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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傅青主出山祭别忠义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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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傅青主出山祭别忠义祠 (第3/3页)

往广东新会继续抗元。

    宋末帝祥兴元年(1278年)春,重庆被汉奸赵安出卖而破城,张珏遇俘死难,元军屠城,转而围攻钓鱼城(南宋四川三足——重庆府、钓鱼城、合城中的最后一个城池)。此时钓鱼城的第四任守将王立,接纳了不少四方投奔的难民,城中共有军民有十万之众。重庆府失守后(先此合城已失),钓鱼城腹背受敌。

    而此时钓鱼城的抗元形势极端困难。先是1276年至1277年两年间,合川大旱,钓鱼城内粮草缺乏,而据《元史》所记,城中已出现易子相食的情况。而至重庆府城失陷、张珏俘死,四川全境已基本已落入蒙元之手,钓鱼城实为孤城。

    此时守将王立知钓鱼城必陷,想死,下不了决心;欲降,又怕保不住全城十几万军民的性命,整日忧心重重。而其身边的“义妹”熊耳夫人看透了王立所思,向其坦白真实身份,告知其并非王姓,实为元将熊耳之妻,又系元军在成都的统帅、西川军副使李德辉之妹。熊耳夫人劝王立降元。她说:钓鱼城经历三十五年战火,已经伤尽元气,近两年来,合州连续发生秋旱,钓鱼城粮草无存,火药军械渐少,城中军民,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况且元军在1276年已经攻陷临安,宋恭帝被俘获投降,南宋大势已去,跟着陪葬没有什么意思。她劝王立投降李德辉,并许诺能请其兄李德辉保全合川十万军民性命。王立最终决定向元西川军投降,条件是保住全城百姓性命、以不杀一人为投降条件。熊耳夫人立即写密信,让王立派人送往成都。李德辉得信后大喜,告知钓鱼城欲降,请示忽必烈不要屠城。得忽必烈允诺,李德辉随即率领500人马赶赴钓鱼城受降。

    宋末帝祥兴二年(1279年)元月,钓鱼城守将王立弃城投降,元军承诺,果然未进行屠城,保全了全城十万百姓的性命。但王立弃城后,原钓鱼城守将却没有一个人乞求怜悯,守城的32名(一说36名)将军全部拔剑自刎,可谓忠烈千秋。

    同月,元兵追宋末帝于广东新会海面,太傅张世杰率领宋海军与元军决战,双方共动用军队三十万,其中宋军二十万。由于张世杰指挥失当,宋军几乎全军覆没,仅有少数舰只突围。南宋祥兴二年二月初六日,(元至元十六年二月初六,1279年3月19日),陆秀夫背宋末帝(亦称宋少帝)赵昺投海殉国,南宋亡,南宋在中国南方偏安153年的历史就此结束。而从宋理宗室庆三年(1227年)宋王朝开始抗蒙战争,直到到宋末帝祥兴二年(1279年)灭亡,川渝军民抗元战争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其中坚守钓鱼城之战有三十六年之久,在南宋抗元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傅青主言说至此,黄义明问道:钓鱼城守将王立与熊耳夫人的最后结局如何?傅青主答到:王立降后,有的蒙古贵族要求元世祖忽必烈杀王立,并引用前蒙古大汗蒙哥的遗言:“若克此城,当尽屠之!”由于忽必烈已有钓鱼城投降、不杀一人的前诺,未采纳蒙古贵族杀王立、屠钓鱼城的建言,而是封王立为封节度使,以笼络民心,该年王立28岁。为元将后,王立大败吐蕃于珍城,对元统一中华有功。此后王立又有复宋之举,被告发,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王立辞官,后被元帝赐死,享年50岁。熊耳夫人则下落不明。由于王立有降元及为元吏之举,熊耳夫人有诱王立降元之举,后世谤声不断,灵位不能入忠义祠。后世大致批评意见以为:王立为美色所惑,听取熊耳夫人建议,率众降元,丧失民族气节,其即便降元,也不当接受封赏。另一派意见则认为:王立降元时,南宋实质已灭亡,此举实挽救了全城十万军民的生命。更有为熊耳夫人说话者认为:“熊耳夫人奇女子,一封书救全城死。釜底游鱼鱼在生,千秋庙食王张比。噫吁乎!崖山一旅悲沉沦,寡妇孤儿泪酸辛。回天力乃输巾帼,羡耳吁天斫地人。”

    听罢傅青主所述,黄义明叹道:民生至贵,王立以一城之降,能全全城十万百姓之命,且有复宋之心,未可深责。熊耳夫人以一弱女子之身,确保城内军民未被元军屠城,能全全城十万百姓之命,真奇女子也,岂可以世道兴替责之。

    而事实上黄义明之叹,也始终构成后世对于此二人评价之争议。见之于文献记载:

    清初,忠义祠被兵火所焚,乾隆二十四年,合州知州山东滨州人王采珍组织人力重建,祠内仍供余玠、王坚、张珏、冉琎、冉璞五将。

    此后不久,苏州人陈大文又任合州知府,他执意在忠义祠正堂边另设左室,供奉王立、李德辉、熊耳夫人三人长生牌位。他这样做的理由是:王立牌位之所以不供正堂,是因为其开城降元,不能算“忠”,但其与李德辉、熊耳夫人保全全城十万军民性命之功却不应被忘却。他特撰碑文称:“或以(王)立降为失计”,而“所全实大哉”;并称李德辉与熊耳夫人使钓鱼城军民免于蒙元将士的寻仇报冤屠戮,“实有再造之恩”。

    时至光绪十七年(1892年),又有贵州遵义人华国英任合州知府,他在募资重修忠义祠廊舍后,又将王立、李德辉、熊耳夫人三人牌位移出了忠义祠,并怒斥陈大文之举为“不知何心!”。他将李德辉兄妹牌位移祀别室,将王立牌位清出忠义祠,并刻碑撰文申斥王立“为宋之叛臣,元之降人”,不配享受祭祀。华国英还在厅堂楹柱上撰联:

    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

    把盏而浇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竟不图王立之心。

    时至当代,有关对于王立、李德辉、熊耳夫人三人的评价,仍旧争议不息,一种意见认为熊耳夫人和王立是叛徒和民族败类,应遭唾骂。郭沫若甚至题写诗句,称熊耳夫人为“妖妇”,称王立为“贰臣”,郭诗见于其作《钓鱼城访古》,其谓:

    魄夺蒙哥尚有城,危崖拔地水回萦。

    冉家兄弟承璘玠,蜀郡山河壮甲兵。

    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

    贰臣妖妇同祀宇,遗恨分明未可平。

    笔者在此只能说是郭诗写得不错,但评价太偏。只所以持此论,是认为这位在历史上曾留下痕迹的女子,起码算不得罪人,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强调这点,是因为史事常是造化弄人,人都有不得已的时候。如果历史能上溯四百年,我同意黄义明对于二人的评价,即民生至贵,王立以一城之降,能全全城十万百姓之命,且有复宋之心,未可深责。熊耳夫人以一弱女子之身,确保城内军民未被元军屠城,能全全城十万百姓之命,真奇女子也,岂可以世道兴替责之。

    2023年9月7日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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