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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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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 (第3/3页)

草堂,得暇赴成都武侯祠游览、凭吊,作了这首《蜀相》,以抒述婉惜之情。

    【原文】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春夜喜雨

    【题解】

    见《杜工部集》,作于上元二年(公元7年)春,是杜甫晚年“飘泊西南”时在成都所作。诗人在对春雨的描述之中,流露出其对春雨的喜悦之情。

    【原文】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烛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题解】

    见《杜工部集》,作于公元7年,时值安史之乱尚未平定之际。上元元年(70)春,杜甫得亲友资肋,于成都西郭外浣花溪畔盖一草堂,以安顿其家。翌年八月,草堂为秋风所破,杜甫百感交集,作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记之。

    【原文】

    八月秋高风怒号,

    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

    高者挂罥长林梢,

    下者飘转沉塘拗。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

    归来倚仗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

    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

    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

    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

    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

    【题解】

    见《杜工部集》。代宗广德元年(73)正月,史朝义(史思明之子)兵败,自缢于林中,其将田承嗣,李怀仙皆举地降。至此,河南、河北地区相继收复。时杜甫寓居梓州(今四川三台),乃作此诗。河南河北,指今洛阳一带及河北北部。

    【原文】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绝句四首(其一)

    【题解】

    杜甫的七言绝句不多,然而这一首却是中国最流行的小诗之一。它通俗易懂,平白如话,却又深含了诗人的审美理想,极受文人学者所推许,可说是以俗为雅,雅俗共赏。

    【原文】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旅夜书怀

    【题解】

    《旅夜书怀》,是杜甫离开成都,携家乘舟东下,经过渝州(四川重庆)、忠州(四川忠县)时(75年)写的。

    他早岁虽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到头来什么事都没有做成,只落得年老多病,亲朋零落,只身飘泊,置身于这样浩渺的江上,自己仿佛是天地间的一只沙鸥,飞往哪里去呢?寂寞啊,寂寞!作者的感慨是很深沉的。

    【原文】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登高

    【题解】

    见《杜工部集》,写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7)秋,时其流落夔州(今四川奉节)。古九月九有登高习俗,此诗即杜甫登高有感而作,抒写其长年飘泊、老病孤愁之感。

    【原文】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江南逢李龟年

    【题解】

    李龟年,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名乐师。杜甫年青时在洛阳曾听过他的演唱。晚年飘泊江南后,杜甫竟与乐师异地重逢。这时候距“安史之乱”以前的“盛唐时期”已经十多年了,诗人和李龟年都是晚年了,在这样的境地相逢,有回忆,有伤感。于是,诗人用非常含蓄的语言,说出了昔盛今衰的感慨。

    【原文】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相关评论

    、杜甫是个老乞丐

    古今中外,文人当乞丐并不鲜见。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925年月7日)的《闲话》里说“有人游历西班牙,他的引导指了一个乞丐似的老人说,那就是写《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听者惊诧道塞万提斯么?怎样你们的政府让他这样的穷困?引导者道要是政府养了他,他就不写《堂吉诃德》那样的作品了。”为此,鲁迅两兄弟打起了笔墨仗。鲁迅在其《不是信》中说陈西滢是“道听途说”;周作人《塞文狄斯》中说“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是有趣,不禁发了一点考据癖的痴”,最终得出结论“他的窘况确是历历如见,但似乎他那悬鹑百结的真相却终于没有人亲见,——自然他的亲戚朋友是看见的,不过不曾见诸记录。”

    不管人家塞万提斯是否真的当过乞丐,杜甫当乞丐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唐冯贽《云仙杂记S惠一丝两丝》引《浣花旅地志》记曰“杜甫寓蜀,每蚕熟,即与儿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悯,惠我一丝两丝。’”《云仙杂记》是本小书,作者也名不见经传。它的真实性,我们从杜甫一生坎坷的经历可以看出来。

    杜甫起初在长安的几年,由于得不到任用,后来加之父亲去世,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导致生活陷于困顿,他有个族孙杜济住在长安城南郊,为了叨扰一顿饭吃,他每每前去走动,但这位族孙生活也不宽绰,见长辈来了,心里老大的不乐,嘴上不好说什么,却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打井水淘米,使劲摆动水桶,把水搅得挺浑;到园中砍菜,放手乱砍一气。杜甫对此感慨万分,作《示从孙济》“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杳,且复寻诸孙。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具论。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便是遭遇“宗族”冷落后凄凉心境的表露。

    当然也不乏好友相助。有一次杜甫闹疟疾,被折腾得面黄肌瘦,头白眼花,差点要了命。大病初愈,他拄着拐杖出门散心,不知不觉来到王倚家门口。王倚见杜甫这般模样,十分同情,买肉买酒,热情地招待了他。杜甫作诗《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表示感激“但使残年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

    其实从那时起,杜甫就有意无意地过起了到处乞讨的日子。其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便是他这段长安生活的真实写照。《云仙杂记S夜飞蝉》引《放怀集》“杜甫每朋友至,引见妻子。韦侍御见而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助妆饰。”丈夫穷困,老婆自然也是一幅寒酸相,杜甫自己还不觉得,倒是客人实在看不过眼,叫夫人送了一个头上装饰品过来。

    后来杜甫被迫离开长安,流落到了到成都,一家人先是借住在浣花溪畔的一座古寺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杜甫自己有所记载“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小儿饿得实在是扛不住了,也就顾不得父子之礼,冲着父亲一阵怒吼,叫他赶快到邻居那里去讨口饭回来吃。没有办法,当过几天小官的杜甫实在拉不下面子,只好硬着头皮,拉下面子,给老乡、彭州刺史高适发出求援信“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高适从百里之外背米来接济他,邻里又送他些小菜,使他免却了无米之炊的困苦。杜甫有诗为证“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

    镇蜀的剑南节度使严武慕杜甫之名,举荐其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工部就是这样来的。朋友尹裴冕还为他在浣花溪上游选择了一块风景不错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茅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杜甫草堂。

    公元75年,严武病故后一个月,杜甫携妻儿乘船东下,离开了成都。六年后,据《旧唐书S文苑本传》“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有九。”大致情况是,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九天。当地县令用小船将杜甫救了回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过度而辞世了。

    杜甫过着近似于乞丐生活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时运不济。那今天的俗话说,就是有些背时。杜甫年轻时,不大求上进,《唐才子传》说他“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公元747年,风流天子唐玄宗诏令天下才子到京师就选,颇有些诗名的三十五岁的杜甫才兴冲冲地前往应试。然而,天不遂愿,据说是奸相李林甫害怕贤才入选不利他把持朝政,于是从中作梗,搅了局,致使无一人及第,反而上表祝贺皇帝,说是“野无遗贤”。而就在此时,杜甫曾任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的父亲杜闲去世,断绝了生活的来源,迫于生计,他不得不沿街卖药,或寄食于朋友处。这段贫困的羁旅,被他自己写进了一首题为《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诗中“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也是杜甫当乞丐的开始。尽管长安的日子苦是苦了些,但他依然舍不得放弃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不断向权贵投诗,以期引起他们的重视和任用。公元75年,他向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受到赞许,却命其待制集贤院,结果一等就是整整四年,最终还是没了下文。好不容易当了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以为自己从此就要飞黄腾达了,不料仅仅一月之后,安禄山造反,打乱了他的计划。保命要紧,大家一窝蜂地逃出了长安。公元757年,郭子仪率兵收复了京师,杜甫随唐肃宗及其百官回到了长安。这一阶段,他总算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可他不知明哲保身,偏偏要替在平乱期间老打败仗的宰相房绾说好话(因为房绾在平日里对他很关照),遂得罪了唐肃宗。公元758年5月,杜甫被降为华州司功参军,负责祭祀之类的小事,以后就再也没爬上去过。

    二是性格“褊躁傲诞”。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参与编纂《新唐书》的宋祁说的。宋祁认为杜甫的性格遗传自其爷爷杜审言,即“褊躁傲诞”。《唐才子传S杜审言》也说他“恃高才,傲世见疾”。杜审言是进士,也是诗人,还是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兄弟的座上宾。《新唐书S杜审言传》杜审言大言不惭地说过“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杜甫比他爷爷来毫不逊色,宋王谠《唐语林》卷二有所记载,杜甫曾自夸“使昭明再生,吾当出刘,曹,二谢上。”爷爷狂,人家还不得不买帐,杜甫狂,却狂得不是时候。《新唐书S文艺上》载述“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甫)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由此可见杜甫对严武是却不大领情的。见到严武,他不戴头巾,也不打招呼。有一次喝多了,发起了酒疯,他居然站到严武的宝座上,瞪着眼睛怪模怪样地说“严挺之竟有这样一个儿子啊!”人家严武是何许人也,堂堂封疆大吏,凶暴勇武,自然会心生怨恨。《新唐书S文艺上》载述“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说来也怪,要不是严武出门准备去杀杜甫的时候冠被帘钩了三次,才有人趁机告诉了他的母亲救杜甫,杜甫十条命只怕也丢了。章彝就没那么好运。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严武对自己有所帮助,但杜甫从骨子里是看不起他的,有时会自觉不自觉地表露出来。后来严武虽没杀他,但对他的接济自然也就少了,最终严武一死,杜甫也待不下去了。

    三是自视清高,高不成低不就。《新唐诗》本传说杜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仕途上,杜甫也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他自己耽误了。公元755年,四十四岁的杜甫忽然收到朝廷的一份委任状,要他去当河西县尉,主要任务是征收赋税,追捕盗贼,而且河西荒凉偏僻,杜甫觉得太苦,不肯上任。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帮了他的忙,进行了通融,朝廷转而让他当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虽然也是个芝麻官,但处于长安附近,容易交往,晋升的机会显然要多一些,于是他就接受了,总算走上了仕途。因房绾事件而降官后,本来嫌官小的他干脆不干了,拍屁股走人。当年的许多文人日子过不下去了,都可以开馆授徒靠束脩度日,杜甫不干,一心只想当官,却总不能如愿。

    北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云“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清钱谦益《〈冯定远诗〉序》亦云“诗穷而后工。诗之必穷,而穷之必工,其理然也。”“穷而后工”成语字典中对它的解释是旧时以为文人越是穷困不得志,诗文就写得越好。正因为有过乞丐一般的生活,杜甫才能够写出不少关心劳动人民疾苦的诗来,最终被人称为诗圣,客观地看文人当乞丐真的不是一件坏事。

    2、杜甫的诗

    杜甫一生写下了一千多首诗,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等。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杜甫的这种爱国热枕,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沛。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出自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这一点在不朽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例如《丽人行》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淫,然而从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描述中,作者的爱憎态度已显露无遗。

    杜诗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但却极见功力。他还常用人物独白和俗语来突出人物性格的个性化。

    在刻画人物时,特别善于抓住细节的描写,如《北征》中关于妻子儿女的一段文字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杜甫诗风多变,但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所有这一切,确立了杜甫在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上至高无上的“诗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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