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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是一致的。

    孔子在对历史运动的动力问题上,特别强调贵族君子、大人物的作用。

    《论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孔子也曾注意到社会经济条件与政治、教化的关系。他说“足食,足兵, 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77 页—78 页,人民出版社957 年版。民信之矣”;对人民主张先“富之”而后“教之”。但这仍然是从统治者方面提出的问题,在历史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属于统治人民的贵族。教育思想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是说,人性本来相近,后天习学不同而相远,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他认为,“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先学习礼乐再做官的是没有爵禄的一般人,先有了官位后学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孔子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

    孔子招收弟子,没有贵贱、族类的限制,所谓“有教无类”。他说,只要给我一点见面薄礼,我没有不教诲的,“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子的学生,有的是贫贱的平民,如颜回住在陋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子路常吃藜藿之食,到百里以外负米奉养父母。孔子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苟子·大略》说“子赣(子贡)、季路(子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吕氏春秋·尊师》说“子张,鲁之鄙(小)家也。”《史记·游侠列传》说“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餍)”。曾参也是贫穷的人,《新序·杂事》说,曾子的母亲自织布。《说苑·建本》说,曾子曾亲自耘瓜。《说苑·立节》说,“曾子布衣缊袍未得完,糟糠之食、黎藿之羹未得饱。”仲弓的父亲是贱人。公冶长是曾在缧绁之中的犯人。在孔子的弟子中,有明显贵族身分的,是鲁国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②宋国的司马子牛。

    《论语》中“学干禄”、“问政”、“问从政”,议论当时的“从政”

    者的内容,和孔子称许、推荐他的弟子某人“仕”、“从政”、“为宰”,或更具体一些的官职,都说明孔子讲学的目的是培养“从政”、“为宰”的人材,而不是培养种田种菜的生产劳动者。他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子夏也说“学而优则仕”。

    孔子教育弟子有四个主要内容,“文、行、忠、信。”在文、行、忠、信里,文虽放在第一位,但行忠信却大都属于道德品质教育,实际上德育占有主要位置。孔子经常教导他的弟子要学礼,认为“不学礼,无以立。”他认为“学礼”是学习做人处世的根本。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要求弟子首先做一个符合社会标准的人,其次才是学习文化知识。孔子还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把学《诗》作为培养德行、陶冶性情、增长知识的重要手段。他还认为学《诗》能够增长政治、外交的才干。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的教育态度是“诲人不倦”。教育方法是“循循然善诱人。他很了 孔子的这一思想与他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和“生而知之者上也”的说法,是有矛盾的;但后者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孔子对“生而知之”的看法,没有其他言论可作旁证材料,孔子说他自己是“我非生而知之者。”

    《说苑·建本》。

    ② 《左传》,昭公七年。

    解弟子的特点,如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彦。”

    孔子在教学与学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教学方面,他首先引导弟子在学习上“求诸己”。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次,他主张启发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还主张因材施教。对弟子们提出的同一问题,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予以不同的回答。一次,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孔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不明白为什么一个问题,会有两个不一样的答案。孔子告诉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在学习方法上,孔子主张“学”与“习”并重,“学”与“思”不能偏废。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又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在学习方法上,他还主张“学”与“问”相配合。“子入太庙,每事问。”他称赞卫国的孔文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曾子受了他的影响,也主张“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

    在学习态度方面,孔子主张要老实,要虚心,更要勤勉。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自称是“学而不厌”,“发愤忘食。”

    孔子主张学习要去掉一些主观的东西。他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学习还要择善而从,有过即改。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第三节墨子、墨家和《墨子》书墨子的事迹墨子,名翟,鲁国人,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8 年至前37 年。他的生平事迹,由于史文的残缺,已经难于详考。《史记》没有为墨子立传,仅在《孟子荀卿列传》附记二十四字,说“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相传,墨子在鲁国,曾经向史角的后人学习;又曾受过儒者的教育,后来他发现儒家所讲的礼,如厚葬久丧,不适于一般民众的时候,便离开儒家而创立了墨家学派。墨子的出身不可考。他的思想反映了平民群众的利益。楚惠王的使者穆贺当面说他的学说是“贱人之所为”;荀子批评他的学说是“役夫之道”②。墨子的生活俭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他的弟子生活也跟墨子差不多,吃藜藿之羹,穿短褐之衣。这跟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讲究生活,大不相同。《庄子·天下》载,墨子称禹为“大圣”,“以裘褐为衣,以跂0 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墨子是个巧匠。在《墨子》书中,有许多关于生产技术、科学知识的记载,也对《诗》、《书》等古代典籍有广征博引。墨子自称“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可见,他不是贵族统治者,也不是直接生产者,而是一个有文化知识,又接近“农与工肆之人”的人物。

    墨子曾为宋国的大夫。为了推行政治主张,他还曾游历过齐、卫,屡游楚,曾到楚郢和鲁阳(今河南鲁山县),欲试越而未果,人有“墨子无煖席”③之说。

    楚惠王(公元前488 年—前432 年)年间,公输般自鲁至楚,为楚国制造舟战的器械钩拒,打败越人。他又为楚制成攻城的工具云梯,准备去攻打宋国。墨子得到楚欲攻宋的消息,便从鲁趋楚,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走了十日十夜,才到达楚都。他先以助强楚而攻无罪的小宋为不义,折服了公输般,并因以见楚惠王。墨子历陈攻宋之非义。楚王及公输般皆无言可对,但仍恃有云梯而攻宋。墨子为了在楚王面前较量城池的攻防战术,便解身上的革带为城,用木片当武器。公输般九设攻城之变,墨子九拒之。公输般之攻械尽,而墨子之守御有余,公输般失败了。公输般意欲杀墨子而攻宋。墨子当面向楚王揭穿了这一图谋,并且说,我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操持着我的防守器械在宋国城上,以待楚寇。这样,楚王只得说“吾请无攻宋矣。”

    墨子是一位富有实践精神的思想家,他主张“非攻”,不仅是止楚攻宋,还有许多行动贯彻这一主张。有一次,齐将伐鲁。墨子见齐将项子牛及齐王,说而罢之。又一次,楚欲攻郑,墨子也劝说鲁阳文君而作罢。

    《吕氏春秋·当染》“鲁惠公(鲁孝公之子,隐公之父),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

    《墨子·贵义》。本文以下引文于《墨子》的,不再一一作注。

    ② 《荀子·王霸》。

    ③ 《淮南子·脩务训》。

    鲁阳,楚邑,治所在今河南省鲁山县;文君,楚大夫。

    墨子尝遣弟子公尚过于越。越王使公尚过以车五十乘迎墨子于鲁,欲以原来吴国地方五百里封墨子。墨子对公尚过说,如果越王“将听吾言用吾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抑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糶也。”墨子不肯做违反自己政治主张的事。他不肯“义糶”,并教导他的弟子“倍(背)禄而乡(向)义”。孟子虽诋毁墨子“兼爱”的主张是“无父”、“禽兽”、“邪说”,但也不能不承认“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②墨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派。这是一个有组织纪律,具有政治性质而带有宗教色彩的团体。它的成员生活刻苦,跟贫贱者相似。《庄子·天下》说墨者“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又说“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

    墨家的首领叫巨(钜)子,由上代指定,代代相传。墨者“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主),冀得为其后世”。墨子是第一代巨子,相传为“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②。另一个巨子孟胜,为楚国阳城君守城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③。他生前所派往宋国传巨子位于田襄子的两个弟子,在完成任务后,没有听田襄子的劝阻,亦皆返楚而死。这说明墨者团体的成员对类似宗教教主的巨子,有以死尽忠和舍命行道的精神。《吕氏春秋·去私》载墨者巨子腹■居秦,儿子杀人。秦惠王说,先生年老,只此一子,我已赦免了他。腹■说“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大王虽有好意,我不可不行墨者之法。”腹■不听秦王的劝说,终于把儿子处死。这说明墨家的规约是很严格的。

    墨者巨子推荐弟子到各国去做官。做官的墨者都必须忠实于墨家的学说。如果不能推行墨家的主张,就要依据“背禄而向义”的精神,自动辞职。墨子的弟子高石子因卫国君主不采用他的意见,便辞掉“高官厚禄”,而得到墨子的赞扬。另一个在齐国做官的胜绰,随从齐将项子牛,三次侵犯鲁国,遭到墨子“禄胜于义”的责备,并使之被斥退。

    墨家有经济上的互助义务。做官的墨者,需将俸禄的一部分,交到团体中来。据记载墨子的弟子耕柱子在楚国为官,因对过往的墨者“客之不厚”而遭到非议。但不久却“遗十金”于墨子。墨家的互助还不仅限于经济方面,他们认为,“为贤之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这所谓“为贤之道”,是墨家的主张,当有墨家规约与墨者行为标准的性质。

    《墨子》墨子和墨家学派的言论,汇集在《墨子》一书里。据《汉书·艺文志》② 《孟子·滕文公下》及《尽心上》。

    《庄子·天下》。

    ② 《淮南子·泰族训》。

    ③ 《吕氏春秋·上德》。

    载,“《墨子》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从《墨子》书的体裁、内容、形式的不同来分析,作者既非一人,也有时间早晚的区别,大体可分为五类第一,记载墨子主要思想的二十三篇。《鲁问》记,墨子曾告诉弟子魏越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

    墨子提出的这十大主张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既是墨子针对当时不同国家弊病灵活运用的政治主张,又是墨子思想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墨子》书中的这十篇原来都各有上中下三篇,今缺七篇,存二十三篇。从今所存有上中下的各篇来看,文义大同小异,当系三个墨子弟子记录分别整理而汇编在一起的。

    第二,记载墨子言行的十二篇。《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五篇,体裁跟儒家的《论语》相似,当为墨子弟子记载的墨子言行,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资料。《法仪》、《七患》、《辞过》、《三辩》四篇,亦记墨子之言,但记纂成篇,当晚于上述五篇。《亲土》、《修身》、《所染》三篇,过去有不少治“墨子”的学者认为是儒家的伪窜,理由是“与儒言相近”。这一说法的根据只是这些篇中某些话好像是儒家的言词,而没有从思想体系的考察得到证明,因而很难确立。儒墨两家的时代相近或相同,所使用的语言虽有时相同而含义却是各异。正如《韩非子·显学》所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

    第三,记载墨子后学诋斥儒家的《非儒》一篇。儒墨两家齐名,但在一些重要论点上是相对立的。孔墨的后学亦互相诟毁。孟子为孔子的后学,以“能言距杨墨”为“圣人之徒”,是“闲先圣之道。”墨子的后学,也可能将非儒者作为墨子之徒,认为是在捍卫墨子之道。有人认为《非儒》篇中没有“子墨子曰”,当不是记墨子之言;又篇中所诋者为孔子及其弟子,而对反墨家最力的《孟子》却未提到,大概《非儒》写成在《孟子》以前。这个说法,理由恐还不能算是充分。

    第四,关于逻辑学、认识论和自然科学知识的记述有六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有《墨辩》之称。它们的基本思想具有墨家学派的传统,却又扬弃了如“天志”“明鬼”一类宗教唯心主义的杂质。它们的内容涉及到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问题,例如对惠施、公孙龙一些观点的批判等。《墨辩》当是后期墨家的作品。

    第五,《墨子》最后,从《备城门》到《杂守》十一篇,专门记述守御之法。墨子以善守御著称。这十一篇可能是墨家师徒相传关于这方面知识的汇编。

    《孟子·滕文公下》。

    第四节墨子的思想墨子比孔子的生活年代稍晚而社会变动较剧。他们所代表的学派和社会阶层有别,对事物的感受、态度、思想也各异。孔子向往、称赞西周制度,对“礼坏乐崩”的现象惋惜地加以批评,在客观上虽也暴露了社会矛盾,但他的态度温和,企图以“损益”、改良的办法来消解矛盾,以达到他那古圣先王的理想社会。墨子比孔子的社会政治思想激进。他揭露了战国初年的社会矛盾和贵族政治、生活的丑恶、腐朽。他凭借“先王”来增强他抨击贵族社会的力量,增强他改革理想的权威性。墨子社会政治的中心思想是“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对贵族社会政治黑暗的暴露墨子揭露了“当今之主”及贵族们奢侈糜烂的生活。他们穿的衣服,冬天要轻暖,夏天要轻凉,并有锦绣文采,金带钩、珠玉的装饰。他们吃的美味佳肴,“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列于前方一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所剩食物,冬天冰冻,夏天变得酸臭难闻。他们住的华丽宫室,有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乘坐的车、船,不仅要坚固轻快,还要“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他们“蓄私(妾媵),大国累千,小国累百。”这些“王公大人”,生活骄奢淫泆,死后埋葬奢华,还要杀人殉葬。“天子诸侯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这一切,都转嫁给老百姓,“厚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迫使民人饥寒交迫。“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阶级矛盾尖锐,“寇乱并兴,不可禁止。”

    贵族统治的社会矛盾重重,是非颠倒。“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强劫弱”、“众暴寡”、“富侮贫”、“贵做贱”。

    至于大国对小国的攻伐,墨子指出差论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车之卒伍,以攻伐无罪之国。入其边境,刈其禾稼,斩其树木,残其城郭,以抑(堙、塞)其沟池,焚烧其祖庙,攘杀其牺牲。民之格者,则刭杀之;不格者,系累而归。丈夫以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

    墨子评论说,这种“不仁不义”的行为,却被好攻伐的国君当作“仁义”来宣扬,邻国也来祝贺,还“有书之竹帛,藏之府库”,让他的子孙后代传颂、效法,使“攻伐世世代代而不已”。墨子认为这是些“知小物”而“不知大物”的人。他说今有人于此,入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姜者,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何也?曰不与其劳,获其实,已(以)非其所有而取之故。窃取了别人的劳动果实桃李瓜姜,都知道不对,而“今天下之诸侯,将犹皆侵凌攻伐兼并”,比“窃人之桃李瓜姜者,数千万矣,而自曰义也。”这是“少而示之黑,谓之黑,多示之黑谓白”,这是对黑白的颠倒。《墨子·鲁问》载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战功多)!今贱人也,亦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铭于席豆,以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其可乎?”鲁阳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观之,则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

    在这里,墨子用当权贵族的行为来跟“贱人”即被统治者的同样行为来对比,便显示出当权贵族行为的荒唐、不正当。

    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墨子主张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反对繁文缛礼、厚葬久丧,都是针对奢华的贵族生活、**的贵族统治的社会和以及空言误国的儒家思想提出来的改革意见。

    墨子说“古者明王圣人”,很注意爱民、利民,“制为节用之法”,衣食住行乃至死丧都讲俭朴。他说尧就是“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饭于土簋,啜于土形(铏)。”“群百工”所制造出来的器具,“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他说,“厚葬”包括,衣衾、棺椁、殉葬财物、修筑坟墓的富厚。“王公大人”除了奢华的丧葬,还要杀人殉葬。“久丧”,是“久禁从事”。为君、父母守丧的三年期间,有各种礼节,以至身体衰弱。墨子说,“匹夫贱人”这样做,会使身疲家困;“王公大人”这样做,会使政荒国贫。因为将已有的财物埋在地下,而又长久不生产,“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并使“出战不克,入守不固。”墨子主张,“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埋葬深度只求不发散臭味。死者既已埋葬,生者不必久哭,“疾而从事”,这对死者、生者都有好处。

    墨子认为,音乐对于人没有益处。他说,不是大钟、鸣鼓、琴瑟、竽笙的声音不悦耳,而是王公大人这样作,“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亏夺民衣食之财”,“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

    墨子主张,人要劳动,才能生存,“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但他认为王公大人跟“贱人”的劳动有区别。“王公大人”的劳动是“听狱政治”,如果“说(悦)乐而听之”,就会荒废政事,乃至导致政乱国危。“贱人”的劳动,是男耕女织,如果“说乐而听之”,就会影响生产,使财用不足。

    墨子的非乐与节用、节葬的思想有着联系。他对贵族奢侈浪费、损害人民利益的揭露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认为音乐对人们有害无益的思想则未免片面、错误。

    墨子的非命论与孔子的天命论相反。孔子以为君子知命,小人不知命。

    墨子以为“命”是从前统治者“暴王”制造出来欺骗老实百姓的。传述“命”的是被统者的“穷人”。他说,“昔者暴王作之,穷人术(述)之,此皆疑众”“命”有利于统治者统治人民大众,因而便把这一谬论散布民间,所谓“执有命者以杂于民间者众”。

    天命观是奴隶主贵族统治众人的骗术。墨子把反对命定论作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虽强劲(勤力)何益哉?以上说王公大人,下以驵(阻)百姓之从事(劳动),故执有命者不仁。

    墨子反对命定论,是在反对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怠惰思想。在他的认识里,上至王公大人,下至百姓农夫,治与乱、富贵与贫贱、饱暖与饥寒区分的关键,是能否图“强”。他说“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他说,如果人们不图强而信“命”,则暴王对他的失败就不会说“吾罢不肖,吾听治不强”,而要说“吾命固将失之。”“不肖之民”贪饮食,而惰于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于饥寒冻馁之忧”,也不会说“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而必曰“吾命固将穷。”墨子的结论是“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

    墨子虽仍承认贫富贵贱存在的合理性,但他否定贵族传统宣扬的命定论,强调人的力量,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兼爱、非攻兼爱,是墨子社会政治思想的总原则,是针对孔子仁的学说提出来的。

    兼爱,是无差别的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是对西周以来宗法礼制贵贱等差的否定,也是对儒家爱有差等的反对。

    墨子说“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他认为社会矛盾的发生,是起于不相爱。“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大害也。又比(如)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如)今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荼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这是墨子对春秋战国年间社会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描述,也是墨子反对“别”主张“兼”的依据。

    墨子所说的“兼”是“爱人利人”;“别”是“恶人贼人”。强调“别非而兼是”,“以兼为正”。他认为改变社会的原则,包括调解社会矛盾和由乱变治等,是“兼以易别”,即“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他说,士和君都有“执兼”、“执别”的不同,就是“兼士”、“兼君”跟“别士”、“别君”的区别。他说“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墨子不明了社会治乱的根源,他提出不分“王公大人”与“万民”的阶级差别都要“兼爱”、“同利”的主张,只是一种善良幻想。

    非攻,是墨子为解决当时各国间极为突出的兼并问题而发表的主张。墨子认为春秋战国年间,国家间、各国内贵族间的攻伐兼并战争都是不义的。他说,好攻伐的国君发动战争,荒废生产,耗损财物,夺民之用。“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即使胜利,也得不偿失。战败之国,遭受烧杀抢掠,损失更为惨重。

    墨子对强国攻伐、兼并弱国的残暴所作的揭露,是他主张非攻的社会根据。墨子的“非攻”主张亦见之于他的行动,上文所说的“止楚攻宋”,便是典型的事例。墨子不是无条件反对一切战争。他只反对好战国家,“攻伐无罪之国”。他认为有些征伐战争不可少。“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诛”,是顺天应人的战争。

    墨子的非攻学说,反映小生产者企望过安定生活,反对破坏生产的愿望。他虽然不可能认识到战争的阶级根源,不能科学地区分战争的性质,但在“诛”与“攻”的观念上,也还有一定的原则区别。

    尚贤、尚同尚贤,是墨子选用政治人才的主张。尚同,是他构思的各级政权组织的集中统一的指导思想,并以尚贤为基本条件。

    墨子以“民利”为出发点,说“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他主张以“众贤”的标准来代替“亲亲”标准来选拔官吏。他反对“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墨子认为“此非可学能者”,会造成“贤暴不分,功罪无别,赏罚不当”,“若此,则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墨子所说“众贤”的范围是由贵族扩大到贫贱疏远的人。墨子假借古代圣王的名义,宣传他的任贤使能的主张。他说“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他认为“王公大人”“以尚贤使能为政”,就可以实现“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

    “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口号,朦胧地反映了春秋战国年间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趋向,也标志着贵族世袭制度之趋向衰落。

    尚同,是以尚贤为条件,并把二者的根据都推到天上。墨子说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上之,不肖者抑而废之。

    墨子说“尚同”的目的,在于“壹同天下之义,”“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同)”。由“里长”、“乡长”、“诸侯国君”而“上同于天子”。不但里长以至天子须“选天下之贤可者”,而“诸侯国君”及“天子”也不能独自“一同”其国及天下之义,还必须选择其国及天下之“贤可者”为“正长”“三公”来共同从事。这可见墨子的“尚同”论是以“尚贤”论为基础的。他说这样作是由于“天下之人异议”,会造成“天下之乱”。

    墨子认为“尚同”不能以无子为止境,“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则天菑将犹未止也。”要尚同于天,就要“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也就是必须同于天之欲义恶不义;除虔诚以时“祭祀天鬼”外,还必须“听狱不敢不中,分财不敢不均,居处不敢怠慢,曰其为政长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深]厚乎其为居正长也,下者万民有便利乎其为政长也。天鬼之所深厚而能疆从事焉,则天鬼之福可得也。万民之所便利,而能疆从事焉,则万民之亲可得也。其为政若此,是以谋事得,举事成,入守固,出诛胜者,何故也?曰唯以尚同为政者也。”墨子以“天鬼之福”与“万民之亲”,同样重视。

    墨子以尊天事鬼为“尚同”的根据。他说,父母、师、君三者众而仁者寡,皆不可以为法,只有天鬼最公正无私,“故曰,莫若法天”。

    天志、明鬼墨子尊天,却激烈地“非命”,以“天志”论来取代传统的天命观,这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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