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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取韩安邑以东到乾河。公元前292 年（秦昭襄王十五年），白起为大良造，攻魏，取城大小六十一。明年，取垣（约当今山西垣曲县）。公元前280 年（秦昭襄王二十七年），白起攻赵，取光狼城（今山西高平县西）。公元前279 年（秦昭襄王二十八年），白起率秦军向楚进攻，拔鄢（今湖北宜城县西南），邓（今河南邓县），西陵（今湖北宜昌县）。公元前278 年（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又乘胜攻楚，取安陆（今湖北云梦县、安陆县一带），并攻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县），更进兵至洞庭湖边。楚国仓皇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县）。从此，秦以郢为南郡，封白起为武安君。
公元前22 年（秦昭襄王四十五年），秦军攻下韩国的要地野王城，切断了韩上党郡（今山西长治市）与黄河以南、韩国中心地带的联系。韩国的上党郡守冯亭在当地居民支持下，把上党郡属的十七城献给赵王，请求归附，希望借此援引赵**力与韩联合，共同保卫上党，免遭强秦吞并。赵接受了冯亭上党归赵的请求，封冯亭为华阳君。公元前20 年（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秦左庶长王龁率兵向上党进攻。赵国派老将廉颇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廉颇的作战方针是坚壁自守，不轻出战，把秦军拖疲之后，再相机反攻。这期间发生过几次小战斗，赵军失利，秦军也无大进展。赵王不耐烦了，他不能理解廉颇的意图和打法，屡次谴责廉颇怯战。他中了范睢的反间计，使赵括代廉颇。赵括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骄横自大的人。秦听说赵括已代廉颇为主帅，立即派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尉裨将，展开了著名的秦赵长平大战。赵括一接任就改变了廉颇的计策，撤换军吏，立即向秦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秦充分利用了赵括在部署指挥方面的一系列错误，胜利地完成了这次史无前例的大歼灭战。《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对这一大战役，是这样记载的“赵括至（东），则出击秦军。秦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琦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将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白起）。武安君计曰‘前② 《史记·白起列传》记，白起（武安君）被逼自杀是在秦昭襄王五十年十一月，一般认为是公元前257年。因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昭襄王五十年十一月是这年的第二个月，大致相当于公元前258 年的阴历十二月。一般是认为在前257 年，有误。
③ 《史记·秦本纪》。
④ 《史记·秦本纪》，又《白起王翦列传》。以下，取材于《白起王翦列传》者不一一注出。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白起在长平之战中立下了彪炳的战功。他断绝赵粮道及分割赵军内部的联系，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突破。但在政治上，白起犯了很大的错误。他杀赵降卒四十多万，堵塞了招纳降人的渠道，不利于对敌人的瓦解。
赵国当时岌岌可危，急于求得喘息时间，重新稳定内部。于是向秦求和愿割六城。秦虽大胜，伤亡也很重，白起后来也说过“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但他从纯军事观点看，赵国这时非常弱，国内动荡不安，秦如抓住这一良机，可以较省力灭赵。所以他主张继续进兵攻赵。但秦王和范睢对秦的经济困难、军事服役过重、人民疲敝所引起的问题，想得更多些。范睢对白起的高功、感到对自己政治地位的威胁，也不顾白起取得灭赵的大功。范睢与白起的关系，如苏代对范睢所说，如果赵被秦灭，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在他下面吗？不想在他下面也办不到。不如答应韩、魏割地讲和的请求。范睢向秦王建议秦兵劳，请许韩、魏割地以和的要求，且休士卒。秦王同意。公元前259 年（秦昭襄王四十八年，赵孝成王七年）正月，秦与赵、韩停战言和，各自撤兵。
公元前259 年九月，秦国在与赵停战八个月之后又进军攻赵。这次，秦王下定决心，要灭赵国。但白起却反对。《战国策·中山策》记“（秦）昭襄王既息民缮兵，复欲伐赵。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国虚民饥，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军粮以灭赵。今寡人息民以养士，蓄积粮食，三军之俸，有倍于前，而曰不可，其说何也？’武安君曰‘长平之事，秦军大克，赵军大破，秦人欢喜，赵人畏惧。秦人之死者厚葬，伤者厚养，劳者相飨，饮食铺总以靡其财。赵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戳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生其财。今王发军虽信其前，臣料赵国守备，亦以十倍矣。赵自长平以来，君臣忧惧，早朝晏退；卑辞重币，四面出嫁，结亲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备秦为务。其国内实，其交外戎。当今之时，赵未可伐也。”
秦王听不进白起的忠告，仍然派遣王陵率兵攻赵，进围邯郸。在稍稍得手之后，次年（公元前258 年）正月，秦王又增兵入赵，猛攻邯郸城。赵人坚守，使秦军受到不少挫折。
秦王要白起出任统帅。白起称病不去。秦王派范睢去责问白起，指出他曾带万人攻进楚国，占领楚都和楚国西境大片土地，迫使楚王举国东迁；指出他同韩、魏两军的“伊阙之战”（在今河南洛阳市南龙门附近）也是以少胜多，斩首二十四万。为什么这次秦国以强大兵力进攻弱赵，要他去指挥作战，倒反而认为难胜？白起说，当时他能破楚国，是由于楚国内部腐化涣散，群臣相妒以功，良臣斥疏，百姓离心，城池不修，守备无力，而当时的秦军则将士一心，亲如家人，士气高昂，又能就地因粮于敌，所以终成大功。伊阙之战的能够大胜，他说，主要是因为韩、魏两军互相推诿，各图保存实力，秦军遂得各个击破。而当前的赵国就完全不是这样。他进一步分析说“今秦破赵于长平，不遂以时乘其震惧而灭之，畏而释之，使得耕稼从益蓄积，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治甲兵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至于平原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民一心，上下同力，犹勾践困于会稽时也。以合伐之，赵必固守。挑其军战，必不肯出。围其国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无所得。兵出无功，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见其害，未见其利。”秦王不甘心按白起的建议，撤兵，另待时机。王陵再失利，白起又托病不出。于是秦王改派长平之战的副帅王龁接替王陵，继续猛攻邯郸。由于赵人死守，秦军围邯郸**个月，死伤众，而仍不能攻下。赵王出轻锐以寇其后，秦数不利。
赵国虽然顶住了秦军进攻，但究竟在长平大败后，人力不足，兵源缺乏。赵人保卫邯郸，打得很英勇，也很艰苦。一直到信陵君率魏军前来支援，楚军配合作战，战局才有了显著的变化。
秦军已开始陷于被动，“多失亡”。秦王又要白起带病去邯郸前线指挥秦军。白起仍然拒绝。他爱惜自己百战百胜的声誉，表示宁死不作“辱军之将”。秦王大怒，于是撤了白起的职，要他到西部去戍边。白起生病未走，拖了三个月。这期间“诸侯攻秦益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形势对秦不利。因而，秦王也就更恨白起不替自己卖命，终于逼白起自杀。白起临死前说“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然后他不无忏悔地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
《战国策·中山策》。
第三节王翦（附蒙骜）
王翦，秦王政时的名将，频阳（今陕西富平县）东乡人。生年不详，约死于公元前22 年。
公元前23 年（秦王政十一年），王翦攻破赵国的阏与，夺取九城。公元前229 年（秦王政十八年，赵王迁七年），王翦率领上党郡兵直下赵井陉（今河北井陉县西），杨端和将河内兵进围赵邯郸。赵派李牧、司马尚率军抵御。赵王宠臣郭开受了秦国贿赂，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因此改用赵葱和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李牧不受命，赵王使人以隐蔽手段捕杀了李牧，废司马尚。公元前228 年（秦王政十九年，赵王迁八年），王翦大破赵军，杀赵葱，虏赵王迁，颜聚逃走。赵公子嘉逃至代郡，自立为代王。在这年的前二年（公元前230 年），秦已灭掉韩，虏韩王安。
公元前227 年（秦王政二十年，燕王喜二十八年），燕太子以秦的势力日益逼燕，甚为恐惧，派荆轲以献地图为名，图谋刺杀秦王，秦王展图，图穷而匕首见。荆轲以匕首刺秦王，不中，被杀。于是秦王大怒，命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发兵抵御，在易水以西被秦军击破。公元前22 年（秦王政二十一年，燕王喜二十九年），王翦取燕蓟，燕王喜迁都辽东。王翦之子王贲击楚，取十余城。
公元前225 年（秦王政二十二年、魏王假三年），王贲围魏都大梁，引黄河大沟的水灌大梁，大梁城坏，魏王假投降，魏亡。
秦既灭韩、魏，俘赵王，走燕王，下一步就是对楚的问题。秦王问李信多少人伐楚可以取胜。李信说，二十万人足够了。秦王问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说，王将军老了，李将军壮勇。就派李信、蒙武领兵二十万伐楚。王翦不得用，称病回老家频阳。李信开始取得了胜利，后被楚军打败，逃回秦国，秦王大怒，亲自至频阳请王翦出山，王翦称老称病，但秦王一再恳求，王翦便说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答应了。于是王翦率兵六十万伐楚。秦王送到灞上。
王翦行，向秦王请求赏赐许多美田宅园池。秦王说，将军还愁贫穷吗？
王翦说，为大王将，有功得不到封侯，所以趁大王用我的时候，及时请园池为子孙业。秦王大笑。王翦已至关，使人回来请求善田五次。有人对王翦说将军的乞求，也太过份了。王翦说“秦王骄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全都交给我，我多请田宅为子孙业，正是让秦王以为我只图小利，而不起疑。王翦领六十万大军伐楚，大破楚师，杀楚将项燕。公元前223 年（秦王政二十四年，楚王负刍五年），攻占楚都寿春，俘虏楚王负刍，秦设置楚郡。第二年，王翦更平定了楚江南地，降服了越君，设置会稽郡。楚亡。
公元前222 年（秦王政二十五年，燕王喜三十三年），王贲攻燕的辽东，虏燕王喜，燕亡。又攻取代，虏代王嘉，赵亡。公元前22 年（秦王政二十六年，齐王建四十四年），王贲从燕国南下攻齐，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进入齐国，虏齐王建，于是齐国最后也灭亡了。秦统一了六国。
司马迁说“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王氏，自王翦、王贲以至王离，三世为秦将。秦二世时，陈胜反秦。王离奉 以下论述王翦事迹取材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者，不另一一作注。 《史记·王翦列传》作“蒙恬”误，今据《史记·蒙恬列传》改。
命击赵国之陈余、张耳于巨鹿。项羽救赵，击秦军，虏王离，秦军降。蒙氏，自蒙骜始，事秦有功。蒙骜，先为齐人，自齐事秦昭王，官至上卿。公元前249 年（秦庄襄王元年），蒙骜为秦将，伐韩，取成皋、荥阳、置三川郡。第二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公元前244 年（秦王政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公元前242 年（秦王政五年），蒙骜攻魏，取二十城，置东郡。公元前240 年（秦王政七年），蒙骜卒。公元前224 年（秦王政二十三年），蒙骜之子蒙武为秦稗将军，与王翦攻楚，大破之，杀项燕。第二年，蒙武攻楚，虏楚王。公元前22 年（秦王政二十六年），蒙武之子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擢为内史。秦并天下后，蒙恬将三十万众守北边，筑长城。后为赵高陷害，秦二世赐死。
《史记·蒙恬列传》。
第十四章荀子、韩非、吕不韦战国末年，大一统局势的形成已日趋显著。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荀子、韩非和吕不韦，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这一时代要求。
第一节荀子生平和著作荀子，名况，赵国人。时人相尊，称为荀卿。汉宣帝讳询，汉人避嫌，称为孙卿。生卒年不详，重要活动大约在公元前298 年至前238 年②。荀子是战国晚期的一位儒家大师。他的一生，跟孔子、孟子都有些相象。他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曾到赵、齐、楚、秦等国进行政治活动。他从事著述，也是在政治主张不得实现的晚年。他游历各国的具体时间，难于确考，只能根据《荀子》、《史记》等书的记载，说明大体上的时间和情况。
荀子初到齐国的时间，应在齐湣王末年，大约是公元前285 年间。据说当时是五十岁。荀子是到齐国稷下来游学。齐国都城临淄设置的稷下学宫，齐威王时已具规模，有淳于髡、邹忌等名士。齐宣王喜好、尊宠“文学游说之士”②，前来稷下学宫游学的人，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等七十六人，被授予相当于大夫的爵位③。
荀子初到齐国，正当齐湣王兵强势盛的时候。他曾经打算说服齐相，治国不能只凭权力地位，而要施行“胜人之道”，争取统一天下。荀子说“处胜人之势，行胜人之道、天下莫忿，汤、武是也。处胜人之势，不似胜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势，索为匹夫不可得也，桀纣是也。”他接着说“然则胡不敺（运用）此胜人之势，赴胜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与之参国政、正是非？如是，则国孰敢不为义矣？君臣上下，贵贱长少，至于庶人，莫不为义，则天下孰不欲合义矣？贤士愿相国之朝，能士愿相国之官，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④他又向齐国君臣告诫说“今巨楚县（悬）吾前，大燕吾后，劲魏钩吾右”，齐国如果不奋发行“胜人之道”，将有被瓜分的危险。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告诫也没有发生作用。后来，齐国果然被燕将乐毅率领燕、赵、秦、魏、韩五国联军打得大败，几乎亡国，齐湣王也被楚国的淖齿杀死。荀子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指出齐湣王“不由礼义而由权谋”，是使齐国由强转弱而至失败的根本原因。他说“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索隐》。
② 据汪中《荀卿子年表》。
《韩非子·难三》记“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据此，荀子似在到齐国前曾到过燕国，但确否难定。
②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③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④ 《荀子·强国》篇。以下，凡引用《荀子》，只出篇名。
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齐襄王复国后，学士们返回稷下。这时候，田骈一辈人都已死去，惟“荀卿最为老师。齐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记楚相春申君于公元前255 年，“以荀卿为兰陵（治所在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令。”②荀子大约在公元前255 年以前，即为楚兰陵令以前到过秦国③，会见了秦昭王和秦相应侯范睢，陈述自己的政见。《强国》篇记述荀子曾经将统一的希望寄托秦国。他称赞秦国“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范睢问他到了秦国看到什么？他回答说秦国边塞险固，地理形势有利，山川秀美，资源丰富。民俗朴素，百吏严肃认真，大官奉公守法，朝廷清明，处理政事的效率高。他认为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四代之胜，不是侥幸，而有必然的道理。但如用王者之功名来衡量，却又相差很远。他所谓王者之功名，即同胜人者之道。《儒效》篇记，秦昭王曾向荀子提出“儒无益于人之国”的疑问。荀子回答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慎地做臣子，并使他的国君尊贵。又说儒者在朝廷上当官，就会使朝政完美，在下当百姓就形成美好风俗。并说，儒家的政治能使“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人迹所到），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何谓其无益于人之国也！”荀子的答复，得到秦昭王的称赞，但却不采纳他的政治主张。正如刘向《叙录》所说荀子“见秦昭王，昭王方喜战伐，而孙卿以三王之法说之，及秦相应侯，皆不能用也。”
荀子在楚国，也因遭受谗言，得不到重用。刘向《叙录》说“人或谓春申君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孙卿贤者也，今与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谢之，孙卿去之赵。”荀子离开楚国到赵国，当在为兰陵令以后的三四年间。荀子至赵，赵孝成王待为上客②。《议兵》篇记载，荀子曾和赵国的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议论兵法。临武君认为用兵“所贵，权谋势利也。所行，攻夺变诈也”。荀子认为临武君的见解不对。用兵最根本的一条不是“诈”而是使民心一致，争取民心的归向。“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他又说“仁人之兵”，是天下的民心所向，能使“百将一心，三军同力”，从而无敌于天下。
荀子对赵国的君臣说，“招延募选，隆势诈，尚功利，是渐（诈欺）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民齐心）也。故以诈遇诈，犹有巧拙焉；以诈遇齐，辟（譬）之犹以锥刀堕太山”。从而“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 《王霸》篇。
② 春申君以荀子为兰陵令的记载又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刘向《叙录》、应劭《风俗通义·穷通·孙况》。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编年记》载秦昭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 年），“王稽·张禄死。”张禄，即范睢。范睢为秦相封应侯，在秦昭王四十一年（公元前2 年）。荀子入秦与范睢问答当在公前2 年至前255 年间。较大可能是在前255 年以前的几年内。
赵孝成王于公元前25 年至前245 年在位。荀子游赵，可能性最大是在前253 年左右。② 《韩诗外传》卷四说“孙子去而之赵，赵以为上卿。”《战国策·楚策四》亦云“赵以为上卿。”姚宏《战国策·楚策四》注云“荀子未尝为上卿，《后语》作上客，当是。”今从之。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临武军又向荀子提出“为将”、“军制”等问题。荀子议兵的基本见解，可从他跟他弟子陈嚣的问答中看出来。陈嚣问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他说“非汝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悦）喜。”荀子强调军事手段与道德政治相结合，有它合理的因素。但他过分夸大了政治影响的作用，对军事特点与作用估计不足。这或许就是赵国君臣不能接受他的意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荀子在赵国议兵的期间，春申君的门客中有人对春申君说“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故贤者所在，君尊国安。今孙卿天下贤人，所去之国，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孙卿。孙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春申君恨，复固谢孙卿，孙卿乃行，“复为兰陵令”②。
荀子的学生李斯，在去秦之前曾向荀子辞行，说秦要统一天下，他去秦国游说秦王③。荀子不满意李斯只重法术和权谋的主张。《议兵》篇记，他们师徒在讨论兵法时，对重仁义还是重权谋发生严重分歧。李斯问荀子说“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荀子生气地说你懂什么？“女（汝）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故曰凡在于军（君），将率末事也；秦四世有胜，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谓仁义之兵也。今汝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李斯所说的“以便从事”，是说怎么有利就怎么去干，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荀子认为就是不便利的便利；施行仁义，才是真正大便利的便利。荀子对李斯重权谋而轻仁义的思想，认为是本末倒置，是致乱的根源。荀子对于秦**事力量的强盛，是肯定的。但他认为政治的作用比军事力量更为根本。
《史记·楚世家》载，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38 年），春申君被杀，荀子也被免官，但定居兰陵，死后葬在兰陵。
荀子有著作传世。《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 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荀子这部著作，是批判地吸收当时一些学派的优点而特别发展了儒家思想体系。
荀子的著作在汉代皇家收藏中有三百多篇，其中大多是重复的。经刘向校定，为三十二篇，大致相当于现今流传的《荀子》。刘向《叙录》说“所校仇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交，除重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刘向所说的“所校仇中孙卿书”，当即皇家图书馆所藏的荀子著作。
书、赋见《战国策·楚策四》，又见《韩诗外传》卷四；“赋”又见《荀子·赋》；大意略同。② 刘向《叙录》。又见《风俗通义·穷通》；《战国策·楚策四》、《韩诗外传》卷四，所记亦略同，但皆不言“复为兰陵令”。
③ 《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至秦，会庄襄王卒”，约在公元前247 年。现存《荀子》三十二篇，除书末六篇系荀子弟子所附加外，大都可以认为出于荀子之手。据杨倞考证《大略》，是荀子的学生摘录和整理荀子的言论汇集而成，“皆略举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总谓之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五篇，都是荀子和他的学生“所引记传杂事”，所以放在全书的最后。
荀子的著作，从汉以后，一直不受重视。唐代杨倞是第一个为《荀子》作注的人，清代才又有人继续为《荀子》注释。清末王先谦所作《荀子集解》，对《荀子》的训诂考订和注释比较完备。近代梁启雄所撰《荀子简释》，可作为初学读本。
论天人关系荀子的思想，发展了春秋战国以来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观点，这在他论天人关系时，说得很显著。《无论》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
荀子认为只有最高明的人，才懂得把“天”和“人”区别开来。他说“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所说的“天”，不是有意志的人格神，而指的是自然界。他在《礼论》篇说，自然界的生成、变化是“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这种生成变化没有意志、目的，“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天职，是指自然界自身的职能。荀子认为自然有自己的规律，“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常道”、“常数”正表明自然界的运动有其客观必然性。他还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荀子所说的天、神既是自然，从而他反对“营于巫祝，信 祥”，否认有鬼神的存在。他在《解蔽》篇举例说，楚国夏首地方有个名叫涓蜀梁的人，既愚蠢，胆子又特别小。他在月光明亮的夜晚走路，竟将自己的影子和头发疑为鬼魅，跑到家中便吓死了。荀子接着分析，人见鬼完全是由于错觉引起的假象。当人在神志不清或是精神恍惚的时候，把无当作有，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荀子认为，祭祀也只是一种仪式，并不是因为真有鬼神。有人问“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荀子认为，自然界及其规律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的治乱与“天”没有关系，人事才是决定的力量。他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又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自然界的运行变化是有固定秩序的，不会因为尧或桀而改变。政治措施好就得吉祥，政治措施坏就会有灾难。荀子又用问答的方式来说明社会的治乱与自然界无关，决定治乱的是人事。“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蓄）积收藏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 以下凡论述天人关系不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天论》。
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
他更就自然界不常见的怪异现象来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他说“星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傥）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因此，荀子认为可怕的并不是自然的怪现象，可怕的倒是“人妖”，是人为的灾祸。他说“楛（粗劣）耕伤稼，楛耘失岁，政险失民，田薉（同“秽”，荒芜）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妖。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妖。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妖。妖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农业生产的破坏，政治的昏暗，伦常次序的混乱，都是“人妖”。这三妖如果发生，就会危及国家的安全。
在荀子的思想中，不只是社会的治乱与“天”没有关系，人的贫饥与富裕、疾病与健康、祸凶与吉祥，都是人事决定的。他说“强本（指农业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供养）备（充足）而动时（活动适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指自然灾害、变异等情况）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迫近）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
荀子承认自然界的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同时指出“人”对自然不是无能为力，“人”可以主观努力去改变自然，给人类造福。他提出了光辉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即掌握自然的变化规律而利用它，这是“人定胜天”的思想。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意思是说，推崇天而思慕它，那如把天当作物来畜养而控制它？顺从天而歌颂它，那如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荀子又说，人能充分运用自然所赋予的“天君”、“天官”诸器官的职能，正确对待自然规律，“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这就能够使天地为人类服务，而万物供人类役使。
荀子否认有人格神的“天”，把决定社会变化的力量认为是人事而不是“天”，这种观点，在当时说，无疑是进步的。但荀子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在天人关系中，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合理的。他却又主张“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这就限制了对自然客观规律不断深入地认识，也给“制天命而用之”的范围和效果带来了局限。荀子不迷信鬼神，却把祭祀、卜筮作为一种仪式或文饰，又为宗教迷信保留了地盘。
论性恶荀子在人性问题上，主张性恶论，跟孟子的性善论相牴牾。
荀子在自然观方面强调“天人之分”，在人性论方面也强调“性伪之分”。《礼论》篇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本始材朴”指人性的素质，是天然生成的。“文理隆盛”指礼义道德，是人为制作的。荀子所谓伪，是人为的意思。他认为只有人对天然东西加工，才能美好完善。但天然的东西毕竟是人为加工的基础，没有这一客观的基础作为对象，就无从加工。
荀子批评孟子的性善论不懂得性伪之分，混淆了人的本性与“圣人”制作的礼义的区分，《性恶》篇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人性天然，如同目明耳聪，是不学即能的。而礼义道德等社会规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受了教育，学习以后才有的。荀子的这种思想批判了孟子先天道德论的性善说，指明人的道德属性是社会环境教有的结果。
荀子反对孟子先验的道德观点。他的性恶论，强调人性都是天然生成的。不论是圣、愚、贤、不肖的人，本性都是一样的。他说“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他提出“涂（塗）之人可以为禹”。一个普通人只要肯学习，“积善而不息”，就可以成为象禹那样的圣人。这是因为“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社会道德）法正（政治规范）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
荀子的“涂之人可以为禹”，跟孟子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②，结论一致。对“礼不下庶人”的贵族观点来说，也都具有进步意义。但他们的出发点却不相同。孟子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先天的，因此启发人的“良知”、“良能”，就可以使人为善，以至成为“圣人”。荀子却根本否定天生圣人的说法。他认为人的道德习性系形成于社会环境教育。《劝学》篇说“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又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这种社会环境决定人道德品质好坏的思想，包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他也观察到人与动物的不同点在于“人能群（有社会组织）”。但他的认识不能从此再提高一步，把人看作是社会的、有阶级性的人。他不能清楚区分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不能明确辨别人的生理要求与人的道德品质的关系。他还是把人看作是个体的、生物性的人，他所主张的仍是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性论。
荀子批评孟子讲性善是“去圣王，息礼义”。其实，这是他对孟子的曲解。孟子的性善论并不如此，他跟荀子同样是“与圣王、贵礼义”，只是立论的基础不同。孟子的性善论是先验的。他认为人恶的品质是后天的变易。人本来都具有善性，只是“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在存有善性的“君子”中，虽则“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②而有所不同，但与丢失本性的“庶民”是根本不同的。孟子很强调“圣人”用礼义教化人民，所谓“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③。他还把“大人”、“劳心”者与“小人”“劳力”者，把“治人”与“治于人”，“食于人”和“食人”④者，严格地区分开来。荀子从人的生理机能、物质**来说明人本来是性恶的，善的品质是后 以下关于论性而不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性恶》篇。
② 《孟子·告子下》。
《孟子·离类下》。
② 《孟子·尽心下》。
③ 《孟子·万章下》。
④ 《孟子·滕文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