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之朱遵斌案与陈正湘3 (第2/3页)
察冀军区采取措施。人赃俱获才是最重要的。一年后才割马鞍子获取罪证。结果任何罪证也未获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令人费解。
所以在我看来，事情明摆着，聂老总对一团晋东南战斗中的朱遵斌印象不佳。对杨成武一再施加压力，要杨成武对朱遵斌采取措施。所以，聂老总的定性和催促，无疑是杨成武后来严厉处治朱遵斌的主要动因。但杨成武自从宋玉琳、朱遵斌带领一团回到一分区，在时间上一拖再拖，并没有采取任何组织措施。从9月的涞灵战役开始打一直到年底，杨成武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拖了整整四个多月，直到实在拖不过去了，才在年底对朱遵斌的问题采取措施。
杨成武认同聂荣臻对朱遵斌的评价，并不是一开始就盲目认同的，他要有一个观察过程。对杨成武来说，好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在实践中的观察过程长达四个月之久。最后杨成武认同聂荣臻的判断，主要就是一团在涞灵战役中的不佳表现。
如果在今天客观地问：当年，杨成武对朱遵斌的怀疑有合理性吗？当然有。而且有先例。杨成武怀疑朱遵斌犯经济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事出有因。因为在这之前一团也出过经济问题，而且犯错人也是老资格的红军干部。
1939年秋，杨成武、袁升平召开一分区“反不良倾向”营以上干部会议，就是将一团1938年4月-8月东征冀中期间两个私分500元法币的一团红军营级干部（一个是外号“大洋马”的教导员、一个是特派员）以严重处分。当时一团的两个领导，团长陈正湘、团政委王道邦，并没有因此承担领导责任。
1938年4月一团东征期间，陈正湘任团长，团政委王道邦，一营营长曾保堂、教导员朱遵斌；二营营长宋玉琳、教导员黄文明；三营长马辉、教导员郭延林。我一直在查找这三个教导员中是哪一个犯了经济问题，谁的外号叫“大洋马”，但未能查出。也许当时犯错的那位教导员另有其人。那位直接隶属于保卫科领导的特派员也未查出。
还有一件往事，也是杨成武怀疑朱遵斌犯有经济问题的重要动因。
1939年1月，杨成武带领一分区部队消灭狼牙山的土著军阀孟阁臣。在孟阁臣司令部老巢，现场缴获到的钱财和金银，数量之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所以杨成武猜想，朱怀冰这远大于孟阁臣的山西土著军阀被消灭，再不济，没有大量的金银财宝，几百万法币还是要有的吧？不少字哪会想到这朱怀冰如此“廉洁”，以至一团干部汇报：“有人信口开河说缴获款上十万，宋（宋玉琳团长）说十几万，马（马青山团参谋长）说二十万，朱（朱遵斌团政委）几次复信说总共五万三千多元，上缴分区四万，团里留下一万三千多，在晋东南招待开会慰劳伤病员等花掉三四千元，其余交团供给处保管。”
朱怀冰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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