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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食货志》。

    这就是《汉律》关于“占租”的规定。

    关于“占租”之制的始行时间、税率和课税对象，《史记·平准书》的下述记载就可回答。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9 年），令“诸贾人、末作、贳贷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者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这段记载，有人把它当作“算缗钱”制，实为“占租”制。这是因为，它同“算缗钱”制有几点不同首先，课税的对象不同。算缗钱的对象仅限于商贾，而占租的对象除商贾外还有高利贷者、手工业者及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之有轺车者。其次，课税的内容不同。“算缗钱”仅对商贾的“储钱”课税，而占租是把上述诸人的所有财产折合成缗钱再课税，故前者为“储钱”税，后者为财产税。其三，税率不同。“算缗钱”的税率为百分之二，而占租的税率则随课租对象的不同和财产性质的差别而不同，如同为轺车，三老等人有之则每车税一算；商贾人有之，每车税二算；商贾人的财产，每二千而一算；手工业者的财产，每四千而一算。至于船，则按其长短课税，更与算缗钱格格不入。由于“占租”同“算缗钱”有如上一系列明显的差别，故“算缗钱”为课之于商贾的“储钱”现金税；而占租则为课之于工商业者及车、船拥有者的财产税。（丙）关于“算訾”此制始于何时，已不可详，但知景帝之前就已有之，因为景帝曾于后元二年（公元前42 年）五月下诏降低按“訾算”多少为官吏的标准，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降为“訾算四得官”。而所谓“訾算”，据颜注引服虔语，为“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即家财每一万钱纳税一百二十七钱，税率为百分之一点二七。因此，“訾算”或“算訾”，就是按财产课税，即《盐铁论·未通》所说“以訾征赋”，其课税对象应是除上述“占租”对象之外的一般居民。

    由于汉代存在对一般居民课取的财产税“算訾”，故汉代史籍中常见“高訾富人”的说法，也有“大家”、“中家”、“小家”之称，居延汉简中还有“高赀”、“赀家”等称谓，特别是关于“侯长■得广昌里公乘礼忠”的简文及“三■隧长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的简文，分别记载了礼忠家“赀直十五万”，包括小奴二人值三万、大婢一人二万、轺车二乘值万、用马五匹值二万、牛车二两值四千、服牛二头值六千、宅一区值万和田五顷值五万等项；徐宗家“宅一区直三千”、“田五十亩值五千”②等情况，充分反映“算訾”税制的存在。否则，简文实无必要把这两个低级官吏的田地、奴婢、住宅、车辆、用马、服牛等的价值一一载明，更无必要指明其“赀值十五万”之数。

    东汉时期，仍有“算訾”之制。《后汉书·刘平传》谓光武帝时，刘平为全椒长，“政有恩惠，百姓怀感，人或增赀就赋，或减年从役”。所谓“增赀就赋”，即自报家财时以少报多，从而多纳赋税，故有可能是“算訾”。至于和帝时，官府在核实民赀时，有以农民的“衣履釜甑为赀”的情况，更是地方官吏以计赀不实为手段额外剥削贫苦农民的情况。这些“增赀”、计 《汉书·景帝纪》。

    ② 前者见《居延汉简甲乙编》37·35 号简文；后者见同书24· 号简文。 《后汉书·和帝纪》。

    赀和核赀等事实，就表明了“算訾”的存在。

    （丁）关于“市租”此税系继承秦制而来。秦时在城市中有固定市场并征收商贾贸易税的制度，汉代也同样有固定市场制度，并设有“市啬夫”②、“监门市卒”③、“市长”④及“市师”⑤等官吏及职使以主其事，故也同样有征收“市租”的制度。如西汉前期的临淄，仅“市租”之入，就多达每年“千金”。又何武之弟何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⑦。可见，有市籍商人是需要缴纳“市租”的，“市啬夫”即为收取“市租”者，除一般正常的“市租”外，还有特殊的“军市”，也有“军市之租”，或简称“市租”。《汉书·冯唐传》云“李牧之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到了汉代，云中太守魏尚，也开“军市”、“市租尽以给士卒”。“军市”还专设“军市令”，如《后汉书·祭遵传》谓遵等“从征河北，为军市令”。然则东汉时期仍有征收“市租”的制度。

    （戊）关于关津税秦有“关、市之赋”，已于前述，所谓“关”即指关津、关门之税而言。汉也同样有之。汉武帝即位之初，曾“令列侯就国，除关”。《索隐》曰“除关”，谓“除关门之税也。” 可见在此之前，已有“关门之税”。武帝虽然一度废除此税，但到太初四年（公元前0 年）冬，武帝“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②。表明此时又恢复了“关门之税”。

    （己）关于“六畜税”此税不见于秦时史籍，汉武帝时始有之。《汉书·西域传》赞曰武帝时，因“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此武帝始行六畜税之明证。《汉书·昭帝纪》元凤二年（公元前79 年）六月诏中，有“其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语，颜注引文颍曰“往时有马口出敛钱，今省。”又引如淳曰“所谓租及六畜也。”由此可见，六畜税是一个总名称，它由“马口钱”、“课马息”及牛羊税等组成，故昭帝省去一年“马口钱”，并不意味着废除六畜税。武帝时，除“马口钱”外，还有“课马息”制度，其办法是“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牸马，岁课息。”③据《汉书·食货志》，此制是由官假母马于边县民，令三岁之中十母马还一驹以为息的制度发展而来，本质上是变相的六畜税。到成帝时，有翟方进者建议增加赋税，其中就包括“算马牛羊”，成帝“随奏许可”。其税率是按“牛马羊头数出税算，千输二十也”④。由此可见，成帝时仍有马、牛、羊均按头数纳税的制度，税率为百分之二。

    （庚）关于酒税秦时已有酒税，但汉初无所闻，是否取消了酒税，不② 《汉书·何武传》。

    ③ 《汉书·梅福传》。

    ④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⑤ 《汉书·食货志》。

    《汉书·高五王·齐悼惠王刘肥传》。

    ⑦ 《汉书·何武传》。

    《史记·田昐列传》。

    ② 《汉书·武帝纪》。

    ③ 《史记·平准书》。

    ④ 《汉书·翟方进传》及注。

    得而知。或谓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 年），“初榷酒酤”，才开始有酒税，其实不然。因为武帝之“初榷酒酤”，是始创官府专卖酒之制，并非始征酒税。是以至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 年）秋七月，“罢榷酤官”，即取消酒的官府专卖制度后，仍“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②，这是取消酒的专卖而仍征酒税之明证。到成帝时期，翟方进主张“增益盐铁”外，又奏请“卖酒醪”③，即又恢复了官府专卖酒。但不久又废除专卖酒的制度，自然又是改征酒税，只是史书缺载其详情和变化而已。

    山海池泽之税这是以官府所控制的山林川泽及园池苑囿为课税对象的税目，包括盐税、铁税、渔租（海税）、工租、累税及渔采之税等。秦时有山海池泽之税，已于前述。汉代因之，“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和“天地之藏”，皆“属少府”④，故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⑤，“山川、园地、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但由此而来的盐铁之利，武帝时以入大司农，并且实行盐、铁官营制度。然则汉初“纵民得鼓铸”时，官府但课盐、铁税而已。武帝以后，虽然屡有废除盐、铁官营之议，却并未实行。及乎东汉，郡国盛产盐、铁者虽仍设盐、铁官，但仅主征税而已，详见《续汉书·百官志》。章帝虽曾一度实行盐、铁官营，“复收盐、铁”之利，但不久“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乃“遣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显然又恢复了盐、铁之税的制度。

    盐、铁税之外，还有“海租”（又叫“海税”）及其山泽之税。宣帝五凤中（公元前57 年—前54 年），大司农耿寿昌建议“增海租三倍，天子从其计”②。可见在此之前早已有“海租”的征收，宣帝时只是增加其税率而已。《汉书·平帝纪》载元始元年（公元 年）六月，诏“置少府海丞、果丞各一人。”颜师古注曰“海丞，主收海租；果丞，掌诸果实也。”同书《王莽传》云始建国二年（公元0 年）下令“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这中间包括有许多名目的山泽之税。据《汉书·食货志》所载，王莽时的山海池泽之税，包括“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其征收办法及税率是“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这虽是一个特殊时期的山海池泽之税，而且地皇三年（公元22 年），又不得不下令“其且开天下池泽之防，诸能采取山泽之物而顺月令者，其恣听之，勿令出税”③，但东汉时期仍然课税如故。如和帝永元五年（公元 《汉书·武帝纪》。

    ② 《汉书·昭帝纪》。

    ③ 《汉书·翟方进传》。

    ④ 《盐铁论·复古》。

    ⑤ 《汉书·百官公卿表》。

    《史记·平准书》。

    《后汉书·和帝纪》。

    ② 《汉书·食货志》。

    ③ 《汉书·王莽传》。

    93 年）二月，允许以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等“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同年九月，又规定“官有陂地，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岁”；永元九年（公元97 年）又诏凡“山林饶利、陂池渔采，以赡元元，勿收假税”；永元十一年（公元99 年），又命凡受灾害郡国居民，“令得渔采山林池泽，不收假税”；永元十二年（公元00 年），“赐下贫、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及郡国流民，听入陂池渔采，以助蔬食”；永元十五年（公元03 年），又“诏令百姓鳏、寡渔采陂池，勿收假税二岁”。（关于这里的“假税”，有人认为不是租佃者缴纳的地租型“假税”，而是渔采型“假税”。其实是两种情况已假与富民的山林川泽，则收假税；未假者，则收渔采税，亦可通。）所有这些不收渔采之税和“勿收假税”，都是一种优待特殊情况的应急措施，凡不属于这种情况者，可见都在课取其渔采税及“假税”之列。因此之故，官府设置了专门的官吏以征收各种山海池泽之税，正如《续汉书·百官志》所云“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 均见《后汉书·和帝纪》。

    第三节秦汉时期有关赋税制度的特殊规定上述各种税目及税率，都是秦汉时期对一般民户征收的赋税。至于对边远少数民族和其他特殊户口，则实行比较特殊的赋税制度。

    对边远少数民族实行的赋税制度早在秦国惠王“并巴中”以后，对廪君蛮就实行了不同于秦国其他地区的赋税制度。官府规定“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文，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镞”。到了汉代，依然按照秦的办法，所谓“汉兴，南郡太守靳强，请一依秦时故事”即其证。由上可知秦和西汉，对巴郡南郡地区的廪君蛮，分“君长”与“民户”两种对象课税，二者均合田租与口钱、算赋于一体，“君长”以铜钱、“民户”的实物纳税，既简化了赋税制度，征收物又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况。

    同是少数民族，又有不同的赋税征收办法。以板楯蛮为例，秦昭王时由于此少数民族射杀为害于巴汉地区的白虎，于是昭王“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②，即每户免去一顷田地的田租，免去十人的算赋。到了汉代，由于这些夷人曾“从高祖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而已③。《后汉书·南蛮传》则谓“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祖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对板楯蛮的征税办法，显然不同于廪君蛮。

    又如对武陵蛮的课税，也有其特殊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这种按大，小口征收賨布的作法，又有别于按户征收的制度。

    此外，对西南夷、羌人及岭南的少数民族，大都采取不同于一般汉族民户的赋税制度。以西南地区的哀牢人而言，自东汉建武年间内附，“自是岁来朝贡”而已，别无赋税。到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9 年），以其地置永昌郡，太守郑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②。总之，对于西南诸夷，汉代统治者只不过取“其賨，幏、火毳、驯禽、封兽之赋”而已③。以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而言，西汉于此地初置十七郡之时，均“无赋税”，其地方统治机构的经常经费，也由临近的南阳、汉中以南郡县比照本郡县供给“其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等；至于军事经费，则全仰给于中央大司农④。即使到东汉时期，处于湘粤边境的属于桂阳郡的含洭、浈阳、曲江等县，仍然“不出田租”⑤。

    由于秦汉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特殊的赋税制度，或者不征租 《后汉书·南蛮传·巴郡南郡蛮》。

    ② 《华阳国志·巴志》及《后汉书·南蛮列传·板循蛮传》。

    ③ 《华阳国志·蜀志》。

    《后汉书·南蛮传》。

    ② 《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夷》。

    ③ 《后汉书·西南夷传·论曰》。

    ④ 《汉书·食货志》。

    ⑤ 《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赋，从而有利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开发。反之，到东汉时期，由于地方官连续对南蛮、西南夷及羌人地区实行了重其租赋的政策，结果导致了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接连反抗，终于加速了东汉政权的崩溃。由此可见，从实际情况出发而制定不同的赋税政策的作法是可取的。

    对商贾、奴婢、大家族、老年、妇女等户口实行的特殊赋税制度秦汉对商贾课税特重。前引《商君书·垦令》有“重关市之赋”的规定，又有“市利之租必重”的主张，这可能是对商贾实行重税政策的开始。到了汉代，这一政策更为突出。汉高祖刚统一全国，就“命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怎样重租税以困辱之？具体内容不详，但据《汉律》得知商人要多出一倍的算赋，所谓“唯贾人与奴婢倍算”②可能就是其内容之一。这里的“贾人倍算”，很显然是重税商人；“奴婢倍算”，也同样有重税商人之意。因为课之于奴婢的税，其缴纳者实为其主人。汉代的富商大贾多拥有奴婢，故“奴婢倍算”同重税商人密切相关，当然也有限制奴婢人数大量增加的用意在内。至于汉武帝时期所增加的算车船、算缗钱和占租等税，明显是主要课之于商贾的赋税，再结合“市租”、“关门之税”、盐铁酒的官营、均输、平准以及贾人和家属不得名田、不得为吏、另立户籍、强迫迁徙和以充谪戍等等措施，就构成了秦汉时期“排富商大贾”的特殊内容。也就是当时的“法律贱商人”③的具体表现。

    至于对大家族和妇女的重税，显然也同特殊的政治目的相关联。前者为商鞅时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④的规定，目的在于削弱大家族制和发展小农经济；后者如西汉惠帝六年（公元前89 年）时的“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的规定，则意在奖励生育和增加人口。

    至于对老年人的轻税和蠲免、旌奖政策，则同西汉前叶几十年社会安定，老年人比重增加有关。故文帝元年（公元前79 年）始有尊老之诏，并赐以布帛酒肉②；与此同时，又规定“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赋也。”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40 年）又规定“民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注引张晏曰“二算，复二口之算也；复甲卒，不豫革车之赋也。”④959 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出土的西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 年）《王杖十简》⑤，98 年9 月在武威新华公社出土的成帝建始六年（公元前32 年）王杖诏令册二十六枚都是尊老、养老之实物证明。特别是后者规定“夫妻俱毋子男为独寡，田毋租，市毋赋。”可见汉代对老年人的尊 《史记·平准书》。

    ② 《汉书·惠帝纪》注。

    ③ 《汉书·食货志》。

    ④ 《史记·商君列传》。

    《汉书·惠帝纪》。

    ② 《汉书·文帝纪》。

    ③ 《汉书·贾谊传》及注。

    ④ 《汉书·武帝纪》。

    ⑤ 见《考古》90 年9 期《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发掘》。

    《武威新出土王杖诏全册》，载《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984 年版。重、轻租或蠲免，是自始至终实行的政策。

    第十一章徭役制度徭役，是封建统治者剥削劳动人民剩余劳动的力役表现，是以国家对劳动人民的超经济强制的手段实现的，也是以劳动人民对统治者与剥削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和人身的不自由为其实现基础的。从本质上来说，徭役剥削是国家对劳动人民实行普遍的人身奴役制的一种特殊表现。秦汉时期为了实现徭役剥削而创立的一些制度，也同赋税制度一样，是封建国家赖以实现其阶级压迫与剥削的支柱。

    第一节“更役”制及其特征称徭役为“更”或“更徭”、“更役”，早在战国时的秦国便已如此。

    《左传》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78 年），晋伐秦，“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杜注曰“不更，秦爵。”随后，商鞅变法，创赐爵制以赏军功，其中爵名之一仍为“不更”。秦皇朝和西汉的二十等爵制中，第四等爵为“不更”。何以用“不更”名爵呢？《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不更，谓不豫更卒之事。”“更卒”又是什么呢？《汉书·食货志》颜注曰“更卒，谓给事郡县一月而更者也。”可见，“更卒”是服徭役之卒的称呼，而“不更”是不服更卒徭役之意。爵至第四级便不服徭役，所以叫“不更”。这表明“更”是徭役的代名词，而且商鞅变法前的秦国就已如此。

    云梦出土秦简的《廐苑律》规定“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肤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壶酒束脯，为皂者除一更，赐牛长日三旬；殿者，谇田啬夫，罚冗皂者二月。”这是关于在考核中依据优劣对“牛长”、“皂者”（即饲牛者）实行奖惩的规定。获得优等者，“皂者除一更”，牛长则赐以“三旬”。“一更”与“三旬”对称，显然表明“一更”是一个固定的时间概念。“除一更”，即免除“一更”徭役。这就进一步证明当时确称徭役为“更”。

    由于称徭役为“更”，因而服徭役者，就叫做“更卒”。正如《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所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又加月为更卒..”，正式出现了“更卒”的名称，而且每次服役的时间为“一月”。到了三国时，如淳为《汉书》作注，提出了“更有三品”的概念，即所谓“卒更”、“践更”和“过更”。按照他的解释，“卒更”是因为服役的正卒，“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意即其所以用“更”给徭役命名，是由于服役之卒经常更换。这是对更役之“更”的另一种解释。后世多从此说，于是“更”作为一种固定徭役的名称这一含义反而被湮没了。不过，从如淳的“更有三品”之说，仍可得知当时称徭役叫做“更”。

    如淳的“更有三品”说，实际上并不是讲的更役的三种类别，而是讲的服更役的三种不同方式。如他所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也。”这是讲亲身去服每年一月的更役而言。他所说的“贫者欲得雇更钱更，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这是讲不愿亲自去服更役者，可以用钱二千雇佣已经去服役者代替自己的一月更役，也算履行了更役。以上两种方式，都是讲的“一月一更”之役而言。他所谓“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这是讲的另外一种徭役，即戍边三日役。这种役也叫“更”，这就进一步证明当时称徭役为“更”。不过这种戍边三日的更役，虽然人人必服，但又不能人人都去服役；且去服役者，也不能三日便返回。因此，行者往往是一年更换一次，一年服役中除了自己三日外，其余都是代替他人服役，于是被代替者不需再服三日戍边之役，而改为缴纳三百钱之税，便成了取代三日戍边的“更赋”。完成了这一手续，就算“过更”了，即等于把更役过之于他人了。因而“过更”便成了“更赋”的代名词。这样一来，如淳的“更有三品”便成了更有二品，即一月一更的更役与戍边三日之役。而后者又系以钱代役，变成了“更赋”。这样，实际上“更”只有一品，即董仲舒所说的“月为更卒”，这便是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必服的徭役。服更役的方式，也只有两种即亲自去服役——“卒更”和出钱二千雇人代役——“践更”，后者便是《盐铁论·禁耕》所说的“郡中卒践更者，不堪责取庸代”的服更役方式。由于秦汉的徭役实际上只有一种即“月为更卒”的更役，所以，宋人徐天麟在其《西汉会要》中，便正式称汉代的徭役为“更役”。

    但是，秦汉的徭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徭役包括兵役在内，狭义的徭役则是指兵役之外的无偿劳役而言。因此，从广义的角度着眼，秦汉的徭役是同兵役联系在一起的。秦汉都强行征兵制，凡符合年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因而往往同徭役的征发混在一起。它不象募兵制下兵、徭的界限是比较清楚的。这是秦汉徭役的重大特征所在。故董仲舒称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力役制度说“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显然他把一月一更的卒更之役与正卒之役一岁、屯戍之役一岁三者都称为“力役”，实际上前者才是真正的徭役，后二者是兵役。服兵役者叫做“卒”，服徭役与服兵役的起役年龄和止役年龄相同，用于服徭役与服兵役的时间都是无偿的，服兵役者在服役期间除从事军事训练与作战活动之外，要从事生产性劳役，二者在这些方面的共性，并不能掩盖它们之间的区别。因此，狭义的徭役是不包括兵役在内的。古籍中，如云梦秦简，既有《徭律》，又有《戍律》，也是把徭役与兵役加以区分的。本文所指的徭役，就是这种严格意义上的狭义的徭役。但是，由于严格意义的徭役，也有同兵役相联系的一面，故也不能截然划分②。

    参阅高敏《秦汉徭役制度辨析》（上），见《郑州大学学报》985 年3 期。 《汉书·食货志》。

    ② 参阅高敏《秦汉徭役制度辨析》（上），见《郑州大学学报》985 年3 期。第二节徭役的类别与期限一般都认为秦汉有更卒之役、正卒之役与屯戍之役（即戍卒之役）三种类别，即董仲舒所说的“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每个丁男除每年一月的更卒之役外，还要服正卒之役与屯戍之役共两年。有的更明确地说秦汉的徭役包括“更卒徭役、戍卒徭役与正卒徭役”三者，如钱剑夫就是这样认为的。这些说法，都是由于混淆了徭役与兵役的界限造成的。正卒之役，是指凡成年男子在所属郡县作材官、骑士、楼船士等地方兵而接受必要的军事训练而言。屯戍之役，是指从地方兵中抽调出来去屯卫京师和戍守边防的活动而言。因而正卒之役与屯戍之役（包括为卫士），都属于兵役范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徭役。这样一来，真正的徭役，就只有“月为更卒”之役一种类型。服役的时间，为成年男子每年一月，直到老年免役时为止。但是，事实上，除更役外，还有征调到其他郡县去服超期徭役的“外徭”，也有被罚服役的“赀徭”之役；更有以劳役抵债、抵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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