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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纪传体史书所不载。如卷一《巴志》所载刘邦为汉王时，纳范目之策，募发賨民，共定秦地，奠定统一天下的基础一事，即不见于《史记》、《汉书》。所以此书是研究秦汉历史地理和巴蜀地方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典籍。
此书整理本有二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前者校勘、补佚、考辨、注释，颇见功力，且配有大量插图，体现旧学“左图右史”的传统，价值较高。后者以史实的注释和考证为主，言简意赅，于疑义多有论断。书后附示意图五幅，另《华阳国志梁益宁三州地名族名索引》，颇便于用。
《水经注》《水经注》，四十卷，北魏郦道元撰。
此书在汉桑钦《水经》记载的基础上，广为订补，详述了河流水道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兼论水道流经地区的山川、城邑、关津的地理状况和历史沿革，以及古代建筑、碑刻石阙、人物故事、民间歌谣、神话传说，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不乏有关秦汉历史、地理、民俗的记述，可与纪传体史书相参照，订谬补遗。郦道元注中引书多达四百余种，包括一批秦汉佚史，为研究秦汉史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本书以王先谦《合校水经注》成就较高。王国维《水经注校》用力甚深，惜点校质量较差，用时不得不慎。注中所载秦汉碑刻，可利用《水经注研究二集》所载陈桥驿《水经注·金石录》。
第二节史籍佚文的辑本《东观汉记》《东观汉记》，约一百四十三篇，东汉班固、刘珍、蔡邑等撰。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当代史。
《汉记》之作始于汉明帝时，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撰作《世祖本纪》及功臣列传，新市、平林、公孙述、隗嚣等载记凡二十八篇。安帝时，刘珍两度奉诏著作东观，始有《汉记》之名。其所撰为光武至永初初诸纪、表、名臣传、节士传、儒林传、外戚传等。桓帝时，边韶领衔作穆、崇二皇传、《顺烈皇后传》、《安思阎后传》、《儒林传》、《百官表》、《宦者传》。此时，《汉记》已有一百十四篇之数。后又由伏无忌主持，补修《诸王表》、《王子表》、《功臣表》、《恩泽侯表》、《南单于传》、《西羌传》、《地理志》，于是诸体始全。灵帝时，蔡邕两度主持撰作《朝会》、《车服》、《律历》诸志，并续作纪传。汉末丧乱，蔡邕被诛，《汉记》修撰之事，遂告终结。
此书自刘珍起，以东观为主要撰作场所，所以刘昭称其书为《东观书》。后郦道元《水经注》始称其为《东观汉记》，《隋志》沿用此称，并流传至今。
《东观汉记》是东汉历史比较原始的材料。至隋唐时已有不少散亡，入宋后残存无几，元明之际亡失殆尽。史注和类书中，仍有一些佚文。此书可以订补范书，如张顺组织王莽末年南阳起事，范书无载；也可证范书之言有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此书乃史臣撰述时人事迹，难免有曲笔之嫌。书又成于众手，质量参差不齐。繁简失当，选材不精，在所难免。而自安、顺二帝以下，亡缺尤多。此书辑本以清姚之骃《后汉书补逸》为最早。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但书脱漏甚多，连《太平御览》都未曾取资，其所用《北堂书钞》乃明陈禹谟本，文多妄增误改。姚氏又颇沿明儒旧习，读书不精，考辨乏力，讹谬之处，时有所见。再则辑文一律无出处，使读者无从考索。清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在姚辑的基础上，利用《永乐大典》予以订补，辑为二十四卷。其编目依原书体例，分纪、表、志、传、载记五体，较有条理。辑文也较姚辑丰富可靠。末附《东观汉记范书异同》，可供参校，有较高的使用价值。惜漏辑仍多，且无出处。今人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的问世，弥补了前两辑的不足，是目前较好的辑本。
八家《后汉书》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谢书纪、志、传诸体俱全，且有所创新。如《兵志》、《风教传》为其所独有。从佚文推断，《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传当创始于谢书，并为范晔所吸取。谢书表彰忠义隐逸，不以名位为限。且谢书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为范书及其他诸家后汉书所不及。现存谢书佚文数量较多，其中又半为范书所失载。但此书地方色彩较浓，京洛事缺于三吴，不能全面反映东汉一代历史。
薛莹《后汉记》，一百卷。此书佚文所存数量甚少，仅光武、明、章、安、桓、灵六帝纪论及少数人物传散句。其论赞褒贬抑扬，发自胸臆，直道而陈，有一定的史识。
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其八志并入范晔《后汉书》，已见前述。纪传佚文数量仅次于谢承书。书名《续汉书》显系接续《汉书》而作。
范书删改诸史时，重于文采，有的史实节略过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诸家后汉佚史订补，而《续汉书》最受重视。以李贤注为例，引司马彪书多达一百四十九条，远在他书之上。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用《续汉书》释汉末之事也最多。
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峤改称志为典，计划写十篇，惜未竟而卒。复由其子华彻、华畅相继整理，始成完帙。南北朝时，刘勰于《文心雕龙》中称其书“准当”，与司马彪书之“详实”等驾齐观。所以范晔撰《后汉书》，除以《东观汉记》史料为基础外，华峤书成为其主要蓝本。直接袭用华峤论赞可知者达十处之多，占范晔论赞的十分之一。
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所存仅《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五志佚文，对《续汉志》略有助益。列传佚文甚少，且与范书雷同，用处不大。
袁少松《后汉书》，一百卷。袁书纪传质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但志书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国志》、《五行志》佚文对订补《续汉志》较有助益。
张璠《后汉纪》，三十卷。《后汉纪》似为未完之作，流传不广，散亡亦早。但所记汉末之事颇详，为袁宏所吸取。从佚文看，四库馆臣以为皆以袁纪文意为佳。故璠纪利用价值不大。
张莹《后汉南记》，五十五卷。书早亡，佚文数量也最少。唯安帝见铜人条，为其所独载。
以上，前七书的辑本，以清姚之驷的《后汉书补逸》为最早。清人辑本中质量最精的，当推汪文台的《七家后汉书》。
汪氏留意于诸家后汉书，以稽古余力，重为搜补。于所藏姚辑本，随见条记，丹黄殆遍。弟子汪学惇复有增益，辑稿遂成。其取辑广博，辑文丰富，考辨精审，出处周详，编目有序，末附无名氏《后汉书》佚文一卷，颇便于用。不过，汪氏僻居远县，观觅善本以资校助，脱漏衍讹，在所难免。汪氏殁后，书稿售于他人，虽经汤球手录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光绪八年（公元882 年）赵 叔、林粲英刊行时，校刻未精，复增舛■。加上未辑张莹记，其功未毕，有待订补。最近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往》的出版，弥补了汪辑的不足，是目前较好的辑本。
《汉官六种》《汉官六种》，十卷，清孙星衍辑，收入《平津馆丛书》。其所辑诸书情况如下。
《汉官》，一卷，作者及成书年代亦不详。《隋志》作五卷，宋时仅存一卷，旋即亡佚。今所见佚文唯存《续汉书·百官志》注中，内容侧重于公卿员吏的人数和品秩，并附记诸郡郡治距京师的里程数。
《汉官解诂》，一卷。原名《小学汉官篇》，计三篇，建武年间新汲令王隆撰。其书以童蒙书之形式出现，“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比较广泛。东汉中后期重臣胡广深谙官制仪式，有“万事不理问伯始”之誉。他看中《小学汉官篇》，并亲自为其作注。胡注补正《汉官篇》虽称精要，难言其详之弊，故书名随之易为今名。这也是为什么原文较少保存，而胡注传世较多的原因。
《汉旧仪》，二卷，《补遗》二卷。原书四卷，东汉议郎卫宏撰。此书不仅言及官制，而且大量涉及礼制，如籍田、宗庙、春桑、酎、祭天等礼仪。所以隋唐史志多将其列入仪注类。又因其所载官制较详备，故自《直斋书录解题》始，称其书为《汉官旧仪》，清四库馆臣辑本亦据以为目。此书是《汉官六种》中有较高史料价值的一种。
《汉官仪》，二卷。原为十卷，东汉军谋校尉应劭撰。时献帝迁都于许，旧章湮灭，书记罕存，应劭于是缀集旧闻，而作此书。汉官诸书中，此作最为系统，佚文史料价值亦最高。其书在史注和类书中或称《汉官卤簿图》，或称《汉官名秩》，又作《状人纪》，疑皆为其书之篇名。
《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一卷。简称《汉官典职》，或《汉官典仪》。
原为二卷，东汉卫尉蔡质撰。杂记官制及上书谒见仪式。
《汉仪》，一卷，吴太史令丁孚撰。因《新唐志》称其作《汉官仪式选用》，所以有人以为与蔡质之作本为一书，但据《续汉志·百官志》所引，当自为一书，仅较他书简略，流传不广，鲜为人知。
这六书是汉代官制仪式最原始、最丰富的系统记述，可补《汉书·百官公卿表》和《续汉书·百官志》的不足，应予以足够重视。
除孙辑外，元陶宗仪曾辑应劭《汉官仪》一卷，仅十六条，且无出处。
清四库馆臣辑卫宏《汉官旧仪》及《补遗》共四卷。辑本体例较为严谨，辑文也较丰富。然其据《永乐大典》所辑二卷，与史注及其他类书参校考订，未免不足。而《补遗》部分草率收兵，脱漏较多。又清王仁俊辑《汉旧仪》、《汉官仪》各一条。而黄奭之《黄氏逸书考》则全取孙辑，唯增案语一句，它无所发明，刊刻疏略，复增舛讹，最不足取。相比之下，孙辑优点有四一为辑书全，二为辑文多，三曰出处详，四乃考辨较为审慎。而漏引、误引，亦屡有发生，用之不可不慎。
此外，孙星衍还辑有汉叔孙通《汉礼器制度》一卷，可明汉初礼仪之概貌。
与上述诸佚史相联系，研究汉代礼制仪式，可参阅蔡邕《独断》。此书今存，二卷。其所载有天子称谓及其所用、所居、所行、所驻之名称和仪制，群臣上书诸类别及程式，以及汉宗庙、祭祀、爵制、乐舞、五德说、汉世系、冠冕舆服之制和谥法等方面的情况。其中冠冕舆服之制尤为详细。全书条理贯通，简明扼要，虽略有后人补窜，记述也有小疵，仍不失为汉代礼制的重要参考书。
其他逸史的辑本《楚汉春秋》，九卷，西汉陆贾撰。所记从刘邦、项羽起事起，至汉文帝初期止，为一部杂史。司马迁撰《史记》时，曾采撷此书。唐以后散佚。清人辑本有三一、洪颐煊所辑，见《问经堂丛书》。二、茆泮林所辑，见 《续汉书·百官志》注。
《十种古逸书》，亦见《后知不足斋丛书》和《龙溪精舍丛书》。三、黄奭辑本，见《黄氏逸书考》。其中以茆辑最佳。但佚文数量不多，史料价值亦有限。
《三辅决录》，二卷，东汉赵岐撰。这是一部汉代关中地方人物志。所述汉代三辅名人事迹，可作订补纪传体史书之用。与之相类的有佚名氏所作《三辅旧事》、《三辅故事》，均已亡佚。清张澍《二酉堂丛书》辑有此三书，虽未完善，可供参考。
此外，清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辑有《汉晋春秋》、《会稽典录》、《钟离意别传》、《郑君别传》等。《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又辑有《后汉抄》、《蜀王本纪》、《陈留风俗传》、《汝南先贤传》、《益部耆旧传》、《襄阳耆旧传》、《海内先贤传》、《青州先贤传》、《鲁国先贤传》等。每种书仅数条，脱漏甚多，与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所言应辑秦汉史籍相较，差距甚大。但尽管每种佚史的佚文数量有限，可是集中起来，就十分可观。在秦汉文献资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越发显得宝贵。这一领域尚有待全面开发，作一次较为彻底的总结。
第三节经纬及有关传注的史料价值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以传授五经，于是属于今文经系统的《今文尚书》、《易经》、《诗经》、《仪礼》、《礼记》、《公羊传》、《穀梁传》等先后成为汉代官私诸学的基本读物，同时也成为两汉制定国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尤其经汉宣帝石渠阁会议和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皇帝亲自“称制临决”，钦定经解教义，大大加强了今文经的神学化。官学的思想渗透到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等各个领域。作为古文经系统的《古文尚书》、《周礼》、《左传》，除在王莽改制和光武帝中兴之初，一度列于学官外，一直受到今文学派的排挤，只能在民间流传。后来在杜林、贾逵、马融、郑玄的大力提倡下，古文经逐渐在学术上取得优势，其影响也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其间，《论语》、《孝经》二经，也被列为官学，形成“七经”。由于汉代经学和史学有密切的关系，经今古文学之争又涉及当时的政治斗争。因此，研习上述诸经，特别是研习《尚书》、《易经》、《周礼》、《礼记》、《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七经，对于探讨秦汉史，尤其探讨秦汉政治史、学术史和教育史，具有重要意义。
《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论语》、《孟子》八经的经解中保存有大量的汉人传注。特别是郑玄的“三礼”注，常用汉事解经，成为我们了解汉代典章制度、宫廷和民间礼俗等情况的宝贵资料。宋王应麟为了研究汉制，曾从上述八经注及《国语》、《说文》中，剔取有关材料，编为《汉制考》一书，计四卷，可省却部分翻检之劳。可惜书非定稿，材料也未经分类，且有所脱漏，有待进一步整理。
与经学相配合，从西汉中叶起，谶纬之说兴起。谶是预告将来吉凶祸福的隐语，纬是对经书神秘化的解说和推衍，以附会人事。它们是汉代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企图欺骗舆论，摆脱困境，寻求福祐的唯心主义谬说。刘秀认为自己应谶言而定天下，对之深信不疑，因而谶纬一度成为官方的显学。但是谶纬具有神秘的色彩，各阶级、阶层的人士都可以从中寻找思想武器。东汉中后期，它曾是豪族世家对抗皇权和宦官的武器。甚至黄巾起义也加以利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是以谶言形式发出起义的信号。加上谶纬之学讲“革命”、“革政”、“五德更替”，这些都是封建**主义所忌讳的，因而它不久就为统治阶级厌弃。三国两晋以后，谶纬之学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众多的谶纬之书随之也陆续消亡。
纬书中不但包含有大量的今文经说，以及天文、地理、医学、农学、数学等内容，而且与两汉政治制度、阶级斗争、学术思想和社会生活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也是研究秦汉史的必读资料。明孙瑴的《古微书》和清赵在翰的《七纬》是较好的辑本。又唐刘赓的《稽瑞》，作为有关谶纬学的小型类书，也可供参考。此外，有关阴阳五行学说，可参阅秦汉《日书》简文。第四节小学书的史料价值小学著作是研读诸经的工具书，同时也程度不同地具备一定的史料价值。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三十卷，东汉许慎撰。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定字源的字书，对研究古代文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释语中不时留下一些可资利用的秦汉史料。如《说文·叙》就言及尉律；《贝部》引律令曰“民不徭，赀钱二十二。”又释“盐”、“祆”、“僧’、“塔”等，对了解河东盐池的规模，以及拜火教和佛教的东渐，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使用此书，应利用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方言》、《释名》、《急就篇》《方言》，十五卷，西汉扬雄撰。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词典。今传晋郭璞注本，唯十三卷，略有后人增补。书中在以汉代通行语解释方言时，也片断地反映了汉代的衣食住行和风俗民情等社会生活的史实。清钱绎《方言笺疏》，可用以参考。
《释名》，八卷，东汉刘熙撰。这是我国第一部用声训释字义的训诂书。全书共二十七篇，分释天、地、山、水、丘、道、州国、形体、姿容、长幼、亲属、言语、饮食、采帛、首饰、衣服、宫室、床帐、书契、典艺、用器、乐器、兵、车、船、疾病、丧制等类字义，对研究两汉社会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读时可用王先谦《释名疏证补》。
《急就篇》，凡三十一章，西汉史游编。这是一部童蒙之书。首章为开篇，后六章叙姓字，列姓一百一十三个；下接“诸物”部分十八章，言及工具和日用器皿、武器及车马具、衣履服饰、建筑和室内陈设、人体生理和疾病、药物、农作物名称、花鸟虫鱼兽等名词；又有三章叙刑法；二章叙职官及地理；末章以颂扬汉德而告终。这书反映社会面极广，从中可以了解许多汉代社会史的有用资料。《四部丛刊》本有唐颜师古注，较便于用。
第五节诸子书的史料价值在秦汉文献中，子部书的重要性仅次于史部。子部书不只表述了各家的思想，而且大致在政治、经济、宗教、风俗、科技等方面，都为研究秦汉史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史料。
《新语》和《新书》西汉建国之初，总结秦亡、楚败、汉兴的经验教训是主要议题。《新语》和《新书》是其代表作。
《新语》，上下二卷，共十二篇，陆贾撰。全书以黄老思想为核心，吸取儒学的部分主张，强调无为而治，政令统一，选贤用能，崇尚仁德。今本有后人改窜，以致有人疑其为伪书，未免失于偏颇。今人王利器《新语校注》是较好的读本。
《新书》，又名《贾子》，贾谊撰。今本十五卷，计五十八篇（缺《问孝》和《礼容语》上）。书中提出以民为本，合理分摊赋役，重农抑商，加强对诸侯王国的限制，以及相关的治安之策，是研究汉初历史和贾谊思想的重要资料。原书亦经改窜，真伪错杂，应予以注意。《贾谊集》把《新书》与贾谊的其他奏疏、文赋汇为一编，颇便于用。
《淮南子》和《春秋繁露》文景时期，诸侯王坐大，国家的统一受到威胁。是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还是鼓吹分裂割据，成为思想领域争论的焦点。贾谊《新书》已开其端，但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应推《淮南子》和武帝时问世的《春秋繁露》。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汉书·艺文志》言有内篇二十一篇，外篇二十三篇。今本唯存内篇。这书由淮南王刘安延请学人共同撰集，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兼取儒、法、阴阳五行诸家学说，为文景时期刘姓诸侯王企图保持封建割据的思想代表作，对了解朝廷与地方的政治斗争有较高参考价值。读这书时可用近人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并参考其《三余札记》。《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董仲舒撰。今本与《汉书》本传及《艺文志》所言篇数、篇名均不大相符。可见经后人重新整理，已非本貌。但其主要内容当仍是董仲舒的思想。董仲舒以春秋公羊说为指导思想，提出一系列维护“大一统”的思想观点，又糅合阴阳五行学说，建立“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新体系，以迎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在当时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这书是了解西汉中期思想和政治状况的重要资料。读时应用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
《白虎通义》《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又称《白虎通德论》，四卷，东汉班固等整理编纂。章帝为了统一思想，协调对儒学经典主要内容的理解，仿效宣帝时召开的石渠阁会议，于建初四年（公元79 年）在白虎观会集天下今、古文名儒与有关政府官员，讨论五经异同，最后由章帝亲自裁定是非。《白虎通义》就是此次会议的总结，它把儒家学说与谶纬迷信紧密结合起来，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这是研究东汉思想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清陈立《白虎通义疏证》是主要参考书。
《论衡》和《新论》《论衡》，三十卷，王充撰。全书共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有录无文。王充博学多闻，勤于著述，是东汉初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他对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及唯心主义的神学思想体系，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王充精通汉史，常据以阐发其主张，同时也提到了当时社会的不同风尚，因而此书是研究汉代社会史的有用资料。近人黄晖的《论衡校释》，引证丰富，注释精当，成就较大。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的《论衡注释》，释文简明，便于初学。
《新论》，二十九篇，桓谭撰。桓谭反对谶纬，其主张与王充有不少共通之处。原书久佚，清严可均辑本较为完备，见《全后汉文》。王充、桓谭，本卷丁编都别有传。
政论书东汉中晚期，政治**，阶级矛盾尖锐，为拯世救俗，政论之作大兴。
《潜夫论》，三十六篇，王符撰。王符因不满东汉后期的黑暗统治，隐居著书，痛讥时弊，不欲彰显其名，故名书曰《潜夫论》。这书强调民本思想，要求改变世家豪门垄断政治的局面，以达到重兴汉室的目的。这是了解东汉后期政治与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清汪继培撰，今人彭铎校证的《潜夫论笺》，颇便于用。
《政论》，一卷，崔寔撰。这书以揭露东汉末年统治集团的腐朽奢靡生活为主要内容。原书早佚，辑本以清严可均所辑为佳，见《全后汉文》。《昌言》，仲长统撰，三十四篇。其性质与《政论》相类，仲长统对汉朝已不抱多大希望，也能较多摆脱传统经学的羁绊，冷静剖析汉朝衰败的历史原因，所以史料价值较大。对探讨玄学的起源，也有所帮助。原书亦佚，亦以严可均辑本为佳。
《申鉴》，五卷，荀悦撰。这书恪守传统儒学，但反对谶纬迷信，又主张德刑并用，限制兼并，以缓和社会矛盾。书中还极力主张抑制权臣，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以强化皇权。这是研究汉末思想的又一重要材料。版本以《四部丛刊》本为佳。
《盐铁论》和农事书反映汉代经济思想和农业经济的史料有《盐铁论》和《汜胜之书》、《四民月令》等农事书。
《盐铁论》，十卷，凡六十篇，西汉桓宽编。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 年），召开盐铁会议，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围绕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展开激烈辩论。桓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并经与会儒生朱子伯的介绍，将其整理改编，撰成此书。其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记述了会议正式辩论的经过及双方的主要观点。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写会后双方对匈奴政策、法制等问题的争论要点。最后一篇是后序。全书真实生动、全面而扼要地介绍了汉武帝的主要经济政策及相关的政治、军事、文化思想诸问题，是研究西汉经济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另外，《史记》对桑弘羊的记述不够完备，《汉书》又未立专传。此书可以说是半部《桑弘羊传》，为研究这一重要人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书中不少篇章，文字晦涩难懂。近人郭沫若《盐铁论读本》，今人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二书，对读者可有较大帮助。
《氾胜之书》，十八篇，西汉氾胜之撰。胜之，成帝时人，曾为议郎。
这是他指导关中农民耕作的生产经验的总结，为中国农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书中除记述主要作物的一般栽培技术外，还介绍了区种法、溲种法、耕田法、穗选法、稻田水温调节法、桑苗截干法等先进生产技术，是了解汉代农业史的宝贵史料。原书早佚，近人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和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是可供阅读的最佳辑本。
《四民月令》，一卷，东汉崔寔撰。这书仿《礼记·月令》，按月记述地主庄园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反映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的面貌，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史不可多得的材料。原书早佚，近人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和缪君愉《四民月令辑释》均可利用。
《太平经》和《牟子理惑论》两汉时期，佛学东渐和早期道教初创，在社会上都有一定的影响。这时，有关宗教思想的著作主要有《太平经》和《牟子理惑论》。
《太平经》，一百七十卷，今存五十七卷，是我国道教主要经典之一。
此书源于东汉宫崇献给顺帝的《太平清领书》，以阴阳五行之说为基调，杂以巫觋之语。东汉统治者以为妖妄不经，藏而不用，因而只能在民间流传。其中神秘的五行说和朴素的平均思想，成为张角组织群众，发动黄巾起义的思想武器。以后，经历代信徒的推广和增衍，才形成一百七十卷的庞大规模。《太平经》对于探讨东汉早期道教的形成，及其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具有较高参考价值。今人王明《太平经合校》是较好的读本。《道藏》中的唐闾、丘方远的《太平经钞》，保存了旧本的部分面貌。而佚名《太平圣君秘旨》，又有今本《太平经》所失载的内容，可以参考。
《牟子理惑论》，或称《牟子》，或作《理惑论》，凡三十七篇，是我国最早的佛学经典之一。旧题东汉太尉牟融撰，或云苍梧太守牟子博撰，均不可信。此书当成于汉献帝建安年间，所述为佛教初入中国时，世人对佛教的不同看法，并进而主张佛学与儒家、道家之说相融合，以适应中国的政治需要和风俗民情。这是研究早期佛学史的宝贵资料。书早佚，《弘明集》中保存佚文较多，可资利用。
《风俗通义》子书中的风俗书以《风俗通义》为代表。该书三十卷，今存十卷，东汉应劭撰。应劭博闻强识，著述甚丰。此书反映东汉社会的不同风俗，为研究两汉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其中多为纪传体史书所失载，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今人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和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是便于阅读的本子。
天文数学书汉代自然科学类的存世之作，涉及天文、数学、医学等三个学科。
《灵宪》、《浑天仪》，均为东汉张衡所撰，是汉代天文学中浑天说的代表作。二书均佚，清严可均《全后汉文》中有辑本。
《周髀算经》，二卷，至迟成书于汉武帝时期，是先秦以来天文算学经验的总结。其天文学方面主张盖天说。数学方面的贡献，则表现在分数算法、开平方算法的运用，以及总结出勾股的定理。书存《算经十书》和《四部丛刊》中，有汉赵君卿注和唐李淳风注。
《九章算术》，九卷，当成书于东汉和帝时。作者无考。这是世界古代数学名著之一。其中分数计算法、负数计算法、比例计算法，以及开平方、开立方、二次方程和联立一次方程解法，都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是了解汉代数学成就的重要资料。同时在算题中，还可以了解汉代经济政策、物价、农业生产水平等方面的情况，史料价值较高。魏刘徽和唐李淳风为之作注。书亦见《算经十书》和《四部丛刊》。
医药书《神农本草经》，秦汉间人伪托神农撰。收载药物达三百六十五种，是我国较早的有关药物学、植物学的分类学专著。书佚。清孙星衍辑本较佳，见《问经堂丛书》。
《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东汉张机撰。原书散佚，西晋王叔和得其残稿，加工后，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是了解汉代医药学水平的基本参考书。前者以任应秋《伤寒论语释》最便于用。后者可用《四部丛刊》本。
第六节文集及古小说的史料价值《蔡中郎集》、《扬子云集》、《孔北海集》汉人文集基本散佚，故传世之作多以辑本为主。较重要的是《蔡中郎集》，《四部丛刊》影明华氏活字本为十卷，较佳。《四库全书》翻明陈留本为六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集》本止二卷，可备参考。这书是研究汉代历史和典章制度的重要参考书。
《扬子云集》六卷，《孔北海集》一卷，均见于《汉魏六朝百三集》和《四库全书》。其中扬雄的《法言》和《太玄经》价值较大。
此外，重要的参考书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清严可均辑。其中收有《全秦文》一卷，《全汉文》六十三卷，《全后汉文》一百卷，对了解秦汉历史，有很大参考价值。严氏汇众多单篇于一编，便于翻检，且出处周详，也易于核对，因此可作工具书使用。以中华书局影印清王毓藻刻本为佳。又《文选》，六十卷，南朝梁萧统编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其中所录秦汉人之作，皆可为研史之助。《文选》李善注，广征博引，多为秦汉佚书，也可订补正史之伪脱。阅读时可用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本，同时应参考《六臣注文选》。又《古谣谚》，一百卷，清杜文澜辑。此辑引用秦汉古谣谚达三百余首之多，还逐首引述本事，注明出处，考辨疑义，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又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有关秦汉部分，也可供参考。其辑诗偏雅，与较能反映民间呼声的古谣谚相比，有所逊色。
《西京杂记》、《博物志》《西京杂记》，今本六卷，晋葛洪编。或题汉刘歆撰，或以为南朝梁吴均撰，均非。此书，历代指为伪书，但从语气及内容看，当是杂抄汉魏六朝佚史而成。所述西汉之事，怪诞不经，多不足信。但有关南越赵佗献宝于汉朝、昭君出塞前后汉宫画师事迹、刘邦筑新丰以迎太公、汉俗五月五日生子不举、邓通得蜀山以铸铜钱、茂陵富人袁广汉庄园之奇、司马迁有怨言下狱死、刘子骏作《汉书》诸事，均可开阔思路，有裨研史。中华书局《古小说丛刊》本较佳。
晋张华《博物志》、晋崔豹《古今注》、五代马缟《中古古今注》等，性质皆与《西京杂记》同，可聊备参考。它如《太平广记》、《笔记小说大观》等，均可浏览。只要稔熟基本史料，思路敏捷，钩沉探隐，从中总能得到启示。
第二章考古资料第一节秦都咸阳和碣石行宫秦都咸阳秦都咸阳故城在今咸阳市东十余公里处。公元959 年开始勘查，截止公元988 年年底，共发现夯土建筑遗址27 处，手工业作坊遗址 处，秦墓28座，对其中的两座宫殿遗址进行过部分发掘。
咸阳故城南靠渭水，因为渭水不断北移，故城受到很大冲决，目前已经看不见城郭的踪迹，现存遗址应是咸阳故城北半部的宫殿区。其中以西起聂家沟东至山家沟一线的遗迹分布最多、最密集，规模也最大；在它的外围有东西长约900 米，南北长57 米的夯筑墙垣。根据遗迹所在位置及出土遗物判断，这组大型的建筑遗址应是秦咸阳宫，此墙应是秦咸阳宫宫墙。宫殿区的西边有大片秦墓地；西南边有铸铁、冶铜、制陶作坊遗址和民居建筑遗迹。有学者根据目前掌握的宫殿区范围，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的分布位置，并参照汉宫殿区占据长安城大部的例证，提出秦咸阳东西十二里，南北十五里的构想。真象如何，有待更多的资料验证。
公元973—982 年，发掘宫墙以内保存较好的 号建筑遗址的西半部和与之相连的2 号和3 号建筑遗址，共揭露面积5000 平方米。 号建筑夯土台基东西长0 米，南北宽45 米，高出地面 米。对揭露出的遗迹现象，做过初步复原研究，得知这是一座似乎以面呈长方曲尺形的多层夯土高台为基础，凭台重叠高起的楼阁建筑。台顶中部有两层楼堂构成的主体宫室，四周布置有上下不同层次的其他较小的宫室，底层建筑的周围有回廊环绕。3 号宫殿基址在 号基址西南00 米处，其间有建筑互相连接。它是一座带有回廊的殿堂，在廊道两壁上彩绘壁画。画面为车马仪仗，植物纹饰和几何纹图案。根据建筑形制和出土的遗物判断， 号遗址大约建于战国中、晚期，3号建筑大约建于战国末年或秦代。两座遗址中都有大量焚毁倒塌的堆积物，表明它们均毁于秦末的烈火。
秦宫遗址的勘查和发掘，证明秦宫殿都建在夯土台基上。每座建筑物自成一个独立体，多座建筑物之间以甬道、复道相接成为一个组合体；从每座建筑物的间次、门道的设计，到一个建筑群的整体设计，又都采用对称式的布局。秦代开创的这种宫殿建筑形式，对后代影响很大。
碣石行宫勘察和发掘秦东海行宫，是984 年以来的事。经多年努力，现已初步探明秦东海行宫修建在今渤海沿岸，大约从北起辽宁省绥中县墙子里村，南到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全程四十公里的环渤海地带。绥中墙子里地处山海关外5 公里处的渤海之滨，这里有一组自然礁石，耸立在海中，民间传说为“姜女坟”。在紧靠“姜女坟”的海岸上发现了六处建筑遗址群。它们大约都是建于秦代或西汉前期。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面对“姜女坟”的石碑地建筑遗址。其中心建筑台基南北长500 多米，东西宽近300 米，台基高8 米。夯土台上有多级建筑。在建筑基址上发现了通长8 厘米、当面直径52 厘米的高浮雕夔纹大瓦当、变形夔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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