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百家——法家

    先秦诸子百家——法家 (第1/3页)

长期以来，理论界都将韩非当做法家。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欠妥。韩非从其学术性质上来看，应为法家。本文就谈谈对这个问题的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先秦百家争鸣存在一个法家

    理论界之所以将韩非当成法家，首要原因是不承认先秦百家争鸣存在过一个法家，既然先秦不存在法家，韩非就无可争议地是法家了。这是值得商榷的。

    应当指出，在先秦百家争鸣中，申不害曾第一个打出了术的旗号，倡导并实践了以术治国的思想。如《韩非子S定法》说“今申不害言术”；《史记S老子、韩非列传》说“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史记S韩世家》亦说“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从韩非和司马迁的记述来看，术是申不害思想的核心。

    申不害的“术治”是一种怎样的学说呢？《申子》二篇已不可尽见，我们只能从《群书治要》之《大体》残篇来窥其一斑，他说“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为人臣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疏（迹），示天下无为。”就是说，君主首先要绝对集权，抓“本”对臣下“契名责实”，表面“无为”，实际“无不为”。这就是术治的最基本要求。

    那么什么是“术”呢？“术”，今天来讲，就是策略、权术、阴谋，“以术治国”实际上就是将策略思想升华为政治思想，即有思想、有理论、有体系的阴谋政治，或权术政治。这便是法家的思相本质。

    因此，中国古代百家争鸣确曾过存在过一个法家，申不害就是其创始人。过去，理论界有人将申子当做了法家，这是不对的。申子虽也说过应当“以法治国”，但法在他思想中不占主导地位，并是前人的思想理论，而术才是他拓天荒的发明。

    二、秦汉时期对韩非思想所属的朦胧划分

    在先秦，《韩非子》产生较迟，略晚于《吕氏春秋》，早于秦统一。所以，关于韩非学术性质的问题，先秦文献都未记载，我们只能从史记来窥其一斑。我们知道，秦是以韩非学说为治国指导思想的。《史记S老子、韩非列传》载始皇在废除《吕氏春秋》后，“人或传其书（指《韩非子》）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自此，秦便以《韩非子》治国了。秦统一后，“焚书”、“坑儒”的理论根据就出自《韩非子》。二世在责备右相冯去疾等人时，开口就说“吾闻之韩子曰”（）；在责备李斯时，亦先讲“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2）。后来，李斯在向二世上的《大督责书》中，也反复说“故申子曰”；“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殉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是故，韩子曰”；“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鞅之法，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秦虽以《韩非子》治国，但也包括《申子》，李斯在文中三次称申、韩，还有商鞅。就是说，在先秦人们是将申、商、韩并为一个体系来看待的。过去，理论界只笼统地说“秦以法家思想治国”不科学，应明确为申、韩思想。因为在先秦，法家还包括《经法》、《慎子》等，这些著作秦人并不喜欢。

    汉初亦然。《史记S儒林列传》说“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所谓“刑名”，就是汉初对先秦所有谈法、术等文献的总称。然而，文帝所好的“刑名”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献可知主要是《经法》、《十大经》。这两部著作的哲学思想虽是道，但其政治思想都是法，即真真正正的法家。这里不包括申、商、韩的“形名”。景帝也好“刑名”（4），但景帝所好的“刑名”与文帝不同，即对韩有所偏重，他重用晁错就是一例。司马迁说过“晁错明申、商。”（5）不过，后来景帝很快就发现是个错误，便毅然诛了晁错，又回到文帝所好的“刑名”上来了。武帝继位，为避免“黄老之治”中的“刑名”与申、商、韩“刑名”相混，果断地采纳了卫绾的建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正式罢黜了“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刑名”，这里不包括《经法》、《十大经》之“刑名”，后来《经法》、《十大经》之“刑名”是武帝六年田蚡绌抑的。

    2先秦诸子百家——法家

    从以上分析可知，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对古代之“刑名”学说自然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经法》、《十大经》等之“刑名”，另一派是申、商、韩等之“刑名”。如果说《申子》是法家的话，那么在古人眼里，韩非毫无疑问也是法家。

    三、韩非为法家之质疑

    传统上，理论界将韩非当做法家，主要根据是韩非赞同“以法治国”，这是值得商榷的。

    诚然，韩非赞同“以法治国”。如《韩非子S有度》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知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但应当指出韩非除赞同“以法治国”，外还赞同“以术治国”，不要忽视了术在韩非时代，也是一种治国思想，而且是最先产生于韩国的治国思想身为韩国贵族的韩非，自然会受这种思想熏陶。如其《定法》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就是说，在韩非这里，术与法都是治国思想。因此，怎能片面地说韩非是法家呢？这里必须要认真分析韩非思想的主要方面到底是“法”还是“术”？

    我们知道，韩非曾认为法与术不可分。其《定法》说“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法与术不可分，是否意味着在韩非那里二者具有同等的地位和作用呢？过去，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称韩非为“法术”家，就给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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