件。另外，还须涉猎群书，必须具备除医学之外的哲学、文学、史学和其他有关自然科学知识，才能使自己在医学上精益求精。如对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孙思邈尤为推崇。在写《千金要方》时，他未能看到该书全本而感遗憾。后 《千金要方·自序》。
② 《新校正备急千金要方序》。
③ 《千金翼方·自序》。
陕西耀县孙家原《真人祠重修碑记》。
经过几十年的搜寻，终于在晚年时觅得。他在医疗实践中首创以法类证、以方类证等研究方法。
所谓“诚”，就是对病家、对同道怀有一片赤诚之心。他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都讲了医德问题，《大医精诚》论述了医德与医术的辩证关系。他认为“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伎，始终循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九候，动数发息，不满五拾，短期未知决诊，九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管窥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固亦难矣，此皆医之深戒。”只有用心精细的人，才有从医的资格，否则，虚而损之，盈而益之，热而温之，寒而冷之，只会使病情加重。所以孙思邈指出“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②孙思邈回顾自己初学医时，对治狂犬病无把握，治疗辄不效验。“自此锐意学之，一解已来，治者皆愈，方知世无良医，枉死者半，此言非虚。故将来学者非止此法，余一一方皆须沉思留心作意，殷勤学之，乃得通晓，莫以粗解一两种法即谓知讫”。他反对这种学不稽古，守株待兔的学风，认为这是“识悟非深”②的表现。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指出凡大医治病，必须安神定志，无私心杂念，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人们的疾病伤痛。假如遇到患有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或人所恶见的病人，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
关于大医之风度仪表，孙思邈认为须得端庄，望之俨然，度量宽宏，从容不迫，不皎不昧，有涵养性。诊断疾病，专心致志，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方用药，或施针刺，不得有误。遇到危重急症，要须临事不惑，应当审谛覃思，不能在病人的性命大事上草率，或以此来夸耀自己，去追求虚名。到了病人家里，即使绫罗满目，也不要东张西望，不要被音乐、佳肴、美酒所迷惑。更何况病人正在痛苦之中，医生怎能分心去享乐呢？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他人短长，炫耀自己，恶语攻击同道，妄自尊大。偶然治好一病，便仰首戴面，自以为了不起。这些都是医家特别要注意的道德问题。
在《千金要方·道林养性》中，孙思邈还指出即使医生处于条件优越或简陋的条件下，都应恪守医德、坚定专业思想，不要以贫富易志改性。学有所得，不应当大吹大擂。有了突出的成就，也不要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孙思邈还列举古代医生相互嫉害的史事，如秦太医令李醯妒贤嫉能，派刺客杀害了在秦国行医的名医秦越人（扁鹊）。以此告诫医林中人，“不得使愚医相嫉，贼人性命，甚可哀伤”。他还从正反两方面论述医德的重要性，指出“愚医不通三部九候及四时之经，或用汤药倒错，针灸失度，顺方治病，更增他疾，遂致灭亡。哀哉！蒸民枉死者半，可为世无良医为其解释。” 《千金要方·治病略例》。
② 《千金要方·大医精诚》。
《千金要方·备急》。
② 《千金翼方·禁经上》。
《千金要方·治病略例》。
②孙思邈更进一步又把医生分为上中下三等，从医学与社会的高度来评述，认为上医医国，医未病之病；中医医人，医欲病之病；下医医病，医已病之病。③学术成就孙思邈对医药学的研究及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继承前代医药各家学派，发扬光大，通过实践而注入新的学术内容。
医经学派研究的重点是关于医学基础理论如何指导临床实践的。孙思邈对此非常重视，在《千金要方》中系统地记载并论述了脏腑的生理、病理、诊断及治疗。从卷一一至卷二○为肝脏、胆腑、心脏、小肠腑、脾脏、胃腑、肺脏、大肠腑、肾脏、膀胱腑，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其学术渊源既遵循《黄帝内经》、《难经》、《中藏经》和谢士泰的《删繁论》，又在研究整理中加入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和方药，以便实用。他把咽归于肝胆，这与《内经》的说法不同，反映了他遵古又不泥古的思想倾向。在脏腑病诊断上重视四诊合参，注重脏腑辨证和八纲辨证，在疾病症型分类和治疗方面，自成系统。
经方学派在汉唐之际主要是研究经验方，稍后也包括对张仲景经论方的研究。孙思邈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择其善者，或经验证后著录。他说“吾见诸方，部帙浩博，忽遇仓卒，求检至难。比得方讫，疾已不救矣。”于是，孙思邈平生都注意收集各类医方，仅《千金要方》就载方六千三百余首。这些方剂都是他采诸群经、删裁繁重而成的，其目的在于简要实用，有些来自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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