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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并没有停顿，而是在继续发展。除青铜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新型的铜合金。《淮南子》里有“饵丹阳之伪金”一语。西汉东方朔所撰《神异经·西荒经》中说；“丹阳铜似金，..故《淮南子》曰饵丹阳之伪金，即此也。”据此可知，刘安所谓“丹阳之伪金”即丹阳铜。相传西汉武帝时丹阳人茅盈三兄弟先后入山修炼，“以丹阳岁歉，点化丹阳（铜）以救饥人”，所以“后人以煅粉点铜者，名其法曰丹阳”。葛洪《神仙传》载；“三茅君中之长兄大司命君茅盈冶铜于句容山（属丹阳郡）。”《抱朴子·黄白》里则明确记载了用武都雄黄点化铜为“黄金”的真秘，并且指出这就是刘向得自刘安的作黄金法。可见丹阳铜大概是一种砷黄铜，即含砷量在0％以下的铜砷合金。在现存古籍中，“黄铜”一词最早见于西汉东方朔的《神异经》。在其《中荒经》中说“西北有宫，黄铜为墙，题曰地皇之宫。”东方朔所见的黄铜大约即丹阳铜。
狐刚子在《五金粉图诀》中曾着重讨论“三黄相入之道”和“五金相入与不相入”之道。所谓三黄相入之道，就是用伏火三黄（雄黄、雌黄、砒黄）点化五金（金、银、铜、铁、锡）为药金、药银的方技。如以铜为例，狐刚子指出“铜得伏雄，异性合同”；“铜得伏雌，成真是非”；“铜得伏砒，柔弱自低”。所谓“五金相入与不相入”之道，当指五金彼此间能否相互结合形成合金的规律。如狐刚子说“金得银而虚，银得铜而疏，铜得铁而缩，铁得锡而舒，铜得锡而殊，锡得铁而俱。”同书还指出“雄黄功能变铁，雌黄功能变锡，砒黄功能变铜，硫黄功能变银化汞。四黄功亦能变铁为铜，反铜为银，反银为金。如谷作米，是天地之中自然之道。”这里狐刚子明确提到“砒黄功能变铜”，四黄功亦能“反铜为银”，此“银”当为药银，显然是砷白铜，即含砷量在0％以上的铜砷合金。这表明我国古代炼丹家在东汉就已制得砷白铜。
汞、金、银等的冶炼技术秦汉时期，汞、金、银等金属的冶炼技术也获得了许多新成就。狐刚子在《五金粉图诀》中还记载了“下火上凝”式炼汞法。这种方法是在铁质下釜中放置朱砂，“然后以瓮合之，以羊毛稀泥泥际口”，“先燃腐草”，再以木柴加热下釜，于是朱砂分解生成的水银便升到上瓮，冷凝在内壁上。狐刚子还对该法的水银产率作过定量研究，结论是“好朱一斤，可得十二两， 丁晏纂《曹集铨评·宝刀赋》。
中朱十两，下朱八两。”据计算，他从优质朱砂（假设是纯HgS）中取得汞的产率已达87％。
在《出金矿图录》中，狐刚子首次记录了冶炼金银的“吹灰法”。他说银“若未好白，即恶银一斤和熟铅一斤，又灰滤之为上白银”。他在“出金矿法”和“出银矿法”中都详细记载了“锡灰坯炉法”，即今所谓的“吹灰法”。东汉道教祖师张道陵所撰《太清经天师口诀》中也记载了炼金银的“吹灰法”“铅炼金法用金三十六两，用铅七十二两。作灰抔，火烧令干，密闭四边，通一看孔。安铅抔中。作一铁抔，大小可灰抔上，遍凿作孔，用合灰抔。抔上累炭，炭上覆泥。火之铅尽，还收取金。更作灰抔，如是三七遍，名曰铅炼金也。”
以上史实说明，中国古代炼丹家对冶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四十九章医学先秦医学的发展，基本上是以医学理论的系统总结为特点，是中医学的理论奠基时期。秦汉时期的医学，则是在此基础上的一次临床实践经验总结和再发展。其特点虽然《内经》的影响明显可见，但并不十分拘泥于《内经》的观点。
第一节《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本草”一名，初见于《汉书·平帝纪》。《纪》云“元始五年（公元5 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纪、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教授者”，“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汉书·楼护传》有“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②之记述。《汉书·郊祀志》还有“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③本草待诏是精通本草而等待诏用者，说明中国药物学在秦汉时已为最高统治当局所重视，并统称之为“本草”，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如前所述，本草学发端极古，千百年无数医学家用药经验的积累，为专门本草学之成书创造了条件。据考证，我国第一部药学专书——《神农本草经》约成书于汉代。但该书未见《史记》、《汉书》等收录，至梁陶弘景时，始因参考而提及。因此，对《神农本草经》之成书年代有成于西汉、东汉之分歧。不过陶氏撰《本草经集注》时，凡《神农本草经》内容则以“朱书”。可知本书在梁时尚存，但已多有脱简虫蛀和传抄错讹，因以为陶氏撰《本草经集注》之重要动机，所以《神农本草经》之成书或早于东汉。
《神农本草经》所收药物品种《神农本草经》三卷，分药物为上、中、下三品，如序例所云“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以应周天之要。其中除8 种重复外，实有植物药239 种，动物药5 种，矿物药43种。植物药历来占绝对多数，或系“本草”命名之由来。本书虽谓上品无毒养命，中品少毒养性，下品有毒治病，实际上并不尽然，或正相反。例如上品中之丹砂、消石等，所谓能“轻身延年”，“久服不老神仙”等，魏晋不知有多少人照此服用而蒙受其害，因为这些服石之品倒多为有毒之物。而下品中之附子、大黄、青蒿、白头翁等，不但并非大毒之品，相反却是至今仍很常用的良药。故从《神农本草经》之内容和思想倾向分析，有明显的神仙家、道家影响。
《神农本草经》所总结记述的有效药物，如麻黄定喘，黄连治痢，常山截疟，附子镇痛，大黄泻下等等，均为现代实验研究所证实，其中不少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运用。该书虽至隋已佚，但《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等多有引用，故宋、明、清医家及日本学者有多种辑佚本，其中以宋王炎《本草正经》为最早，现流传较广者有卢复、孙星衍、顾观光及日人森立之的辑佚本。
《汉书·平帝纪》。
② 《汉书·游侠传》。
③ 《汉书·郊祀志》。
第二节记录病历的创始者淳于意淳于意和女儿缇萦淳于意，姓淳于，名意，齐临菑（今山东淄博市）人，约生活于公元前二世纪初，西汉时著名医学家。曾任齐国太仓长，故《史记》为仓公立传，世人亦多称之为仓公。淳于意从幼年起即喜好医学方术，先后以公乘阳庆、公孙光为师，学习黄帝、扁鹊脉书，五色诊病，并得师授禁方。因此，他的医疗经验丰富，治病效果显著。但因未能满足某些官吏的**而被诬告，于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7 年）解送京都长安。淳于氏只生五女，因无男为己之冤案奔走而烦恼。小女缇萦上书汉文帝，为父鸣不平，表示愿“身为官婢以赎父罪”。文帝为其胆识所感动，亲自过问了这一案件。
记录病历的创始当汉文帝询问淳于意案情时，淳于意一一回答了经他诊治的二十五例病人的姓名、职业、贯里，所患病名、病因、脉象、治病用药、疗效、预后等。其中病名有疽、气鬲病、涌疝、气疝、热病气、风瘅等20 余种，多为内科消化系统疾病。从所论述可知，淳于氏诊断疾病精于切脉，分析病因，重视酒色过度，治疗多以药物为主。他强调切脉审疾“以起度量，主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辨表里，调阴阳，别有余不足、顺逆之法，参其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他在叙述经自己诊治的二十五例病人（十例死亡）中，可贵的是对其治疗结果实事求是，对治愈和死亡都有分析，并不回避自己的失误。这些有系统的记录，史称之为《诊籍》，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病历记录。淳于意传授的生徒有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等，亦为当世名医。
参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第三节《治百病方》汉代医方简牍早在《流沙坠简》、《居延汉简》中已有发现，但内容零乱，残缺严重，且为数很少。《治百病方》，即《武威汉代医简》，972 年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是一批木质医药简牍，共92 枚。经整理，以《武威汉代医简》为书名出版。据鉴定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年逾七十的医学家，约卒于东汉早期②。这批简牍十分珍贵，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末、东汉初我国西北地区医药学水平的真面貌。《治百病方》内容颇为丰富，包括用于临床内、外、妇、五官及伤寒杂病等的治疗方剂三十六首，所用药物有百种之多，剂型分汤、丸、膏、散、酒、栓等，其方剂组成几乎均系复方。在用药等方面也反映了西北畜牧地区的特点，比内地使用的动物药为多。在治疗伤寒、内伤等病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医学家已开始重视辨证论治的思想，在分析病理、辨别病证、处方用药上尤为明显，这些及其他地方出土的有关伤寒简牍，对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辨证论治思想之形成不无影响。
② 《武威汉代医简的发现与清理》、《武威汉代医药简牍在医学史上的重要意义》，载《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975 年版。
第四节医圣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攻读医学的历史背景张仲景，名机，南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约生活于公元50—29年。张仲景在叙述其攻读医学之背景时指出“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桓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木，..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张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同郡张伯祖为师，经过多年刻苦钻研，医术精良，治多有效。他反对墨守陈规，指出“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
《伤寒杂病论》的深远影响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深远影响，千余年来，一直为中外学者所推崇，其理论、经验、医方等，至今仍是治疗传染病、内科杂病的准绳，甚至被奉为医学经典。
《伤寒杂病论》经晋王叔和整理，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前者专门论治传染病、热病，后者专门论述内科、妇科和外科等杂病的理论和方法。自宋至今，注解、阐述、发挥其书者数百家。如孙思邈、钱乙、庞安时、朱肱、成无己、金元四大家，以及明清著名医学家，几乎无不尊崇。张仲景对病因提出“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在疾病诊断上，他强调望、问、闻、切四诊，以确定疾病之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进而判断其治疗**的原则，即汗、下、吐、和、清、温、补、泻八法的运用。因此，在其著作中，理、法、方、药齐备，使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法则趋于完善，所以历代医家推崇张仲景为医圣，日本医学家则尊之为先师。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见《伤寒论语译》，人民卫生出版社959 年版。 参阅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95 年版。中医研究院、北京图书馆编《中医图书联合书目》，9 年。
第五节华佗对外科、麻醉之贡献和导引术华佗对外科、麻醉之贡献华佗，一名旉，字元化。后汉三国间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约生活于公元4—208 年间。游学于安徽、江苏、河南一带，兼通数经，尤以外科、麻醉最为精通。世尊为外科鼻祖，并精晓养性导引之术。《后汉书·华佗传》“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三国志·华佗传》也作了内容相似的描述。由此可知，华佗曾在酒服麻沸散之全身麻醉下，为病人进行过腹腔瘤肿摘除术、肠部分切除吻合等手术。
养生导引之术华佗除外科手术技术高明外，对养生导引之术也颇有研究，并以之教导弟子吴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我有一术，名五禽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华佗的五禽戏源于春秋战国时的六禽戏和马王堆出土的《导引图》，他继承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思想，发展了古代在养生长寿问题上的唯物论思想，对服五石之服食派予以批判。华佗传授的生徒有吴普、樊阿等，均为当时享有盛名之医学家、本草家。华佗由于不肯作曹操侍医，终遭杀害。其著作未能传世，题名华佗撰之《中藏经》乃后人伪托之作。
《后汉书·华佗传》。
第六节针灸学的发展针灸学的发展中国针灸学起源极早，扁鹊已以针灸治病而闻名。《内经·灵枢》颇多针灸理论和经验之论述。西汉刘胜墓出土的金制和银制医针，其形制、长短，与《内经》等古典文献所论述之九针很相近。虽然只有锋针、毫针、提针和圆针四种，未能完全证实九针，但仍以实物反映了秦汉时期我国针灸学的高度发展。后汉时，华佗、张仲景、涪翁、郭玉等均擅长针灸治病，所以，这一时期针灸学比以前有了更明显的进步。
涪翁及其后学涪翁，人不知其姓名，因经常垂钓于四川涪水，人称之为涪翁。《后汉书·方术列传》谓其“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这段记载说明，涪翁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民间针灸医师，而且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可惜其针灸著作早已失传。但他的医疗技术已传授给学生程高。程高十分崇敬老师，翁乃尽心悉授。程高学成后，尊师教导，亦隐迹不仕，以为群众疗疾为愿。其后，程又传授针灸给郭玉。郭玉，广汉郡雒（今四川广汉县）人，亦以针灸、切脉诊断为专长，秉承先师遗志，热心民间医疗，所谓“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以高明的医术闻名于时。和帝时，郭玉曾任太医丞，然其治疗不如为群众治病的效果高。和帝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故询问其所以然，郭玉回答“夫贵者处尊高而临臣，臣怀怖慑而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②其论颇富哲理。
针依研《西汉刘胜墓出土的医疗器具》，《考古》972 年3 期。
《后汉书·郭玉传》。
② 《后汉书·郭玉传》。
第七节医事制度和公共卫生依文献及出土文物所见，秦汉时期是有官医和公共卫生设施的。从这里也可以见到当时的医药卫生水平。
医事制度秦设太医令之官职。杜佑《通典》“秦有太医令丞，主医药。”而且“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可见秦已设侍医之职。975年在湖北云梦县发现一批秦律竹简②，其中有涉及法医部分之文字。可知秦已设有“令史”、“隶臣”、“隶妾”、“医”等官职，负责自杀、他杀、斗殴等之现场勘察、验尸、验伤以及麻风病人的检查确诊。对麻风病人之隔离已有病所之设置等。
两汉时期在秦制基础上有所发展，《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等六令丞。太医令丞有二，主管医药，所以设二人者，一属太常，主医疗之事；一属少府，则主药材之事。后汉时在少府之下设暴室，由宦官任暴室丞，供宫人及被废皇后等疗病休养之所。其次还有女医、乳医、女侍医，多属宫廷皇后、少小保健之设。其他如“医工长”、“太医监”、“典领方药”等官职，似为宫廷医药管理之官员。值得注意的是“医待诏”、“本草待诏”，显然是从民间高明的医学家、药学家中被诏至京城皇室的预备官员。《后汉书·百官志》“设太医令一人，掌诸医，计员医二百九十三人，员吏十九人，药丞一人，方丞一人，药丞主药，方丞主方，..考补选用均由太医令主之。”此外，从《折伤簿》之出土，证明公元前80 年军队的医疗卫生也已有了严格的制度。
公共卫生设施卫生设施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出土的医药卫生文物十分丰富，尤以秦汉为最多。医药简牍、帛书、帛画等，为研究秦汉及其以前之医药学发展状况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物资料。此外，从文献记录和出土的卫生文物，可知秦汉时已十分讲究环境卫生。如饮食卫生方面有公共水井，在水井建设上更有井亭、井栏、井甃等完善的设备以保持水的清洁卫生；还有炊事用的灶具、灶台、瓯、盛水器、食具和冷藏食物的深井、冰窖；在洗浴卫生方面有秦阿房宫供多人同时入浴的浴池，铁制澡盆及个人洗手浴面之器物，都说明秦汉时已很讲究个人卫生。当时《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环境卫生方面，秦汉时期无论宫廷或人口聚集之城市，都发掘出大量下水道，有圆筒形的，方形的，也有五角形的，其管与管之间的接口，地下管道与地面之接连，在设计上也相当科学，尤其秦宫之五角形下水道管，非常坚固。汉代除陶制的下水管道外，还有以砻石为沟建造者。《三辅黄图说》“未央宫有石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为道。”这更是较大型的下水道建设。又如城市街道的防尘，不但要求定期洒扫，而 《史记·刺客列传》。
② 贾静涛《云梦秦简与医学、法医学》，见《中华医史杂志》980 年 期。且设计制造了洒水车之类的工具。毕岚铸作“天禄蛤蟆”，可以喷水；还有“翻车”、“渴乌”等引水车作为喷水洒扫街道的机械。《后汉书·张让传》“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面，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贵。”此外，各地都从汉墓的明器中发现许多造型各异或大同小异的猪圈、公厕等，说明当时人畜已经分离，从而可以减少很多消化道传染病。清洁俑的出土，更证明秦汉时期我国人民对清洁卫生的重视。
第八节中外医学交流秦始皇笃信方士，妄图长生不老，有琅玡方士徐市，上书始皇，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徐市等至日本，不返。此举虽属荒诞，却是中日医学交流之嚆矢，徐市在日本人民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从今阿拉伯世界带回许多药用植物，如石榴、胡桃、胡瓜、苜蓿、蒜葫、胡荽、西瓜、无花果等。后汉马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后带回薏苡仁等。《后汉书·大秦国传》“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②，是今日常用中药苏合香传入之最早记载。如此等等，丰富了我国本草学宝库。
《后汉书·马援传》。
② 《后汉书·大秦国传》。
第五十章技艺第一节歌舞先秦之时，歌舞甚盛。降至秦汉，斯风不衰，时人颇喜以歌舞的形式来表达喜、怒、哀、乐，且往往出口成章，为千古绝唱。如刘邦做了皇帝后，衣锦还乡，置酒沛宫，召父老乡亲纵饮，“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这就是有名的《大风歌》。秦汉歌舞形式众多，风格不一，各有千秋，下面介绍几种主要的歌舞形式。
盘鼓舞盘鼓舞，是在地上倒置盘，杂以小鼓，盘、鼓的数目不等，多至七盘七鼓，舞者翩翩于盘间，以脚点鼓为节，且舞且歌。有赋形容说七盘陈于广庭，畴人俨其齐俟。揄皓袖以振策，竦并足而轩跱。邪睨鼓下，伉音赴节。安翘足以徐击，■顿身而倾折。
袖舞袖舞，即挥动长袖而舞。舞袖或上、下宽窄一样，或于宽袖约齐手腕处延接出一窄长袖。西安汉墓中出土的一拂袖舞俑，左手长袖已残断，右手长袖拂肩，垂在背后，表情温婉。有赋描写袖舞云振飞糓以舞长袖，袅细腰以务抑扬②。
振朱屣于盘樽，奋长袖之飒 ③。
巾舞巾舞，即手特长巾而舞。成都出土的汉画像砖上，一女伎头梳双髻，足踏木屐，双手挥动两条长巾凌空而舞。据说，巾舞取材于鸿门宴。在鸿门宴上，范增欲杀刘邦，叫项庄舞剑，名为助乐，意在刺杀刘邦。楚左尹项伯见状，也挥袖起舞，以身翼蔽刘邦，谓项庄曰“公莫！”后来，为纪念此事，编成舞蹈，然非舞袖而是舞巾，并以项伯的话命名为“公莫舞”。到晋代，改名“巾舞”④。
假面舞假面舞，即头戴雁雀怪兽等假面具而舞。张衡《西京赋》中所说的“戏 《史记·高祖本纪》。
王粲《七释》。
② 崔骃《七依》？
③ 张衡《西京赋》。
④ 《晋书·乐志》。
豹舞黑，白虎鼓瑟，青龙吹蜲篪”，就是假面舞的场面。
仙人舞仙人舞，即化装成传说中的仙人的歌舞。张衡《西京赋》描写仙人舞云“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崖立而指挥，被毛羽之襳■。”
鞞舞鞞舞，是一种以伎者持鞉导引的舞蹈。鞉，“如鼓而小，有柄，两耳，持其柄摇之，则旁耳还自击”。类似现今的货郎鼓。鞞舞出自《巴渝舞》。巴渝賨人，“劲锐善舞，本从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观其舞，因令乐人习之，故有巴渝之乐”②。此舞有四个舞典一曰《矛渝》，二曰《安弩渝》，三日《安台》，四曰《行辞》。在四川彭县出土的汉画像砖上，左边一个不冠赤膊的伎者盘腿摇鞉；中间一伎穿长袖舞衣，翩翩起舞；右边一伎裸袒上身，两手各舞一剑，右脚踏鼓为节。
《说文》段注。
② 《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
第二节斗鸡、蹴鞠等游戏秦汉文娱活动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斗鸡、蹴鞠等游戏形式。
斗鸡斗鸡，即促使两只公鸡相斗，盛行于民间。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在故乡沛县丰邑中阳里时，特好斗鸡。刘邦称帝后把他接到长安宫中，太公悒悒不乐。刘邦为此专门建置了一个新丰县，把故乡的斗鸡、蹴鞠等娱乐也迁去，太公转忧为喜。当时有人以斗鸡为业，人称“斗鸡翁”。封建帝王、公卿大夫也往往斗鸡取乐。曹植有《斗鸡》一诗，云长筵坐戏客，斗鸡欢闲房。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挥羽邀清风，悍目发朱光。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
这首诗等于再现了当时精彩而热烈的斗鸡场面。
蹴鞠蹴鞠，也称“踏鞠”。鞠，是一种球，“以皮为之，实以毛。”或云“丸毛谓之鞠。”②蹴鞠即踢球，传说发明于黄帝，战国时已很盛行，在齐都临淄城，居民就有“斗鸡走犬，六博踏鞠”等娱乐活动。秦汉时更为盛行，汉武帝、汉成帝都是球迷。官宦之家，多嗜于此；在“穷巷”里，也有这种活动。蹴鞠还是一项重要的军事训练内容。《汉书·霍去病传》载“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踏鞠也。”
蹴鞠的方式，据《鞠域铭》说是“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是非。”大意是说，鞠是圆的，球场及围墙是方形的，球场两端各有六个月状球门，彼此相对。参赛双方各设队长，推选裁判员，按规定进行比赛。裁判要公正，不能有所偏向；队员要心平气和，输了球不要埋怨、责怪别人。田池射猎田池射猎，是通行于上自皇帝下至“豪民”的一种娱乐活动，主要包括“走犬”、“弋射”、“骋马”及养花草鸟兽等项活动。“走犬”是驱使猎狗追逐兔子，“弋射”是以弓弩射鸟。《淮南子·原道》云“强弩弋高鸟，走犬逐狡兔，此其为乐也。”“骋马”是骑马比赛。养花草鸟兽也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嗜好，在皇家和官僚地主、富商大贾的苑囿里，多有奇花异草、珍禽奇兽。如汉武帝所建的博望苑就是一个万国动物园。又如茂陵富人袁广汉，有一个南北五里、东西四里的苑囿，里面养着白鹦鹉、紫鸳鸯、■牛、青兕、江鸥、海鹤，又积沙为洲峙，激水为波涛。
《汉书·霍去病传》颜师古注。
② 《太平御览》卷二五四引《风俗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