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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后汉书·循吏·任延传》。
区的逐步开发，扩大了秦汉农业的经营地区。
第二节铁农具的发展和牛耕的普及秦汉时期已较广泛使用牛耕与铁农具，人们认识到使用牛耕和铁农具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措施。《盐铁论·水旱》“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劝功。”
据近年考古发掘，东北至辽西，西北至甘、青、新疆一带，西南云、贵边陲，共有五六十个以上地点出土了汉代的铁农具。陕西省还有成批成组铁农具出土。种类有耕具、起土器、中耕器和收割器等，式样繁多，规格统一。反映出农具生产已标准化、系列化和商品化。两汉皇朝采取不收价款“受牛”②，“假与犁、牛”③和令民“畜猪狗，卖以买牛”④等办法大力提倡牛耕。西汉后期，牛耕、铁犁开始大幅度发展；到东汉年间，就已普及于广大地区。甚至一发生牛疫，就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如章帝时，“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
这时期的铁农具与战国时相比较，有明显进步。如最重要的翻土农具犁，陕西和河南出土的部分犁铧上的铧冠，形状虽和战国时相似，但冠的铁质优于犁铧部分，说明深知将“钢”用在刀刃上的道理。汉代开始广泛使用曲面犁壁。这在世界上是最早的。在陕西的咸阳、西安、礼泉，河南的中牟，山东的安丘等地出土的犁壁，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菱形壁、板瓦形壁、方形缺角壁和马鞍型壁。犁铧上安装犁壁，使犁耕的松土、碎土、翻土质量有了提高。汉代还出现了与近代铧式犁相似的古代铧式犁。它不仅具有较强的切土、碎土、翻土、移土的性能，且能将地面上的残茬、败叶、杂草、虫卵等掩埋于地面下，有利于消灭杂草和减轻病虫害。中耕除草的锄、收割用的铁镰，西汉后期在形制上也出现了显著变化，功效大为提高。
新农具的增加是秦汉时期农具发展的又一标志。翻土农具二齿耙、三齿耙、大型犁铧都是西汉时新出现的。汉武帝时，赵过推广使用“耦犁”，比起“蹠耒而耕”提高工效十多倍。他还在总结劳动人民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播种机械——耧犁，即今天北方农村仍在使用的耧车。东汉崔寔《政论》中描述耧车“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②。近年在河南洛阳和济源县西汉墓葬中出土的明器陶风扇车是当时已发明使用风扇车的最好物证。它已具有盛谷斗、扇轮、扇缝等主要部件。利用杠杆原理和人的身体重量作功的踏碓，以及利用水流为动力“役水而舂，其利百倍”的水碓，还有灌溉用的手摇翻车，都是在两汉时期出现的。秦汉时期农具的进步，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刘庆柱《陕西永寿出土的汉代铁农具》，《农业考古》982 年 期。② 《汉书·昭帝纪》。
③ 《汉书·平帝纪》。
④ 《三国志·魏书·仓慈传》裴松之注。
《后汉书·章帝纪》。
②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桓谭《桓子新论》。
第三节具有地区特点的农田水利秦汉时期，农田水利工程分布以关中地区为中心，同时也扩展到了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地势高亢，雨量较少，地面积水少，湖泊、陂池不多的黄河流域主要营建灌溉渠系。如由黄河或黄河支流引水灌溉的有郑国渠、六辅渠、白渠、樊惠渠、成国渠、蒙茏渠、灵轵渠、 渠、龙首渠。它们的维修或营建，使“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②。江淮、江汉之间，湖泊、沼泽、天然陂池较多，农田水利建设主要是为天然陂池修堤作堰，开设闸门，修理水路；或拦蓄山间沟谷水，使之成为人工陂池，用来灌田。西汉召信臣在河南南阳地区兴建数十处工程，其中最著名的“六门堨”，又称六门陂，“溉穰（邓县）、新野、昆阳（叶县）三县五千余顷”③。东南地区，古称泽国，陆地海拔很低，农田水利特点主要在于排除内潦积水，将下湿沮洳地改造成良田，工程措施主要治理陂塘，为天然湖泊筑堤，治理塘埔和兴建海塘等。东汉马臻主持修筑的位于今浙江绍兴县境内的鉴湖水利工程，是长江以南最古老的大型灌溉工程之一。农田水利建设在西北和新疆地区配合屯田也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汉武帝时，“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考古发现，在今轮台、沙雅等地还留存有汉代的沟渠痕迹，当地人称之为“汉人渠”②。中原地区的打井技术也于西汉时传入了新疆。新疆的特殊水利工程——坎儿井，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其技术是从西汉修建龙首渠时所采用的井渠经验转化而来，随同西汉政府在新疆施行屯田而带入的。
大型无压引水隧洞的建成，是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工程技术的重要成果。
龙首渠和坎儿井都属无压隧洞引水工程。汉代劳动人民创造了竖井法进行长隧洞施工，反映出当时测量和施工技术均达到较高水平。《水经·渭水注》说汉长安县西南有“飞渠引水入城”的工程。“飞渠”就是渡槽。这是见于记载的我国第一条渡槽。鲍昱在汝南作官时，修建陂池工程“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③。石洫可能是石砌渠道，可防冲和防渗，所以在相同引水条件下能出现“溉田倍多”的效果。石质闸门也从汉代开始出现，如六门堨就修有石质闸门六座。在坝工方面，修建横断河床的潜水坝，用以抬高水位；引水入渠所采取的“激”④的水工技术，秦、汉时应用更为普遍。
农田灌溉技术方面，首先是有了一套明确的灌溉用水制度。如西汉兒宽为关中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⑤。灌溉用水制度是实行科学灌水的一项措施，合理的灌水计划，可以在有限的灌溉条件下，灌溉更多的田地。灌溉用水量与田亩间的比例，《淮南子·说林训》中有一个粗略的估算标准“一② 《史记·货殖列传》。
③ 《水经·湍水注》。
《汉书·沟洫志》。
② 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文物》975 年7 期。③ 《后汉书·鲍昱传》。
④ 《孟子·告子》上“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⑤ 《汉书·兒宽传》。
顷之陂，可以灌四顷。”四川宜宾出土的汉代陶水田、水塘、鱼塘模型，其中水田和渠道占整个模型的五分之三，水塘、鱼塘和渠道占五分之二；鱼塘与水塘相比，则鱼塘占五分之三，水塘占五分之二。这可能反映了当时四川某些地区种稻、养鱼、蓄水的比例关系。这一时期的灌溉工具也有重大进步，发明了龙骨水车、水排等。
秦保生《汉代农田水利的布局及人工养鱼业》，《农业考古》984 年 期。第四节农作制的演变和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作制的演变在北方，连种制已经定型，轮作复种制有了初步的发展，间混作也开始萌芽。冬麦的推广对这一时期农作制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氾胜之书》“区种麦..禾收区种”的记载，说明西汉时已有了谷子和冬麦之间的轮作复种。东汉郑玄在《周礼》“稻人”和“雉氏”注中说“今时谓麦下为荑下麦，言芟刈其禾，于下种麦也。”又说“今俗间谓麦下为荑下，言芟荑其麦，从其下种禾、豆也。”说明出现了禾、冬麦、大豆轮作复种的二年三熟制。张衡《南都赋》中有“冬稌夏穱，随时代熟”句，据《集韵》解释“稌，糯稻也”，“穱，稻下种麦”。反映当时汉水流域河南南阳一带出现了稻、麦轮作复种的一年二熟制。
以上可看出，冬麦在当时农作制中处于中心作物的地位。可以说，汉代轮作复种制的初步发展，是以推广冬麦为其前提的。汉武帝时曾两次下诏劝种“宿麦”。宿麦就是冬麦。冬麦为秋种夏熟的作物，在青黄不接时可起到接绝续乏的作用。轮作复种制的出现与发展，对提高复种指数和单位面积产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南方，东汉时，部分生产技术比较先进的地区已开始种植双季稻。《异物志》“交趾稻夏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广东佛山市郊出土的东汉陶水田明器，也形象地塑造了夏种的场面②。
耕作理论和技术的提高秦汉时期，土壤耕作理论和技术有较大提高。《氾胜之书》提出耕作的基本原则“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趣时”就是及时，不违农时。这一原则，从农业耕作的总体上提出了耕作措施同其他措施的综合运用以及应注意的技术问题。
耕作技术方面，《氾胜之书》总结了春耕、夏耕和秋耕的适耕期“以时耕田，一而当五，名曰膏泽，皆得时功。”反之，耕不及时而出现的“脯田”与“腊田”都是耕坏了的田。这种田，土壤坚硬干燥，长不好庄稼。其次，继承发展了战国时期《吕氏春秋》“任地”、“辨土”等所总结的因时耕作和因土耕作的经验。三是为了在关中地区气候干旱的条件下，夺取农业丰收，氾胜之还总结了及时摩压以保墒防旱的耕作经验，强调坚硬强地黑垆土耕后必须及时“平摩其块”，“勿令有块”；土性松散的土壤耕后必须“蔺（镇压）之”、“重蔺之”。《氾胜之书》还记载“冬雨雪止，辄以［物］蔺之。掩地雪，勿使从风飞去。后雪复蔺之，则立春保泽，辄以虫冻死，来年宜稼。”综合上述可知，我国在秦汉时期已奠定了北方旱地保墒防旱耕作技术体系的初基。
代田法和区田法 《太平御览》卷八三九“稻”，引《异物志》。
② 广东省文管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94 年9 期。西汉时的赵过和氾胜之还在一些干旱地区试验、示范、推广了代田法和区田法。
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 年）任赵过为搜粟都尉，在关中地区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代田法是赵过试验、示范和推广的先进耕作法。这一耕作法“用力少而得谷多”，“一岁之收常过缦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增产效果明显。代田耕作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其技术要点是（）深耕整地，开沟作垄，一亩地作三条垄（畮），三条沟（甽）；（2）垄沟互换，轮番利用，即今年的沟明年变为垄，今年的垄明年变为沟，造成土壤轮番利用与休闲的局面；（3）把作物播种在沟里，幼苗出土后及时中耕除草，并把垄上土铲下培壅在禾苗根部，使根系扎得深，既能防风抗倒伏，又能保墒抗旱。赵过推广代田法，采取先试验，然后重点示范，最后再普遍推广的方法和步骤，行之很有效，“是后，边城、河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②。区田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宽幅区田，一种是方形区田。宽幅点播区种法适用于平原地区，方形点播区种法适用于斜坡、丘陵地。区田法的优点，一是“不耕旁地，庶尽地力”；二是可以集中施肥，充分发挥肥效；三是等距播种，使农作物在农田中呈整齐的分布，既有合理的群体密度，又有个体的适当生活领域；四是重视及时和集中灌溉，“区种，天旱常溉之，一亩常收百斛”；五是重视中耕除草，“区中草生，拔之；区间草以刬之，若以锄锄”。
区田法适用于缺乏耕牛和大农具，土地少而质量差的小农经济，但由于它所要求投入单位面积土地的劳动集约度要远远大于代田法，使它很难推广。
《汉书·食货志》。
② 《汉书·食货志》。
第五节作物栽培技术的进步作物栽培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作物栽培整体观念的产生，以及施肥、播种、管理、收获等技术的提高。
《氾胜之书》中所说“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六个环节，就是作物栽培整体观念的具体体现。即主张各种农事活动在适宜的农时季节里进行；继则，要采取耕作措施使土壤疏松柔和；施“粪”使农作物有良好的养分；还要采取保墒防旱和灌溉等方法使农作物有足够的“泽”（水分）供应；要及时进行收获以保证丰产丰收。上述六个环节基本上反映了农作物从耕种到收获的生产规律，以及和它相适应的技术措施。对如何提高改进地力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方法。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有精辟的论述“夫肥沃 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树稼丰茂；
而埆者性恶，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树稼与彼肥沃者，相似类也。”
作为肥料施用的物质，根据《氾胜之书》记载，有“溷中熟粪”（可能是腐熟的人粪尿和牲畜粪溺等的混合物）、蚕矢（屎）、羊矢、麋鹿矢以及马、牛、羊、猪、麋鹿等骨汁和缲蛹汁。另外，已开始采用沤制野生绿肥的方法来改土肥田。四川省新津县和成都市出土的东汉明器陶水田中，有半月形的沤肥区。它和现在四川农村中仍然沿用的绿肥沤制区极为相似。
在施肥方法上创造了种肥和追肥的施用技术。从《氾胜之书》记载来看，当时施用基肥的作物有粟（谷子）、枲（大麻雄株）、芋、瓜、大豆等。施基肥的方法有漫撒法和穴施法。施用种肥已比较普遍，主要措施是“以原蚕矢”或“取雪汁渍原蚕矢五、六日，待释”与谷种相拌后播种。施用追肥似乎还不普遍，《氾胜之书》仅在种麻中提到。二是提倡采用集中施肥与肥水结合的办法，在《氾胜之书》“区种”大豆等部分有所介绍。三是创造了“溲种法”，将播种用的种子外面包上一层以蚕矢、羊矢为主要材料，用骨汁，再加上附子浸液调合成的稠糊，然后裹在种子外面。这一粪壳类似现代的“种子肥料衣”②。
《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等书的记载，反映出汉代人们对播种工作很重视，并总结出了不少可贵的经验。强调适时播种，“种麦得时，无不善”，否则“早种则虫而有节，晚种则穗小而少”。为了适时播种，准确掌握播种期，当时普遍利用物候确定播种期。《四民月令》中就有“桑椹赤，可种大豆”；“蚕大食，可种生姜”等说法。其次，还总结了凭地力定播种期的经验。人们根据地力的不同，将田块分为“薄”、“中”、“美”三类，并认为薄田宜早种，美田可晚种②。三是根据作物种类，定播种量。《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中已规定了主要农作物每亩的播种量“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一斗；黍、苓、小豆大半斗；叔（大豆）亩半斗”。《氾胜之书》在“种稻”中说“地美，用种亩四升”；在“种大豆”中说“土和无块， 刘志远《考古材料所见汉代的四川农业》，《文物》979 年2 期。② 南京农学院植物生理教研组《二千年前有机物溲种法的试验报告》，《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二册，中华书局958 年版。
《汜胜之书》。
② 《四民月令》。
亩五升；土不和，则益之”。《四民月令》则说“禾，美田欲稠，薄田欲稀”；大、小豆和稻则“美田欲稀，薄田欲稠”。
田间管理方面，中耕除草强调早锄；还须根据不同作物进行中耕除草。
为保证冬麦安全越冬，要进行秋锄；第二年“春冻解”后麦子返青时，再锄；“到榆荚时，注雨止，候土白背复锄”。小豆在真叶生出来时就锄。大豆则“生布叶，锄之”。芋则“有草锄之，不厌数多”等等。水稻育秧移栽技术，《四民月令》首先有记载“是月（五月）也，可别稻及兰，尽至后二十日止。”“别稻”，就是移栽。94 年广东佛山市郊东汉墓出土的水田模型，田块被田埂分成六方，在第五方田中，有表示秧苗的篦点纹和一个正在直腰休息的插秧俑③，说明我国南方某些地区此时也已进行水稻的育秧移栽。稻田灌溉技术有了显著提高，人们已认识到稻田灌水的温度会影响水稻的生长发育，并创造了调节稻田水温的方法“始种稻欲温，温者缺其塍，令水道相直；夏至后大热，令水道错。”《汉书·食货志》记载“收获如寇盗之至。”说明当时已经认识到要丰产丰收，必须及时抢收，争取颗粒归仓。《氾胜之书》总结了根据不同作物的成熟特点，进行及时收获的经验。谷子要在“芒张叶黄”时，“捷获之”；大豆要在“荚黑茎苞”时收获，否则“其实将落，反失之”。
秦汉时期，人们还认识到选择优良品种和优质种子，充分发挥作物本身丰产性能的必要。《氾胜之书》中就有最早的选种法记载“取麦种，候熟可获，择穗大强者，斩束立场中高燥处，曝使极燥。无令有白鱼，有辄扬治之”；“取禾种，择高大者，斩一节下，把悬高燥处，苗则不败”。
种子贮藏和药物防虫方面，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认为种子生虫是由于“伤湿”，“郁热”和“温湿”②，因此贮藏种子必须通风干燥，即“曝使极燥”和“把悬高燥处”。
③ 广东省文管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94 年9 期。 《汜胜之书》。
《汜胜之书》。
② 《论衡·商虫》。
第六节蚕桑技术和畜牧兽医技术的发展蚕桑技术的发展蚕桑技术有不少新进展，重要的技术成就有下列两方面首先是创始了培育地桑法。《氾胜之书》第一次总结了培育地桑的方法“每亩以黍、椹子各三升合种之。黍、桑当俱出。锄之，桑令稀疏调适。黍熟获之。桑生正与黍高平，固以利镰摩地划之，曝令燥，后有风调，放火烧之，常逆风起火，桑直春生。一亩食三箔蚕。”地桑与树桑相比，具有许多优点地桑叶形较大，叶质鲜嫩，采摘省工省时，次年即可采叶饲蚕。所以，地桑的培育对促进蚕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人工加温饲蚕方法是我国养蚕技术的一大成就。仲长统《昌言》中说蚕“寒而饿之，则引日多（拖延老熟时日）；温而饱之，则引日少”。为了给蚕儿创造温饱的条件，在汉代就开始采用人工加温法，“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
畜牧技术的发展秦汉时期，畜牧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相马术有较大发展。当时有“以相马立名天下”②的相马家黄直、陈君夫，并有相马专书问世。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相马帛书总结了根据马的外形识别不同用途马种的经验。东汉时的马援也是一位杰出的养马家和相马家。他继承先辈相马家仪氏、中帛氏、谢氏、丁氏的相马特长，又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西汉相马家东门京制作的铜马基础上，创制新的铜马式于洛阳宫中。这一铜马模型相当于近代马匹外形学的良马标准型。《史记·日者列传》记载“荥阳褚氏以相牛立名”，“留犬孺以相猪立名”。著名的相牛专家和相猪专家出现，说明在相牛和相猪方面也颇有成就。
由于军事和动力上的需要，西汉王朝对马的良种引入和马匹的改良给以高度重视。先后由西域引入大宛马（名曰“天马”）、乌孙马（名曰“西极马”），在当时的西北牧区（今陕、甘一带）进行大规模的马匹选育和改良工作③。根据《尔雅》“释兽”和“释畜”记载，秦、汉间已有豱、豥、■等优良猪种。从各地出土文物看，当时我国至少已有华南猪、华北猪、四川猪、大伦庄猪、贵州猪五个类型优良猪种④。比较著名的鸡种有鲁鸡和长鸣鸡。战国时期著作中已有“■騠”和“骡”的记载，但至汉代的《说文》中才明确解释说“驘（骡），驴父马母”；“■騠，马父驘（驴）母也”。马驴远缘杂交所生的骡和■騠有杂交优势，因而它们具有耐粗饲，耐劳，抗病力强，挽力大和持久等优点。马驴杂交不仅是我国古代在牲畜杂交方面的创举，而且也是遗传学上的重大成就。
《汉书·张汤传》颜师古注。
② 《史记·日者列传》。
③ 《史记·大宛列传》。
④ 张仲葛《我国猪种的形成和发展》，《北京农大学报》980 年3 期。饲养管理方面，优质饲草苜蓿从西域引入试种和推广，是我国畜牧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它对繁育良种马，增强马、牛的体质和挽力，都发挥了一定作用。猪的饲养，汉代则已由放养为主发展为圈养为主，或圈养与放牧结合。圈养猪既有利于猪的肥育，又有利于积肥。《氾胜之书》和《神农本草经》等书记载，以瓠瓤、梓叶和桐花饲猪“肥大易养”；《淮南万毕术》还记载有“麻盐肥豚法”“取麻子三升， 千余杵，煮为羹，以盐一升著中，和以糠三斛饲豕，则肥也”②。人们总结出来的养羊经验是“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③。
兽医的发展兽医方面，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载的“厩苑律”可知秦代对公家的马、牛、羊、犬、鸡的饲养管理、繁育和疾病防治都有奖惩的明文规定。如有一条规定诸侯国有来客，用火熏其车上衡轭。这样可以消灭挽具上的病菌和寄生虫，对防止家畜疫病的传播能起一定的作用。马医在战国时已出现，汉代又出现了专业牛医。《流沙坠简》和《居延汉简》中有十几片记载着治牛马病的医方，如治马鞌方，治马伤水方等。到汉代，牲畜阉割去势的范围已相当广泛。《说文》中有“騬，犗马也”；“犍，犗牛也”；“羯，羊羖犗也”；“猗，犗犬也”；“豮，羠豕也”等释文，说明马、牛、羊、犬、猪等牲畜均已实行阉割去势术。汉代还发明水骟法为马去势。此法比火骟法更安全保险。
《史记·大宛列传》。
② 《齐民要术·养猪》引《淮南万毕术》。
③ 《史记·平准书》、《汉书·卜式传》。
第七节农学著作秦始皇焚书时，“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焚之列。“种树之书”，即农作之书。《汉书·艺文志》说农书有九家，《神农》、《野老》两书为“六国“时书，另有四种不知为何时之作，后来都失传了。剩下的《董安国》十六篇、《蔡葵》一篇、《氾胜之》十八篇，刘向和班固都肯定为西汉人著作。前两种也早已散失，只有《氾胜之书》流传到北宋初年。现在仅靠《齐民要术》等几部书的引文，保存下一部分，共计有三千余字。东汉二百年间，现在所知的农书只有崔寔的《四民月令》。原著已佚失，现存也只有《齐民要术》等书的摘引。
唐代贾公彦《周礼疏》说“汉时农书有数家，氾胜为上”。该书现存部分总结了耕作的总原则和十三种作物的栽培技术，为我国传统农业在作物栽培总论和各论方面奠定了基础，内容相当丰富。残存部分还能看到的区田法、溲种法、耕田法、种麦法、种瓜法、种瓠法、种芋法等，都反映出西汉耕作技术之先进。
《四民月令》，“四民”是指士、农、工、商。这部书按一年十二个月和节气先后，安排应该进行的农事活动以及手工业和商业经营等事项，还夹杂有祭祀、社交、子弟教育、社会关系处理、习射、饮食、采药、晒书、晒衣服、保藏弓弩衣服等等内容。《四民月令》中每月的农业生产安排，如耕地、催芽、播种、分栽、耘锄、收获、贮藏以及果树、林木的经营等农业生产技术知识，反映出东汉时的农业生产概况。书中最早记载了“别稻”（水稻移栽）和树木压条繁殖法。由于各月的安排次序比较细致合理，所以它仍不失为农家月令书的开创者和一部代表作。
北宋所纂类书《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中有《汜胜之书》，是否为完整原书，不能肯定。郑樵《通志》也有著录，在其他书目中已不见。
第二章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秦汉时期的农牧业生产，是跟当时的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密切联系的。
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是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主要内容。秦汉时期的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深远的影响，更显得特别重要。本卷在论述农、牧、工、商等篇内，对这个问题都有所涉及。目前，是企图就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阶级结构的等级特点，就官田和民田的发展状况，即不同阶级、不同等级占有土地及其相应的劳动力状况以及其相互间的矛盾，就农民及其他劳动者身份等三个重要的方面进行一次初步的探索。为了说得清楚一些，对于在本卷别的地方提出的论据，在必要时不免要有些重复。
第一节地主阶级的等级结构和土地等级制度全国最高的地主中国的封建制社会结构，是一座宝塔式的结构。皇帝是在这座宝塔的最上层，其下有各种不同的地主等级，最下层是劳动大众。
自秦始皇灭六国以后，皇帝就成为全国最高的地主。在他这里，国家的主权和土地的所有权是统一的，赋税和地租是统一的，户籍上的农民是封建国家的劳动力，是粮源、兵源和各种劳役及其他封建义务的承担者。在合法的形式下，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不可分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显著的特点。秦始皇宣称“**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汉高祖即帝位后，为他父亲祝寿，说“始大人尝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②。秦始皇和汉高祖都是把全国的土地看作自己的私产。事实上，全国臣民关于土地的权力也是都要从属于皇帝的最高权力。皇帝的这种特权，差不多一直延续到整个封建制时代，所以黄宗羲在明清之际还说皇帝“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③这是中国皇帝与西欧封建国王不同的地方。在西欧，国王是没有这种全国土地最高所有权的。
马克思在论劳动地租时说“如果不是私有土地所有者，而像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末，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④马克思的话，是泛论亚洲情况的，也很符合中国的情况。他所说的国家，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就是皇帝，这跟“国家”的近代概念是不同的。皇帝是全国最高的地主，这是中国封建时代“独特的国家形式”。皇帝享有“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这是中国封建**主义得以长期存在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的主要等级秦汉时期，在皇帝统治之下，有各种等级的地主，其中有军功地主和宗室地主，汉代还有外戚。在正常情况下，他们都从属于皇权的宗法体系。另外，还有豪族地主，往往表现出跟皇权对立的因素。又有富人，在秦汉法定的条件下，是被抑制的对象。
商鞅在秦变法，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与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②按照这样的规定，军功地主在地主等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汉书·高帝纪》。
③ 《明夷待访录·原君》。
马克思语，见《资本论》第三卷第892 页，人民出版社97 年版。
② 《史记·商君列传》。
级中，是在国君之下，排列在第一位的。在军功地主内部，又有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等级的田宅、臣妾和衣服。秦制，有军功者赐爵。爵有二十级。一级，曰公士。二级，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赐爵制度，从商鞅时起，经秦皇朝，沿用到汉。《商君书·境内》说，在战争中“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以此推论，享有五级爵的大夫可有田五顷、宅四十五亩；而五大夫可有田九顷、宅八十一亩；关内侯和彻侯可分别有田十九顷、二十顷，宅一百七十一亩、一百八十亩。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皇帝并不受这些规定的限制。如秦将王翦将兵伐楚，秦始皇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②这可见，对功臣封赏田宅，是可以人主的意愿办理的，并没有一定不变的成规。宗室，在分封制废除以后，仍“衣食租税”，也有被分给的田宅。但如没有军功，就不得有军籍。在地主的等级系列里，宗室地主是排在第二位的。他们“虽富，无所芬华”。至于既无军功又非宗室的富人，在商鞅变法以后的秦，不居重要地位，但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是存在的。另外，秦灭六国后，也有豪族的存在，这就是六国之后及后来各地起兵反秦的某些“豪杰”的家族。
汉初，因军功应得爵的人相当多。汉高祖五年诏“七大夫③、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诏书反映了得军功爵者有很大的数量，以致在一定时间内，得不到适当的安置，同时也反映了汉高祖对军功地主的特别重视。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代地主阶级的等级不断有些变化。《汉书·地理志》对当时地主阶级的等级构成，作出一定程度的概括。它说“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资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这所说世家、豪杰和高资，是当时地主阶级中社会影响最大的主要等级。《汉书·地理志》虽系就关中情况而论，但可认为，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一般情况。世家地主世家地主，就是封建贵族，他们享有封爵、封土和封与民户的权力。他 《汉书·百官公卿表》。
②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③ “七大夫”，颜师古注“公大夫也。”
《汉书·高帝纪》。
们可以包括宗室贵族、功勋贵族、外戚和儒宗。功勋地主，包括军功地主在内。外戚和儒宗是汉代新兴的地主等级。《汉书·地理志》说“世家则好礼文”，好礼文是世家突出的特点。所谓“礼文”，主要是区分贵贱尊卑。世家好礼文，正是维护封建特权的反映。《史记·太史公自序》“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世家”，在历史编纂学上，是《史记》中的一种体例；在阶级关系上，是政治身份。《史记》的体例是根据历史的现实而定，《史记·太史公自序》对世家的说明，表达了世家跟最高统治者的密切关系。
汉初，对宗室、外戚和有功之臣，实行封王、封侯制度。“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这样便出现了一大批宗室贵族、功勋贵族和外戚世家。据史载，自高祖至景帝，宗室被封为诸侯王的共四十六人②，王子侯者二十七人③，功臣侯者二百四十人④，外戚侯者二十五人⑤。《汉书·地理志》记西汉晚期的全国民户是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零六十二，人口是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而二十个王国的民户是一百三十四万三千三百九十，人口是六百三十八万二千二百零五人。《续汉书·郡国志》记东汉中期全国的民户是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人口是四千九百一十五万零二百二十，而这时的王国是十九个，民户是一百六十九万四千六百九十，人口是一千零三十一万四千五百二十三。这已可见，两汉王国占有户口在全国户籍中所占比数之高。《汉书·地理志》还记有当时的侯国“二百四十一”，《续汉书·郡国志》记当时侯国九十五，对于它们所占户口都没有具体记录，数字当不在少。王侯国受封的户口数字，实际上就是它们所可能控制的劳动力的数量，显示了世家地主在地主阶级的等级构成中占有特别的重要地位。如上文所说，秦代对军功地主最为重视，而对宗室地主次之。两汉在初建立时，功臣的势力强大。其后，“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讨之”。非刘氏而无功者也不得封侯。于是，宗室地主的地位就逐渐凌驾于功勋地主之上了。外戚，在两汉时期不断涌现出煊赫的家族。如西汉成帝母王太后的家族，“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专断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筦执枢机，朋党比周。”东汉桓帝时的梁冀，前后受封共三万户，两个弟弟和儿子各万户。“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②后来梁氏一家被抄，“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③。
儒宗，是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发展起来的。汉武帝时，董仲舒把孔 《汉书·高帝纪》。
② 《汉书·诸侯王表》。
③ 《汉书·王子侯表》。
④ 《汉书·功臣表》。
⑤ 《汉书·外戚恩泽侯表》。
《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
② 《后汉书·梁冀传》。
③ 《后汉书·梁冀传》。
孟的儒学改造为新儒学，以适应封建**主义的需要。他的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和支持，“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④。当时，“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于是，“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⑤就这样，儒学和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要做官必须通晓儒家经典，通晓儒家经典便可能做官。正如汉宣帝时夏侯胜所云“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从此，地主阶级中便出现了一批以儒学起家的累世公卿的地主。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西汉自宣、元以后，任职丞相者共十八人，其中就有十四人以明习经学起家，而韦贤、韦玄成及平当、平晏，均以父子为丞相。《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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