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凤凰网上的一篇介绍毛主席的... (第2/3页)
既不是战争制造者也不是介入者，正一心一意地解放自己的国土台湾，结束内战，招谁惹谁啦！尤其滑稽的是，你美国对大力支持北朝鲜的苏联连个屁也不敢放，却对既没有出兵又没有挑衅的中国来劲了，无非是苏联强中国弱么！无非是欺软怕硬么！但不是蒋介石，新生的共和国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指示周恩来外长立即颁发声明，对美国的做法定了性：“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同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也很是形象地向全世界讲清了这一事理，他说：能不克不及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占领法国的科西嘉？能不克不及设想，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利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这是毫无事理的，不克不及设想的。不过对自恃世界最强实力的美国当权者来说，他们只相信强权和自己的价值观念，根本不睬睬他国的抗议。唯一的匹敌体例，也只有以实力来回敬。”可见，是美国的蛮横行为、蔑视态度和对台湾的侵略行径，深深地刺激了以为首的新中国领袖们，不与美国较量一番，不让他觉得刺猬捏捏是扎得满地找牙，它是不会服劲的，中国也是不克不及安安心心地搞建设的。那时，我们几乎没有海军，无法与第七舰队作战，于是就把战场选择在了容易阐扬我军利益的朝鲜。有一种说法，说是因为抗美援朝，使台湾到今天还得不到解放，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倒置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不是因为抗美援朝使台湾到得不到解放，而是因为美国封锁了台湾海峡促使中国抗美援朝的。
例二：看待原子弹的态度。世界上唯一一个下命令放原子弹的人，就是杜鲁门。他敢对日本放原子弹，对中国也不会例外。傍边国与美国交手后，宣布“除教训一下中国外什么都不欠他”的杜鲁门总统，却不竭听到被中国教训的消息，于是，他便放出要放原子弹的威胁。在1950年11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宣布：“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此言一出，世界大哗，英、法、德等欧洲国家马上慌了神，一些国家的议员们又是签名，又是呼吁，纷繁要求不要放。其实，对美国可能放原子弹的威胁，早有心理准备。早在离开战还有50天的9月5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九次会议上，就曾豪迈地说：“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面对这次杜鲁门要放原子弹的叫嚣，不睬他，中央也没有开会讨论，外交部都没有对外发布只言片语的回应和抗议，根本不予理睬。这位很不客气地宣布要放原子弹的杜鲁门总统，只好又很客气地把话收了
可见，的强势不合于杜鲁门的强势。杜鲁门的强是假强，表示为恃强凌弱、逞强逞能；而的强是真强，这种强是建立在对人类公平正义的追求基础上的强，是一个古老民族不畏强权、敢于战斗的强。
的世界级大政治家品格和杜鲁门的超等政客性格对比，举3个例子说明：
第一个例子：未雨绸缪，组建东北边防军。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杜鲁门就轻率地下令，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昭示了他典型的政客习气。到7月7日，仅过10天时间，就指示中央军委召开捍卫国防问题会议，决定立即调在中原地区驻守的第13兵团（下辖第38、第39、第40军）北上，与在东北的第42军和炮兵第1、第2和第8师合编为东北边防军，担负捍卫东北边防和应对朝鲜战事的任务。9月上旬，又调第50军开赴东北，使东北边防军的军力增加到5个军。这样，26万大军提前几个月就设防在中朝边疆。这是一个极富有战略预见性的决策，对来之能战、战则能胜起到了重要作用，显示了的大政治家品格。彭德怀后来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经验时，高度评价了的这一大政治家的战略远见。说：“当美帝国主义策动侵略战争时，我们即调了5个军置于鸭绿江北岸，待敌跨越三八线向我国边疆迫近时，出敌不料地给以痛击，取得第一个战役的胜利。这不但挽救了那时朝鲜人民军溃退的局面，并且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如果预先无此准备，想要凭空扭转那时极晦气极严重的局面，那是不成设想的。”这绝不是溢美之词。
第二个例子：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旗帜。现在人们往往对政治口号有一种反感，其实，一个好的政治口号，能起到很是大的激励作用，尤其是在革命与战争的年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是一个很是好的政治口号。之所以要“抗美援朝”，目的是为了“保家卫国”，使广大群众、战士对支持这场战争有了更加现实、具体的认识，在国际上也容易获得其他国家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在1970年10月金日成访华时，曾提起这个政治旗帜，说：我们“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你如果不提‘保家卫国’，他不赞成啊，他说，只为了朝鲜人，不为中国人还行啊？所以我说是为了保家卫国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卫国，要到那个处所去保，那个处所去卫”。可以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旗帜，它应时而生，顺势而起，极大地鼓舞和激励起全中国5万万同胞，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使广大士兵也认识到，那是为祖国而战，为自己年迈的父母而战，为自己的妻儿而战。广大群众也纷繁捐钱捐物，有2000多万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仅1951年一年的捐款就能够购买3700架米格飞机。抗美援朝真正成为一场全民的反侵略运动。而美国民众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有记者问，了解否、关心否，答：不开收音机。
第三个例子：师出有名，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美国虽不说理，但也要打政治牌，它给出兵朝鲜的美国以及14个仆从国参战军队起了个好名，叫“联合”。其实，美国最亲密的伙伴英国派了两个旅，法国和大都国家象征地派兵，军队主要由美国派出的。你叫“联合”，打政治牌，更擅长打政治牌，我叫“中国人民志愿军”
新中国投入的主力军队同美队作战，既要师出有名，又要使中美两国从国际法意义上不进入战争状态，这确实需要费一番心思的。开始研究出兵朝鲜的问题时，认识到，总不克不及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啊，因为你解放军可以解放台湾，但总不克不及解放到朝鲜去啊！于是他准备用“支援军”的名义。征求民主党派意见时，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先生说：“叫支援军不当。”问：“为什么？”黄说：“支援军是派遣的，谁派的啊？国家么！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说：“有事理。那叫什么啊？”黄说：“叫志愿军好。因为志愿么，就不是政府出兵，而是民间性质，是出于义愤。”叫志愿军，在国际上也有先例，西班牙内战时，著名的马德里捍卫战就有很多各国的志愿人员组成志愿军自愿到西班牙作战。于是，志愿军这个名字马上被从谏如流的所接受。事实证明，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在与美国斗争中取得了十分有利的位置，这么大的一场战争，交战双方历来没有宣战过。因为美国人找不到借口！它如果宣战，就等于认可自己是侵略者了。可见，确实是高人一筹，不愧是一位卓越的世界级大政治家。
其二，：具有探索与立异精神的哲学军事家
杜鲁门：具有一定理论素养的三军总司令
抗美援朝战争有它独有的、不合以往中国经历的战争的特点：其一，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现代战争。其二，这是一场在异国战场上进行的现代战争。它不合于国内的人民战争，有人民的直接支持，有根据地，筹粮、筹款便利，信息灵通，攻退自如，这些优势在朝鲜战场上都没有了。而美国，一直没有在本土上打过仗，在异国打仗是他的拿手好戏。其三，这是一场与世界老大在异国战场上进行的现代战争。美军是一支钢铁攒成的军队，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铁流滚滚。最可怕的，他还有100多枚令人谈之色变的原子弹。不要说中国，就是那时的老大哥苏联，就是斯大林，也是尽量避免与美国交手。现在美国仍然是世界老大，你看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哪个敢打美国啊！
可见，在那时条件下，敢和美国较量已属难能可贵，而敢打并能打而胜之，它的军事奇妙又是什么呢？它体现了什么样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呢？
这里面需要总结和挖掘的内容实在是太多、太丰富了，不单我军一直研究，就连我们的敌手美队，也一直在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57岁，几十年的战争经历，极为丰富的经验，使领导军事和指挥战争正处于最炉火纯青、最成熟的阶段，展示了高超的战争领导艺术。
一、不做办不到的事：具有立异性的战争指导原则。一生擅长的，就是做事；但他又擅长不做事――那就是绝不做办不到的事。在制定抗美援朝战争指导原则上，就很是显明地看出这一特点。在战争即将打响的时刻，为抗美援朝制定了战争指导原则和作战方针，他在10月21日给彭德怀德的电报中指出：我们“不做办不到的事”，并强调，“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这一点，成为志愿军具有指导意义的作战原则。为什么这个“不做办不到的事”成为这场战争的具有指导性的原则呢？笔者理解，这正是在中美军队相差悬殊的力量对比中得出的正确结论。不畏强敌，藐视强敌，向来是在面对威胁时作出的反应，但在与敌手过招时，恰恰相反，是力避硬拼，只做力所能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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