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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步”②，实测南北最长处732 米，东西最宽处7290 米。全城纵横大街各十条，一般宽4 米，把全城划分为“里一百三，市三”③。这些里坊分布在北区的东部和整个南区，其中南区的里坊与街道最整齐。里坊平面作方形或长方形，面积比大兴城的里坊略小，坊内辟十字形街道。由于里坊小街道窄，临街开门的住宅随之增多，这样就使城内各部分的关系显得比较紧凑。

    晚年的建筑活动大业三年（07）六至八月，宇文恺跟随隋炀帝北巡。在此期间，他奉命修筑长城，创制了三项活动性的建筑物。

    关于宇文恺修筑长城事，有的论著仅引述《隋书》本传的记载“及长城之役，诏恺规度之。”未指明修长城时间，所修是哪段长城。查史籍记载，隋炀帝在位时修长城有两次。第一次修长城在大业三年七月，“发丁男百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榆林郡系大业三年所置，其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及黄河东岸托克托、和林格尔一带。紫河在定襄郡大利县，《隋书·地理志》中记载“大利县，大业初置，带郡。有长城，有阴山，有紫河。”大利故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南部清水河县境。紫河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山西省西北长城外之浑河，蒙古语名为乌兰穆伦河。第二次修长城在大业四年七月，“发丁男二十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九月“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②，可见该役已结束。据《资治通鉴》卷一八○记载“此榆谷当在榆林西。”可推知此次所修长城为由榆林郡治向西至榆谷一段。据《隋书》本传记载，宇文恺规度长城事是在“进位开府，拜工部尚书”之后，而据《隋书·炀帝纪》上记载，宇文恺拜工部尚书是在大业四年，因而其所修长城似应为第二次。实际上此记载有误，因宇文恺大业四年七月未到榆林，他是大业三年随隋炀帝北巡时，于六月至八月逗留榆林的。在《隋书》本传长城役记载之后，也说“时帝北巡”，宇文恺在此期间造大帐和观风行殿。故可判定，宇文恺规度长城之役为炀帝时的第一次修长城，即大业三年七月，所修长城为榆林至紫河一段。

    宇文恺创制的三项活动性建筑物为.大帐，造于七月。《隋书》本传记载“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资治通鉴》卷一八○也记载“帝欲夸示突厥，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可坐千人。甲寅（5 日）帝于城东御大帐，备仪卫，宴启民及其部落，作散乐。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北史·炀帝纪》上亦云“甲寅，上于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

    2.观风行殿，造于八月。据《隋书》本传记载“又造观风行殿，上容待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又《资治通鉴》卷一八○也记载“令宇文恺等造观风行殿，上② 《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二。

    ③ 《隋书》卷三○《地理志》。

    《北史》卷一二《隋本纪》下作“二旬而罢”，《资治通鉴》卷一八○作“二旬而毕”，《隋书》卷三《炀帝纪》上作“一旬而罢”，今从《北史》所载。

    ②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

    3.行城，造于八月。《资治通鉴》卷一八○记载“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胡人惊以为神。”

    其中，大帐当是大型帐篷。观风行殿应是一种活动性建筑，上面为宫殿式木构建筑，可以拆卸和拼装；下面设置轮轴机械，可以推移，惜其具体形制和结构史无明言，难以详悉。行城应是一种板装并附有布屏的围城，《资治通鉴》虽未明言系宇文恺所作，但其记述紧接在造观风行殿之后，当亦是宇文恺负责制作的。

    另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记载，大业五年（09）六月，隋炀帝西巡，至张掖（今甘肃张掖）时，亦“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此观风行殿是否即是大业三年宇文恺所造的，抑或是重造，录以备考。

    这些大型的活动性建筑，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他在机械制造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

    除了规划、设计和主持施工，建造了一系列大型建筑工程外，宇文恺还在明堂设计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明堂原是周代朝廷的前殿，传说其形制是周公所立，并“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后世追崇周制，把明堂制度神圣化，成为中国古代举行大典和宣明政教的大殿，凡朝会及祭祀、庆典、选士、教学等大典，都在其中举行。也可以说，明堂象征着帝王的权威，即所谓“天子坐明堂”②。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对明堂制度非常重视，但具体的明堂形制是什么样子，则仅凭臆测，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因而各代虽都有制定明堂制度之举，却均未能形成定制。

    隋文帝平陈之后，也把建立明堂制度提上了议事日程。开皇十三年（593），诏命礼部尚书牛弘等议定明堂制度，当时任检校将作大匠的宇文恺曾献上明堂本样。他“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宇文恺所献的明堂木样受到隋文帝的赞赏，但由于诸儒异议，久不能决，而作罢。“高祖异之，命有司于郭内安业里为规兆。方欲崇建，又命详定，诸儒争论，莫之能决。弘等又条经史正文重奏。时非议既多，久而不定，又议罢之。”②隋炀帝继立之后，宇文恺又上“明堂议”及明堂木样。关于宇文恺所上明堂议及木样事的具体时间，据《隋书·礼仪志》一记载“及大业中，恺又造《明堂议》及样奏之。炀帝下其议，但令于霍山采木，而建都兴役，其制遂寝”，则似应该是在大业元年三月营建东都开始之前，即大业元年一、二月间。但此时隋炀帝刚登位不久，忙于巩固其统治地位，又欲兴建东都，宇文恺是很会揣测帝心的，想不致于在此时奏上“明堂议”及木样。而此记载也仅言大业中，若是在大业元年初，当会指明是大业初，而不会称“大业中”的。据《隋书·宇文恺传》记载“帝可其奏，会辽东之役，事不果行。”《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引《隋志》亦说“会辽东之役，不果行。”隋炀帝征辽东之役，是大业七年着手进行准备，第二年发兵的，则宇文恺所上的奏 《礼记正义·明堂位第十四》。

    ② 《古乐府·木兰诗》。

    ②《隋书》卷六《礼仪志》一。

    议和木样当在大业六年底至七年初之间，这应是比较可信的。

    宇文恺所上的《明堂议表》除引经据典，考证明堂制度外，还附有建筑设计图和立体木制建筑模型。为完成此一工作，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③。这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建筑考古学文献。虽说其所议定的明堂制度只能作一家之说，无能定论，但从他所绘制的建筑图和据此制作的木制立体模型，却可以推断他已经使用了比例尺。这种利用比例关系绘制建筑图和制作立体建筑模型的方法，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一大创举，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大业八年三月，隋炀帝征伐辽东（今辽宁辽阳）时，宇文恺亦随行。为了渡过辽水（今辽宁大凌河），“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趣东岸，桥短不及岸丈余。..更命少府监何稠接桥，二日而成”。宇文恺所造浮桥虽因测量河宽不准确而未能成功，但却为何稠的接桥工作奠定了基础。为此，他“以渡辽之功，进位金紫光禄大夫”②。

    宇文恺在建筑学方面的著述有《东都图记》20 卷，《明堂图议》2 卷，《释疑》 卷，均见行于世。但除《明堂图议》的部分内容保存在《隋书·宇文恺传》、《北史·宇文贵传》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外，其他的后来都亡佚了，这实是建筑学史上的一大损失。

    大业八年（2）十月，五十七岁的宇文恺卒于工部尚书之位，谥曰康。

    宇文恺的一生，主要是担任营造方面的高级官员，主持过许多大型的建筑工程，起着相当于现在工程总指挥、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的作用。他在建筑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有些成就甚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也应该指出的是，在他设计和主持的工程中，除了开凿广通渠，客观上有利于国计民生外，其余大多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尤其是宫殿建筑，不顾劳民伤财，取悦帝王。如营造仁寿宫时，“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顿颠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时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杨素悉焚除之”。营建东京时，他“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②。“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今河南荥阳），北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相望于道”③。长城之役，“死者十五六”④。建仁寿宫和东京的工程，宇文恺虽挂的是副职，但他是实际的负责者，因此功过与他都有直接的关系。

    ③ 《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八年。

    ② 《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资治通鉴》卷一七八，文帝开皇十三年。

    ② 《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元年。

    ④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第四章李密窦建德杜伏威第一节李密李密（582—8），字玄邃，一字法主，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

    先世自北魏、北周以来都做大官。父亲李宽为隋上柱国、蒲山公，“骁勇善战，干略过人”，号为名将。开皇中，李密袭父爵为蒲山公。大业初，以荫为左亲卫府大都督、东宫千牛备身。他生得“额锐角方，瞳子黑白明澈”②。隋炀帝见了，对许公字文述说“左仗下黑色小儿为谁？”宇文述答道“蒲山公李宽子密也。”炀帝说“个小儿视瞻异常，勿令宿卫。”③宇文述因此便劝李密当以“才学取官，三卫丛脞，非养贤之所。”④李密听了很高兴，便辞去宿卫，专以读书为事。师事国子助教包恺，受《史记》、《汉书》，励精忘倦。密多筹算，才兼文武，志气雄远，常以济物为己任，与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为刎颈之交。

    大业九年（3），隋炀帝再伐高丽，征兵调粮，海内骚然，人心思乱。

    在黎阳督运军粮的杨玄感起兵反隋，以李密为谋主。密献三计，上策是挥师入蓟（今北京西南），截住隋炀帝的归路，可以不战而擒；中计是西入长安，据险自固，必克万全之势；下计是就近进攻东都，顿兵坚城之下，胜负未知。杨玄感却以李密的下计为上策，久攻东都不下。隋炀帝回师攻打杨玄感，杨玄感败死。李密在逃亡中被捕。时炀帝在高阳，李密等在解送途中，用计逃脱。自此数年，密辗转于平原、淮阳间，过着亡命的生活，十分潦倒。

    大业十二年（）各地农民起义军有了很大的发展。韦城（今河南滑县）法曹翟让据有瓦岗寨，李密因翟让的部将王伯当之荐，走投翟让。他为翟让画策，自往游说邻近的小股义军，所至皆附，因此得到翟让的信任。李密对翟让说“今兵众既多，粮无所出，若旷日持久，则人马困敝，大敌一临，死亡无日。未若直趋荥阳，休兵馆谷，待士马肥充，然可与人争利。”翟让采纳了这个意见，引兵攻破要塞金隄关（今河南滑县南）和几个县城。荥阳地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隋炀帝派张须陀为荥阳通守，带精兵两万前往镇压。翟让曾经屡次被张须陀打败，听说他又来了，有些害怕，想引军退避。李密说“须陀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而禽。公但列阵以待，保为公破之。”翟让不得已，勒兵将战，李密分兵千余人埋伏在大海寺北丛林中。翟让与战不利，稍向后退，伏军突然从敌后杀出，张须陀陷入重围，兵败身亡，瓦岗军第一次获得全歼敌军的大胜。

    由于李密作战有功，翟让叫他建立牙帐，别统所部，号蒲山公营。密又躬行俭素，所得财宝都赏给部众，因此很得军心。这时李密又提出袭取兴洛仓（一名洛口仓，在今河南巩县境内）的建议，说“今东都士庶，中外离心，留守诸官，政令不一，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大业十三年（7）春，李密与翟让率精兵七千人，出阳城北，翻越方山，从罗口袭取 《隋书》卷七○《李密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② 《新唐书》卷八四《李密传》。

    ③ ④《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兴洛仓。打开仓库，“恣人所取，老弱襁负，道路不绝，众至数十万。”兴洛仓为东都粮食所取给，东都留守越王侗遣虎贲郎将刘长恭率步骑二万五千进攻瓦岗军。双方隔石子河而阵。李密亲率勇士埋伏在横岭下，翟让接战不利，密设伏兵横冲隋军，隋军大败，“士卒死者什六七”，瓦岗军“尽收其辎重器甲，威声大振”②。

    在瓦岗军的胜利发展中，李密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军中有了很高的威望，于是翟让就推李密为主，号为魏公。大业十三年二月庚子，李密在巩县南设坛即位，自称为永平元年，开始建立政权机构。其文书行下，称行军元帅魏公府，置三司、六卫，元帅府置长史以下官属。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封东郡公，以单雄信为左武侯大将军，徐世勣为右武侯大将军，房彦藻为元帅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德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祖君彦为记室，其余封拜有差。风声所至，赵魏以南，江淮以北，义军首领如孟让、郝孝德，王德仁、房献伯、王君廓、李士才、魏六儿、李德谦、张迁、李文相等，都归附李密。密各给官爵，“置百营簿以领之。道路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③。

    李密筑洛口城，周围四十里，作为魏国的都城。隋大将裴仁基率兵降李密，密使仁基与孟让率兵三万余人袭破回洛仓（河南洛阳隋故城北七里），入东都，烧天津桥，为东都兵所败。李密乃亲自率兵三万，再次攻下回洛仓，大修营堑以逼东都。李密又用徐世勣建议，派世勣率兵五千自原武渡河，会郝孝德、李文相等军袭破黎阳仓（今河南浚县西南），“开仓恣民就食，浃旬间，得胜兵二十余万”。这时窦建德、朱粲等也遣使附密，“密为海内豪杰共推盟主”②。

    在这一形势下，李密移檄四方，声讨隋炀帝十大罪状，如云“广立池台，多营宫观，穷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资财；”“科税繁猥，不知纪极，头会箕敛，逆折十年之租，杼轴其空，日损千金之费；”“年年历览，处处登临，家苦纳秸之勤，人阻来苏之望；”“恃众怙力，强兵黩武，义夫切齿，壮扼腕；”“愎谏违卜，蠹贤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遂令君子结舌，贤人缄口。”总之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③号召各地起义军同心戮力，推翻隋朝的统治。

    正当李密兵锋甚锐，威逼东都的时候，隋炀帝命监门将军庞玉、虎贲郎将霍世军将关内兵，江都通守王世充将江淮劲卒，增援东都。东都驻军十余万人都由王世充指挥，进击李密于洛口，与密军夹洛水互击，各有胜败。由于李密的势力日益强大，他和翟让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起来。李密虽为翟让所推，但也心存戒备，平日“恭俭自励，布衣蔬食，所居之室，积书而已。子女珍玩，一无所取。密又仪形吵小，让弗之忌”④。及密建蒲山公 《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恭帝义宁元年。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恭帝义宁元年。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② 祖君彦《为李密与袁子干书》，《全唐文》卷一三二。

    ③ 《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④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

    营，“麾下士卒多为让士卒所陵辱，以威约有素，不敢报也”。李密既为魏公，威权日高。翟让的司马王儒信劝他自己作冢宰，执掌大权，翟让不从。兄翟弘又说“天子汝当自为，奈何与人！汝不为者，我当为之。”②翟让大笑，不以为意。李密得知后却很不高兴。翟让又对左长史房彦藻说“君前破汝南，大得宝货，独与魏公，全不与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③这就不免引起李密左右的疑惧，他们劝李密说“让贪愎不仁，有无君之心，宜早图之！”李密虽然表示“今安危未定，遽相诛杀，何以示远！”④但经不起他们的一再怂恿，终于同意采取行动。大业十三年十一月，在石子河击败王世充之后，李密置酒宴请翟让。席间房彦藻将翟让随从引开，密出良弓，请翟让试射。翟让刚刚拉开弓弦，李密部将蔡建德突然举刀从后面砍杀翟让。翟让大吼一声，倒了下去。让兄弘、侄摩侯、亲信王儒信等同时被杀。徐世勣仓皇走出，被守门的兵士砍伤了脖子。单雄信叩头求活。其余随从人员一时惊扰，不知所措。李密大声说“与君等同起义兵，本除暴乱。司徒专行暴虐，陵辱群僚，无复上下，今所诛止其一家，诸君无预也。”⑤翟让部众都想散去，李密使单雄信前往宣慰，又单骑入营中加以安抚。令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分领其众。这样，混乱的形势虽得稳定，“然密之将佐始有自疑之心矣”。

    翟让被害之后，王世充募兵飨士，欲乘月晦偷袭仓城。李密事先从王世充降卒口中，探知敌情，有所准备，命郝孝德、王伯当等分兵屯于仓城之侧以待之。那天夜里王世充兵果然来了，诸军齐发，王世充大败，斩其骁将费青奴，士卒战溺死者千余人。世充移营洛北，越王侗加拨七万兵给他。王世充又命诸军各造浮桥，渡洛水进攻李密。密初战不利，世充进迫城下。李密选锐卒数百人，分三队出击。王世充又被打败，争桥溺死者万余人，诸将杨威、王辩、霍世举、刘长恭等皆死于阵。世充逃往河阳。李密乘胜取偃师（今河南偃师县东），修金镛城（今洛阳东北）以居之。窦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都奉表劝进，部属裴仁基等也劝李密称皇帝。李密说“东都未平，不可议此。”大业十四年（8）三月，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引兵十余万西进，因李密占据巩、洛，便取东郡（大业初改兖州为东郡），攻黎阳。李密率步骑二万壁于清淇（今河南浚县西），命徐世勣退保仓城，宇文化及攻之不能下。密知化及少食，利在速战，既不与交锋，又断其归路。假意言和，还送给他粮食，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后知中计，化及与李密大战于卫州童山（即同山，在今河南浚县西南）下，打了一整天，密中流矢，堕马闷绝，左右奔散，赖秦叔宝捍卫，得免于难。叔宝复收兵与化及力战，把他打退了。化及力竭粮尽，部将陈智略、张章仁等“率所部兵归于密者前后相继”。化及北走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

    当宇文化及由江都北上的时候，东都君巨大为震惧，越王侗遣使“说李密与之合势拒化及”，封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炀帝大业十二年。

    ② ③④《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⑤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高祖武德元年。

    国公，令先平化及，然后入朝辅政。李密为解除后顾之忧，接受了东都的封号，因得奋力击败化及。李密将要入朝，行至温县，得知东都已发生兵变，王世充夺取大权，原来主张联合李密的大臣元文都、卢楚等被杀，因此返回金镛。

    李密见东都兵屡被击败，将相间又自相残杀，以为东都旦夕可平。不料王世充掌权之后，厚赏将士，缮治器械，积极准备进攻李密。这时李密虽破宇文化及，而“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武德元年九月，王世充简练精锐两万余人，马二千匹，出击李密。李密留王伯当守金镛，亲率精兵出偃师迎敌。当时密车内部对于作战方案意见不一，裴仁基主张扼守要路，阻止世充东进，同时分兵三万，乘虚以逼东都，迫使敌军回救。彼救则我守，彼攻则我逼，如此反复，使之疲于奔命，一定可操胜算。李密也认为东都兵锐不可当，“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斗不得，求走无路，不过十日，世充之头可致麾下”②。但是单雄信、陈智略等却轻视王世充兵力，力主迎战。李密“惑于众议”，于是双方展开决战。第一天接战时，就遭到失利，裴行俨、程咬金等骁将十余人都受重伤。李密又恃傲轻敌，不设壁垒，敌军乘夜潜伏溪谷中。第二天正当激战时，王世充把事先准备好一个形貌类似李密的人，牵过阵前，大呼“已获李密矣”！敌军士气倍增，伏兵又乘高而下，奔向密营，纵火焚其庐舍。密军大溃，部将张童仁、陈智略皆降；密与万余人弛向洛口。守卫洛口仓的邴元真暗引王世充军入城，单雄信坐视不救，投降王世充。李密直奔虎牢，将往黎阳依徐世勣。有人说“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几至于死，今疮犹未复，其心安可保乎！”时王伯当弃金镛，保河阳（今河南孟县南），李密便往河阳会王伯当。他对王伯当说“兵败矣，久苦诸君，我今身刎，请以谢众。”伯当抱密，号叫恸绝，部众都流泪不止。于是李密提议“共归关中”，投奔唐朝。随从李密入关的还有两万人。

    李密西行途中，唐派遣迎劳的使者相望于道。密喜道“我拥众百万，一朝解甲归唐，山东连城数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当尽至；比于窦融，功亦不细，岂不以一台司见处乎！”及至长安，礼数渐薄，唐以李密为光禄卿、上柱国，封邢国公。执政者又来求贿，意颇不平。过了不久，李密向唐高祖建议，愿往关东招抚旧部，以图报效。高祖令与王伯当同行，分其部众半留华州（今陕西华县），半随李密出关。密至稠桑驿（今河南灵宝北），唐高祖改变了主意，驿召李密回京，更受节度。李密早就听说有人反对他出关，因此大为疑惧，不听王伯当等的劝告，杀了来使，袭破桃林县（今河南灵宝北老城），打算投奔故将伊州刺史张善相，以图再举。中途为唐军截击，李密被杀，时年三十七岁。徐世勣表请收葬于黎阳山南，坟高七仞。《旧唐书》评论李密密“心断机谋，身临阵敌，据巩、洛之口，号百万之师，窦建德辈皆效乐推，唐公给以欣戴，不亦伟哉！及偃师失律，犹存麾下数万众，苟去猜忌，疾趋黎阳，任世勣为将臣，信魏徵为谋主，成败之势，或未可知。至于天命有归，大事已去，比陈涉有余矣！”由此可见，李密在组织群众，摧毁暴隋，扫除虐政方面起到重大的历史作用。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六，高祖武德元年。

    《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第二节窦建德窦建德（573—2），清河漳南（今河北故城）人。他家世代务农。他有胆气，有勇力，在乡里有点名声。他当过里长，曾因犯法出逃，遇大赦才得回家。父死，乡里送葬的有一千多人。人们给他赠送的财礼，一概不收。大业七年（），隋炀帝募兵伐高丽，窦建德被选为二百人长。时县人孙安祖因家中贫苦，不愿应征，县官把他抓起来打了一顿。安祖一怒之下杀死了县官，投奔到窦建德家。建德对他说“往岁西征，疮痍未复，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归。今重发兵，易可摇动。大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因劝安祖往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南）聚众起事。高鸡泊在漳南附近，宽广数百里，港汊交错，芦苇丛生，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在孙安祖的同意下，窦建德“招诱逃兵及无产业者，得数百人”，让孙安祖率领往高鸡泊去了。

    这时鄃（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纠集百来人，在河阻中起义，蓨（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聚众千余，在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界中起义。由于这些起义军不侵犯窦建德的家乡，官府怀疑建德和他们有交结，把建德的家属全杀了。建德在外听到这个消息，便带领所部两百人投奔高鸡泊的高士达。高士达自称东海公，以建德为司兵。后来孙安祖为张金称所杀，部众数千人归附建德，建德从此发展到一万多人。建德能“与士卒均执勤苦”，很得部众的拥护。

    大业十二年冬，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余人，攻打高士达。士达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便以建德为军司马，让他指挥战斗。建德选拔精兵七千，假称和高士达有仇怨，向郭绚投降，引郭至长河地界相会，共图士达。郭绚信以为真，“益懈而不备”。于是建德发起突然袭击，大破绚军，杀略数千人，获马千余匹，并追斩逃跑的郭绚。

    就在这时，隋将杨义臣消灭了张金称，乘胜至平原（今山东陵县），将进攻高鸡泊。窦建德看到隋军锐气方盛，劝高士达暂时退却，使杨义臣“欲战不得，空延岁月，将士疲倦，乘便袭击，可有大功”。高士达不听建德的话，让他留守，亲自率兵迎战。获得小胜，就“纵酒高宴，有轻义臣之心”。建德得知道“东海公未能破贼，而自矜大，此祸至不久矣。”过了五天，杨义臣果然大破高士达，并斩士达于阵，乘势追击建德。建德寡不敌众，带了百余骑后撤。杨义臣以为高鸡泊的起义军已经解决，便把军队撤走了。窦建德乘机攻占饶阳（今属河北），收编余部，为士达发丧成礼，安葬阵亡将士，士气复振，开始自称将军。由于他不杀隋官，隋朝的郡县长吏也有以城降附他的，兵力发展到十几万人。

    大业十三年春，窦建德建都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年号丁丑，开始设置百官。建德率兵攻占信都（今河北冀县）、清河诸郡，并俘斩隋将杨善会于清河。

    这年七月，隋炀帝命左翊卫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率兵三万，驰援东都， 《旧唐书》卷五四《窦建德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建德称长乐王的年代，《旧唐书·高祖纪》作武德元年，此据《隋书·炀帝纪》、《旧唐书·窦建德传》及《资治通鉴》卷一八三。

    “所过盗贼，随便诛剪”。当薛世雄军进抵河间七里井（今河北河间南）的时候，窦建德预先选拔了精兵数千，埋伏在水泊里边，故意撤走各路军队，扬言要撤往豆子■（在今山东商河、惠民北）去。薛世雄果然“以为建德畏己，乃不设备”。建德侦察好了敌情，率勇士一千人，在弥漫的大雾中突然袭击隋军兵营。隋军顿时大乱，“军不成列，皆腾栅而走”②，自相践踏而死的就有一万多人。薛世雄只带着几百名骑兵逃回涿郡。窦建德乘胜出击，取得了河北大部分郡县。

    武德元年（8）十一月，乐寿出现了五只大鸟，还有几万只相从的鸟，窦建德以为祥瑞，改元五凤。又有宗城人献玄珪一枚，景城丞孔德绍说“昔夏膺箓，天赐玄珪，今瑞与禹同，宜称夏国。”于是改国号为夏，以宋正本为纳言，孔德绍为内史侍郎。

    这时杀死隋炀帝的宇文化及，已由江都北上，称帝于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窦建德对宋正本、孔德绍说“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隋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杀之，大逆无道，此吾仇也。请与诸公讨之，何如？”孔德绍也认为宇文化及“篡隋自代，乃天下之贼也，此而不诛，安用盟主！”武德二年春，建德举兵进讨化及，连战连胜。化及保据聊城，建德以撞车抛石，四面急攻，打进城内，擒杀了宇文化及。

    起初一些起义军“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窦建德却“每获士人，必加恩遇”。他得到饶阳县长宋正本就引为谋主。河间郡丞王琮投降以后，建德部下因王琮守郡时杀伤起义军很多，要将他处死。窦建德却认为王琮是“义士”，并称从前在高鸡泊可以“恣意杀人”，现在要“安百姓以定天下”，就不能那样做了。他即日叫王琮做瀛州刺史。景城户曹张玄素被俘以后，建德让他做治书侍御史，他坚辞不干，直到炀帝被杀，才接受黄门侍郎的任命。建德歼灭宇文化及之后，俘获了大批的隋官，一一加以任用。以裴矩为尚书左仆射，崔君肃为侍中，何稠为工部尚书，柳调为左丞，虞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其余也都随才授任，委以政事。建德立国以后，文物法度未备，裴矩替他“创定朝仪，权设法律，建德大悦，每咨访焉”。建德自奉俭约，布衣蔬食。妻曹氏不穿丝绸。在战斗中缴获的财物，都分给将士，自己一无所取。家中使唤的婢妾很少，得隋宫人以千数，一概放散。得隋文武官及骁果，尚且一万，也听任散去。

    这年八月，建德攻占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南），在这里筑万春宫，作为新的都城。“始自尊大，建天子旌旗，出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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