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第2/3页)
周密切实了。这次由于众议以《魏书》已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决定不再修《魏书》。对其他各史的分工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引崔仁师佐修；李百药修齐史；魏徵、孔颖达、许敬宗修隋史；姚思廉修梁、④ 此时间据《唐会要·史馆》。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五《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陈史；魏徵与房玄龄总监诸史。值得注意的是，令狐德棻和魏徵起了全面负责指导的作用。魏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德棻除主周史外，“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可见，所修五史均有德棻参与。所谓“总知类会”，即是负主编之责。有意思的是，魏徵作为总监，为隋史写了序论，为梁、陈、齐三史各写了总论，但独于周史未写，这反映了他对德棻是相当尊重的。此次修史，由于有长于史学的魏徵和长于运筹的房玄龄为总监，主编令狐德棻又为当时史家先进，分工考虑到修史诸人特点，加上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人力物力财力都能保证，因而工作效率很高，贞观十年（3）正月五史修成上进。由于这五史只有纪、传两部分，没有志，贞观十五年（4）诏修《五代史志》，德棻又参加了修志，其他参加者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等，至唐高宗永徽元年（50）德棻升任《五代史志》监修。是书于高宗显庆元年（5）上进，共0 志，30 卷，后附入《隋书》，称《隋志》。
贞观年间修成的另一部正史是《晋书》。贞观二十年（4）闰三月，唐太宗诏修《晋书》，当时德棻以公事免职在家，于是房玄龄特意奏请起用德棻参与修撰。在当时同修的二十余人中，“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可见德棻深为当时史家所推重。
李延寿在当时史家中，年纪较轻，地位不高。他继承父亲李大师遗志，撰成《南史》、《北史》，因是私人修史，对能否得到官方认可没有把握，于是先请任监修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审查，德棻作为史学前辈，大力提携后进，充分肯定了李延寿的工作，并作了一些修改，之后这两史才正式奏进于朝廷，获得公开流传的机会。
唐代所修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或饱含着德棻的大量劳动，或受到德棻的具体指导，总之，均和德棻有直接、实际的联系。一个人的名字能与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发生联系，这实在是史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国史、实录及其他令狐德棻的史学贡献除了修前代史，他还参加了本朝国史和实录的撰写。
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载，“显庆元年（5）无忌与史官、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八十卷，表上之”。
永徽元年（50），德棻参与修撰的《太宗实录》上进，起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勒成20 卷。②显庆四年（59），德棻参与修撰的《高宗实录》上进，起高宗贞观二十三年即位至显庆三年，成书20 卷。
令狐德棻还撰有《凌烟阁功臣故事》4 卷，《令狐家传》 卷，《皇帝封禅仪》 卷，《令狐德棻集》30 卷，但可惜这些著述均已遗佚。流传至今的令狐德棻文字，《全唐文》卷一三七收上奏二状和二碑铭并序，《全唐诗》 《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据《唐会要·史馆》，国史“起义宁尽贞观末，凡八十一卷”。
② 《唐会要·史馆》。
卷三三收五言诗一首。
令狐德棻是一个异常博学的人，他的著述才能也是多方面的，并不仅局限于史学。他曾参与了类书、政书、律书等各方面的大量撰述。
武德五年（22），德棻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成书00卷，武德七年奏上。
贞观十一年（37），同修《新礼》上进，成书00 卷。③贞观十二年（38），同修《氏族志》上进，成书00 卷。永徽元年（50），同撰定律令，第二年上新删定律令格式，勒成律2卷，令30 卷，式40 卷，颁行全国。②令狐德棻勤奋一生，“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暮年尤勤于著述”，他以自己过人的才华和罕见的勤勉，在中国史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写出灿烂的一页。
《周书》的特点令狐德棻著述虽富，但传至今最有价值是《周书》。《周书》主要为德棻所修，助手有岑文本、崔仁师。岑文本，字景仁，邓州棘阳（今河南南阳南）人。贞观元年（27）除秘书郎，兼直中书省。《旧唐书》本传称“与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论多出于文本。”但《新唐书》本传不载其同修周史。崔仁师，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县）人，武德年间由陈叔达荐为史官，曾参与修梁、魏史。贞观初，为殿中侍御史。两《唐书》本传均不载其参与修周史。由于德棻主修《周书》，又负同修诸史的主编之责，因此可以认为，《周书》的编纂形式，内容去取和点明鉴戒之处的史论，主要体现了令狐德棻的思想意图。后人了解德棻的政治、历史观点也主要根据《周书》。在同时所修的五史中，《周书》突出地全面体现了李唐皇朝的修史宗旨、观点。
北周自公元557 年由宇文觉取代西魏而建立，到公元58 年外戚杨坚代周建隋，立国仅二十五年。但事实上宇文氏政权的历史是从东、西魏分裂，宇文泰拥立西魏文帝（535）开始的，所以《周书》也就增加记载了西魏的历史，这符合历史实际，表明了德棻的识见。
德棻在修前代史建议中曾强调史书的作用是“贻鉴今古”，接着唐高祖修史诏也指出史书的作用为“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太宗更是经常阐述“以古为镜”的思想。德棻既负“总知类会”之责，对唐皇朝的意图自然领会得相当透彻，在《周书》中，以史为鉴的观点得到了全面体现。《周书》中各个类传的立意，都与封建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孝义列传》树立了一些愚忠愚孝的典型，传序明确指出这些忠孝事迹可以“垂范方来”，“有助于名教”。《儒林传序》则着重指出儒学的重大现实意义就在于“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周书》对方术技巧也有新的见解。一般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史家，或把方技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而不屑一顾，或是迷信其修仙炼金之诡说，耗费钱财，甚至送命。《周书》的《艺术传》则把方技视为对于社会有广博用处的技术手段，并且可以和仁义教化相辅相成，“仁义之于教，大矣，术艺之于 《旧唐书·太宗纪》称30 卷。
② 《唐会要·定格令》。
用，博矣”。贞观初，唐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②唐太宗要求史书所载内容以能否资治为取舍标准。德棻对皇帝的这一指示心领神会，如《乐逊传》中就这样记载“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经时，诏百官上封事。逊陈时宜一十四条，其五条切于政要。”对崇治方、省造作、明选举、重战伐、禁奢侈五条，因“切于政要”而全部照录传中，其余九条全删。
德棻不但崇儒，也笃诚于佛教。唐高宗为稍抑佛教，提高君权，于龙朔二年（2）下“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令僧、道对君、亲也要行致拜礼节。僧、道行不行俗礼，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事情，敕文一下，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一个月后，朝廷九品以上文武官员和州、县官等千有余人，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令狐德棻慷慨陈词，认为僧、道为出家离尘之人，“功深济度，道极崇高”，如拜俗则不伦不类，“披法服而为俗拜，践孔门而行释礼，存其教而毁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详稽理要，恐有未惬”。会议之后，唐高宗于六月八日又下“停沙门拜君诏”，许不拜君，但须拜亲。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德棻推崇儒家礼义王道之说，却同时又笃于佛教之规，颇耐人寻味。还在东晋时，儒佛两家就围绕僧人见皇帝应否跪拜发生争执，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儒、道、佛三家逐渐调和，既相互斗争，也相互补充，有合流的趋势。德棻既崇儒又尊佛，就是一个例证。
德棻在《周书》中所表现的历史观，是完全符合唐皇朝要求的。同时所修诸史关于天人关系的看法，姚思廉的《梁书》、《陈韦》和魏徵的《隋书》，表现出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李百药的《北齐书》，虽然也承认人事的作用，但过多地突出了天命的作用，以至于魏徵不得不在该书帝纪总论中加以匡正；德棻所主《周书》则天命人事并举。如认为魏“水历将终”，北周代魏是以木代水，天命所归，不是人力可以左右的。“大宝”不可以“力征”，“神物”不可以“求得”。宇文泰本来“田无一成，众无一旅”，但能成功，就因为“属兴能之时，应启圣之运”，天命系于此人，“非夫雄略冠时，英姿不世，天与神授，纬武经文者，孰能与于此乎”。但天命也须人事相配，宇文泰“推至诚以待人，弘大顺以训物。..德刑并用，勋贤兼叙，远安迩悦，俗阜民和”②。德棻所宣扬的天命人事并举的观点是符合李唐利益的。唐朝建立于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君臣深切感到总结前世施政经验教训的迫切性，但同时为了欺骗人心，又要给新皇朝披上应天命的外衣，所以唐初统治者的总的宣传方针总是天命和人事均予以强调。
《周书》对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重要史实记载较具体，保存了一些珍贵资料。西魏、北周地处较偏僻的西北，本来经济落后，国弱民穷，在与东魏、北齐的抗衡中处于劣势。但经过宇文泰和其子宇文觉、宇文邕的相继改革，国力逐渐强盛，终于统一了北方。所以，改革是西魏、北周历史上的 《周书》卷四七《艺术传·史臣曰》。
② 《贞观政要·文史》。
以上均见《广弘明集》卷二五。
②《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关键事件。《周书》对此记载颇为详明。宇文泰所建立的府兵制，在北周统一北方过程中发挥很大作用，并且为隋、唐所沿用，直至唐玄宗天宝年间才名存实亡。关于府兵制的一些情况、特点，《文帝纪》、《苏绰附苏椿传》、《韩褒传》、《郭彦传》、《韦瑱传》等都有记载。西魏、北周时期，各族人民起义屡屡发生，《周书》出于总结教训和宣扬统治者武功的目的，对这些起义记载较多、较具体，这在同时所修诸史中是最突出的。从中可以看出起义之多，声势之大。
《周书》很注重记载周边各民族情况和邻国大事，显示出德棻具有纵观全局的眼光和风度。《异域传》共2 卷，序文说“斯皆录其当时所记”，可见所据资料来源于魏、周人当时记录，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另外，《周书》对于东魏、北齐和南朝梁、陈的重要史事，都在本纪或有关列传中简要叙及，显示出天下大势的主要脉络，这是个突出的优点。
《周书》的文字比较简洁，反映出令狐德棻出色的史学才能。清代史家赵翼称赞《周书》“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
德棻修《周书》主要采三种资料，一是西魏大统年间秘书丞兼领著作柳虬所修起居注；二是西魏、北周的国史；三是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八篇。从《周书》行文中，仍可见到采用周代国史之语句，如，“陈人于是以鲁山归我。..我师不利”②。《艺术传序》说“茂雅、元华、许奭，史失其传。”在卷末又简略提及蜀郡卫元嵩，“史失其事，故不为传”。这明确说明有些资料遗佚，另外也是存疑备考，虽作不成传，但记下名字，给后人查考留下线索。
德棻所修《周书》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人情佳传之多，在同时所修诸史中是较突出的。推崇门阀士族的倾向也是较明显的。德棻对“并在周时”的李唐“二祖功业”是尽力宣扬的，在排列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顺序时，将李世民曾祖李虎赫然列第一位。还夸耀说“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③德棻既出身于阀阅之家，对自己家世门第也是很自豪的。《周书》为德棻祖父令狐整立传，附述德棻父令狐熙、叔祖令狐休等，炫耀令狐家族官爵、门第。这虽与当时社会风气有关，但作为史家而津津乐道于此，则不能不说是史学思想的局限了。
赵翼《陔余丛考》卷七。
② 《周书》卷三九《杜杲传》。
③ 《周书》卷十六卷末。
第四节李延寿先世李延寿，字遐龄。有关他生平流传下来的记载很少。两《唐书》中仅在令狐德棻传后有附传。甚至没有记载他的年龄情况。李延寿自撰的《北史·序传》，为后人了解他的家世、生平提供了宝贵资料。其先人原是陇西的名门大户，后迁居相州（今河南安阳），待他出生时，家居相州已有数代了。受魏晋南北朝以降门阀制度影响，唐初仍存留一些崇尚门第习气，李延寿也未能免俗，他在《北史·序传》中津津乐道地讲述先世事迹，自称帝颛顼高阳氏、周柱下史李耳为“李氏之先”。被尊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的李耳，在唐朝是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唐高祖武德八年（25）定三教顺序为道、儒、佛，唐太宗贞观十一年（37）宣布李耳是他的祖宗。李延寿以李耳为祖，意在表明自己为圣贤之后，并且与当代皇帝同出一祖。在同一序传中长篇累牍地列举了历代祖先的仕宦情况和功绩，形同撰述家谱，表现出较强的门第观念。他既迷恋于先祖的光荣，又流露出对现时自己名位较低的不满。
像那个时代的多数史家一样，李延寿之所以走上治史道路，是与家学渊源分不开的。曾祖李晓，字仁略，“博涉经史，早有时誉”，“训勖子弟，咸以学行见称”，很受当时人称赞；祖父李超，字仲举，“博涉经史，不守章句业”，颇有创新学术的气概。特别给延寿重大影响的是他的父亲李大师。李大师，字君威，“少有著述之志”，勤奋好学，知识广博，善于作文，尤长史学，“备知前代故事，若指诸掌；商较当世人物，皆得其精”。大师一生经历坎坷，他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升迁极慢。隋炀帝末年，政治**，官吏贪污成风，大师任信都（今河北冀县）郡司户书佐，“独守清戒，无所营求”，生活很窘迫。郡丞鞠孝稜感佩地说“后于岁寒，此言于公得之。”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窦建德据有河北，大师在建德军中为尚书礼部侍郎。起义军被唐兵镇压后，大师被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他在那里郁闷不乐，作《羇思赋》以寄怀。当时镇守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的杨恭仁见到此赋，很赞赏大师的才学，于是把他召至府内，深相敬重。大师早有编著南北朝史的志向，此时正有闲暇时间，而且杨恭仁家中藏书丰富，可以尽情阅览。于是大师在辛勤著史中度过了几年时光。到了武德九年（2），唐朝廷大赦天下，大师才得以回到京城长安。他的旧友房玄龄、封德彝已为朝中高官，劝他留京做官，他已无心仕进，便回河南家乡继续编写南北朝史。不幸的是，两年以后，他就病逝了，著述尚未完成。
史学生涯李延寿承继家学，专意治史。大师去世后第二年，即贞观三年（29），延寿就正式成为一名史官，在颜师古、孔颖达督导下编撰《隋书》。从此，他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修史中度过的。
延寿参加贞观三年至十年的“五代史”修撰工作后，于贞观十五年（4），又参加了编写《五代史志》，同修的还有令狐德棻、于志宁、李淳风、韦安 《北史》卷一○○《序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仁。这次修志费时达十六年，成书30 卷，在唐高宗显庆元年（5）由长孙无忌奏进。贞观二十年（4）诏修《晋书》，李延寿也是撰人之一，两年后修成。
李延寿也参加了本朝史的修撰。显庆元年（5）七月三日由长孙无忌等奏进国史8 卷，起于义宁，尽于贞观末。参加修撰的有于志宁、崔敦礼、令狐德棻、李义府、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
值得称道的是，延寿还撰《太宗政典》30 卷。在他去世后，唐高宗看到了这部书，大为赞赏，诏赐延寿家属绢五十匹，诏书中称延寿“艺文该洽，材兼良史，撰政典一部，词殚直笔，虽其人已亡，功有可录”。评价是很高的。还命将《太宗政典》详细刊正，抄录三部，交秘书省存二部，赐皇太子一部。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从名称上看属于政书。学者一般以刘秩《政典》为政书之始，但延寿的《太宗政典》则更早数十年。中唐又有杜佑《通典》。这一段时期，三部政书相继诞生，说明封建制度的发展和史学的进步，客观上要求政书的出现。李延寿在政书方面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李延寿的一生在仕途上是平稳的。既未飞黄腾达，也未贬斥流离。贞观初，延寿曾任太子典膳丞（负责太子的膳食事务）、崇贤馆学士（掌管经籍图书，教授生徒）；贞观中，延寿为符玺郎（掌管皇帝印玺及国家符节）；贞观末，延寿为御史台主簿（管理御史台文书事务）。延寿专注于史学，似乎对于做官没多大兴趣，尽管官职屡有变动，始终没有做到大官，以致他的《南史》、《北史》写成后，当时人还因为他地位不高而“不甚称其书”。《南史》与《北史》延寿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独立完成两部正史——《南史》、《北史》。
写南北朝史是李大师的夙愿，这也是个大胆、新颖的做法。那个时代，史家已习惯于或仿班固写某朝某代史，或仿司马迁写从古到今的通史，那么李大师为什么单单要把数代历史连起来写呢？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南北各政权相互攻击，各国修史者均站在本国立场上，南称北为“索虏”，北称南为“岛夷”，由于偏见作怪，记他国事既不详备，又往往失实。这些史书在隋唐大统一之后更显得与时代不协调。为了全面真实反映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李大师计划仿《吴越春秋》的体例，著一部南北朝编年体史书。可是，李大师没来得及写完这部编年史就死了。李延寿从任史官之始，就着手搜集资料，决心完成父亲的遗愿。
李大师的南北朝编年史完成了多少呢？李延寿在《北史·序传》谈到，在父亲旧稿中，齐、梁、陈、周、隋五代的事“所未见”。可见李大师编撰的是南朝宋、南齐和北朝魏这三代史事。大师在世时，这三代已有较完整系统的史书可供参考，即沈约所著的《宋书》，萧子显所著的《南齐书》，魏收所著的《魏书》。恰好，李延寿在贞观年间所参与撰修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正是大师旧稿中所没有的内容，延寿正可以凭借修史的有利条件续补。所以延寿除了完成史局规定的任务，“因于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工作极为辛苦。过了两年，延寿因事离开史局，资料远未抄录完，“以所得者编次之，然尚多阙，未得及终”。幸运的是，在贞观中、后期，延寿又获 《高宗皇帝赐李延寿家物诏》，《全唐文》卷十三。
准参加修《五代史志》和《晋书》，于是他进一步“遍得披寻”，继续全面搜集史料。延寿还利用自己能够接触官藏史书的有利条件，对父亲旧稿内容加以完备，“因兹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由于五代史修成后，暂时未予公开流布，只是藏于秘阁，延寿“不敢使人抄录”，只能自己以史官身份去翻阅抄写，又因“家素贫罄”，无钱雇人誊写，所需各种史书不得不自己动手去抄。延寿从八部正史之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000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八代正史共5 卷，加上杂史000余卷，延寿在抄录、勘究这么巨大数量史书的基础上，才写成《南史》、《北史》80 卷，史料准备和最后成书的比例大约是十比一左右，可见延寿作史的勤奋精神和认真态度。
延寿自述“始末修撰，凡十六载”，指的是具体编写过程所费的时间。
他从贞观十七年（43）着手编纂，“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到显庆四年（59）成书上进，时间为十六年。如果将贞观三年至贞观十七年的搜集史料时间也包括在内，那么延寿为《南史》、《北史》的诞生付出了三十年的艰苦劳动。
延寿虽继父遗志修史，并参考父亲的未成稿，但并未遵循父亲旧稿的体例。李大师所作是仿《吴越春秋》，为编年体；延寿所作则仿《史记》，为纪传体，但又与《史记》不完全一样，是介于《史记》和《汉书》间的一种体例。
人们都熟悉，司马迁的《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上自远古黄帝，下迄西汉武帝。班固的《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记叙西汉一代史事。后世史家纷纷仿效《汉书》的体例纂修前代史。到了唐初，官方又把《史记》以下的历代纪传体断代史列为“正史”，视为史学正宗。不过，唐以前所修的七部正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都是私家所修或是由官方批准，以个人之力完成。延寿所处时代，官修史书，宰相监修制度已确立，官修前代纪传体断代史的一统局面已定。南北朝的各代纪传体史书除前代所修三部外，其余均由本朝刚刚补齐，并且这些书都是本朝“钦定”。李延寿不过是一名普通史官，却要重修南北朝史，对本朝皇帝批准的正史加以整理刊正，显示出他是一位较有勇气和责任心的史家。他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是要完成父亲的修成南北朝通史的遗愿，原因之二是他对已有的南北朝各断代史不满意，他在《进书表》中批评这些史书记叙矛盾，“互陈闻见，同异甚多”，又认为这些史书采集史料不广，而那些被忽视的史料“易为湮落”，如不抓紧利用，以后即使想纠史书之失，也会“求勘无所”。
李延寿欲以南、北二史代魏、齐、周、隋、宋、齐、梁、陈八史，气魄雄心之大是勿庸赘言的，那么他在编纂上下了哪几方面的功夫呢？
一、“编次别代，共为部秩”。他采用纪传体通史的体例，分别对南、北朝史事做贯通的叙述。他把魏（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四代史事编成《北史》，起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38），至隋恭帝杨侑义宁二年（8），共二百三十二年。其实，隋已统一全国，本不应单列于北史，延寿此举可能有两点考虑，一是隋承继北周，将隋列入北史在编写上较方便，否则要在南、北两通史外再编一隋史，易给人体例混乱之感；二是将隋列入《北史》，可以突出唐统一的重大意义，为本朝政治利益服务。延寿把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代史事编成《南史》，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至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共一百六十九年。
正因为李延寿用通史体例叙述南、北朝史事，所以打破了朝代的断限，分别对北朝、南朝的人物、史事作归纳集中，两史的帝纪、后妃、宗室均依照朝代先后顺序排列。以下的诸臣列传则大体有先后顺序，对一些高门大户则其子孙附其父祖传中，连缀书之。《南史》以王、谢二大姓为主，《北史》以崔、卢二大姓为主，家族体系分明。其他类传更进一步打破了朝代的断限。这种作法，引起后世某些学者不满。清代修《四库全书总目》的学者认为延寿叙例为家传之体，不应用于国史。著名考据家王鸣盛批评延寿使国史变成家谱，最为谬妄。②其实这些批评者有些过于拘泥正史体例，没有看到李延寿对正史作法是因循中有创造。《南史》、《北史》为数代之通史，正为断代正史之变例，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首先，南北朝各代统治时间都不长，往往一人历经数朝，有时很难恰当把某人归入某朝，所以延寿把断代之体变为通史之体；其次，南北朝时门第之风大盛，王、谢、崔、卢等高门大族与南北朝相终始，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举足轻重，延寿注重谱牒世系是对历史的如实反映，而且世族牵连附传，便于读者检寻。
二、“鸠聚遗逸，以广异闻”。李延寿之《南史》、《北史》，并非简单将旧史删节、离合而成，而是尽量充实了一些新的史料。针对旧史作者重视官方资料而忽于私人记载，延寿有意把自己补充史料的重点放在“易为湮落”的“小说短书”上，他认为这些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延寿之后的著名史评家刘知幾也持同样观点“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这两位史家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官方记载受种种牵制，往往不能据事直书，隐讳必多，而私家记载多记亲历之事，没有审查之类的控制，较能求其真。南、北二史和《南齐书》、《梁书》、《北齐书》、《北周书》比较，增加了不少重要的史实。就梁代史来说，《南史》比《梁书》多立了王琳等十余传，对原有的某些传也充实了内容，如《范缜传》。延寿所增内容固然有关于“人之善恶，事之成败者”，但由于延寿对奇闻异事兴趣较浓，导致所增内容中有不少神怪荒诞之事和无关宏旨的琐言碎事。如阴子春传中，《南史》就比《梁书》增青州有神庙，刺史王神念毁之，栋上一大蛇，长丈余，遂入海。子春夜梦一人乞地安置，乃办牲醴，请召安置一处。夜梦前人来谢曰“当以一州相报。”后果因破魏兵，授南青州刺史。此类怪诞事入史，显然失当。
三、“除其冗长，捃其菁华”。宋、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史共5 卷，而经延寿改作为南、北二史，减至80 卷，可见删掉了相当多的文字。总的看，延寿删《魏书》、《宋书》最多，原因是这两部书在八史中原来卷帙就最多，《宋书》00 卷，《魏书》更达30 卷，延寿欲省减南、北史篇幅，宋、魏二书必为砍削重点。另外，宋、魏二书为前朝人所修，南、北朝相互攻击之辞甚多，延寿作史目的之一即是纠正此弊，斧削起来又不必有得罪本朝史官的顾忌。
延寿所删多为诏诰、符檄、章表，认为重要者则以简略语言概括之，意图简净。另一删削重点为南、北征战攻伐之事，这是因为延寿深知，原来各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正史类·北史》。
② 《十七史商榷》卷六八《并合各代每一家聚为一传》。
《史通》卷十《杂述》。
史关于战争记载多不实，夸胜讳败已为作史者惯例，延寿在此时一一核定战争胜败之迹实非易事，所以多删去。
四、“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对原有八史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延寿并不随意改动，只要是他认为合适的内容，则或全抄旧文，或离合编排。特别是对《陈书》、《隋书》，延寿基本上无大的增删改动。如《北史》中隋文帝、炀帝、恭帝纪论全录自《隋书》，仅《文帝纪》开头一句“龙德在田，奇表见异”，改为“树基立本，积德累仁”。
南、北二史和八史各有千秋，相辅相成，对于后人了解这一历史时期来说都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长处，所以后世学者大都把南、北史和八史对照起来读，互为补充。
李延寿修史思想的核心即是“以史为鉴”，这同唐初官修史书的主导思想是相一致的，但延寿的特点在于，他善于选择一些细小而又富有典型性的事件、情节来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这当然得益于他重视“小说短书”的独特眼光和更勘杂史一千余卷的勤奋劳动，史书因此也增加了趣味性。对于某人行为不单靠直接叙述，而是通过他人的谈话来显示，也易于给读者新鲜深刻印象。
李延寿赞成国家统一的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他纠正了南北分裂时期某些史书的种种狭隘偏见，力求实事求是地描述历史，不带狭隘的地域观念，有力地向读者展示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民族团结、民族大融合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
两史比较，《北史》比《南史》写得更好，因为李延寿和父亲李大师均为北方人，因此，对北朝的历史、掌故、风俗、人情都较熟悉，所能见到的史料也较多；另外，李唐起源于北朝，官方对北朝各代史的研究格外重视，客观上给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北史》的记载比《南史》详明。
李延寿的南、北二史在普及历史知识上颇有功绩。由于卷帙不繁，易于抄写，所以得到较广泛流传，清代学者梁章钜在《退庵随笔》中就指出自《南史》、《北史》行世以来，原有的八部正史就变得不重要了，很少有人诵习，所以时间愈久，八史阙佚愈严重。这说明南、北二史比八史更受到社会重视，更有效地传播了历史知识。后代史家对延寿曾有较高的评价，后晋人所作《旧唐书》中赞道“李延寿研考史学，修撰删补，克成大典，方之班、马，何代无人？”宋代杰出史家司马光精研史学，博览历代史书，他在给刘道原信中感叹道“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 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李延寿当年主要是依据八史来编纂南、北二史，可是到了北宋刊印正史时，《魏书》、《北齐书》、《北周书》的一些残缺反而要靠《南史》、《北史》来补足了，可见，南、北二史在客观上还起了保存历史资料、维持八史基本完整的作用。这个贡献当然是李延寿当年未想到的。
《旧唐书》卷七三“史臣曰”。
司马光《与刘道元书》，《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六二。
第十三章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第一节欧阳询生平欧阳询（557—4），字信本，潭州临湘（今属湖南）人，生于南朝陈武帝永定元年（557）。祖欧阳頠，陈初任大司空。父欧阳纥，陈宣帝时为广州刺史，征召为左卫将军，不应召，举兵反，被宣帝诛杀。按照当时刑律，欧阳询应当处死，有人把他隐藏起来，幸免于难。陈朝尚书令江总同欧阳纥非常友好，便私下收养欧阳询，亲自教他读书写字。他虽相貌丑陋，却聪明过人，读书一目数行，于是博览群书，精通经史，成为学问渊博的名儒。隋朝建立后，搜罗各地才学之士，他以贯通儒经，被任用为太常博士。唐高祖李渊在隋朝任职时，也同他交游，招他为唐公府宾客。李渊即位后，任他为官，经过多次升迁，官至给事中。武德七年，高祖下诏命欧阳询和裴矩、陈叔达同撰《艺文类聚》00 卷，书成之后，上奏朝廷，高祖赐以丝帛二百段。太宗贞观初年，欧阳询历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之职，封渤海县男。贞观十五年（4）卒，享年八十五。
书法成就欧阳询擅长书法，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被誉为唐初四大书法家。他初学王羲之，“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独自成为“欧体”，所写的碑帖书信，遂**们学习书法的楷模。他写的字不仅誉满当时，也流行国外。高丽就几次派遣使臣到唐朝求欧阳询的书法，高祖叹赏说“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欧阳询在书法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除了天资聪明外，主要是他长期勤学苦练结成的硕果。比如，有一次他看到晋朝著名书法家索靖所写的碑帖，非常赞赏，看后很久才离去，但走了几步，觉得留恋不舍，又回转仔细鉴赏，站立久了，又坐下来看，直到把这幅碑帖的长处领会才悄然离去。
后代书法评论家对欧阳询的书法艺术作了高度的评价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辑有唐人张怀瓘所著《书断》说欧阳询“八体②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真行之书，虽于大令③，亦别为一体，森森然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④，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⑤，可为动色，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又说欧阳询的“飞白、隶、行、草入妙；大令小篆、章草入能。”意思是说，欧阳询的 《旧唐书》卷一**上《欧阳询传》。
② 八体指书法上八种主要书体，如宋周越所说“自仓、史逮皇朝，以古文、大篆、小篆、隶书、飞白、八分、行书、草书通为八体，附以杂书。”
③ 大令，指东晋王献之。
④ 智永，王羲之七代孙，陈朝著名书法家。
⑤ 二王，指王羲之、王献之。
书法技巧非常全面，对于各种书体都很有造诣，不仅精于篆书、飞白书，而且擅长正书（楷书）、行书、草书，虽然笔法出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最初摹仿二王，但能有所发展，自成一体，超出了著名书法家智永，可以同当代书法大家虞世南相比拟。其隶书也被《书断》列为妙品。
宋人《宣和书谱》亦称欧阳询“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面折廷争之风，或比之草里蛇惊，云间电发。至其笔墨工巧，意态精密俊逸处，而人复比之孤峰崛起，四面削成。论者皆非虚誉也。”但是该书佚名作者认为欧阳询的书法，应以他的正书为最，为其“翰墨之冠”。他说“然询以书得名，实在正书，若《化度寺石刻》，其墨本为世所宝，笔者虽尽力不能到也。而张怀瓘又称其飞白、隶、行、草入妙，大小篆、章草入能，盖亦各具一家之见。然而询虽以正书为翰墨之冠，而至于行字，又复变态百出，当是正书之亚，此得其行字为多焉。”清人梁 《承晋斋积闻录》说“欧（阳询）《皇甫》、《虞公》二碑是一条路，是自成一家时，其用笔用意，折处是险，峭处是险。”他的《详书帖》也说“人不能到而我到之，其力险；人不敢放而我放之，其笔险。欧书凡笔险必力破余地，而又通体严重，安顿照应，不偏不支，故其险也，劲而稳。”可见险劲二字足以代表欧字的风格面貌。清人冯武编著的《书法正传》辑录了欧阳询关于书法理论的论述一是欧阳询《用笔论》“莹神静虑，临池志逸。虚拳直腕，指齐掌虚，意在笔前，文向思后。分间布白，勿令偏侧。墨淡即伤神采，绝浓必滞锋毫。肥则为钝，瘦则露骨，勿使伤于软弱，不须怒降为奇。调匀点画，上下均平，递相顾揖，筋骨精神，随其大小。不可头轻尾重，易令左短右长，斜正如人，上称下载，东映西带，气宇融和，精神洒落。省此微言，孰为不可也。”强调写字时必须精神贯注，注意执笔手法、和墨浓淡、字体肥瘦、调匀点画、上下对称等各方面。
二是欧阳询八法“丶，如高峰之坠石；乚，如长空之新月；一，如千里之阵云；丨，如万岁之枯藤；■，如劲松倒折，落挂石岩；，如万钧之弩发；丿，如利剑断犀角；丶，一波常三过笔。”这是指点笔画的具体写法。三是欧阳询付善奴诀“每秉笔必在圆正，重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面停匀，八边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当形枯；复不可肥，肥则质浊。细详缓临，自然备体，此是最妙要处。”这一练字秘诀从强调秉笔运神开始，然后指出关键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